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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次從蒲台島反攻大陸的流產嘗試

 

旅美學人唐德剛以十六字箴言「六經皆史,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傳」概括了文學與歷史的關係。「文章西漢兩司馬」,則是古人肯定《史記》繫上等的文學作品;同樣,《邱吉爾回憶錄》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表明世人不因其內容涉及政治而貶抑其文學價值,此所謂「百家皆史,良史皆文」也。我自上海移居香港廿四年來一直鬻文為生,起初撰寫政論與專欄,繼而修纂名人傳記,近年專註於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是循著「史以文傳」這一條道路挺進的。


   兩年前,有位友人提醒我,在浩如煙海的近代史論文中,五十年代香港的第三勢力運動是一個缺門。上世紀的中國歷史,從辛亥革命,經護法、北伐、抗日、戡亂,直至中共建政、鎮反肅反、文化革命、改革開放,都各有專著專論,唯喧騰十數年的自由中國運動一直為兩岸史家忌談之禁區。蓋因第三勢力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國共之外另行扶植的一股政治力量,參與者奉洋人之命、拿洋人的錢搞政、軍合一組織,其宗旨是反共反蘇,故中共視之為不共戴天之死敵;然而它在港澳與海外又同國民黨的敵後工作爭奪資源、爭奪人才,自然也遭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抵制,結果是兩面出擊,腹背受敵。


   韓戰結束後,由於美援斷絕,第三勢力冰消瓦解,一部份人被蔣介石寬容「歸隊」,回台灣續任國大代表、立法委員者達數十人,出任國立大學教授、大型傳媒主管者亦為數不少;至於回歸大陸者,更有躋身「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者。這些人回首前塵往事撰寫回憶錄時,往往避談那一頁不甚光彩的歷史,而知情者懼於纏訟也就為「尊」者諱了。


   一九五四年冬,塞班島訓練營解散時,受訓人員被叮囑嚴守秘密,故那一段悲壯的史實迄今鮮為人知。十三年前,我有幸與塞班島受訓倖存者張一民老先生促膝長談,他說健在者尚有廿餘人,有的營商,有的筆耕。他除了詳述當年情景之外,還告訴我,第三勢力的掌門人張發奎將軍生前口述了一部回憶錄,保存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可補正史之不足。


   半年前,由於在哥大執教的張之宇、張之丙姐妹鼎力相助,我從哥大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得見該回憶錄之全豹。因為這五十萬言的口述歷史,涉及上世紀中葉我國某些政治人物的品格與私生活,更因為內容涉及韓戰時美國中情局招募香港流亡青年去塞班島受訓後空投大陸各省搜集軍事情報、組織敵後游擊戰等細節,牽扯個人恩怨政壇是非甚多,故張氏在第廿章腳註中聲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內容不得公開」。如今張將軍作古已二十有二年,第廿章及論及的文臣武將幾乎全已作古,基於隔代修世的原則,修纂《第三勢力運動史》似已時機成熟。


   第廿章英文原題為〈創建第三勢力(1950─1954)的努力以及類似的牽連(至1962年)〉。全文兩萬八千言,加註三萬八千言,共六萬六千字,似難在報章全載,姑擇其精采情節以饗明報讀者。


   五十年代的香港,扯起第三勢力旗號的,不下數十夥,盡皆希望擁戴張發奎為首領,蓋因香港一隅在地理上是屬於盟軍中國戰區範圍,原由國軍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統轄,日本投降後侵港日軍應向張發奎將軍投降,但他慨允英海軍少將夏??與中美將領共同主持受降,顧及了大英帝國的面子,故此後歷任港督都對張發奎銘感五內。一九四九年大陸易幟時,張發奎是唯一獲准攜槍抵港的前朝軍人;時任港英警務處處長的麥金托早在張發奎任廣州行轅主任時就與張建立了深深友誼,所以張發奎在蘭塘道與大坑的公館,長期享有不受搜檢的特權。據張自述「我擁有國際知名度,許多人知道張發奎的大名,他們知道我為國家效勞,永遠不會無視國家利益。」第三勢力諸團體中為首的是五二年成立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張承認有四百多會員(但在香港報名輪候去塞班島受訓的流亡軍人多達幾千人),他們多數是知識份子,在大陸是公教人員,其中還有些軍校學生,他們渴望打回老家去。只要經兩位盟員介紹,經中央執行委員會審查批准,便正式成為盟員,被就近編入各地區的小組,組員不超過十人,光香港一地就有十多個小組。小組成員只知道組長是誰,組長只知道自己所屬的地區負責人,後者則是向組織部部長負責,組織關係是垂直單線的,一旦有人被捕,也不可能暴露整個組織。盟員只知同盟名稱與最高領導人姓名,而這個領導人是享有豁免檢控權的。


