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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生活已經有13年了,我一開電腦就上韓國網站。在「脫北者同志會」和DailyNK網站尋找故鄉人的名字或故鄉的消息。對我來說是那麼珍貴的人們,只能成為記憶留在心裡的人們…每當想起他們,眼淚便止不住地淌下來。
1970年末,我出生在兩江道普天郡青林里的一個平凡的農場員家庭。因為夾在哥哥和弟弟之間,從小承擔了家務。 我生活過的青林里第六工作班離城鎮有20里左右遠,村子的前後都有高山,兩座高山之間有一條溪水,我們村就在溪水邊。1960年代的一天,金日成來到青林里下達了建立養羊農場的指示,但終於沒能養殖成功。記得我們六班被指定為畜牧工作班養過一些羊。 小時候里黨秘書給我的印象是讓我害怕的。那是因為我上人民學校(小學)的時候,聽眼睛周圍發青的爸爸回到家裡跟媽媽說是里黨秘書打的,從那時開始里黨秘書變得可怕了。 關於里黨秘書叔叔好像有稱讚的好話也有壞話。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開會之中或者在工作班上一有不合心意的就揮拳頭的習慣。爸爸可能也是因為那種情況被打的。從那以後開始,只要在遠處看到里黨秘書或者里的幹部們,我就像見到了老虎嚇得連忙逃得遠遠的。 記得有個端午節那天,工作班的年輕人喝酒以後大幹了一場架。喝酒的人拿出木棒和鐵鍬頭破血流地糾打在一起。由於狠毒出了名的保衛部指導員和分駐所(派出所)安全員們都跑出來拉架,但對喝醉酒的人卻束手無策,只能在旁邊高聲叱呵。 這時不知從何處冒出了里黨秘書叔叔。氣喘吁吁的他一來就毫不猶豫地脫掉了上衣,投身到流血鬥毆的人們中間。「你們這幫狗崽子,今天都死定了。」就像發怒的老虎揮起了拳頭,被他的拳頭打中的年輕人接連倒了下去。 知道對手是里黨秘書後,鬥毆的人好像是疆在原地一動都不敢動了。這時分駐所的安全員和保衛指導員一擁而上帶走了所有打架的人,鬥毆才得以結束。里黨秘書當時的形象現在還清晰地浮現在眼前。 鴉片農場,那愚昧的幻想! 我的故鄉兩江道普天郡青林里是「苦難的行軍」時期處在死亡中心而犧牲最大的地方。 苦難的行軍降臨之前的1993年,我生活過的整個青林里轉變成了「白桔梗農場」(鴉片農場)。青林里因為分配緊缺總是需要搞副業,所以這個變化是非常讓人高興的事情。 我的爸爸和媽媽對青林里被指定為鴉片農場期待很大。因為有傳聞說只要鴉片收成好,不用農場提供分配,直接得到國家的大米配給,作為優惠條件每年提供兩套西服和油,還作為禮物向整個農場免費提供電視。 那天山村的耕地里開滿了白色的鴉片花。而且我們第一次得到了國家提供的白白的大米,而不是協同農場的分配。一到秋天為了收穫鴉片,不僅是中學生連在道所在地(兩江道惠山市)學習的大學生和工廠工人都動員到我們農場來進行援助。每家每戶都要接收7-8名志願者。 1994年,在種植鴉片上嘗到甜頭的人們放棄了為補充糧食搞的副業。認為只要種植好鴉片就能過好生活的人們連自己擁有的自留地都轉交給農場,讓農場允許他們種植鴉片。 那年7月,金日成去世,哀悼之風籠罩了全國。到處張貼了「把悲哀轉變成力量與勇氣,更加努力建設社會主義強盛大國!」的口號。整個國家因為乾旱和洪水都哭喊糧食沒有收成,我們村種植的鴉片卻迎來了大豐收。 