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雲珠」，這是一個曾經在中國電影史上熠熠生輝的名字。她塑造的許多角色，已經成為銘刻在一代中國人心中永恆的經典。但誰又知道，在這些令人炫目的光環背後，卻又是一個個說不盡的辛酸的滄桑往事？

1978 年，上影廠為上官雲珠平反，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當年那麼一個紅遍上海灘的大明星，平反大會上竟連一張照片都沒有，還是電影廠用她檔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熒幕上演繹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雲珠自己的真實人生故事，纏繞著大歷史與人性之間的錯綜複雜，更令人喟然長嘆，黯然神傷。

低調平和的韋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的編輯，負責上海地區的業務，卻又經常被熟悉的電影界長輩介紹，參加電影圈的諸多紀念活動。回憶起美麗的母親，美麗的姐姐，那些經常讓韋然紅了眼圈的往事，已濾去了最初的巨痛，轉而成為一種淡淡而持久的憂傷。

母親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來信，讓我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歲，剛離開北京到山西農村插隊還不到一個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車，不知道已經支離破碎的家，又出了什麼事。

一路顛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這樣一個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親跳樓自殺。

1966 年，正在江西農村參加「四清」的母親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術。手術很成功，她身體恢復得也很快。此時《舞台姐妹》已被定性為「美化30 年代文藝黑線的反面教材」而遭重點批判，母親與導演謝晉、電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牽連。所幸那時有醫生的干預，她才被留在醫院，沒有過早被卷進那場險惡的政治浪潮。

但是兩個月後，母親又突然昏倒，檢查結果表明，病變組織轉移到了大腦。接下來她又做了一個大手術，從十幾小時的昏迷狀態下甦醒過來後，幾乎不認得任何人。直到一個月後，母親給我寫了第一封信，告訴我她已經認得300個字了。

而此時，外面的形勢變得更險惡，她參演的《舞台姐妹》與《早春二月》成了文藝界的兩株「大毒草」，母親一瘸一拐被趕出醫院。她在建國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個家，一到四層樓道的牆壁上，全是母親的名字，橫七豎八，打滿紅叉。29室的房門，也被砸得像蜂窩一樣，從上到下布滿了黑洞。

此後的兩年，對母親來說是黑色的歲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電影廠上班，所謂「上班」，其實就是要每天去牛棚報到，那時她的身體，還遠未恢復到健康狀態。在那裡學習、勞動、寫交代、受批判。

50 年代初，母親與其他文藝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澤東數次接見，這一度曾保護她免遭「右派」的命運，但「文革」一來，這卻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狀之一。出事前一天， 1968年11月22日，母親又一次被傳喚，兩個外調人員和廠里的造反派*番逼問她，要她承認參加了特務組織，並利用毛主席接見她搞陰謀。母親不承認，他們就脫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臉……回到「牛棚」時，母親的臉被打腫，嘴角流著血，目光呆滯，身體不停地顫抖。同被關在「牛棚」里的黃宗英和王丹鳳阿姨看她被打成這樣，馬上端來熱水安慰她，但母親始終一句話都沒說，只是不住地哆嗦。

當天晚上回到家裡，母親被造反派勒令寫交代。也許她實在害怕即將到來的又一場羞辱與磨難，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從四層樓的窗口跳了下去……母親的身體重重地落在樓下小菜場一個菜農的大菜筐里，當時尚有意識的母親還向圍上來的人們說出家裡的門牌號碼----也許在那一刻，她還有一種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來黃魚車把她送到醫院時，已經沒救了。後來有人告訴我，聽說菜場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衝掉了菜葉上的血，繼續賣給來買菜的人，我並沒有那麼驚訝。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這樣的舉動並不那麼不容易理解;更何況，那時候的人們，對各種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習以為常。

在母親去世後的這麼多年裡，我曾無數次想起這殘忍的一幕，我相信母親在縱身跳下的那一刻，內心一定充滿了徹骨的絕望。那時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廠給她貼了大字報，她身邊的那個男人也沒有為她遮擋一點點風雨。在我看來，很多「文革」中自殺的人，並不僅僅因為外界的羞辱、事業的中斷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與不幸，也是促使他們告別世界的原因之一。母親的內心，已沒有了一點點的溫暖與光亮，除了死，她還能選擇什麼？

那一年，母親只有4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