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在美國的學術界漸漸形成了一種學術標準，對真理的認真探索以及道德水準的提高至今仍然是這一標準的核心，而這一標準的源頭，正是出自於哈佛大學
哈佛的創辦者是一批從英格蘭遠道而來的清教徒，在他們的思想中，折射和衍生出一種求真求實的做人態度，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教導他們以此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昆西曾著重指出：「大學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隨任何派別、時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學子威廉·詹姆斯在1903年開學典禮致詞時說：「真正的哈佛是無形的哈佛，藏於那些較為追求真理、獨立而孤隱的（學生）靈魂里……這所學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稱羨的地方，就是孤獨的思考者不會感到那樣的孤單，反而得到豐富的滋養。」
的確，在哈佛，真理被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學的過程就是求真的過程。不斷地掌握知識、探索世界的過程，就是不斷接近真理的過程。
「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威廉士·艾米思的這句名言、哈佛的校訓，為哈佛學子提供了學習和為人的第一準則。可以看出，哈佛校訓強調的有兩點：
哈佛重視傳統，相信在偉大的傳統中有深遠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現全盤反傳統、全盤反歷史的瘋狂現象。
哈佛強調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則，無論是世俗的權貴還是神聖的權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哈佛大學校徽
哈佛的校徽主體部分以三本書為背景，在上面的兩本書上分別刻有「VE」和「RI」兩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書上刻的是「TAS」這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
幾百年來，哈佛大學正是在追求真理和勇於開拓的信念鼓舞之下，始終不遺餘力地引導學生為理想、為實現人生價值進行不懈的追求和奮鬥。也正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精神薰陶之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國的名牌大學中始終保持著獨一無二的特色，從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精英，在各種領域中做出許多影響重大的貢獻。
哈佛大學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曾在一次聯誼會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學者」的講演。在演講中，他強烈抨擊了美國社會中「靈魂從屬於金錢的『拜金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勞動大分工使人異化為物」的現象，強調人的價值。這一演講轟動一時，在民眾中造成了巨大的反響。
要知道，愛默生極有可能因為這樣的言論而遭到社會多方人士的指責或抨擊，但哈佛的教育給予了他強大的精神動力，他覺得他有義務說出事實的真相，揭露出社會上存在的不良現象以及人們心中的不良思想。即使因此遭到打擊或不公的待遇，也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和說法。
他認為，作為學者，其根本任務便是「自由而勇敢地從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實，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導人」。通過對哈佛「求是崇真」的校園思想的深入認識和解析，並以此指導自己的思維，愛默生終於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提出了「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獨立自助，崇尚個性」的觀點。
相信你自己，在「追求真理」旗幟的影響下，追求並堅持你認為是正確的道路。愛默生正是本著對真理對事實的不斷探求，不因壓力而違背自己的思想認識，才最終樹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人格魅力。
哈佛學子心中對於真理的探尋和執著精神，同樣離不開其作為領導者的校長對於學校精神的堅持和發揚。
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遴選校長，新卸任的總統柯林頓和副總統戈爾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把這兩個人排除在外，解釋理由是：柯林頓和戈爾可以領導一個大國，但不一定能領導好一所大學，領導一流大學必須要有豐富的學術背景，而柯林頓與戈爾都不具備。
後來，原任美國財政部長、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副行長薩默斯被挑選為新校長，因為他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國際知名學者。
雖然薩默斯最後被迫辭職，但完全是由於他個人的原因：他在學校管理方法和領導作風方面存在問題，導致他與同事的關係緊張並嚴重影響哈佛的團隊精神，於是哈佛的教授紛紛向薩默斯投下了不信任票。
儘管薩默斯在財經界赫赫有名，但在哈佛這個校園裡，他不能享有一絲的特權——這是哈佛精神的生動詮釋，反對特權、崇尚平等，無論他的身上有多少光環，只要他是哈佛人，就要傳承和發揚哈佛的精神，如此，學生耳濡目染，才會深受其思想精髓的薰陶。
也正是經過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對於優良傳統的秉承和不斷努力進取，哈佛對於追求真理這樣一個最初的思想，最終形成一種學校的傳統精神和培養哈佛精英的重要學術標準和道德標準。
耶魯：校園環境影響能力培養
