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知名智庫史崔芙（Stratfor ）近日發文稱，中國即將發生異乎尋常的事情。（Getty Images）
美國知名私營情報網站、智庫公司史崔芙（Stratfor ）以政治軍事消息見長，它提供全球性的政經分析及預測。近日該網站的智庫撰文分析中共當局為主辦奧運作出的種種奇怪舉動及其原因。
史崔芙文章說，一些特別的事情正在中國發生，其中之一就是中國以保障奧運安全為名放緩批准新簽證和需要延續的簽證，但是這個表面上看單一為了奧運的舉動，其背後隱藏著更大的秘密。
從某種程度上講，北京確保奧運安全的計劃似乎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沒有人來，也就沒有麻煩。但是儘管中共官員一再保證限制在中國的外國企業員工進出中國只是短期行為，但是此舉似乎對中國舉辦奧運以贏得政治、經濟利益都幾乎沒有意義。
德克薩斯大學校報（The Daily Texan）在一篇有關中國的評論文章中指出，事實上在8月外國人到來之前，北京當局在整個中國已發起了「清理」運動，從而造成了西藏的抗暴。這些「清理」運動同時還包括大舉征遷民居建立奧運場館、戲劇化的限產、減少車輛在北京街頭行駛、和突然在這個依賴產生污染的機器（即加工業）以生存的國家實施嚴格的污染控制，而在此之前卻處於行之任之的政府不作為狀態。
史崔芙文章說，這種種跡象表明中國有什麼事已經不對勁了。
限制簽證的政策使在中國的外國企業感到擔心。一些外國觀察家只是簡單地將其歸咎於北京當局偏執狂般地害怕出現抗議和恐怖襲擊，但是從很多方面來講，情況並非僅僅如此，還有更深層的意味在裡面。
首先也是最明顯的一點，奧運原本是向世界突出中國的開放程度而不是將那些使中國成為全球經濟一部份的人士拒之門外。此外在上海這個並非奧運主賽場但卻是中國對外經濟樞紐的大都市採取限制措施以確保奧運安全簡直沒有意義。（這如同亞特蘭大奧運會時拒絕簽發去紐約的簽證以確保奧運一樣荒唐）
拒發商業簽證以防止恐怖份子進入的說法同樣不堪一擊。很難想像維族好戰份子會代表跨國公司持商業簽證旅行，而且限制商業簽證不僅使外國公司對中國政策及與中共政府保持商業關係表示懷疑，也讓整個國際間的物流不暢。三個月得不到簽證意味著跨國公司在中國一個季度無法正常經營。
僅僅為了一個國際運動會就在一個季度內打斷全球經濟的一部份簡直沒有道理。1936年的柏林奧運沒有，1980年的俄國奧運也沒有。沒有任何一個奧運主辦國這麼做過。沒有哪個國家會為了防止恐怖活動讓國際往來停止三個月或更長的時間。特別是中國如此依賴外資，更不應該這樣做。
中國70年代的經濟改革開放基於兩點。一是儘量的吸引外資，二是確保發展。而這一策略成功的關鍵是為那些提供資金、技術並督促其所在國與中共政府保持穩定關係的外國企業一個開放的環境，以減少國際和經濟摩擦，提高供應鏈的效率。20年來中國的戰略決策就是鼓勵投資、鼓勵外資和合資企業在中國的發展。這一戰略得以實施的兩個基礎是資金和人員能夠自由的進出。
但最近兩個基礎的後一個出現了很大問題。幾個月來隨著北京奧運的臨近，中國毅然凍結了大部份經濟改革計劃並發布大量的新安全措施，這些措施甚至比911後其它一些主辦城市的安全措施更嚴苛。中國開始限制簽證的簽發，打擊的目標不只是那些潛在的「找麻煩」的正義宣揚者，還包括從被邀請觀摩奧運客人到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公司的雇員在內的所有外國人。
古怪政策時期
實際上在過去幾年中，北京當局不斷頒發和實施一些相互矛盾的安全和經濟政策。而現在北京古怪的行為已經持續了幾個月了。有人歸結為奧運綜合症，事實上那是不同尋常的。中國的舉動不是一個國家想把它最好的一面展現給世人，也不是簡單地擔心潛在的恐怖份子或公共關係會危及奧運。在下面的兩個月，當奧運和殘疾人運動會過去之後，人們會更清楚地看到北京的古怪行為不是因為奧運綜合症，而是因為中共當局面對著更嚴重的危機，越來越多的證據都在指向這一點。
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國經濟政策的基礎是要發展，這也是許多亞洲經濟的模式，為了發展而發展。這種模式在90年代初期導致日本發生經濟危機，後來波及亞洲四小龍。中國目前處在發展和投資曲線的末梢上，也在盡力避免出現亞洲以前出現的經濟危機。
在亞洲經濟危機之後，中國克服了天安門屠殺的危機，進入國際經濟社會，成為美國經濟優勢的一個挑戰者。如果不是「911」，美國不會坐視中國的所謂「崛起」。如果不是美國忙於應付阿富汗和伊拉克而使北京從國際壓力下脫身出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政策可能是不同的。
由於美國無暇分身，其它力量又不足於與中國抗衡，使中國能夠專注於國內經濟發展。但北京也完全意識到如果它繼續推行現在的經濟政策，將不可避免地爆發像日本、南韓和其它亞洲國家那樣的經濟危機。它也意識到國內日益增長的挑戰—從無處不在的腐敗到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從不斷加劇的社會動盪局面到大面積的人口斷層—會立即帶來諸多問題。
從毛到胡時代的經濟情況