   張發奎與美方掛鉤最初由他的舊識、廣州嶺南大學校長香雅閣牽線,繼由國務院巡迴大使吉賽普(貶蔣的〈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白皮書執筆人)以及東京盟軍總部代表哈德曼跟進,最後由他的舊識、陳納德麾下曾任南寧空軍基地主管的飛虎隊上校擔任日常聯絡,在中情局情報經費項目內劃撥每月一萬美元,以現金支付。「戰盟」支出分人事與宣傳兩部份:十五名中央執行委員可以月支津貼各一千二百港元,顧孟余、張發奎、張群勱自動放棄,但後者支領赴美旅費與治裝費用。組織部長任國榮、財政部長鄒安眾、政治部長周天賢、軍事部長鄧龍光、華僑部長韓漢藩、宣傳部長黃如今等月俸為六百元,副部長四百元。張國燾主辦的《中國之聲》月支兩萬,羅仁圃的《華僑通訊》、顧孟余的《獨立論壇》以及張君勱的《再生》等刊物月支六千至八千元,總計每月支出八萬港元。當時本港銀行經理月薪才四百元,如此高薪自然引起無休無止的內鬥。


   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蔣介石在台北復總統職,李宗仁心有不甘,便在美國公開宣稱,他在華南有幾十萬游擊隊均已交張發奎統率,隨時可以反攻大陸。張發奎不想打破他與港英之間的微妙平衡,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說話太魯莽,遂在報紙上闢謠,否認李宗仁的話。但是「戰盟」軍事部的鄧龍光還是有所動作的。鄧龍光介紹了他任卅五軍軍長時的麾下師長陳生來見張,坦言與其餓死在香港,他寧可回老家戰死。於是,美國人出錢買了一艘機動船,又租了一艘。陳生在港九召集了七十多個粵西南籍的流亡軍人,在新界一所牧場訓練後,前往蒲台島集合,領取了食物與人民幣假鈔,在一場暴風雨中登船開向公海。不巧美方運送武器的船舶沒有按照約定時間在公海出現,游擊隊不得不踅回。第二次嘗試仍是運蹇,一艘船在抵達國際水域前被香港水警截捕,另一艘由陳生指揮逃脫,在西貢上岸。港英當局想把被俘人員遞解台灣,張發奎向港府交涉,要求攆到澳門(當時澳門左派力量甚微)去。麥金托給他面子,釋放了所有戰士,也歸還了他們的裝備。美國人吩咐張發奎賣掉那艘船,得款兩萬多元充作這支部隊的遣散費。


