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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姆林宮（法新社） |
誰會相信俄羅斯主流教派東正教的牧首阿列克謝二世（相當於教皇的地位），居然是克格勃打入教會裡的最重要的間諜？(他曾被蘇聯宗教事務委員會列為最忠於國家的主教，蘇聯解體後，他又宣稱 「俄羅斯曾患嚴重的共產主義形態病。」於是這條變色龍仍然穩踞在二世的寶座上)。又有誰會相信一直擔任俄羅斯駐世界基督教協會代表團團長的尼科季姆主教，也是一位極其重要的克格勃間諜呢？如此可怕的事實叫千百萬虔誠的信徒怎麼受得了？因為這位主教以他對東正教禮儀的深深投入以及在禮拜時禱文明顯的深刻程度給許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甚至連教皇約翰保羅一世也成了他的崇拜者。本書以大量的機密檔案揭露了克格勃是如何成功地把選擇活下來的主教和牧師們全都變成了間諜，使蘇聯教會成為矇騙世界工具的驚人內幕。
如果說克格勃這三個字實在邪惡，所幸的是，它以國家恐怖手段來扼殺蘇聯人民的良知與正義的時代已經過去。遺憾的是這些令人髮指的罪惡非但沒有在地球上消失，反而在我們的祖國找到了紮根的溫床，且在成功的運作下塗上了一層又一層「聯合國人權獎」之類的美麗光環。克格勃卻沒這個本事，以諸如財色威脅等手段來使官員們冒險給它的「慈善」機構頭頭頒發一項人權獎。究竟是誰更邪惡可怕呢？誰更善於以流氓手段在聯合國的旗幟下「運作」，軟硬兼施地迫使下水的官員們就範呢？事實就是答案。如今,黨已經把絕大多數的神職人員變成了「安在羊群里的狼」，並成功地使三自教會變成了控制和摧毀中國基督信仰與自由的機器。
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命運動委員會的主席吳耀宗在《上帝在哪裡？》一書中寫到：「在一個現代人的眼目中，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像征著一切迷信，而且按字面說，他，上帝，應是一個專制魔王。」這位與神為敵的猶大，就是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在這個賣主求榮的主席領導之下的三自教會屬於什麼性質就不言而喻了。這些主的「僕人們」夢中所出現的自然不會是給他們戴上手銬的主，而是警察；因此，問：「你是誰的僕人？」的也不會是上帝，乃是上級。因為中國有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古訓，在無神論掌權者「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現實之下；「無神」自然是最大的「時務」了。所以在不可抗拒又無法改變的現實面前，主的「僕人們」多選擇了有奶便是娘的路- ---甘願充當黨的僕人----特務（秘密力量）。而且，中國滲透到海外教會和宗教團體中的特務們比起蘇聯的間諜來，幹得也毫不遜色（請見：「耶穌會對見死不救的基督徒說什麼」一文的後半部分，那僅是冰山一角）。克格勃已經惡名在外，而中國特務的罪惡則聞所未聞。因為他們更陰險狡詐，心狠手辣，殺人滅口，所以很難被揭露出來。他們鑽西方國家的法律空子，以特務加流氓手段使用殺人不見血的狠毒計謀，從事一系列不留痕跡地犯罪活動，且從未失手（如謀殺李志綏醫生）。如果說，蘇聯的高級（間諜）神職人員成功地滲透並控制了「世界基督教協會」這樣的上層國際性宗教組織的話，那麼在北美，中國的（特務）神職人員和普通信徒們連每一個40人以上的華人教會也不會放過，因為他們要隨時掌握教會的動態。
中國宗教迫害真相調查委員會 李 世 雄
200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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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特羅欣檔案
本書是在作者大量接觸了克格勃國外情報部門--克格勃第一總局的檔案後撰寫而成的。這些檔案是世界上最機密、保守最嚴密的檔案之一，此舉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迄今為止，國外情報局，即現在的俄羅斯國家情報機關，仍非常自信地認為不可能出現像（象）這樣的一本書。1996年12月德國《焦點》雜誌曾報導稱，一位前克格勃官員「帶著一份有上百名俄國間諜的名單」叛逃到了英國，國外情報局的發言人塔蒂亞娜·薩莫利斯當即嘲笑此事為「純屬胡言」。「數以百計的人，根本不可能！」她說，「叛徒可能得到一個、二個或許三個特工人員的名字--但絕不可能是數以百計的！」
雖然國外情報局用「不可能」這樣一句話輕描淡寫地使這個報導不了了之，但是事實卻遠非如此。克格勃的叛逃者帶給英國的不只是幾百人，而是遍布全球的數以千計的蘇聯特工和情報人員的詳細資料，其中一些是隱藏得很深的「特工」，他們用假的外國公民的身份做偽裝。從十月革命到戈巴契夫時代，所有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如今誰也不敢保證自己的身份沒有暴露。1992年，當英國秘密情報局幫助那位叛逃者秘密逃離俄羅斯的時候，他們不僅帶上了這個叛逃者的家屬，也帶走了六個箱子，其中裝有至1984 年他退休前十二年來，幾乎是他每天記載的關於克格勃絕密檔案的詳細材料，甚至還包括遠至1918年的檔案。這些箱子所包含的內容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形容為「有史以來從一個情報人員手中得到的最完整、最全面的情報」。
瓦西里·米特羅欣，前克格勃特工人員，1948─1984一直在克格勃總部工作，其中有近三十年是在克格勃檔案室工作，管理最機密的檔案。在他工作的最後十年裡，他不間斷地抄錄和複製克格勃的絕密文件。白天他將抄錄的文件帶出辦公室，藏在自家別墅的地板下面。檔案披露了克格勃所從事的一系列觸目驚心的間諜活動。例如：在國內，捷爾任斯基死亡之迷，托洛茨基被暗殺的經過，貝利亞是如何被赫魯雪夫殺害的，赫魯雪夫又是如何倒台的；在西方，克格勃是如何拉西方政要下水的，如何鎮壓匈牙利事件，如何撲滅布拉格之春，為何入侵阿富汗等等。大量驚心動魄的活動，不勝枚舉。以下僅是克格勃對宗教滲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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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蘇聯教會的滲透
克里斯多福·安德魯 瓦西里·米特羅欣 著
王振西 主譯
蘇聯儘管口口聲聲說宗教自由，但是它卻是第一個試圖根除神的概念的國家。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責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但在說到它的作用時也不無同情地說它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冷漠世界的愛心」。不過，列寧對宗教的譴責卻要狠毒得多：任何宗教觀念，任何神的現念（應為：觀念。為方便，選用小一號的括號，以便與原括號區分，李世雄注），任何對神的餡媚，都是無法形容的下流貨色，……最危險的下流貨色，最可惡的「傳染病」。數以百萬計的惡行、暴行和肉體傳染病都遠沒有用精巧的、精神上的、最漂亮的「意識形態」抓衣（故意）裝扮起來的神的觀念危險。
