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存照 > 正文

袁紅冰:命運向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挑戰

作者:
為了拯救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必須以民族文化精神為基石,以西方文化的全部教訓為教訓,創造屬於自由人的生命哲學。生命哲學是文化之魂,是時代精神的主宰;生命哲學的創造者將成為解決人類精神危機的哲學王。

 

袁紅冰:命運向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挑戰

【「中國苦難文學國際研討會」參會論文】

 

 

一、當代人類重大精神危機

人類文明史本質上是自然歷史之上的精神範疇。因此,人類文明的危機必然以精神的困境為起點。當代人類的命運又一次同重大精神危機發生無可迴避的碰撞。人類解決這次精神危機的能力和方式將決定未來精神文明的方向。

當代人類面臨的精神危機,表現為下列四個方面:

1.以「中國」命名的當代人類最大的群體,處於極端極權主義的思想和政治統治之下,淪落成強權的政治奴隸和精神奴隸。
由於心靈被極端的精神控制所滅絕,這個奴隸群體已經喪失理解和相信道德的能力,他們只能聽懂本能欲望召喚的心正在低等動物化。一個數量超過人類五分之一以上群體的非道德化和低等動物化,在任何意義上都必然屬於人類致命的精神危機。

2.以工業革命為時代標誌性起點的科學理性狂飆突進,創造出反傳統的生活方式。從這種生活方式中湧現出物性崇拜和實用主義理性至上原則。物性崇拜誘使人逐漸遠離信仰、道德;實用主義理性至上則促使人庸俗化、世俗化,並逐漸泯滅理解和追求美與精神自由的能力。

科學理性給人類前所未有的強大物性能量,卻同時貶低精神,使人類喪失人的心靈本質,即審美激情。在這個意義上的精神危機正逼問人類:主宰人類未來命運的應當是什麼——是得到強大物性能量證明的科學理性,還是美與道德構成的精神意境。

3.「文藝復興」通過人文主義精神,否定中世紀神權政治,確立人權至上的理念,並從這種理念中引伸出憲政民主的法治秩序。然而,人是精神與本能的結合,即善的因素與惡的因素構成的共同體。人文主義對人的全面肯定,使善與惡、精神與本能同時以天賦人權的名義得到確認。於是,本能、私慾、物慾都獲得放縱的合理性,而生命的神聖感、高貴感、悲憫天下的英雄情懷和俠義精神則正在被遺忘。生命在自由中墮落——這是致命的精神危機。因為,自由是絕對價值,而絕對價值似乎在腐爛。

人類必須拯救自由,儘管在中國,人還首先必須得到自由的拯救。

4.以政教合一的體制為背景,以原教旨主義為鋒芒的伊斯蘭恐怖主義,構成另一種人類的精神危機。伊斯蘭恐怖主義一方面表現出為精神信仰而獻祭的神聖情懷,和超越死亡的勇敢精神,另一方面卻又由於對無辜者,特別是對婦女和兒童的傷害,表現出極端的怯懦、兇殘,以及反道德性。神聖的獻身精神,同極端的怯懦、兇殘共處於伊斯蘭恐怖主義中。這種兩極性的結構猶如一個銳利的疑問,血淋淋地割裂人的概念本身。這種人的概念本身的傷痕,比血腥的恐怖主義襲擊更強烈地表述著人類的精神危機。

上述四項精神危機,每個都象刺進眼睛的燒紅的鋼針——那是人類不能無視的心靈之痛。只要人類還不滅亡,就必須解決這些危機。為解決危機,首先應當審視危機的來源。

 

二、當代精神危機的來源

當代人類重大精神的危機皆源於西方文化傳統。這是近現代以來,西方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盛裝凱旋式的進行必然得出的邏輯歸宿。榮耀歸於征服者,罪責也歸於征服者。