   派往塞班島受訓的同鄉與同袍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四戰區長官部做過張發奎副官的遠親華秉鉞聲稱故鄉有幾百名游擊隊員準備迎接空降,於是他被派往設在塞班島的「自由中國運動軍政幹部訓練學校」接受空投與游擊戰訓練,結業後由日本茅崎基地起飛,空降在張發奎故鄉粵北始興縣青化鄉,還配備了一名報務員。剛著陸就被當地農民圍捕。兩人被押解到廣州,華秉鉞被公審槍決,罪名是「美蔣特務」。其實在一九五四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前,蔣介石與美國並無軍事合作項目,華秉鉞只能算是「美張特務」抑或「美蔡特務」。最慘的是空降海南島的卅多人,全部被俘處決,其中包括了張發奎遴派到日本受訓的幾名無線電報務員。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在塞班島上耗費一億美元(當然其中多數是美國顧問的薪俸、保險、眷屬福利費用)軍援的「自由中國運動海陸空軍總司令」蔡文治,這個親撰軍歌號召部屬「舉起我們自由之火,萬眾一心,打倒共產黨」的前國防部作戰廳廳長,忽然忘了他的口頭語「我是搞復國政治運動而不是替美國人搞情報」,竟然拒絕返台歸隊而受聘擔任美國國防部顧問,負責研究美國國防軍備。一九八○年,這位才退休兩年的美籍退伍軍人,政治立場作一百八十度轉變,應葉劍英邀請,去北京參與籌建黃埔軍校同學會,還在美國僑報發表公開信向宋美齡招降。反攻大陸的「總司令」竟變成對台統戰的馬前卒。


   張發奎回憶錄對中國現代史的補充


   張發奎在回憶錄中說:「我一直欽敬中共黨員的學識與艱苦奮鬥精神,譬如,毛澤東在井崗山的鬥爭精神是值得欽敬的」。基於這一觀念,他掌軍權時曾多次掩護中共黨員的地下活動,廣州暴動的首領就是他手下的軍參謀長葉劍英;自淞滬抗戰至國共內戰十二年間,他在麾下政工部門安插了錢亦石、杜國庠、林默涵等大批中共黨員,還將中央明令通緝的左洪濤、何家槐、麥朝樞等人資送香港。以上人等後來都身居要職,故對張發奎感激涕零。一九四八年冬,毛澤東圈定第一批四十三名「戰犯」時,張發奎就榜上無名。翌年二月他捱義氣為李宗仁抗下陸軍總司令重任,老毛才把他列入第二批「戰犯」名單,但他只做了四個月就辭職來港。所以此後四十年,中共不斷透過舊屬向他招手;他逝世後,人大委員長葉劍英還發唁電給他遺屬稱「鄉情舊誼,時所縈懷」。他一生有三次起兵反蔣記錄,然蔣介石從未依律懲處,仍舊重用他,蓋因一九二五年蔣介石率黃埔軍東征時被圍於惠州五里亭,張發奎光著身子率一營衛隊突破敵陣轉敗為勝,此後蔣氏一直感念他救駕之功。
   在張發奎自撰的〈抗戰回憶記〉中提及一段慘痛的經歷: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桂柳戰役時,美軍轟炸機十七架飛臨四戰區長官部駐地六寨鎮,把這面積不及三平方公里的小鎮化為一片火海,張發奎部下一員中將、兩員少將、八員上校、八百多校尉官兵以及六千難民都葬身火海、屍骨不存,重要物資全被炸毀,張本人僅以身免。事後查明原來是後方情報員譯電報諏⒘丘鬃g為六寨,結果美機未去轟炸日軍前鋒駐紮的六甲鎮,反而狂炸國軍駐地六寨。譯電員雖被軍法處判處死刑,但四戰區之元氣大喪,致使日冠大舉進犯貴州獨山。張發奎認為這是蔣介石瞎指揮、管理不善的惡果,因而對蔣失去信心。後來同李宗仁合作出任陸軍總司令,到香港搞第三勢力,都是這一心態驅使。然他公私分明,雖在政治上反蔣,但在私誼上對蔣十分懷念,蔣去世時他手中沒有入台證就購機票赴台闖關弔唁。對於上門勸降的程思遠,他一再表示「我是國民黨,不能向共產黨投降」。這就是雖他生前曾在《中國之聲》上撰文(由李微塵執筆)痛罵蔣介石是「毒瘤」,但蔣經國在他死後仍頒褒揚令贊他「執節懷忠」的原因。