在30年代，大部分神職人員都被發往勞改營，從那兒回來的人寥寥無幾。大部分教堂的宗教標誌被拆除或污損，但是它們的圓頂形殿堂通常都保留下來，被改成了穀倉、影劇院和停車場，或轉作其他非宗教用途。經過20年的殘酷迫害，俄羅俾（斯）東正教只剩下幾百所教堂供做禮拜，但是由於在偉大衛國戰爭期間史達林需要教會的支持，它才意外地作為一個群眾團體得以復興。1943年，在中斷了門（不詳）年之後，東正教會的管理中心──莫斯科大牧首正式重建。在40年代餘下的時間裡，東正教徒收回並煞費苦心地重建了數千所教堂。
東正教會為恢復活動付出了沉重代價。俄羅斯東正教會事務委員會（後來的宗教事務委員會）與內務人民委員會及其後繼機構密切合作，確保東正教會對國家俯首帖耳。不管是牧首阿列克謝一世還是在東正教教階中排名第二的克魯季茨克與科洛姆納的都主教尼古拉，都參加了創建於1949年的蘇聯統戰組織世界和平理事會，並作為影響間諜受到了克格勃的高度評價。1955年，阿列克謝宣稱：俄羅斯東正教會支持我國政府完全致力於和平的外交政策，這不是因為東正教會所謂的缺少自由，而是因為蘇聯的政策是公正的，並符合東正教會宣揚的基督教思想。
東正教會在另一個統戰組織基督教和平會議（相當於：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創建中也發揮了主要作用。該會議創建於1958年，總部設在布拉格，試圖進一步動員全世界的基督徒支持蘇聯的「和平政策」。1960年，在基督教和平會議第二次大會上，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代表人數超過了來自蘇聯集團的代表，而且大多沒有意識到這是莫斯科所做的精心安排。
1961年，經克格勃同意，東正教會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協會。而此時卻是赫魯雪夫殘酷的反宗教運動正酣之際，這場運動關閉了許多重新開放的教堂、修道院和神學院，並解散了半數東正教教區。與此同時，克格勃還在千方百計地加強它對殘存的教堂的控制。據1961年一道克格勃密令稱：有6 瓜（百）多人正在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兩所基督教學會和五所基督教神學院學習。為了克格勃的利益，必須利用這些人。我們必須在這些基督教培訓機構的學生中打入我們的人，以便他們能最終影響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內部局勢，並向教徒們施加影響。
1962年，克格勃第工總局局長奧列格。米哈伊洛維奇。格里巴諾夫將軍報告說，在此前的兩年裡，克格勃的「可靠人員」已經打入了莫斯科牧首公署、天主教教區和亞美尼亞的格列高利教會以及其他宗教團體的領導崗位。他預言，這些人將有可能把殘存的「反動東正教泰斗」趕下台來。
既然派往世界基督教協會的俄羅斯東正教代表是經克格勃和宗教事務委員會精心挑選的，那麼他們（通常憤怒地）否決所有關於蘇聯迫害東正教會的報告也就不足為奇了。據克格勃1969年8 月的一份報告稱：間諜阿爾塔爾、斯維亞托斯拉夫、阿達曼特、馬吉斯捷爾。羅辛和澤姆諾戈爾斯基前往英國參與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這些間諜設法阻止了敵對活動對蘇聯宗教迫害的公開批評……
在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坎特伯雷會議上，最重要的間諜是俄羅斯東正教代表團團長，都主教尼科季姆（間諜阿達曼特）。他在東正教會領導集團中平步青雲，這本身就明白無誤地證明了克格勃的認可。1960年，年僅31歲的尼科季姆成為基督教界最年輕的主教。一年後，他被推舉負責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對外聯絡部，1964年被任命為列寧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帶頭活動，力保1969年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致會員教會的信中既不提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也不提及蘇聯集團對宗教的迫害。據《教會時報》的一篇報導稱：就信件文本達成共識的過程不無戲劇性……當星期四，8 月對日，開始討論第三稿時，主要的批評者是列寧格勒都主教，大主教尼科季姆。……接著該俄羅斯領導人扔下了一顆炸彈：「……如果不考慮進行某些對我們來說必不可少的修改，我們將不得不在神聖教會會議上拒絕接受此信，不把它發送給我們的教會。我很抱歉使用如此尖銳的詞句。」……星期五上午，在比較友善和輕鬆的氣氛下重新修改文稿後，俄羅斯領導人的怒氣明顯平息了下來，最後稿很快就通過了。
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達成的一項主要倡議是，呼籲會員教會「儘可能全身心地投人到消除各種形式的種族主義的鬥爭中去」。在歡迎反對種族主義運動的同時，《教會時報》也對世界基督教協會未能觸及「嚴重違背人權的行為」以及未向被壓迫者提供幫助深感遺憾：「布拉格之春就是個明顯的例子」。
克格勃報告說，在坎特伯雷大會上，它的間諜還順利地「把間諜庫茲涅佐夫安插在世界基督教協會的一個高級職位上」。間諜庫茲涅佐夫就是阿列克謝。謝爾蓋耶維奇。布耶夫斯基，他以居士的身份在尼科季姆領導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對外聯絡部擔任秘書。自 1946 年進人該部以來，布耶夫斯基曾陪同所有重要的俄羅斯東正教代表團出訪，並會見過到莫斯科訪問的外國教會中最重要的來賓。在整個70和80年代他積極參與了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幫助起草了有關國際問題的政策聲明。
1973年，布里斯托主教告訴《教會時報》說，在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的130 名委員中，42％是西方人，28％是東正教（主要是俄羅斯人），30％來自第三世界（主要是非洲）。俄羅斯東正教和第三世界的主體認為，西方人「首先是『殖民主義』的代表，而且這個詞具備了該詞所包含的感情上的言外之意」。克格勃派到世界基督教協會的間諜成功地勸阻該會不要嚴重關注蘇聯集團對宗教的迫害，並說服它轉而密切注意西方帝國主義的罪惡。1975年，蘇格蘭聖公會的理察。霍洛韋牧師在世界基督教協會奈洛比大會上說：我注意到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蘇聯絕不能受到公開批評。但是眾所周知，蘇聯在侵犯人權方面名列前茅。這似乎不夠公正。我認為這一傳統應該結束了。蘇聯應該與我們這些來自白人新帝國主義的人一道向公眾懺悔。
1989年末，中心聲稱，在秘密實施「經克格勃領導層批准的一項計劃」後，「世界基督教協會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通過了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政治方向相一致的公開聲明（八項）和公告（三個）」。
