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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路
陳凱
前中國國家男子籃球隊隊員
奧運自由衫全球運動發起人
右派網專欄作家
《ONE IN A BILLION》《一比十億》的作者
前言
在今天紛繁變化的中國，每個人都在竭盡所能尋找幸福。有人說，它在別人認可的目光中，在一些叫做地位和金錢的東西里。但為了別人眼裡的成功，我們被迫放棄了心靈中一致的價值。當尋求自由的心靈在歷次所謂的運動中被消滅殆盡時，茫茫人海，憑良知而獲得成就，並得到完整幸福的人，便成為稀有，無法讓人相信他的存在。
今天，我們為您找到了前中國國家男籃名將--陳凱，作為這稀有的一例，為您講述他尋找真實存在的幸福的故事。
第一集
迷 惘 年 代
這個要說起來很長，我已經在我的書《一比十億》這個書里把我在中國的運動的生涯,包括我怎麼從一個不自由走向自由的過程。這不是一個生理的過程, 這是一個心靈的過程。人從靈魂意識到自己的尊嚴、意識到自己的偉大，意識到自己的自由。當你意識到這些基本的你的價值的時候，你就發現這是你一生最寶貴的東西，你不能放棄。
對我來說，一個人如果放棄了真理、正義、自由和尊嚴的話，那這個人和行屍走肉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把一個人跟一個動物分別開的就是這些價值，這些價值同時也把一個自由人跟一個奴隸分隔開，也把一個真實的存在跟一個虛無的存在分開。
今天我把這個說出來，當然是一個很長的經常是很痛苦的過程。現在在這兒我想告訴所有的人，不要害怕這個痛苦的過程，因為心靈從一種封閉或者被奴役這種狀態走向自由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很舒服的過程，需要付出努力。
在美國華盛頓的韓戰紀念碑有一句話寫得非常非常好：Freedom is not free.。一個想爭取自由的人一定要付出代價，很多的代價是很沉重的。但是這種沉重的代價--我今天走到自由的這種心態的時候，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一個人不走向這個，不走向心靈的自由，他的幸福的可能性是沒有的。我經常說這個話：一個自由人並不一定幸福，但一個不自由的人絕沒有幸福的可能。自由給了你幸福的可能。
我生在北京， 在當時是家庭背景很不好的一個家庭，父母都有一些政治問題。由於內戰的原因, (父親的) 十個姊妹分布在海峽兩岸。我叔父李邦訓，他是一個空軍英雄。中國抗戰的時候，美國的志願軍組成的「飛虎隊」授予我叔叔最佳飛行員獎，一萬五千小時之中沒有摔過飛機。我父親跟我爺爺留在北京，當時在海關工作。其他去台灣的人走的時候把我奶奶帶走了，所以我爺爺跟我奶奶從那以後再也沒有見面。由於家裡的台灣關係，在英語裡是Exile，就是被放逐了，(我們)被放逐到靠近北韓的一個小城市-通化。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所有的知識青年，都被送到鄉下去了，我剛初中畢業，也被送到鄉下去了。但是由於我下鄉以後能夠在糧庫找到一個工作，糧庫的球隊需要我去打球，所以我就有一個機會不用在鄉下種地了，我可以到糧庫里做一個臨時工人，吉林省柳河糧庫。那時在糧庫里，每天要扛麻袋，麻袋有二百斤，我才十幾歲，身體還沒有長成，有時去搭肩。那時候輸送機經常停電，要人把糧食抬到糧垛上面去，你要走翹板，翹板還在晃，二百斤的糧食，你試試看。非常危險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作工人的時候一直沒有間斷打球，一直沒有間斷練球，我每天早晨起來，第一件事是先練一個小時，旁邊有一個井，喝一點水，然後洗一洗。像這樣一種舉動，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我會有那麼大的衝動一個人去練這個事，根本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指望，那個時候在全國體育已經被取消了，專業隊也都已經癱都取消了，什麼都沒有。沒有任何的前途說你將來可以在這方面有什麼樣的造就，都沒有，但是我確實這麼做了。
但是為什麼我能這樣做，我覺得我能從打球之中找到我對生命的一種激情的一種表達。我能覺得我是在活著，我沒有死亡，心靈沒有死亡。我仍對某種運動有熱愛，這種熱愛使我覺得我是一個活著的人。所以我一直在講，在我還沒有認識美國的時候，美國已經拯救了我。因為美國發明了籃球。所以我非常感激。我跟美國的緣由從籃球開始。對籃球的激情一直沒有削弱。從我打球一直到我退休，一直到我帶我的女兒打球，都是很有激情很有興趣的看。我是非常投入的一個人。