   從張發奎回憶錄可知,第三勢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原本是李宗仁撥款二十萬港元創立的,但張發奎堅持把李宗仁與桂系勢力趕出大同盟,「戰盟」成立後也不讓李加入。因為他心裡瞧不起李宗仁──共軍南下時,李曾計劃派人去日本招募一百萬退伍軍人來華代替節節敗退的國軍抵擋共軍,他撂挑子辭去陸軍總司令也是出於不想背負引狼入室的萬世罵名。十六年後,李宗仁回歸大陸時,在北京機場發表聲明,自譴「引寇身重,甘為民族罪人國家蟊賊」,指的就是此事。一九六六年十月廿四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李宗仁這個人,不安置比安置好,無職無權好」,紅衛兵抄他家後,他在恐懼中苟延殘喘兩年余死去。據專責陪伴李宗仁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坤在千禧年二月發表的一篇 文章中披露,李宗仁回國前一年曾將一批書畫作品送回北京,聲稱是自己花十一萬美金購回的流失國寶,但文物部門鑒定結論系膺品,按當時價格頂多值三千美金。毛澤東得悉此事,立即答應給他十二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十一萬,就給他十二萬。」李宗仁拿到這筆錢,感激涕零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有外國記者在中外記者會上問李宗仁從國庫攜至美國多少錢,他說「恕不答覆」。據外界傳說,他攜美的公帑有一百多萬美金;據李宗仁部屬許高陽的太太黃紉秋披露,李宗仁帶去美國的民脂民膏,托廣東老僑投資、炒股票都蝕了本。黃紉秋還從全國政協常委劉仲容口中聽到一句周恩來語錄「李宗仁回國,還不是在美國呆不下去了!」不過,李宗仁獲准回國,是有「約法四章」的,他答應「不插手台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擺脫美國關係」後,中共才安排他回國。由此可見,中共對「第三勢力」是一直抱有戒心的。文革初期,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稱李過仁已故妾侍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的負責人,奉中情局派遣來大陸與美國戰略特務王光美聯絡,以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此案牽涉高幹甚多,成為文革大型冤案之一。李宗仁在心驚肉跳中度過他一生中最後兩年,其實他本身要負主要責任。據宋坤回憶,李宗仁回國後堅持要參觀海南島的軍事基地,在海口還問陪同軍官:空軍是否廿四小時在空中巡邏?美機是否常來?解放軍高射炮能打多高?去榆林港還探問雷達性能,見了飛機就觀察兩邊山頭。當時中共正派兵去越南同美軍作戰,此舉使接待他的軍官十分尷尬,自然也十分啟人疑竇。

張發奎的回憶錄也流露了對李宗仁親信程思遠的鄙視,稱程為「惡棍無賴」。事緣有一日,程思遠無意穿錯了另一位訪客的外套,在張府留下了自己的上裝。張發奎發現程的西裝口袋中裝著《性史》以及令人作嘔的春宮淫畫,張夫人怒道:「程思遠□個女(按:林黛)都有□大啦,重□荒唐,真系下流夾折墮!」張發奎說:「如此麻木懵懂失魂落魄,還能辦乜大事?」不久程又遺失了一份密件,還說「想不起來丟在哪裡──在渡海小輪上還是在唱片公司?」,張聞言暴跳如雷,罵程「不是個東西!文件是要他遞給黃旭初過目的,丟了也不去尋。這種人一點責任心也無,還能辦大事?若在部隊中,不槍斃也是判無期!」乃斷然將程開除出盟。程為此懷恨在心,略施小計便使「戰盟」在菲律賓、日本設立總部的計劃陸續夭折。