當代中國政治境域內,漢、蒙、藏等東方各民族文化精神的滅絕,以及人格的獸性化、心靈的物慾化、道德的虛無化等等,都是馬克思主義實施精神專制的結果。國際恐怖主義性質的中共官僚集團則成為馬克思主義精神專制的鐵手。將當代中國的問題歸因於中國皇權傳統的影響,乃是指鹿為馬。因為,中國的文化傳統早在二十世紀中葉就被馬克思主義精神專制的宰刀斬斷。

我把探索當代中國精神危機根源的鋒芒指向西方文化,卻並非僅僅由於馬克思出生在德國,而是因為馬克思主義以中共專制的名義在中國建立的精神殖民地統治,從思想內涵到外部形式,都令人無法懷疑地顯示出西方文化基因的特徵。

構成馬克思哲學基石的唯物主義不過是古希臘唯物理念的重現,而其必然宿命論乃是對黑格爾的直接模仿。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建構的政治體制則意味著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借屍還魂——這兩者的本質都在於,利用鐵血權力,以神聖理想的名義,通過對思想的審判和迫害,實施絕對的心靈控制。雖然馬克思用源自西方唯物論的無神論嘲笑了宗教和神,但是,與神權政治相同的其它價值邏輯,卻使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實踐中走出諸如史達林、毛澤東、金正日等一系列粗俗而嗜血的「神」。

馬克思主義的極端精神專制,是古老的神權政治的精神廢墟在近現代時間之河的倒影。當代中國東方文化傳統的滅絕和人格的腐爛墮落所構成的精神危機,本質上是以歐洲中世紀神權政治理念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傳統導演的悲劇。悲劇還沒有落幕,苦難還在延續,自由還在流血,命運還在絕望中期待。

如果理解當代中國精神危機應當由西方文化傳統負責的結論有一定難度,那麼,理解當代西方精神危機具有西方文化傳統的原因,就不會有太多的困難。

從思想起點的角度審視,科學理性乃是傳自古希臘並綿延不絕的自由理性崇拜的近現代張揚。既然從希臘人起就把自然理性理解為與自由意志一致的絕對價值,科學理性中湧現的、起步於工業文明的生活方式就當然獲得確定生命價值的權威。因為,自然理性被賦予自由意志的權威,而科學理性則是精緻化的自然理性。但是,人類已經開始深刻地懷疑這種權威。於是,精神危機的雷雨雲便從歷史的天際升起。

與之同時,在人文主義通過對人的全面肯定,創造出一個人權時代之後,人的本能化、物慾化、私慾化卻假自由的名義要求得到價值尊重,而生命的神聖和心靈的高貴被忽視——人曾在爭取自由過程中美而高貴,卻又在自由中墮落。由此而引發的精神危機是對自由的困惑,也是對人的困惑。而困惑中人們聽到古希臘一句哲學箴言的回聲:「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古老的回聲正隱喻著現代精神危機的文化傳統原因。

伊斯蘭恐怖主義是一種決戰西方現代文明的意志。不過,只要尊重真理,就不能不承認,「可蘭經」只是對「聖經」的另一種解釋。「聖經」,這從埃及沙漠中走出的精神之王,經過數百年後,又在阿拉伯半島的大漠中,用熾烈陽光鑄造出另一座精神王冠。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曾經千年血戰,但那是從同一個文化之核中生長出的兩種歷史命運間的搏殺;今日伊斯蘭恐怖主義對西方文明的仇恨,是源自西方的宗教精神對中世紀的懷戀——懷戀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懷戀以宗教不寬容為底蘊的聖戰精神,懷戀痛飲異教徒的血所感受到的心靈沉醉。

伊斯蘭恐怖主義引發的精神危機,其命運的故鄉在中東,其精神的故鄉在西方文化傳統。

對於人類,精神的太陽已經熄滅,精神危機的長夜已經降臨。茫茫的黑暗中,數千年來西方文化的諸種信仰、理性、價值觀念、精神形態,都超越時間而糾纏在一起,如還魂的鬼,嘶嗥狂舞,並以精神危機的名義,要求重新主導人類未來的命運。