或許是因為鴉片的生存力強,不僅是我們青林里,鄰近的內谷里、虎山里、義華里等農場也迎來了鴉片大豐收。秋天,大學生和工人為幫收割鴉片來到了村子裡,我們村裡的人們期待即將得到的厚厚的錢褡和禮物,沉浸在華麗的幻想中。 那時人們還不知道悲劇即將來臨。 死亡的行進—「苦難的行軍」 那年11月,國家拿走鴉片後中斷了給農民發放的配給。只指望國家配給沒有種植其它農作物的人們馬上面臨流落街頭的命運。到處開始出現因飢餓而倒下去的人們。 只風聞里黨秘書到郡黨和道黨去弄糧食。11月末,聽說糧食已到全都跑到配給所。由於飢餓,連學校也沒去成的我也跟母親一起趕往配給所。 當天,配給所發放了聽說從2號物資(戰爭預備物資)倉庫拿來的一個月分量的凍土豆和麥豆。里黨秘書在配給所號召居民「由於遭受自然災害糧食欠收,不知何時才能發放配給,千萬要省著吃。」 直到那時,人們還不知道一個月過後自己的命運。只是茫然地期待國家既已收走那麼多的鴉片,怎麼也會給點糧食。 12月,搭載軍人的眾多車輛駛進村子,開始大肆砍伐前後山的樹木,說是要把它賣給中國用來購買養活軍人的糧食。 那天,我和母親到50多里地之外的郡市場去賣家裡的兩套西裝料和狗皮等東西,購買了少量大米。當我們進入村中央便看見血肉模糊的里黨秘書正阻擋裝著原木的軍人車輛。 「村民們正在餓死。要砍伐樹木,就要給我們糧食!不給我們糧食一棵樹都不許動。」 軍人們向擋在車前面的里黨秘書撲過來,毫不留情地又踢又踩。村民們無助地跺著腳哭泣。從郡安全部新調來的負責駐紮員(警察)跑過來拔出槍向空中發射。軍人們被負責保全員的槍聲嚇退,一位軍官拿出了一張紙亂晃。 「看!這是將軍的命令。軍人們吃到飯才能保衛國家吧?是誰?有誰膽敢對將軍的命令指手畫腳就站出來!」這時,里黨秘書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這些原木既是國家的財產也是我們農場的財產。既然是將軍的命令,那好,你們就拉走。但你們要拿出能證明砍伐的是我們農場樹木的承認狀。」 軍官便掏出所謂的郡山林經營所「收據」,里黨秘書接過該「收據」卻當場撕掉。 「你們不是說將軍嗎? 我們不要這個,我們要有將軍簽名的收據。」里黨秘書毫無畏懼的氣概讓軍官和軍人也傻了眼。所謂的軍官急忙拉住里黨秘書的胳膊求情,還拉著他進里黨辦公室。 這樣,所謂的軍人與青林農場間簽定了某種契約。即「到青林里砍伐原木的車輛每車一定要交出四口袋玉米粉(共80公斤)」,「讓農場員們砍伐樹木並保障他們的三頓飯。」 也許,你們會認為這樣的契約太荒唐,但用這種方法多少還能弄到糧食的只有我們一個農場。其他農場樹木都睜著眼被搶光。數十年長高的參天大樹全被運走,山一下子裸露出光禿禿面貌。 那年冬天,我們一家在沒有電的寒冷屋子裡蒙著被等待著死亡。每天早晨,里黨秘書叩響每家大門說,「就算是開水也要喝,一放鬆就死路一條。」他動員給軍人搬運樹木的年輕人,給因飢餓倒下來的家庭送去少許木頭,還親自給他們燒炕。 至今我還清楚地記得里黨秘書走訪每一家,用熱水給大家沖的一杯炒麵。 那年冬天,爸爸、媽媽和弟弟相繼死去。看著沒能入棺被牛車拉走的爸爸、媽媽和弟弟,我連哭出聲的氣力都沒有了。就住在隔壁的一家人包括吃奶的嬰兒,整個家人都死掉了。 1995年剛過金正日生日沒幾天,里黨秘書帶上裝著玉米面和玉米的10公斤左右的袋子出現在我家。煮了熱氣騰騰的玉米面糊餵倒在地上動不了的我們吃,還勸我們離開村子。 