   回顧第三勢力失敗的教訓時,張發奎慨嘆道:「初時我崇拜偶像,認為我們必須擁戴一些名人,如顧孟余、張君勱、李璜、童冠賢、張國燾來擔任我們的領袖,靠他們籌集經費,催生一支真正的力量。抱著這種目的,我專心致志促 成他們的合作。然而,我發現,所有這些人同常人無異。我的理想幻滅了」。張君勱與顧孟余雖具良好品格,但前者眈於空談,後者膽小怕事,都不適於擔任政黨領袖。外界傳說「戰盟」中常委伍憲子悄悄訪台接受蔣介石三萬美金贈款以及中執委王同榮向調查局賣情報,使顧孟余懷疑同盟已被台灣當局滲透,再加上港府政治部對張顧二人下逐客令,致使這兩位核心人物先後退盟。剩下的張國燾也因手腳不乾凈而被淘汰。他把家裡的女傭都列到《中國之聲》的員工薪酬冊中,缺席會議也不請假,還反問張發奎「向華,為什麼你把政治弄得這麼嚴肅呢!」氣得張發奎嘆息:「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成為毛澤東,而張國燾成為張國燾了!」


   為了使讀者知曉張發奎回憶錄中各種人物之背景,我曾向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民國史研究室與台灣總統府國史館查訊,但發覺有些人物,如曾貴為立法院長的童冠賢與內政部長的彭昭賢,是兩岸官方所存傳記史料都付闕的,便只好硬著頭皮查閱幾千冊五十年代香港雜誌,包括兩千四百多期《新聞天地》、九百八十多期《春秋》、二百多期《展望》以及《大成》、《星島周刊》等等,從蟲蛀發霉的故紙堆中尋章摘句,搬字過紙,也順帶弄清楚了一些歷史疑案。


   今日的左翼文學史家喜歡指五十年代的香港文學是「綠背文學」,那麼香港右翼文化人究竟收受了多少美援呢?以名噪一時的自由出版社為例,十年出書近三百種,共接受亞洲基金會等多個機構的美援共計港幣兩千八百萬元,其中七份之一鋪了草皮,正式入賬的僅八百萬元。南天王陳濟棠主政廣東八年,利用職權大發國難財,單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兵敗時帶去香港的港幣就有三千萬元(伸今日十五億元),一九四九年離穗又帶走黃金三千多兩,為子女留學而存入美國銀行的美金達二百萬元,其妻莫秀英在香港有九十八處鋪租收入,九龍界限街的七棟帶有汽車間的花園洋房使此街有「秀英街」之稱。一九二四年孫中山罷免廣西軍閥劉震寰時,劉攜二百萬鉅款乘外輪逃往香港。共軍入桂時,廣西財政廳長韋贄唐將庫存黃金、美鈔、銀元全部運到香港,據為己有,省主席黃旭初曾將廣西流亡香港的文武官弁帶到漆咸道韋公館要飯吃,有人威脅要以炸彈與韋同歸於盡,嚇得韋贄唐遷往港島半山堅道隱居。張發奎本人,一九二七年引咎辭職時,也將中央銀行庫存廣州的八百萬銀元席捲而去,在香港與南洋開廠買地。由此可見,香港近百年不僅是國事犯的庇護地,亦是喪心錢的避風港,正是大陸的連年動亂,造就了香港的繁榮富足。香港簡明史面世已有數種,都不外乎由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各業專家分工編寫,都按各博學鴻儒自己熟諳的題材開筆,而題材敏感、資料難覓的課題,則往往乏人拾遺補闕。五十年過去了,官辦大學從一所增至十所,培育出的歷史學家可以車載斗量,卻始終不見有人為半世紀前那場轟轟烈烈的第三勢力運動編纂一部完整的《第三勢力史》,我們頭上這個財政儲備數千億元的政府,捨得花六十億港幣興建一座大型綜合監獄,捨得每年花四億元收購東江水讓它白白流向大海,捨得一擲七千萬去設立一個成本僅十幾萬的所謂中國文化網站,就是不捨得花些少錢去整理史料、重印斷版典籍──藝發局聲稱歷史與文學無關,將歷史項目推諉衛奕信基金;衛奕信基金則限定經費用於維修古廟。於是,五十萬言的《張發奎回憶錄》要由美國學者遠涉重洋來香港錄音,復在異域沉睡了數十年而長期無人問津。嗚呼!難道我們香港人只知道賭馬炒股,香港官只知道踢皮球打官腔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鄭浩中 來源:胡志偉文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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