受派遣去執行訪問外國教會領導人任務的東正教領導集團成員，毫無疑問都經過克格勃的認可，他們始終堅稱蘇聯教徒享有宗教自由。1975年1 月，克魯季茨克與科洛姆納的都主教尤韋納利繼承了他的表哥都主教尼科季姆職務，就任牧首公署對外聯絡部週遊世界的主席一職，他去英國參加了新坎特伯雷大主教唐納德。科根博士的加冕儀式。在BBC 世界服務欄目的訪談中，尤韋納利譴責了英國「某些圈子」包括英格蘭教會的某些人，用一種偏見和片面的觀點看待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傾向。在與科根博士的一次私下會晤中，他就《教會時報》上有關俄羅斯宗教迫害的「無禮」
新聞報導對該報進行了攻擊，並譴責由安立甘宗牧師米歇爾。波爾多領導的研究共產主義國家宗教的世界主要研究中心「凱斯頓學院」是「反蘇聯的」。儘管彬彬有禮，但是科根博士比世界基督教協會中的大部分西方委員要強硬得多。讓尤韋納利不敢相信的是，大主教耐心地捍衛了《教會時報》的獨立性以及凱斯頓學院的公平思想。兩年後在訪蘇聯期間，科根博士惹惱了東道主，因為他脫離了預定日程，訪問了莫斯科的猶太教堂以及監禁的浸禮宗牧師格奧爾吉。文斯在基輔的會眾，並領唱聖歌「他將成為勇士」。
牧首公署對外聯絡部的克格勃間諜僧侶約瑟夫。普斯托烏托夫，在與西方教會會面時經常被作為影響間諜使用。此人被招募於1970年，時年26歲，代號耶紹連科。在隨後的幾年中，他被派執行出訪荷蘭、西德、義大利和法國的任務。1976年，他被任命為俄羅斯東正教會莫斯科牧首公署駐基督教和平會議布拉格總部的代表。為了提高他在宗教界的地位，他在布拉格情報站的指導員葉夫根尼。瓦西里耶維奇。梅德韋傑夫經常安排邀請他出席由蘇聯大使舉辦的使館招待會。
如果把在東正教會和世界基督教協會中的克格勃間諜及其線人都簡單地視為沒有真正宗教信念的不擇手段的野心家，那未免過於簡單和不公平，儘管有少數人可能真是這樣。大多數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很可能認為除了接受國家安全機構的某些要求之外別無選擇。70年代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的牧師之一，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甫後來宣稱：100 ％的神職人員被迫在某種程度上同克格勃合作，傳遞某種信息，否則他們早就被剝奪了在教區工作的可能性。
不過，確實有一少部分人成功地頂住了克格勃施加給他們的所有壓力。1991年12月，蘇聯解體前不久，克格勃最後一任副主席阿納托利。奧列伊尼科夫告訴一名採訪者說，在克格勃找過的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中，有15％至20％拒絕為其工作。頂住了克格勃所有壓力的少數無畏者不可避免地被剝奪了晉升的機會。東正教會中因與克格勃合作而受傷害最大的部分是它的領導集團。
不過，如果把領導集團對克格勃表現出來的尊重簡單地理解為個別主教的道德缺陷那就錯了。東正教會受到數百年之久的東正教精神傳統的強烈影響，它強調對神和帝王的順從。革命前，聽命於沙皇一直被認為近乎是一種宗教義務。東正教會傳統上起著國家部門和救世嚮導的作用。一直擔任俄羅斯東正教駐世界基督教協會代表團團長的列寧格勒都主教尼科季姆，以他對東正教禮儀的深深投人以及在教堂禮拜時禱文明顯的深刻程度給許多西方基督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1978年在訪問梵蒂岡期間突然去世，在尼科季姆的崇拜者中包括教皇約翰。保羅一世，在他因心臟病去世時他一直陪著他，後來他說在他們會面期間他使用了「我所聽過的有關東正教會的最美麗的詞句」。但是尼科季姆不光是苟安於他對所謂蘇維埃權力的屈服，而且還是個克格勃間諜。他的私人秘書和心腹尼古拉。利沃維奇。采爾皮茨基也是如此，他於1971年被發展為間諜，代號弗拉基米爾。
宗教事務委員會1974年的一份報告把東正教主教分為三類。
第一類用言行表明不但忠於而且熱愛社會主義社會；。信守有關宗教信仰的法律，並以同樣的精神教育教區神職人員和教徒；很現實地理解到我國對宣揚宗教與教會在社會中的作用不感興趣；而且基於以上認識，沒有表現出在人群中擴大東正教影響的任何特別的積極性。
這一類主教中有1971年接替阿列克謝一世的牧首皮緬，還有1990年接替皮緬成為牧首阿列克謝二世的塔林與愛莎尼亞的都主教阿列克謝。他們都因公開讚揚蘇聯領導人而令人作嘔。皮緬甚至聲稱要認識安德羅波夫「崇高的精神實質」，而安德羅波夫是他擔任牧首期間迫害宗教界持不同政見者的首要分子。安德羅波夫去世時，皮緬宣布他將永遠「衷心感念」他對「我們教會需求無微不至的理解」。
和牧首阿列克謝一世一樣，皮緬作為克格勃蘇聯「和平」宣傳的代表，喋喋不休地為勃列日涅夫「對國際和平運動中的偉大貢獻」歌功頌德。1976年2 月，他、都主教阿列克謝和其他神聖教會會議的都主教「因俄羅斯東正教會在為和平、安全和友誼的鬥爭中進行的豐富多采（彩）的活動」而獲得了蘇聯和平基金的特別獎。一個月後世界和平理事會授予牧首一個類似的獎項，以慶祝其成立25周年。1977年6 月，在克格勃的幕後組織下，皮緬在扎戈爾斯克主持了一個題為「為了永久和平、裁軍和國家間公正關係的宗教工作者會議」，吸引了來自107 個國家代表世界所有主要宗教的663 名代表與會。大會通過了皮緬提出的呼籲，宣布到2000年的這些年是「為和平而鬥爭的時期」──在克格勃看來，這樣就預先排除了梵蒂岡可能率先發出類似呼籲的危險。一個月後皮緬「因捍衛和平的偉大愛國活動」而被授予紅旗勳章。
宗教事務委員會於1974年確定的第二類主教是那些儘管忠於國家並「正確」遵守宗教信仰法律，但希望「加強東正教會在個人、家庭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並為神職辦公室挑選積極支持東正教虔誠的年輕人」的主教。都主教尼科季姆儘管在世界基督教協會等處被用作影響間諜，但卻被納人第二類主教，這可能是因為他過於狂熱地鼓動獻身宗教事務。第三類主教（剛好不到總數的1 ／3 ）是那些儘管沒有做出可能導致他們離職的公開挑釁，但「在不同時候曾試圖逃避有關宗教信仰的法律約束」的主教。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引起全世界公眾注意的是東正教會內部分歧的首次外露，那是被逐出教門的祭司格列布。亞庫寧神父和居士列夫。雷格爾森向1975年11月在奈洛比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協會第五次大會發出的一個呼籲，他們呼籲支持蘇聯宗教迫害中的受害者──迄今世界基督教協會會議上的禁忌話題。當一名瑞士代表提出關於「裁軍、赫爾辛基協議和宗教自由」的決議應包括以下聲明時得到鼓掌歡迎：世界基督教協會關注對宗教自由的限制，特別是在蘇聯受到的限制。大會敬請蘇聯政府認真履行赫爾辛基協議中的第七項原則──宗教和其他自由。都主教尤韋納利抱怨這一提議有違基督教的仁愛精神。文件起草委員會中的一名克格勃間諜，阿列克塞。布耶夫斯基（庫茲涅佐夫）「本著兄弟友愛、相互理解和共同參與的精神」，提出了一個表達方式，不專門點蘇聯的名，但「承認歐洲不同地方的教會，生活和工作在非常不同的環境和傳統下」。
世界基督教協會秘書長，西印度美以美教派的飛利普。波特博士，應要求就所有赫爾辛基條約簽字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準備了一份報告。《泰晤士報》將世界基督教協會的決議解讀為「教會對蘇聯制約的規避」。