那時候，因為周恩來指示說拿體育作為政治工具去打開中國的外交困境。所以國家隊送出相當一批人到全國各地找天才，最後就聽說在柳河有我和我哥哥那幾個個兒比較高的人。我就被選中了到了北京。國家體委舉行了一個集訓隊，召集所有的天才青少年，我當時十六歲，還不到十七歲，這些青少年在國家體委體育館進行集訓，在集訓的時候發生了一些小的插曲。
土豆皮事件
一九七零年 晚春
有一次吃飯的時候，因為土豆皮有很多土，有髒，我和另外一個人，我的很好的一個朋友就把這個土豆皮扒了下來，當時青訓隊都有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看到了以後，就說你們要向全隊寫檢查，因為你們浪費了土豆皮。我就覺得我整個人生的這麼一點希望就是因為一塊土豆皮就可能被消滅，就是因為一塊土豆皮，就是你完全攥在別人手裡，就是因為你沒有吃這個土豆皮，你這一生就能被葬送。
當時我們做了檢查，還要吃憶苦飯，還要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作宣誓，什麼政治宣傳和洗腦。好在就是這個政治指導員，他發生了一件醜聞，他跑了，結果我們倖存下來了。就是他在教育我們這些無產階級的道德的時候，他自己發生了一件非常嚴重的政治醜聞、政治事件，他跟一個有夫之婦發生關係，那個有夫之婦突然從樓上跳下來，死了。所以他因為這個事件，被遣送回他的原籍。我在那個時候就在道德上作了一個鑑別，Oh, My God, 這些人教我的東西全是假的。我從那時候對一切開始表示懷疑。這些人雖然表面上冠冕堂皇教我們所謂的這些無產階級道德，但他們自己呢？！使我感覺到周圍一切都是假的，沒有什麼是真實的，但究竟我是不是要追求真實，這是一個重大的選擇。
當然對我來說，我是決定這個真實的東西只有在我跟籃球的關係裡面才有。我就集中精力來打球，把我的球打好。最後青訓隊解散的時候，只有我和我最好的朋友留在國家體委，作為特殊的天才去訓練。那時候我的天才非常好，彈跳能力、身體素質都非常非常好。我最好的朋友（陳邦曉）就被放在國家隊田徑隊也是重點訓練，他身體也是非常非常好。
這樣經過一年的訓練，突然有一天，他（陳邦曉）到我宿舍里來，他說領導已經決定我不能再在這裡繼續訓練，因為我家裡有問題。他家裡確實以前跟國民黨軍隊有某種關係，他父親以前是國民黨軍隊裡的。那麼被發現這種事情，他就被踢走了，我記得我還去送他，我到北京車站去送他。我送他的時候，我心裡充滿了絕望。但是我不想讓他看出來，因為他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最好的朋友不知道我家庭的背景。我知道遲早它會來，就是我也被踢走，肯定是跑不掉的。但是我希望把這個延遲一點，多留在國家隊多訓練一段時間。
從北京車站走的時候，我給他（陳邦曉）送行。天氣非常冷，我們就站在那裡吃了碗麵條。送到火車上的時候，北京車站的大鐘響著《東方紅》，我記得我把他送走的時候，他全身的探出窗戶要同我告別。
從來沒有想到，我從北京車站把他送走的時候是見最後一面。 我再也沒見到他。從來沒有想到，我再也沒見到他。這件事在我心裡永遠是一種痛。
回到黑龍江，回到哈爾濱的時候，他（陳邦曉）就比較絕望，那麼絕望的時候他就喝酒，喝酒時候跟他哥哥睡著了，旁邊煤氣出來，煤氣出來就把他熏死了。他也就死了。當然，經過再長一段時間以後，國家體委也發現了我家裡的問題，給我下了一個死刑，就說你永遠出不了國，你這種家庭情況不適合在國家隊待。但是當時我不相信這是一種真實的情況，我知道當時在國家體委有一些有名的教練和有名的運動員他們仍舊可以出國，他們家庭也有社會關係。但是我就認為我的技術水平達到的話，我還是可以出國。
在這一方面來說所有的中國運動員對他們來說只不過是一種工具，他可以任意的拋棄你，任意的把你踐踏，或者你的尊嚴都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當時我就下了一個決心，他把我從國家體委踢走的時候，我就想我應該怎麼做。我對我自己說我非常熱愛籃球，我就跟這些所謂領導講我說我既然出不了國，那我是不是可以在國內打籃球，這個在邏輯上是對的，你不讓我出國，你不信任我，我可以在國內打藍球。但是他們不說話，也不表態。
後來我就自己決定，那我自己想辦法，我就聯繫到廣州軍區，到廣州軍區打，那時候（廣州）有些很好的教練，我想在那兒造就自己，從新練球造就自己。在這個狀況之下的時候，我就沒跟領導打交道，因為當時從柳河的糧庫有人來領我，到北京來領我。我很害怕回到柳河糧庫，我覺得到那裡我就死路一條。到了糧庫我也沒有什麼前途。我就跟其他一個人聯繫，跑到廣州軍區。