在耶魯，校方非常注重校園的學習環境對於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為了培養和提高學子們獨立的思辨能力，提供一個自由良好的生長環境，耶魯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耶魯所設置的必修課相對來說比較少，絕大多數學生都能選擇自己喜愛的課程。但是有一個條件，學生必須學習一些不同領域的課程。
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有這樣一個觀念，就是在學生頭兩年的學習中，他們需要廣泛地涉獵各種各樣的學科，而在後兩年的學習中再確定自己的專業——這和很多國家包括我國的大學在大一剛進校時就讓學生確定自己專業的做法有所不同。
耶魯認為，如果剛進大學就分專業，那麼學生對很多學科都還沒有直觀的認知度，選擇的餘地也非常狹小，一旦進入一個系，就等於為自己找好了一條已經確定的路，必須一步步走下去，沒有什麼可以探索的，空間很小，想轉個彎都很難。而讓學生涉獵不同的專業，則有利於他們更好地了解自己到底適合什麼，並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自己該選擇什麼。
其次，耶魯大學實行「教授治校」的辦法，由教授們組成教授會，參與學校的教學和具體事務的決策和管理工作。
耶魯大學的教學力量一直是它引以為傲的重要資本，耶魯認為，教授當家做主可以更好地保證學術的自由與發展。在耶魯，教授們習慣於我行我素，各人的教學方式也出現了很大的自由度。
小型的研討班是耶魯課堂上經常見到的學習方式，教授們通過這樣的形式鼓勵和激發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並努力捍衛自己的觀點，而且隨時歡迎學生在課堂上對自己提出問題和質疑。
學術自由帶來的積極後果，就是一個學生想往哪個方向發展，都會受到教授的鼓勵和幫助，只要那是一個合理的發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維往哪個方向突破，教授們都會幫助你，扶持你。在你的獨特思維形成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框框的束縛，也沒有鎖死的框架，沒有人逼著你按照預先設定好的方向往前走，也沒有人無端地阻止你限制你。這對於一個人思維素質的培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像種子在良好環境下健康發芽，小樹在自由空氣中茁壯成長一樣，耶魯整個校園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耶魯的教授一個個都桀驁不馴，敢於上書政府，敢於批評美國參軍徵兵法，法學院的教授甚至敢於直面美國國會。這種敢於挑戰的精神和強烈的思維刺激，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激勵，使得他們敢於吐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在學術和為人處世上形成自己獨到的新穎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第三，耶魯大學始終堅持學術的獨立性。為了維護耶魯的傳統獨立精神，歷屆校長一直牴觸來自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即使付出再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越戰時期，美國政府下令：凡是自稱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戰者一律不准領取獎學金。當時美國各個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有耶魯大學，始終不移地堅守著自己學術獨立的陣地，仍然以申請者的成績為獎學金的評比標準而無視戰爭和政治的因素。為此，耶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失去了聯邦政府的一大筆基金，經濟上幾度陷入困境。但當時的校長金曼布魯斯特，卻在耶魯學子中獲得了極高的聲譽和尊敬。社會的發展需要學生大膽地質疑社會現實，敢於向權威說 「不」，這種「學術為上」、「學術獨立」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子們，讓他們敢于堅持自己的學術和為人理想，絕不屈服。
耶魯提倡討論式課堂授課方式。
一位西方教育家講過，大學的本質在於把一群優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他們終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裡的博士，出了多少專著，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學的教學如何為學子們創造一種更有成效的互相激發智慧和創造力的環境。
曾經有位在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在耶魯已經三年，竟然一次大課都沒有上過，幾乎都是研討班形式的課。這種研討班，五六個或十幾個學生與教授圍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閱的資料和思考的結果各抒己見，教授只是起引導協調的作用，學生的討論才是最重要的課堂內容。這就是所謂年輕人智慧的互相激勵。
最初，這位中國留學生十分不適應美國大學的課堂方式，學生如此的積極，而他幾乎完全只聽不說。結果，沒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教授寫的「委婉」的信，信中問他，為什麼上課總是不說話，有什麼原因嗎？這時，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也逐步放開自己，投入到「熱火朝天」的課堂討論中去。
即使是本科生，在聽完教授的理論課之後，必須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研討班。可以說，在耶魯，研討班貫穿了大學教育的始終。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學生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受教育者，而同時是教育者。學生不僅有學的義務，更有為他人、課堂討論貢獻智慧、交流所得的壓力。並且，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能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將各自的不同階層、種族、文化中的經驗帶進課堂，社會各個集團的思想在這裡交鋒、整合，使學生接觸到更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識，培養了多角度的思辨能力。這樣的方式讓學生在畢業後很快融入社會，為社會、國家貢獻他們的智慧，同時也為社會的融合和穩定提供了部分基礎。