但在譴責西方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時就沒有這些支支吾吾了。大會的主旨發言人之一，紐約協和神學院的羅伯特。麥卡菲。布朗博士承認，作為一名美國中產階級男性白人，他的身上體現了「種族主義、性別歧視、階級歧視和帝國主義」的罪惡。在試圖避免「語言上的帝國主義」時，他轉而開始說西班牙語，這迫使大部分聽眾抓起他們的耳機，以便可以聽到翻譯成帝國主義英語的發言。世界基督教協會拒絕考慮非白人種族主義，比如1972年烏干達驅逐亞洲人，導致一些英國代表的抗議和退場。這促使波特博士評論說：「不論英國人走到世界的什麼地方，他們都建起了種族主義制度。」大會結束時，經過蘇聯統戰組織──基督教和平會議的遊說，才確保都主教尼科季姆（間諜阿達曼特）當選為世界基督教協會六主席之一。
如果安德羅波夫和克格勃領導人多少還記得通常俯首帖耳的東正教會中少數持不同政見的大膽之徒帶來的「意識形態顛覆」的威脅的話，他們就會對奈洛比大會的結果相當滿意了。實際上，雖然世界基督教協會對亞庫寧和雷格爾森的呼籲的反應很溫和，卻還是惹惱了克格勃總部。儘管波特博士的西方批評者抱怨他「公開反西方和反資本主義」，但克格勃卻聲稱他實際上具有「反蘇傾向」，並「以其有關蘇聯缺乏良心自由的煽動性言論而聞名」。儘管在內歲畢大會兩個門前給波特精心安排了一次蘇聯宗教機構之旅，但他卻未能抵擋住亞庫寧和雷格爾森憤怒、尖銳的批評。基輔與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在會後告訴一名蘇聯新聞記者說：我們對世界基督教協會領導人對我國和俄羅斯東正教會先入為主的成見深感遺憾。順便說一下，世界基督教協會秘書長波特先生去年9 月曾到我國訪問過，他親眼看到教堂和修道院都是開放的。他在蘇聯時參加了大禮拜，並說他在訪問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期間，在如此虔誠和幸福的環境中總是充滿愉悅。因此，他在大會上隻字不提他對蘇聯包括烏克蘭的訪問，令我們既奇怪又驚訝！
中心從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尉L 會教徒和蘇聯其他基督徒那裡組織了潮水般的信件湧向忘恩負義的波特博士，抗議所謂的他對他們的敵意。它還試圖策動英國、敘利亞、黎巴嫩以及蘇聯的「知名宗教人士」對波特進行公開批評。克格勃更進一步的積極措施包括：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一書，並製作了一部電視記錄片《蘇聯的宗教自由》，二者都涉及一名很可能說英語的、代號「K 」的間諜（米特羅欣的筆記沒有指明此人的身份）。此外還企圖以各種方式「陷害」波特本人，甚至──很可能通過世界基督教協會內的克格勃間諜──建議撤換其秘書長一職。來自莫斯科慰眾堂的主教基普里安（間諜西蒙諾夫），在訪談時譴責了「所謂蘇聯迫害教徒的胡言亂語」。
克格勃對奈洛比大會上出現的暫時尷尬局面做出的可笑的過激反應，以及波特博士對此事的處理，在波特博士1976年8 月致世界基督教協會中央委員會的關於赫爾辛基條約簽字國內宗教自由進展情況的報告中有詳細陳述。他的長篇大論隻字未提蘇聯集團內的宗教迫害，儘管凱斯頓學院及其他人提交了大量詳實的證據。然而，
波特博士卻堅持說；「歐洲和北美的教會必須意識到歐洲和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稱霸所造成和遺留下來的問題」。
在中心看來，在勃列日涅夫時代，東正教會內部最嚴重的公開對抗行為是1976年12月由神父格列布。亞庫寧、執事瓦爾索諾菲（海布林）和一名居士維克托。卡皮坦丘克創建的「捍衛蘇聯教徒權利基督徒委員會」。經與赫爾辛基監督委員會協商，該委員會宣稱其宗旨是幫助所有階層的教徒「根據他們的信念行使他們的權利」。
中心報告說：「亞庫寧及其同夥正在從事反蘇聯現制度的活動……公開聲稱要在俄羅斯進行一場全國性的宗教復興運動，替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該委員會在宗教狂熱分子中有一張廣泛的通訊網；他們是向境外提供有關蘇聯教徒情況的主要來源。
為了造成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分裂，並建立一個反蘇的新東正教會組織，基督徒委員會發起了一場運動，指責忠於蘇聯的神職人員不配捍衛教徒的利益。使克格勃震驚的是，截止到1980年，西方已經出版了基督徒委員會獲取的11卷俄文文獻，共計1189頁。
克格勃最終還是通過分化、特工滲透和迫害等傳統手段取締了基督徒委員會。
五局斷定該委員會的締造者中最脆弱的是執事瓦爾索諾菲。在加爾金（東正教會中一名身份不明的間諜）的協助下，瓦爾索諾菲於1978年初被派往弗拉基米爾地區的一所教堂，該教堂的牧師沃爾日斯基是一名老克格勃間諜。由於發現難以與亞庫寧和卡皮坦丘克保持聯繫，瓦爾索諾菲辭去了基督徒委員會的職務。根據瓦爾索諾菲的檔案記載，沃爾日斯基把他介紹給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精神病醫生（也是一名克格勃間諜，代號布爾金），後者說服他相信自己患有一種神經疾病，應該放棄基督徒委員會委員資格，以便減輕他所受的壓力並防止病情進一步惡化。克格勃聲稱，勸誘瓦爾索諾菲「放棄政治活動，並把精力集中在利用各州檔案材料進行神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上」是它的功勞。在他從事檔案工作的時候，另一名克格勃間諜，代號斯皮蘭斯基，成功贏得了他的信任並據說「促使瓦爾索諾菲放棄了做蘇聯教徒發言人的念頭」：最終他被說服致信全俄牧首皮緬和俄羅斯東正教會高層人士，為他所造成的損失表示歉意。
1978年9 月28日，中心秘密下發了關於「在與外國神職中心和東正教會群眾及教派中的敵對分子進行的顛覆活動的鬥爭中強化間諜工作的措施」的克格勃第00122號令，這份冗長的文件，既反映了克格勃對陰謀理論的熱衷，也反映了它擺脫不了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顛覆活動」。它還在發火時無意中向受到迫害的教徒們的勇氣及其信念的活力表示了敬意。米特羅欣有關第00122 號令的筆記包括如下內容：關心蘇聯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權利的幌子下，帝國主義情報機關和外國反蘇中心正組織意識形態顛覆活動，旨在動搖蘇聯社會的道德和政治統一，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他們企圖毀壞蘇聯及其社會制度的信譽，鼓動宗教組織與國家對抗，鼓勵反蘇地下教派組織的出現。在境外的鼓動下，敵對分子已經開始了積極的組織活動和挑釁活動，他們在教派內部組織非法集團和組織，設立印刷出版機構並與外國神職中心建立聯繫。
根據1975年5 月克格勃高級幹部會議的指示精神，必須在國際宗教組織中採取行動強化活動陣地、揭露和打擊其領導人、官員和神職中心代表。有經驗的可靠的間諜已經打入了某些教派組織的領導圈，發現。防止和打掉反蘇地下神職組織中的敵對分子的顛覆活動的措施越來越有效；進一步加強進步宗教人士的地位，確保他們積極參加和平鬥爭以及其他政治活動。
然而，所採取的行動仍然不能滿足當前時代的要求。在克格勃工作的某些方面，形勢仍很緊張。把教徒，特別是年輕人從敵對分子的影響下解脫出來的工作仍很薄弱。在持不同政見的浸禮會教徒、天主教和東儀天主教教徒、五旬節派教徒、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教徒、耶和華見證人和非法的穆斯林神職人員的領導層中，間諜的地位還很低。