毛澤東將中國建成了一個自濟自足的社會，每個省份、每個城市、每個工廠都自成體系，使這個國家幾乎可以抵抗任何軍事攻擊。鄧小平在實施對外開放政策吸取外資並沒有去掉毛政策下的冗餘。他和他的繼任者鼓勵地方吸引外資和技術以更快地提高中國的經濟水平。當江澤民上台時，他意識到以發展地方經濟為驅動力的政策可能使中國走上地方分權的老路，最終與中央集權競爭，於是江開始對抗這種趨勢，中央集權又回來了，當局又開始強調中央對軍隊的控制。
胡錦濤又推出了和諧社會，實際上是進行財富和經濟勢力重新分配，重新取得中央經濟的控制權，裁減冗餘，提高經濟效率。在沒什麼外界干擾的情況下，胡開始實施很明顯會影響短期穩定但有利於長遠經濟發展的政策。發展的政策被可持續發展代替。
不過這是一個危險的舉動，在中國這一政策遇到了強烈的抵抗，但是後退意味著等待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從某種意義上說，胡是想用短期的不安定換取長治久安。
但是胡沒有預料到的是，國際商品尤其是食品和原油會大幅度漲價、國際社會在奧運前不斷批評中國人權狀況、自然災害導致物流不暢、由於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經濟腐敗使社會動盪加劇、西藏的反抗等，所有這一切使中央政府已經實施的冒險政策對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突然間變得更具毀滅性而不是建設性。
全球經濟放緩也是中國害怕的外部壓力—這會導致資金流入受損，流出無法控制。同時國內的緊張局勢也拖慢了胡希望重塑中國經濟的步伐，而這種延緩又加劇了中共當局的統治危機。
政權危機
中國快速變化的安全、經濟政策、不斷加劇的社會動盪、以及上述似乎難以達到預期目的簽證政策顯示北京當局正在經歷政權危機。
而一些反向的政策也在與中央政府盡力保持權威、維持社會穩定和推遲經濟危機的政策相抗衡。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地方政府、甚至是中央機關也在穩步地抵制來自北京高層的命令。限制國外商人對發展對外貿易幾乎沒有意義，但是如果打斷地方政府的脊梁骨—與國外的關係是地方政府力量的源泉—從這一角度看，限制性政策就變的有點意義了。
如果中央政府已經決定不惜置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地位於危險境地也要治住不聽話的地方政府，那麼中國的領導人會看到一個主要的危機已在形成之中。撤換幾個地方領導人是一回事，但為控制地方不惜動搖中國經濟的基礎又是另一回事。但是如果我們將中國自1949年的歷史作為參照的話，你就會發現中共的核心領導人物歷來是會犧牲社會和經濟的穩定來保障他們權力的。
如果你回頭看一看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或是天安門大屠殺就會證實上述看法。畢竟「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保有中共的統治對政府才是至關重要的。
以前，在每次大的變革和危機中，中共最終生存下來了。文革後與美國建立了外交關係；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並且國民生產總值在不斷上升。當然有領導層的替換，中共執行內外政策時也有所改變，但是與其在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的分崩離析中坐以待斃，不如在經濟危機形成的過程中有點作為以在未來政治結構中保有地位。在中共的歷史上通過自己製造的危機或革命化解內外危機的例子屢見不鮮。
或許北京目前正在進行的政策會在九月後消失，一切又會重歸「正常」。但是中國已經不重視其以前大肆宣傳的奧運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利益。他們目前在警告經濟形式在未來將會不穩，至少他們內部已經開始討論中國的部份地區將面臨類似日本和南韓的經濟危機。
內部危機與經濟角色
最近環球時報—一份中共領導人經常閱讀的報紙—發表文章，討論經濟為什麼不是衡量力量的最佳尺度。具體是指中國在1800年時—中國最弱的時期—相對的國民生產總值及中國軍隊的規模在國際上的排名甚至好過現在。這也顯示出北京內部正在爭論真正的民族力量和經濟角色在哪裡。
無數政策如警察滅火般地出現，包括阻止或至少妨礙外國企業進出中國的流動和緊控外國資本的進出。這些政策只是為隨應經濟、環境、公共關係和社會層面爆發的問題而產生。大陸現行的能源政策沒什麼道理可言，供需不平衡日益增加，相互矛盾的政策在繼續執行。社會的動盪，至少是地方媒體所報導的動盪也在加劇。這些都顯示弱化了的中央政權對中國各地事務的控制。地方官員依然不服從中央政府。大型國企，如中石化、發展銀行等還是不聽中央的命令，以至國務院不得不與大型國企逐一談話去推行其經濟政策。
中國即將發生異乎尋常的事情。很多人不願看到那樣的情形，所以尋求用奧運來簡單解釋上述的一切。不過簡單的解釋畢竟很難讓人信服，有許多方面仍使人莫名其妙。
事實上，北京奧運簽證政策背後隱藏著政權危機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