精神危機是人類的根本危機;精神危機必然表現為全世界經濟、社會、政治的大動盪,各個國家,每個民族,每個個人,都將被迫踏上命運的鋒刃,走入狂風暴雨的時代。而精神危機解決的方式將決定人類對生命意義重新定位,從而決定人類下一個時代所選擇的生命哲學和生活方式。

西方知識分子中的一些聰慧者意識到精神危機的召喚,他們已經開始對文藝復興以來被奉為真理的各種世俗和宗教觀念進行再理解——他們又一次開始了反叛真理的過程。反叛過去和現在的真理將使他們有能力踏過精神危機,走向屬於未來的真理。

那麼,面對全人類性的精神危機,中國的知識分子又在作什麼呢?

 

三、中國知識分子在作什麼

這是一個精神危機呼喚反叛既成真理的時代。然而,中國知識分子仍然在不同的意義上滿足於驕傲地表現猴子的技能——模仿。這是一個需要睿智地預見未來以征服精神危機的時代。然而,中國知識分子的大部分仍然生活在過去時間的精神廢墟中。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數學上的絕對多數都歸於馬克思主義強權的御用文人的範疇。近兩百年來,馬克思主義給人類講述了一個神聖而又陰森可怖的故事。現在,馬克思的幽靈已經說完了他所有的話,他即將歸於無人祭奠的墓墳。以中共暴政命名的馬克思主義強權的消失是無可逃避的宿命——或者通過發動反人類戰爭的方式滅亡,或者由於極端腐敗的極度發展而自行崩潰,或者在人民大起義中頹然垮台,或者因內部權力爭奪產生的大分裂而分崩離析——無論命運怎樣選擇,馬克思主義強權的徹底消失都將構成下一個歷史時期的主題之一。

儘管馬克思主義實踐留下的心靈創痛會伴隨人類命運的始終,但是馬克思主義,以及附庸在其上的所謂「文化價值」的鏽跡,很快將被歷史無形的巨手抹去。人類將努力拋棄一切同馬克思主義有關的記憶,就如同厭倦地撣掉落在衣襟上的一片枯葉。

正由於此,當代中國御用文人雖有千萬,從文化價值的角度審視卻已無須關注。他們徹底出賣給馬克思主義強權的卑微的精神形態,將隨馬克思主義一起在血腥的風中飄散,不會給歷史留下任何有價值的記憶。當代中國御用文人乃是人類歷史上數量最龐大,而在精神領域又最少價值的知識分子群體——多如蟲蟻的精神奴僕和思想佞臣,這種現象本身便侮辱了「知識就是美德」的箴言。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可以作出另一種分類的群體,自稱相信西方的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厭惡或許是真誠的,不過,他們崇尚的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卻比馬克思主義更古老。屬於「自由主義」範疇的價值體系確實在引領歐洲走出中世紀神權政治黑暗的歷史進程中,曾顯示出似乎不可抗拒的人性魅力。然而,數百年後的今天,啟明星已經黯淡。

除絕對價值外,真理總以特定的參照係為依託。在中世紀的漫漫千年的暗夜中,點燃人權時代朝霞的,正是屬於「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的真理。中世紀一旦成為過去,人權時代一旦進入現實,「自由主義」價值體系就由於已經展現出所有的價值能量而變得茫然,並喪失應對人類新的命運挑戰的能力。因為,充分展現者必定屬於過去。

西方知識分子已經將「自由主義」的全部價值體系作為重新評估的思想標的。人的本質的喪失、生命神聖感的凋落、人的本能化等等,以及生命的墮落引發的諸種與生命的意義和價值直接相關的社會問題,都被納入重新評估「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的範疇。可悲的是,與之同時,中國某些知識分子卻仍然把「自由主義」奉為不可質疑的絕對真理。