蘇聯克格勃委員會決定如下：l ，提高與帝國主義情報機構、境外神職中心和國內敵對分子在宗教掩護下進行的顛覆活動針鋒相對的間諜工作的水平。基本任務是適時發現、預防和打掉敵人在宗教掩護下鼓動的反蘇活動、建立敵視社會主義制度的宗教組織，並將教徒誘騙到他們的影響之下的活動。
2 ，克格勃第一總局、第二總局和五局要偵破有證據證明被敵對專門機構利用的外國反蘇神職組織，並就偵破和切斷顛覆渠道、發現並截聽宗教掩護下的敵對分子的通訊渠道提交提案。
3 ，五局和克格勃地方機構要採取步驟，打掉蘇聯最大的宗教組織──東正教會旨在動搖對蘇聯的忠誠和破壞社會秩序的敵對活動；要防止有敵對傾向的個人向東正教會的領導層滲透；1978－1980年，要採取步驟強化克格勃在東正教會組織機構（都主教省區、主教管區、教區、修道院和教育機構）中的地位，提高間諜的數量和質量，並打擊和剷除反動分子和反蘇分子捍衛教徒權利基督徒委員會為保護自己兔遭克格勃滲透，採取的一個作法是，每次活動採取小規模，決不超過四人。但在1979年5 月，瓦西里。豐琴科夫神父加人進來，沒有人知道九年前他已經被五局發展為間諜，代號「朋友」。據他的檔案記載，「他參與了（東正教會內）特定人物的培養，執行任務自覺，有主動性」。自1972年起，豐琴科夫擔任扎戈爾斯克神學院的講師並在莫斯科牧首公署外事處任職。
在1976－1977年，他擔任東柏林聖塞爾吉教堂的牧師和牧首中歐教區雜誌《東正教之聲》的編輯。他與外國教會的聯繫有助於把自己推薦給毫不知情的基督徒委員會的同事們。
克格勃打擊東正教會內部公開持不同政見者的運動在1979－1980年達到頂峰，逮捕了若干主要的持不同政見者，其中就有格列布。亞庫寧神父，他後來被判人獄或被說服懺悔。大概是為了保護其偽裝，豐琴科夫也被傳訊接受克格勃的審問，
並發表了一項聲明說他受到了逮捕的威脅，但並未被起訴。在1980年3 月訪問西德期間，沃洛科拉姆斯克大主教皮季里姆（間諜阿巴特）不同尋常地宣稱「不存在大規模逮捕」。克格勃打擊持不同政見教徒的第一個重大勝利，是說服有號召力的莫斯科牧師德米特里。杜德科神父於1980年6 月在蘇聯電視上進行了一次公開懺悔，他的罪名包括呼籲追認蘇聯時代的東正教殉教者為聖徒。杜德科被一名特別有經驗的克格勃審問員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索羅金說服了，不再進行抗拒，並把後者視為「我自己的兄弟」。他後來說，他曾經希望他的部分懺悔，如他譴責「卡特政府的窮兵黷武」能被看出是克格勃在借他的嘴說話。但他的聲望卻再也未能完全恢復。
亞庫寧毫不認錯。審訊他時只有他的妻子被允許旁聽。家庭其他成員和朋友以及西方新聞界都被拒絕人內，然而據一記者稱，一些被克格勃挑選來的「衣冠不整的粗魯的年輕人」卻被允許進人法庭。大概是為了保護其偽裝，豐琴科夫也在其中。
那些被傳喚出具亞庫寧有罪的證據的人包括東正教會內的若干克格勃間諜，其中有約瑟夫。普斯托烏托夫（耶紹連科）──莫斯科牧首公署駐基督教和平會議布拉格總部的前代表，他舉證了基督徒委員會的工作造成的有害的國際後果。亞庫寧接受了五年監禁加五年內部流放的判決。他說「我感謝神這次對我的考驗。我認為它是一個巨大的榮譽，我作為基督徒高興地接受它」。英國基督教協會向勃列日涅夫發出呼籲，敦促法庭重新考慮其判決。然而促使世界基督教協會發出類似呼籲的努力卻石沉大海。
在1983年溫哥華大會前，世界基督教協會的規則有一處變化，這一變化確保克格勃不會再遇到七年半以前在大會上討論亞庫寧和雷格爾森的來信時的尷尬局面。根據大概是世界基督教協會中的克格勃間諜提出的新規則：集體或個人向世界基督教協會提出干預的呼籲，如果沒有代表或會員教會的支持，大會不得執行，但將由世界基督教協會秘書長進行處理。
溫哥華大會期間，因撰寫十月革命後教會野史而被革除俄羅斯東正教輔祭職務的弗拉基米爾。魯薩克發來一封公開信，呼籲大會代表「停止把蘇聯代表宣傳性的聲明作為」有關蘇聯宗教的「唯一的信息源」。他還敦促大會就宗教自由進行公開辯論，聲稱上次在奈洛比大會上僅僅討論亞庫寧一雷格爾森的來信就已經「產生了某些實際的結果」──迫使蘇聯當局尷尬地「匆忙印製」了一些聖經。大會還收到了以35 名在押蘇聯基督徒和兩萬名受到迫害想移民到西方的五旬節派教徒名義寫來的另一封信。然而，這些來信既沒有得到蘇聯代表的支持，也沒有在大會上討論。
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的企圖也被成功遏制了。儘管少數代表想「譴責蘇聯的侵略，要求蘇聯軍隊無條件撤軍」，然而最終妥協的決議卻是呼籲蘇聯「在阿富汗與蘇聯之間達成全面政治解決的情況下」（完全忽視了喀布爾政權是被蘇聯入侵者任命的事實）和「外界停止向反對集團提供武器」（換句話說，斷絕抗擊蘇聯入侵者的武器）的情況下撤軍。這恰恰是蘇聯自己提出的撤軍條件。因此俄羅俾(斯)東正教會代表稱讚最終決議「公正而實際」，就不足為奇了。在譴責西方時，溫哥華大會就沒有這些拐彎抹角了。西方資本主義被適時地宣布為世界不公正的主要來源，它對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文化束縛、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負有責任。
在莫俾（斯）科看來，溫哥華大會的成功說明克格勃於1984年打入宗教團體作為積極措施的重點是正確的。
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以及其他當代關鍵問題上對教會團體的活動施加有利於我們的影響。
在回顧其克格勃生涯時，奧列格。卡盧金在結論中指出，諸如「對蘇聯東正教會的壓制」，對境外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滲透和利用，是「我們克格勃歷史中最卑鄙而又最不為人所知的章節之一」。米特羅欣的結論相同，他的筆記中有一處評論說，「這些檔案是一堆污垢」。克格勃利用它在西方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中的間諜和眼線，不僅在僑民中進行特務活動，而且還物色可能的間諜人選。儘管北美俄羅斯東正教會分裂，但據卡盧金說，仍忠於莫斯科牧首公署的那一派「儘是克格勃間諜」。米特羅欣所記檔案指出的間諜中有一名代號為彼得羅夫的神職人員，他在70年代被派往北美。他在北美的聯絡員通過暗號「彼得。米哈伊洛維奇」與他聯繫，這是他在莫斯科五局的指導員的名和父姓。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派駐紐約州的一位牧師沃羅諾夫的檔案中有敵視美國的證據，它可能也有助於動員克格勃北美網絡中的其他東正教牧師。沃羅諾夫對他的克格勃聯絡員說，美國犯有傲慢罪──「而傲慢之後就是墮落」：當一個國家自稱最強大和最富裕，其政府最聰明和擁有最好的武器的時候，那不是成熟，是吹牛，而且是過去所有強國衰落的原因。
沃羅諾夫與克格勃紐約情報站的聯絡員通常不是在蘇聯常駐聯合國使團碰頭（他在那兒收取來自俄羅斯的通信），就是在定期停泊紐約港的「米哈伊爾。萊蒙托夫」號輪船上見面。比他對美國的仇視更難解釋的是他對克格勃的明顯尊敬。根據他的檔案，他把克格勃奇怪地描述為一位『「好牧人」和「俄羅俾（斯）精神的真正監護人和牧人」。
