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錦濤主席：
請關注一下北京大學當年學生右派今日的境況。
50年前，我們響應號召在校園裡搞起「大鳴大放」，揭露了一些官僚特權之類的「三害」現象，進而提出發揚民主、健全法制，以消除「三害」根源。但卻由此而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誣為人民的敵人，給扣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成為專政對象、囚徒和賤民。
1979年之後北大學生右派全部得到「改正」。雖然連句道歉的話都沒有聽到，卻總算有了工作機會。我們仍然珍惜它，努力把被摧殘得所剩無幾的聰明才智奉獻給祖國和人民。然而許多同學早已棄屍溝壑，連這遲到的、不完備的「改正」也永遠見不到了。
如今我們這些倖存者已經全部進入老年，最年輕的也已將近七十，本該安度晚年了。可是，反右之後二十多年中我們身心備受摧殘，「改正」又不到位，為我們的老年生活抹上了濃重的陰影，使我們的心不得安寧。有的人錯過了婚娶年齡，沒有家庭子女和親人，孤苦一身，晚境淒涼；有的人家庭關係被嚴重扭曲，甚至受到親友的怨恨和歧視；……。究其原因，都是由於與對待文革受害者的做法不同，沒有向我們賠禮道歉，沒有為我們公開正名。所以有些人至今仍然把我們看成怪物、神經病、社會不安定因素……。此外，多年來父母家人和親朋好友或是作過許多犧牲和付出以幫助我們活下來，或是受到牽連吃苦遭罪被摧殘；由於「改正」後我們沒有得到經濟補償，現在的退休待遇也比別的同學低，只夠自己生活，無力給親友物質上的回報，以表達實實在在的歉意。在他們面前總是欠著一身還不清的債。
今年5月19日，我們幾個同學聯名致函北大黨政領導，要求賠償道歉。至今未見答覆。其實這要求一點也不過分。當年學生右派都只十幾二十歲，還有不滿十八的未成年人。鮮花正含苞待放，太陽才冒出山崗。我們遭受的傷害和損失最慘重，也最無辜最冤枉。北大右派成百上千（物理系1954級本來劃了100個，超過50%，後被保下40，還剩60）。學生們政治上沒有私心雜念，把「大鳴大放」當成了平日的課堂討論，務求探明真相，揭示真理。誰知掉進了預設的陷阱，成了待宰的羔羊。毀了渴望成為文豪或科學家的理想與前程，甚至丟了性命。家庭也跟著災難深重，父母操碎心痛斷腸，也有右派學生的母親承受不了而自殺身亡……。
我們在艱難屈辱中咬牙活下來，決不就是為了苟延殘喘。討還清白和尊嚴才是活下來的堅實理由。如今年紀大了，更要抓緊時間做這件事。否則，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父母親人，對不起死難的同學，更對不起國家民族和子孫後代。
1995年國家賠償法實施以後，就有幾個同學一再向北大索賠，近幾年也不斷去信或打電話追問。校長辦公室工作人員竟這樣回答：「劃右派是根據中央政策，北大不負責任，要索賠可以上法院去狀告中央。」這叫什麼話？！北大打右派的比例遠高於毛澤東規定的5%，顯然就違反了中央政策；此外，1958年3月初陸平主持緊急「處理右派分子」，急急忙忙在幾天之內把大批學生趕出校門，根據的是哪一家的政策？中央處理學生右派的政策可正好與此相反。我們這些被毛澤東封為「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的青年學生是被北大打成敵人又趕出學校的，「北大不負責任」可沒那麼容易。當今中國的確有了很大進步，民告官的事己屢見不鮮，迫不得已的時候，我們自然會考慮訴諸法律。到那時侯，法庭被告席上坐著北大當局的代表，恐怕就不大雅觀了。
當然，我們更願意接受胡主席有關和諧社會的理念。校友與母校之間，公民與國家之間，還是要儘可能用相互交流溝通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寫這封信的目的正是想向胡主席坦陳心願，期待問題早日解決。我們有兩個具體要求：
第一． 當初我們被趕出學校去勞動教養或勞動考察，沒有工資，只拿生活費。「改正」之後，從離校之日起給我們計算年資，當作是提前分配工作。既然是分配工作。就該給工資吧。我們要求從那個時侯起按大學生待遇補發工資。
第二． 北大把自己應負的歷史責任推得一乾二淨，而且開口就叫我們去法院狀告中央。這種做法十分不妥。我們倒是要向中央狀告北大涉嫌激化矛盾挑戰和諧。北大必須認真學習「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的精神，深刻反思過去與現在的種種不當作為，承認錯誤，並且向我們賠禮道歉。
此致
敬禮！
2007年12月23日星期日
簽名人：博繩武 陳奉孝 紀增善 沈澤宜 沈志庸 宋林松 王書瑤 燕遯符
聯繫人：燕遯符 （學號5402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