馬克思主義強權對中國的心靈控制,是中世紀神權政治的借屍還魂。中國為獲得心靈的自由也許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對「自由主義」的理解。但是,這種理解不僅限於對「自由主義」真理性的認知,而且應當包括對「自由主義」在西方自由國度造成的人性危機的認知。否則,中國走向自由的同時,將踏入西方已經經歷的精神的和社會危機——中國的命運將「象一個醉漢,從這邊爬上馬背,又從另一邊摔下來」。而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正試圖灌醉中國的命運,因為他們那顆缺乏創造意志的心,只有能力卑微地醉於數百年前的真理。

以唯物主義名義實施的心靈控制,使中國變成生命哲學和精神信仰的大漠;大漠周圍是國家恐怖主義暴力築起的鐵垻。隨著馬克思主義強權最後崩潰的逼近,鐵垻出現裂痕。外部的生命哲學和精神信仰從裂痕中流入,乾燥的中國如狂如痴地吸吮精神的溪流,而精神溪流中最具活力的清泉,當屬獨立基督教會。

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極其怪誕的能力和癖好——他們總願意並能夠使真理變得醜陋,使高尚的歷史進程變得令人厭惡。

基督教的流播有利於改變中國心靈物慾化的可悲狀態,這本是精神的慶典。然而,卻有神棍式的中國知識分子宣稱,要將神州變成上帝之州,要讓中國基督教化。這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沐浴著二十一世紀的陽光,而他們的心卻屬於早已霉爛的時間,屬於中世紀神權政治的鬼魂。

沒有生命哲學,宗教就是迷信;沒有寬容精神,沒有承認精神信仰多樣化的良知,宗教就是精神暴君,就意味著不同宗教信徒間的血戰。

在中世紀,由於缺乏生命哲學的認知,宗教迷信便構成神權政治愚昧但卻堅硬的基石;對精神信仰多樣性的否定,宗教寬容精神的缺失,則成為用火刑焚燒思想異端的理由,成為宗教戰爭罪惡的意志起點。

「讓神州變成上帝之州」的嘶嗥中,沒有承認精神形態多樣性的良知;「讓中國基督教化」的意志里,喧囂著中世紀主教們對「異教徒」和自由思想者的仇恨。這個神棍式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正對中國發出魔鬼的惡咒,試圖讓中國重返中世紀,讓中國人在另一種心靈控制中喪失精神自由。

當代中國的御用文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追求中國基督教化的知識分子雖然思想取向各異,卻都拖著同一根意識形態的粗尾巴,即中國民族文化失敗主義。

將民族命運的失敗完全歸罪於民族文化傳統和千百年前的文化先人——這是知識分子最醜惡的形象;徹底否定並惡毒詛咒民族文化傳統,以作精神乞丐為榮耀——這是知識分子最猥瑣的形象。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就在此意義上既醜惡,又猥瑣。從西方文化挾工業革命爆發出的力量,擊垮東方文化之日起,中國知識分子就開始走上向西方乞討真理的屈辱歷程。

然而,徹底否定民族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獲得屬於自己的文化未來。或許由於歷史對精神乞丐的厭惡,或許由於歷史在懲罰對文化祖國的背叛,中國知識分子最終為中國乞討到的,竟是西方文化中對人類的惡咒——馬克思極端極權主義。中國經歷過半個世紀以上的西方文化殖民地命運,即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統治之後,當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蹣跚在精神乞討之路上。我相信,等待這群現代精神乞丐的,只有更屈辱的命運。

「新儒學」是超越民族文化失敗主義的一個知識分子群體。不過,三項思想誤區使「新儒學」難以實現重建中國民族文化精神的雄心。

其一,「新儒學」以儒學概括中國傳統文化,乃是致命的偏見。無論從時間的角度審視,還是從內涵的角度考察,儒學都沒有能力單獨概括中國文化精神——儒學之前,中國文化已源遠流長;儒學產生之後,不過是百家之一。

儒學由於皇權的垂愛而成為千年顯學,但是,皇權不等於真理。那些同高貴的生命風格和人性的真理一致的文化精神,正在遠離皇權的地方。「新儒學」不走出唯有儒學象徵民族文化傳統的偏見,就難以獲得與博大的中國文化精神對話的思想能力。