駐在西方的俄羅斯東正教牧師還被克格勃第一總局五局用來收集用於設計克格勃潛伏特工詳實背景的材料。例如在70年代初，莫斯科牧首公署的兩名克格勃間諜受命對加拿大教區的記事錄進行詳細研究。曾在烏克蘭和羅馬尼亞社區的教區做過牧師工作的伊萬。格里戈里耶維奇。博爾恰（代號費奧多爾）研究了亞伯塔和薩斯喀徹溫的記事錄。被派往埃德蒙頓東正教教區的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佩特柳琴科（代號「愛國者」）在亞伯塔做了進一步的研究。
為了促進「與境外同胞的文化聯繫」，克格勃於 1975年12月成立了統戰組織──祖國會，國內外的俄羅斯東正教會大部分都參加了該會，這就為在僑民中發展間諜提供了新機會。該會的副主席P.瓦西里耶夫是克格勃第一總局第19處（蘇聯僑民處）的一名高級官員，他還領導著一個秘密的祖國會情報科。塔林與愛莎尼亞的都主教阿列克謝（間諜德羅茲多夫）──未來的牧首阿列克謝二世，被安排為祖國會的理事，他在成立大會上說：「我們都因對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愛而團結起來」。
在歐洲、美洲、亞洲和非洲的都主教區、主教區和教區，東正教會「繼續保持與我們同胞的精神聯繫」，並正「盡全力使這些聯繫活躍」而有效。都主教阿列克謝不大可能已經意識到這些聯繫已被克格勃利用。據克格勃1988年的一份文件記載，「蘇聯克格勃主席起草了一份命令，授予間諜德羅茲多夫榮譽證書」，以表彰他對國家安全未具體說明的貢獻。
克格勃雖然對東正教會的控制程度不滿意，但它更關注的是還沒有直接控制住基督徒的「顛覆」活動。最大的地下教會要數烏克蘭希臘天主教會（或稱東儀天主教會，現在的烏克蘭天主教會），他們的禱文和結構仍然沿襲「東正教的禮儀」，但又接受羅馬的領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由於害怕東儀天主教會向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提供活動中心，史達林強行將其置於莫斯科的領導之下。1946年，在數量不多的東儀天主教的奉承者的支持和東正教領導集團的核准下，由克格勃發起，在利沃夫教堂召開了一次虛偽的教會會議，會上宣布希臘天主教與俄羅斯東正教會重新統一」。希臘天主教大主教（後來的紅衣主教）喬西夫。斯利佩後來寫道：我們的牧師面臨兩種選擇：要麼加入「蘇聯教會」（中國叫三自教會），並宣布斷絕與天主教的統一；要麼接受至少十年嚴厲的流放以及所有有關的懲罰。絕大多數牧師選擇了蘇聯監獄和集中營。
幾乎一夜之間，有400 萬基督徒的東儀天主教會成了全世界最大的非法教會。十名主教除兩人外都與數千牧師和教徒一起在西伯利亞的勞改營為信仰而死。1963年，斯利佩被迫逃亡羅馬，留下主教（後來的大主教）瓦西里。韋雷奇科夫斯基作為地下教會的實際領導人。克格勃立即布置五名間諜──季霍夫、西多連科、羅曼年科、索瓦和波多列寧（米特羅欣的筆記中沒有指明任何一人的身份）──在受迫害的東儀天主教教徒中進行了一系列低毀韋雷奇科夫斯基的嘗試。季霍夫很明顯是地下教會的一員，他在定期寄給在梵蒂岡的斯利佩的信中夾雜有克格勃總部策劃的低毀韋雷奇科夫斯基的假情報。根據克格勃的檔案，斯利佩把自己的秘使派到烏克蘭去核查對他的繼承人的指控的真實性，可安插在那裡的間諜都證明季霍夫的編造是真的。
但克格勃的報告很可能誇大了積極措施的成績。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說明斯利佩與韋雷奇科夫斯基之間出現了裂痕。
1967 年7 月，蘇聯集團的情報部門在布達佩斯召開高幹會議，討論「對付梵蒂岡的工作；低毀梵蒂岡及其支持者的措施以及加劇梵蒂岡內部以及梵蒂岡和資本主義國家間分歧的措施」。兩名克格勃高級官員，阿加揚茨和哈馬楚克在會上做了題為「梵蒂岡、天主教和東儀天主教會在蘇聯領土上進行的敵對活動，以及克格勃對付這種活動的經驗」的發言。第三個人叫庫利科夫，在會上講了「對梵蒂岡開展間諜活動的某些體會」。根據克格勃代表團的提議，除羅馬尼亞代表外，各國代表都同意「必須加強針對梵蒂岡的工作，並把這一工作與反對主要敵人的工作密切聯繫起來」。安德羅波夫把東儀天主教看作梵蒂岡對蘇聯發動意識形態攻勢的急先鋒，他寫信給蘇共中央委員會，強調了會議決議的重要性。
安德羅波夫怎麼也擺脫不了關於羅馬教廷進行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想法。1968年的一份情報報告無疑又強化了他這種思想，該報告提出，梵蒂岡國務秘書處已經炮製出破壞蘇聯統一的總體計劃，並且指派副國務卿、紅衣主教喬瓦尼。貝內利實施此項任務。中心 1969年的評估重複了這一指控，說梵蒂岡「處心積慮，想藉助意識形態顛覆活動從內部毀滅蘇聯」：教會人員正在散布教會宣傳材料，宣揚西方的生活方式，煽動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人民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並在蘇聯人民中散布對蘇聯和共產黨的不信任情緒。
烏克蘭的一位專職反宗教人士在1969年的一次官方會議上發言，不經意間對受到迫害的東儀天主教徒持續不斷的活力表示了敬意：東儀天主教的護教學者抱著復興東儀天主教會的希望，正在對主張與東正教會合併的神職人員做工作，試圖說服他們斷絕與「俄國人」的關係，並公開或秘密地採取一條東儀天主教的、親梵蒂岡的路線。在烏克蘭的某些地區，已成立了非法學校，培訓新的東儀天主教牧師。在一系列地區，東儀天主教故意重新開放了先前被關閉的教堂，並一直在擅自進行宗教禮拜活動……
1969年4 月4 日，安德羅波夫批准了「在1969－1970年進一步加強反對梵蒂岡和東儀天主教會在蘇聯領土上的顛覆活動的鬥爭措施」，由克格勃第一總局、五局和地方克格勃部門共同落實。克格勃第一總局得到的有些野心勃勃的指示是，努力向梵蒂岡的重要機構、耶穌會、羅斯神學院和其他為東方教堂培訓牧師的高級教士學院的所有主要部門進行間諜滲透，並與三名在蘇聯出生的羅馬神職人員──代號阿波斯托爾、拉斯和斯盧加建立行動聯繫。米特羅欣在克格勃的檔案中發現，截止19 69 年底，該野心勃勃的計劃中取得的為數不多的幾次成功，是蘇聯天主教會特別是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天主教會中的克格勃間諜對高級教士學院的滲透。1968年1 月，同為五局間諜的彼得羅夫和羅古林抵達羅馬，在羅斯神學院開始了為期三年的學習；1969年，他們前往駐法國和比利時的「天主教中心」執行情報收集任務。1969年，來自立陶宛的兩名克格勃間諜安塔納斯和維德曼塔斯在格列高利大學學習。另兩名立陶宛間諜達克塔拉斯（主教）和日布捷參加了1969年5 月ZI日至6 月11日在梵蒂岡舉辦的真經律法抄本改革工作委員會。達克塔拉斯告訴他的聯絡員說，在6月7 日覲見教皇時，保羅六世曾對他說：「我在禱文中提到了你，希望神會幫助立陶宛的神職人員和教徒」。
在匈牙利安全與情報局的協助下，克格勃還順利地培養了梵蒂岡東方教會聖部的成員之一、東儀天主教主教杜達什，他的駐在地是匈牙利。五局的一名女間諜波托奇娜很可能已經打入烏克蘭地下教會，她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定期到匈牙利旅行並──據她的檔案記載──順利贏得了杜達什的信任。毫無疑問，杜達什從未懷疑過她是一名派來獲取關於梵蒂岡與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的秘密聯繫的情報的克格勃間諜。