斯坦福：敢於挑戰，勇於冒險
史丹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在談到斯坦福的辦學理念時說道：
「我們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識，推動我們的學業與學生進行交流，因為我們不斷地進行研究，不斷地進行教育，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財產就是要雙方都達到優秀，在教和學方面相互影響，而且都達到傑出的效果，這是我們大學的一個理念。」
而對於這個理念具體表現在哪裡，亨尼斯是這樣說的：
「斯坦福最有特點的、區別於很多世界其他大學的就是它有不斷冒險的精神，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都有這樣的精神，不斷地尋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或者新舊事物的更新換代，都離不開一些冒險和挑戰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裡面打轉轉，那麼世界對你來說也就只有這么小了。在斯坦福這樣的校園，處處顯露出不斷拼搏的蹤跡，也處處充斥著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新鮮空氣，身處這樣的環境，自然無時無刻不被其影響著。
斯坦福的教育者認為，鼓勵青年人自己去發現他們追求的答案，不是一種最容易的學習方法，但卻是回報最豐厚的一種學習方法。教育能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條貢獻，就是發展學生追求創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
要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學過的許多東西都有可能會被忘記，但是一個人對於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對於提出問題和找出答案的能力卻未必會消失。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學校，都應當明白這個道理，並認真汲取這個經驗，因為學生能夠接受到這種教育制度是他們作為教育者的重要職責，而學生能否接受到這種教育制度，亦是關係到他們自身能否在未來成長為精英的一個重要砝碼。
對此，史丹福大學教授、著名的化學家保羅·伯格有著自己的見解：
「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我在瑞典接受諾貝爾獎時曾說過，我是獲得了雙重幸福的人。因為除了諾貝爾獎給我的聲譽之外，研究工作本身也給了我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歡樂——新的發現、開創新事業和進入無人涉足過的新領域——這些都使我感到無比激動和愉悅。這種巨大的幸福不僅科學家能夠體會到，從事文學、音樂、藝術甚至商業的人，也可能獲得可與之比擬的回報。每一個願意在未知領域裡冒險的人，都有可能獲此殊榮。這種冒險極富挑戰性和誘惑力，值得我們為之竭盡全力。」
此外，斯坦福精英、雅虎創始人楊致遠也曾經說過：「青年人要有鴻遠的夢想，要敢於嘗試。嘗試會有風險，但失敗並不值得羞愧。只要敢於冒險，你定會前程致遠，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
在美國，鼓勵不斷挑戰和冒險的學術教育方針並非只針對大學生。很多同學在其青少年時代，就開始被灌輸這樣的學習思維。老師對於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會給予直接的回答，他們並不認可學生採用那種不費腦筋的學習方法，而是鼓勵他們到有關的書籍中自已去尋找答案，此外，他們還經常引導學生通過到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或者親自做實驗的方法去尋求答案、解決問題。通過這樣的方式，學生會在若干時日後發現自己所得到的收益比預想的要多得多。
在進入高等學府之後，老師同樣會鼓勵同學們提出超出他們知識和經驗以外，甚至是超出老師本人的知識和經驗以外的問題，思考那些還未得出答案的問題和事物。
保羅·伯格大學期間成為學校課外科學俱樂部的成員，他的老師鼓勵他通過實驗來解決某些與自然界相關的問題。
他說：「一開始，我只是重複已經做過的實驗，隨後，我被要求設計新的實驗方法來解決我自己提出的難題。」
在成為斯坦福的教授之後，保羅不僅自己始終對未知新領域秉持這樣的冒險態度和研究精神，對於他的學生，也採取了同樣的教育方式。他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時候，對於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並找出答案的強烈欲望，都是一個人向精英邁出的一個步伐。基於這樣的校園文化以及對校園文化精髓的領悟，保羅終於成為病毒繁殖、侵襲正常細胞並使之癌變的最早研究者，獲得了198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而史丹福大學第五任校長史德齡，還把斯坦福的創建本身看作是不避風險、敢於革新的表現。當然，在步驟上他卻表現得十分穩妥，「在破舊立新之前，要把新東西看準。」他常常這樣告誡自己的學生。結果，在他治校的19年間，新事物層出不窮，各項業績都非常可觀。
堅持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中以挑戰自我，勇於冒險為育人法則，通過追求知識與技術的不斷革新，不斷探索，斯坦福以此為基點來培養第一流的學生，使得有些斯坦福學子，即使在很久之後，還流淌著這樣的血液。
造就挑戰與冒險的理念，由此便派生出來許多類似的奇蹟，斯坦福的精神，就是這樣被催化、被輻射出去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創校的初始階段，同美國東海岸的其他大學相比，史丹福大學只不過是一所名不見經傳的「鄉村大學」，但是到了1985年卻被評為全美大學第一名的關鍵因素。屬於「後起之秀」的斯坦福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源於其本身的成長曆程便是一條不斷挑戰自我、銳意革新的艱苦創業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