「新儒學」的另一項思想誤區在於對儒學的偏愛,偏愛到喪失了對儒學進行反思的能力。民族現實命運的失敗,必然有民族文化的原因。儒學作為皇權加冕的國學和千年顯學,毫無疑問應當為中國命運的近代敗落反躬自問。然而,「新儒學」卻只懂作一件事,即肯定儒學的一切。而這種絕對肯定中沒有真理,只有偏見。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體所作的,是徹底否定民族文化,讓民族文化為民族現實命運的失敗承擔全部罪責。這種把現實的責任全部推給歷史的行為,顯然不符合有尊嚴者的思想邏輯。我強調應當尋找現實命運失敗的文化原因,是為從歷史的教訓中,熔鑄應對命運現實挑戰的思想之劍——讓歷史的歸於歷史,讓現實獲得迎接未來的能力。

「新儒學」中鮮有對儒學進行冷峻反思的智慧,汗牛充棟的溢美之詞間除了偏愛,還顯示出自信的缺失。——沒有自信者才需要溢美。我有一句忠言,且請「新儒學」諸君靜聽:「新儒學」何時能以重建中國文化精神的名義,揭示儒學的歷史盲點,儒學何時才會開始真正走上復興之路。

「新儒學」的第三項誤區在於時間的錯位。「新儒學」雖然與民族文化失敗主義群體有明確的思想分野,但兩者之間卻又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都思想在過去,思想在時間的廢墟中。御用文人重複著早已化為骷髏的馬克思的思想;「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幾百年前的西方思想的遺囑執行人;企圖「讓神州變成上帝之州」的知識分子正在作中世紀神權的千年暗夜之夢。「新儒學」則迷醉於儒學的歷史遺蹟中。

時間推著所有的人走向未來,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卻大都粗俗地把屁股迎向未來,把依戀的目光投向過去。這種倒退而行怎麼可能走上光榮的命運之路?「新儒學」如果沒有能力形成不可遏制的創造意志,使古老的儒學精神間湧現出澎湃的新思潮,他就永遠只能作迷失於歷史殘垣斷壁中的孤魂野鬼。他所作的一切都同中國的現實文化命運無關。

 

四、命運的召喚

危機就是挑戰;命運的挑戰在召喚時代英雄。中國知識分子,你們聽到了命運的召喚嗎?

在中國,自由面臨雙重艱難。首先,必須掙脫束縛精神的鐵鏈,贏得心靈的自由。其次,必須審視自由在西方的命運,讓自由從本能走向心靈,由粗俗與猥瑣回歸高貴和神聖。

自由需要拯救了——這是屬於人類的精神大危機。拯救自由乃是蒼天和大地賦予知識分子的使命。中國知識分子只有聽從命運的召喚,承擔起拯救自由的使命,中國文化精神才會以自由的名義復興——拯救自由與重建我們文化的祖國,重建精神的故鄉,重建心靈的家園是同一個事業。

為了拯救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走出時間的廢墟,直接同現實命運的挑戰對話。

為了拯救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踏碎民族文化失敗主義,雪洗精神乞丐的恥辱;不作真理的乞討者,作真理的英俊的戀人。

為了拯救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必須超越一切思想的權威,重新評估一切價值——以美化和強化生命的名義重新評估。因為,自由的危機是起點與歸宿重迭在一起的終極性的精神危機。

為了拯救自由,中國知識分子必須以民族文化精神為基石,以西方文化的全部教訓為教訓,創造屬於自由人的生命哲學。生命哲學是文化之魂,是時代精神的主宰;生命哲學的創造者將成為解決人類精神危機的哲學王。

沒有創造命運的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有希望,也不可能真正與自由一致。創造命運起步於意志的王國和思想的範疇,知識分子離意志和思想最近。不過,聽懂命運的召喚需要忠實於真理的心。

不知道中國知識分子是否還有這樣一顆高貴的心。

 

責任編輯: 鄭浩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本文網址:https://tw.aboluowang.com/2008/0409/81453.html

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