安德羅波夫於1969年4 月批准的針對梵蒂岡的行動還包括一系列積極措施。克格勃奉命要設法在羅馬的蘇僑神職人員和蘇聯國內的東儀天主教徒以及其他天主教徒之間製造互不信任。與梵蒂岡有聯繫的俄羅斯東正教會中主要的克格勃間諜德羅茲多夫（都主教阿列克謝）、阿達曼特（都主教尼科季姆）、斯維亞托斯拉夫和涅斯捷羅夫（均身份不明）得到指示，「要在梵蒂岡各機構之間，如東方教會聖部、基督教會統一秘書處以及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之間製造不和」。為了壓梵蒂岡，「停止顛覆活動」，阿達曼特還奉命告訴他在羅馬教廷的眼線說，蘇聯政府正在考慮在波羅的海各共和國和蘇聯其他地區建立將獨立於羅馬之外的自治天主教會。1969年10月，立陶宛主教達科塔拉斯在羅馬參加一個主教會議時傳遞了同樣的信息。
沒有證據表明積極措施對梵蒂岡的政策有何確切影響。除了高度重視針對梵蒂岡的行動外，安德羅波夫還加快了迫害烏克蘭東儀天主教會的步伐。1969年，地下教會的領導韋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捕並被判三年監禁。克格勃報告說，他的被捕「極有助於對謝拉菲姆的心理突破」。謝拉菲姆是地下東儀教會的另一位領導，後來被克格勃發展為間諜。據米特羅欣抄錄的他的檔案記錄：謝拉菲姆詳細解釋了何人、何時以及在何種情況下賦予他指導僧侶轉入地下活動的任務；他供出了主教韋雷奇科夫斯基進行的有組織的犯罪活動以及與其保持密切聯繫的人；他也供出了地下僧侶教會的狀況……而且他開列了一份進行非法活動的東儀天主教牧師的名單。謝拉菲姆的回答還被暗中錄了音。
儘管謝拉菲姆同意與克格勃「秘密合作」，但是他拒絕簽署大部分告密者都要簽的書面保證書。考慮到這「對宗教人士」是一個過於巨大的「心理考驗」並會使他擔心「在來世中遭受神的懲罰」，他的指導員沒有堅持要他這樣做。另一名間諜，由於懼怕「被打入地獄」，曾經下跪懇求指導員歸還他簽署的保證書。
1971年，克格勃還順利地在利沃夫發展了東儀天主教一個地下教會的領導人，代號伊利涅伊，他是與波蘭天主教會進行聯繫的主要聯繫人之一。五局認為伊利涅伊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如果直接以他進行「非法活動」相威脅，他很可能頑固得足以承受通常難以忍受的審訊。如果舉出其活動的過多細節，他將會識別出告發他的地下教會的成員。克格勃決定從對伊利涅伊的妹妹及「同謀」瑪麗亞採取重大監視行動人手。瑪麗亞淬死之後，在伊利涅伊極度沮喪的情況下，他的聯絡員斷定「一個複雜的發展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伊利涅伊被帶來接受審問，並向他出具了他在地下教會中從事的大量活動的細節。這一切都經過精心設計，以便給人一種假象，即多年來瑪麗亞一直在告發他。米特羅欣的筆記給出了審問員自吹自擂的報告的如下摘要：這個僧侶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完全被這一令人震驚的想法驚呆了。他圓睜的雙眼，顫抖的雙手和滿臉的汗水說明他精神上受到了強烈震撼……由於看到抵賴是無用的，伊利涅伊供出了烏克蘭修士教會的地下領導咸員；他交待了通過旅遊曾到過利沃夫的東儀天主教領導和僧侶的名字；他還交代了他1971年的波蘭之行以及在那兒進行的會晤。一個月後，伊利涅伊被發展為間諜……但他拒絕簽署保證書。
伊利涅伊對他妹妹是克格勃間諜深信不疑，因此當他向指導員傳遞情報時，總要加上這樣的話：。「無疑我妹妹告訴過您」。據有關他的克格勃檔案記載，他對妹妹能成功地瞞住他而與克格勃發生聯繫，一直感到驚奇。
1972 年，與九年前的斯利佩一樣，韋雷奇科夫斯基主教被派往梵蒂岡。一年後，克格勃設法與斯利佩取得聯繫。紅衣主教費利西邀請了捷克斯洛伐克東儀天主教會一位主要神職人員來梵蒂岡，卻想不到他是代號為「教授」的克格勃間諜。「教授」最初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安全與情報局發展為間諜的，1971年為克格勃所用，開始了對烏克蘭至聖教主會的一次所謂的「教區」巡訪，以便提供地下教會活動及其與羅馬聯繫的情報。1973年9 月，他在梵蒂岡見到了斯利佩。克格勃還為「教授」制訂了在利沃夫會見東儀天主教會領導人的計劃，但米特羅欣的筆記沒有記錄這一會晤是否進行了。
1975 年2 月，蘇聯集團情報部門召開會議，研究協調一致地對付梵蒂岡以及向其進行間諜滲透的問題。波蘭安全與情報局、捷克斯洛伐克安全與情報局和匈牙利安全與情報局在會上都報告說他們的間諜「在梵蒂岡有重要的陣地」。米特羅欣的筆記中沒有發現克格勃有類似說法。不過，與1967年的會議一樣，這次會議制訂了雄心勃勃但不現實的間諜滲透計劃，包括培養東儀天主教會領導人以及不少於七名紅衣主教（卡薩羅利、維勒布蘭茲、柯尼希、薩莫雷、貝內利、波吉和皮格尼多利）的方案，以及精心設計的一系列影響和低毀天主教會的積極措施。
在知名人士的人格毀損方面，克格勃的攻擊的目標中，有一個是接替韋雷奇科夫斯基任地下東儀天主教會領導人的沃洛德梅爾。斯捷爾紐克主教（後成為都主教區大主教）。間諜娜塔莎到處散布有關斯捷爾紐克不道德的性醜聞，同樣的故事也被其他間諜傳送到梵蒂岡。從克格勃的報告看，結果「他失去了相當一部分東儀天主教徒的支持」。事實上，儘管在80年代初進行了新一輪惡毒的宗教迫害，克格勃在與東儀天主教會的鬥爭中還是失敗了。1987年，斯捷爾紐克從地下轉為公開活動，在sl（不祥）歲高齡時成為國家英雄，羅馬公開承認他是烏克蘭天主教會的領袖 ──這使克格勃和大多數東正教領導人大吃一驚。基輔與加利奇都主教菲拉列特直到1989年10月還堅稱「東儀天主教會絕不會在我國合法化」，然而該教會在年底就合法化了。
除東儀天主教會和其他大主教會之外，在反對蘇聯境內的宗教「意識形態顛覆活動」的鬥爭中，克格勃最關心未註冊的新教教會和教派的活動，它們如同東儀天主教會一樣，都不受國家的直接控制。50年代末，克格勃估計它所定義的「非法教派組織」（其中主要有新教浸禮會、五旬節派教會、耶和華見證會和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成員約為十萬人。
在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克格勃根據安德羅波夫的指示繼續用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對付對蘇維埃制度構不成明顯威脅的團體，這一事實進一步證明它們害怕甚至是最無害的不同政見形式。1975年，安德羅波夫在全國克格勃會議上所做的報告中強調指出，反蘇分子正圖謀「以宗教為掩護」反對我國。揭露和打擊這一陰謀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間諜滲透：這是困難的，因為在他們的圈子中仍然存在對國家關於宗教態度的誤解，這對教徒的心理有深刻影響。在教派人員中有一種偏見，即任何對當局（包括克格勃）的協助都是一大罪過──背叛。人們不相信契卡的人道主義。
安德羅波夫抱怨教徒不信任克格勃的「人道主義」進一步證明了他的謊言的局限性。為了說明間諜滲透進教派人員中的難度，他舉了「一個發展對象的例子，這個人幾乎已經從對契卡的誤解中解脫出來，並執行了行動官員下達的特定任務」……
然而，有一天，他宣布與行動官員會面是罪過。他解釋說，主出現在他的一個夢中，給他上了手銬，問他：「你是誰的僕人？」受此夢的強烈震撼，這名發展對像把它解讀為上帝的一次警告，並停止了與契（卡）分子的會晤。
就在傾聽此類講話或閱讀刊登在內部保密刊物《克格勃文集》上的針對教徒行動的文章時，米特羅欣不可能是唯一在暗中讚賞他們的勇氣和信念的克格勃官員。不過，這種讚賞在克格勃的報告上紋絲不露。