「這兒連要飯的地方都沒有,在這樣下去連你們也都會死掉的。你就帶妹妹到市內(惠山市)去吧,哪怕待到出野菜的時候也好。到人多的地方興許能要口飯吃呢…」 眼淚從六十多歲里黨秘書的眼裡流了下來,拿著煙杆的嗖嗖地顫抖著。他從懷裡掏出了一個用塑料布裹得緊緊的東西。是鴉片。 「如果你們生病…是啊,目前還沒有藥,你們就好好保管這個,到了要緊的時候用吧。」到現在,我還是不認為里黨秘書叔叔把鴉片作為代用藥品給了我們。因為給的量非常多。因為當時是可以公開進行鴉片交易的時候,所以鴉片就是錢。 乞丐生活和逃離 就這樣我們離開了村子來到了惠山市。我跟哥哥一起混在乞丐中住在位於惠山市春東的廢棄的通信機械工廠建築物里。 1995年4月,哥哥連續發燒了幾天就去世了。我沒有哭。因為沒有保護者的恐懼壓倒了痛苦。乞丐男孩們埋了哥哥的屍體,但我害怕沒敢跟去。 在這裡我想簡單介紹一下乞丐們。 包括我哥哥共有8個乞丐。其中女孩子只有我和一個叫申慶琳的13歲的女孩。雖然不洗臉,穿得破破爛爛不堪爬滿虱子的衣服,但乞丐幫中也有自己嚴格的紀律。 乞丐幫都有自己的頭目,也有自己行乞的區域。偷竊或行乞得到的食物決不會自己獨吞,要跟同夥分著吃。 冬天睡覺的時候也要把年紀最小或病弱的人以及女性圍在中間,較健康的人擋著風雪睡在外圍。很多人或許會對乞丐幫中的女人另眼相看,但他們也有特別照顧和保護女孩子的規則。如果無視這種規矩就會被趕出去甚至會面臨死亡的威脅。 1995年秋天,因為抵擋不住兩江道寒冷的冬天,和我在一起的慶琳和另外兩個人去了咸興地區。我和其他3名男孩卻沒有離開。我們當時約好冬天到來,江面結冰就逃到中國去。 1995年12月,離春節還有幾天,我們就越過鴨綠江逃到了中國長白縣。我們在長白分手,約好開春後過鴨綠江在通信器械廠建築里見面。 在乞丐裡面我算是運氣特好的乞丐了。跟同夥分手後我沒頭沒臉地跑進去的是一家是50多歲夫婦生活的家庭。他們的子女為了掙錢都去了大城市。我就在他們家洗了澡、換了衣服生活了幾天。他們心底好,但由於警局的檢查總是恐慌不安,我也因此感到很內疚。 有一天,他們給一個地方打了電話後說要帶我去一個好地方。說是一個遠親,到他家我就可以放心地生活了。雖然心裡感到很不安,但沒有辦法。跟他們一起坐車到了延吉,再坐火車來到了黑龍江省哈爾濱。 說實話,他們是得到了一些錢後把我賣給了人家。但到現在我也不埋怨他們。他們是真心幫助過我的人。因為在沒有別的辦法的情況下,把我託付給了信得過的親戚。 我去的那家經濟上比較寬裕,公公、婆婆也都是非常好的人。而且又是朝鮮族所以能交流感情,婆婆還特別喜歡我。她說到外邊串門的時候帶上我才能放心。我在那裡學了漢語,1998年跟現在的丈夫結了婚。 丈夫是非常慈祥和老實的人,我一直感謝丈夫,生活也很幸福。每年我都要到鴨綠江或豆滿江地區去旅行。丈夫也非常理解我的這種心情。如果說有一個遺憾,那就是沒享受過年輕時代就當了媽媽。 站在鴨綠江邊,我就想起爸爸、媽媽、哥哥和弟弟,放聲大哭。我不知道爸爸、媽媽、哥哥們埋在什麼地方。就算統一,我也不會知道我哥哥埋在什麼地方了。 心中埋著社會主義歷史遺留下來的血淚交加的傷痛,等到統一那天我一定會跟我丈夫一起回到故鄉去。我想給我丈夫和孩子們看看金正日政權留給我的悲痛的歷史。想尋找為守護我所愛的人和我的家庭傾盡心血的里黨秘書叔叔,把他當作父親供養,報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