到了60年代，克格勃領導層才勉強得出結論，無論進行多少迫害也無法掃除所有教派人員。在1959年3 月的一次會議上，領導「針對耶和華崇拜者」（耶和華見證會）的鬥爭的克格勃高級官員得出結論說，正確的策略是「把壓迫措施與破壞手段結合起來」。克格勃開始分化、腐蝕和低毀教派人員，並羅織罪名逮捕他們的最具影響的領導人。
1966年，最大的教派新教浸禮教會的領導人主教格奧爾吉。文斯和根納季。克留奇科夫被判人獄三年。這兩個人獲釋後，都轉人地下繼續進行活動。1974年，文斯的活動被發現並被再次逮捕。儘管發起了浩大的國際運動來援救他，他還是被判再蹲十年監獄，但他在1979年的「間諜交換」中被釋放並被驅逐到美國。主教克留奇科夫保持自由直至1989年，當時他戲劇般地在一個新教浸禮教會的群情激昂的會議上重新出現在公眾中間。他成功地持續秘密傳教活動近20年而沒被克格勃發現，這是蘇維埃地下宗教史上最令人吃驚的成就之一。
然而，克格勃明顯對耶和華見證會比對新教浸禮會更為關心，而世界上大多數政府對前者漠不關心或心存疑慮，而後者對迫害的英雄般的忍耐贏得了國際上的同情。 1962年，克格勃第二總局局長奧列格。米哈伊洛維奇。格里巴諾夫將軍報告說：「神職人員中敵意最大的就是耶和華見證會。」它自19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以來，還沒有其他的基督教派能像它那樣花費這麼多的精力預言世界末日。儘管它的許多具體的預言被否認，天啟被一再推遲，但是耶和華見證會基本的千年信息卻從未改動過：「末日近了。基督將很快現身把毀滅帶給反對其彌塞亞王國的國家和所有人。」
在20世紀，耶和華見證會一直遭到許多國家政府的迫害。數千人曾在納粹第三帝國的死亡集中營中殉教。不過，沒有哪個主要的情報機構像克格勃那樣一直對「耶和華崇拜者的陰謀詭計」極為關注。或許，克格勃高級官員被耶和華崇拜者的懼怕是他們在處理甚至是最微不足道的持不同政見時缺乏任何分寸感的極端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蘇聯沒有耶和華見證會。然而，當1939－1940年波蘭東部、立陶宛和摩爾多瓦並人蘇聯時，數千名耶和華見證會分子成了不情願的蘇聯公民。
由於被控是「一個美國教派」，許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亞。1968年，克格勃認為耶和華見證會的人數約為兩萬人。該會起源於美國，而且其世界總部至今仍在布魯克林，這些事實使中心許多陰謀理論家疑心重重。克格勃分析人員極端痛恨地斥責耶和華見證會把蘇聯（如一般國家一樣）也描繪成是魔鬼的傑作，在布爾加科夫的《主人與瑪格麗塔》一書中就有這樣的侮辱性言詞：耶和華見證會或聖經弟子教派是外國的一個發明。它之所以危險是因為它積極拉攏新成員入伙……教派人員稱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是「魔鬼之子」。
他們論證說蘇聯是撒旦創建的。因此，人們不應遵守蘇聯法律，不參加選舉。他們還讓人們不要到蘇維埃軍隊中服役。耶和華見證會分子向他們在勞改營或內部流放中的宗教教友提供各種協助，向他們提供錢、食品和衣物。
蘇聯新聞機構還指責見證會的布魯克林總部組織了一支反對蘇聯集團國家的侵略性十字軍。
有報告說，甚至在勞改營中，「耶和華見證會的頭頭也沒有放棄他們的敵對信念，並在勞改營中繼續進行他們的耶和華工作」。中心為這樣的報告感到不安。1967 年間月，從事反對耶和華見證會工作的克格勃官員在基什尼奧夫召開會議，討論了「防止教派人員的敵對工作」和「意識形態顛覆」的新措施：各部門應從各方面加強在國內耶和華見證會中的間諜陣地；應當收集並積累有關耶和華見證會年輕成員和耶和華見證會頭頭的情報，以供開展活動，發展間諜或低毀個人之用，還可供採取反措施之用……會議認為，必須在間諜人員的幫助下，把沒有什麼文化、缺乏主動性且不會調動屬下積極性的人選拔並提升到該教派的領導崗位。
會議討論時把耶和華見證會的危險性看得如此嚴重，真有點讓人莫名其妙。中心投人大量的資源進行打擊的所謂危險的陰謀，充其量不過是小團體私下裡，而且大部分是在家中進行的膜拜，以及他們拒服兵役的企圖。但是該陰謀被認為是如此危險，以致於會議同意需要對布魯克林總部及其在西歐的分支機構進行間諜滲透。
它還擔心布魯克林可能會正確識別出某些時間很長而又從未被逮捕的耶和華見證人是克格勃間諜，因此會議同意「創建一支可靠的替補間諜後備隊」，以備現有間諜被揭穿時使用。
《克格勃文集》一方面誇大耶和華見證會及其他教派的危險性，另一方面又載文吹噓打擊這些組織的積極措施。70年代中期的一個案例就是與赫梅利尼茨基州耶和華見證會的領導。代號帕維爾的人有關，此人的「犯罪活動包括拉攏新成員人會，進行非法集會，勸說年輕教徒拒服兵役，持有並傳播宗教文獻」等。克格勃捏造了有文件根據的誹謗材料「來掀起反對他的輿論」。甚至帕維爾頭婚所生子女都被迫在譴責他父親的報紙文章上簽了名。最後，克格勃在舍佩托夫卡安排了一個晚會，與會者有當地的耶和華見證會成員以及黨、省政府、集體農莊和報界的代表，會上帕維爾遭到了一系列無疑經過精心排練的對其所謂的過失、殘暴、自大和行為不端的指控。克格勃在關於該晚會的報告中滿意地寫道，晚會以帕維爾的身敗名裂和他第二個妻子「難以自制的抽泣」而結束。
與其他教派一樣，耶和華見證會表現出了一種在迫害中生存下來的令人吃驚的能力。在戈巴契夫時代，克格勃針對他們的運動逐漸解體。1989年10月，無疑令許多克格勃官員憤怒的是，布魯克林歐洲分部的頭目威利。波爾抵達莫斯科，作為宗教事務委員會的客人訪問蘇聯耶和華見證會並討論他們的未來。
在80年代末，莫斯科牧首公署看來努力做到既不落後，也不超過官方公開性和改革計劃進展的速度。阿列克謝二世在接替皮緬繼任牧首一年後，干1991年最終使自己和俄羅斯東正教會放棄了由都主教塞爾吉在1927年發表的向蘇維埃制度「效忠的聲明」。當一位採訪者提醒他四分之一世紀前，宗教事務委員會還把他列為最忠於國家的主教之一時，牧首請求寬恕並諒解他當時的態度。隨著蘇聯在1991年的最後幾個月中的解體，阿列克謝二世宣稱「俄羅斯曾患嚴重的共產主義形態病」。
不過，俄羅斯東正教會繼續受到過去被克格勃滲透歷史的困擾。1991年八月政變失敗後，俄羅斯政府信仰自由委員會（格列布。亞庫寧神父是該委員會的委員）獲准接觸到了一部分克格勃檔案，這些檔案表明東正教會某些領導人曾經是克格勃間諜。亞庫寧發表了一部檔案選集之後，該檔案被再次封存；他被控向美國暴露了國家秘密並受到私人起訴的威脅。格列布神父繼續抗爭，1994年1 月，他致信牧首說：如果不清除間諜和告密者的毒瘤，教會就不可能新生。不幸的是，只有一名大主教──立陶宛大主教赫里佐斯托姆──有勇氣公開承認他過去做過間諜，並交待了他的代號「列斯塔夫拉托爾」。然而，沒有其他教會領導人效仿他的榜樣。
過去，打入教會最著名的間諜有：德羅茲多夫（他是困傑出的情報服務於1988年被克格勃正式授予榮譽獎的唯一的一名教會人士）阿達曼特、奧斯特洛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托帕斯和阿巴特。很明顯，這些人或那些不太有名的間諜中沒有人準備懺悔。相反，他們小心謹慎地把告發東正教會說成是牧師的中庸之道，而且為告密者開脫的文章已經見諸東正教會出版物，認為這是東正教會在一個反宗教的國家中生存下來所必須做的。
我在克格勃檔案中發現的代號是莫斯科牧首公署的最高領導人的。這封致阿列克謝二世的信在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因為，牧首肯定已經確切地意識到，格列布神父在克格勃檔案中發現的最重要的克格勃間諜德羅茲多夫，其實就是他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