出逃
一九七一年 秋
我當時就拿了個包，假裝上街，手提包我都沒敢帶，就是一個黃書包，上面寫著「為人民服務」，伴隨我所有的籃球生涯，我一直保留著它。為什麼呢，因為我看到 「為人民服務」 這幾個字，我就想起了這個社會道德的淪喪。我看到「為人民服務」這幾個字，就想起了這個社會所進行的道德教育的虛假，而這個「人民」的代表就是共產黨，就是政府。我還記得那天晚上，北京車站響著東方紅，我就想起送陳邦曉走的那天，同時我又想起這一切，這一切的一切，為人民服務、東方紅，而我卻要做我想做的事，我自己認為值得的事。那麼我就跑。
我就跑到廣州軍區，沒有跟任何人講。當時國家體委那些領導就恐慌了，有一個人潛逃了。所以他們就通知警局送出一個小組去抓我，到廣州軍區去抓我，結果到了廣州發現我仍舊在練球。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在那個時候，國家體委當時的主任是曹誠，他們就發出了一個很嚴肅的指令，就是廣州軍區你要把這個人送回來。
很絕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想在廣州軍區從新建立我的籃球（事業），從新建立自己，從新往前走，這個希望剛剛來的時候，突然，廣州軍區的政委找我談話，說你不能留在這兒，國家體委已經叫我們把你送回去。當時我非常絕望。我當時在那個狀態之下，我就覺得活著跟死了沒什麼區別。我沒有任何選擇，我在這個社會中生活，沒有任何的選擇。我被人任意的擺布。那時候確實痛哭了一場，非常絕望，非常絕望，確實痛哭了一場。我記得很清楚，一個人在屋子裡，我也不願意讓別人看到。我就想該怎麼辦，這時候我有一種憤怒，就想 God, 當時我還不知道有God，我就想我不能就這樣，我一定要鼓起勇氣，奮鬥一下，幹一下。那麼，好吧，我跟你們一塊兒回到北京，我知道回到北京肯定沒有好事，我是跑出來的嘛。
回到北京就把我隔離了，一個人檢查反省交待，有什麼動機。當然他們肯定會考慮我跑到廣州是因為我有台灣關係，想從廣州跑到香港，逃走。這是他們馬上的想法。我根本就沒這麼想，我想是為了籃球。
那麼在這個時候，我做了一個重大的選擇，這個絕望的時候我做了人生最重大的選擇，拒絕拒絕拒絕絕望。我並沒有看到什麼希望，但是我選擇拒絕絕望。
這樣我就回到北京我就把我的事情交待，大約一個禮拜，隔離。把我的事情交待，交待清楚以後，做了一個整個地檢查，整個對全國家籃球隊作了一個整個的檢查。
國家體委害怕我再跑，就派出兩個人把我押送到柳河去，我記得很清楚。押送柳河以後，我就躺在小炕上。那時候柳河也沒有電，有個小油燈，我就看著油燈，我就在想將來怎麼辦，我是在這兒我是任人擺布呢？還是自己再做一次掙扎。那時候我大哥來了，也給我一些鼓勵，說你在這兒要呆著的話，肯定糧庫的人知道你跑了以後，肯定對你沒有什麼好處，因為知道你不想回到糧庫，所以糧庫的所有領導也會對你有一種歧視和虐待，你在這兒待不住。後來我說我同意。我肯定不能在這兒待。我那天晚上我就從鐵絲網裡鑽出去，我又跑了，又跑了一次。
這次跑哪兒去了，跑到吉林省長春的一個省隊。省隊知道我，知道我很有天才。他們也非常想要我。在省隊待了大概有幾個月，我以為在那兒再開始我的籃球生涯。又沒有開始成。為什麼呢？瀋陽軍區把我的檔案調到瀋陽軍區，瀋陽軍區知道我從國家隊走的，他們知道這個人很有天才。他們需要這個人，等於他們把我充軍了。
當時到軍隊是我一個理想，因為在軍隊我覺得能使我的家庭政治上得到一些好處，不會被鄰居所歧視呀，像我父母的單位每天都審查他們，隔離審查他們。如果我是軍屬的話，在這方面對家裡有好處。我當時就這麼想，我一定要參軍，我到了瀋陽軍區，穿上軍裝，第一件事我想我終於可以再開始我的籃球生涯了。又沒有開始成。這些人告訴我，你呀你現在已經有前科了，你已經有跑的前科了。軍隊不會信任你，我們要把你送到連隊去鍛鍊，從新洗腦，要從新鍛鍊，把我送到連隊，我想打籃球打不了。
我在軍隊裡，吃都沒吃的，人餓得，軍隊裡那時候是珍寶島跟蘇聯打仗的時候。我的個兒很大，吃東西比別人多，但是總是吃不飽，再加上非常繁重的體力勞動。那時候在修垻，再加上一些軍事訓練，後來 我身體就越來越快垮下去，後來胃就出血，我自己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胃出血，後來生重病。
回到瀋陽軍區軍區的時候，我根本沒法打球，我已經太弱了。以前我隨便就可以扣籃的，我有一次摸籃圈都沒有摸著。當時我就想：My God. 當時還沒有God。我說這怎麼辦呢？我也沒說話，我就跟著隊玩命練，我有一種信念不管怎樣玩命練。可是我身體已經非常壞，已經有重病。因為我那時候有胃潰瘍，胃出血，就一直沒有發現，它一直在出血就產生重大貧血。其實人就快死了。就一直便血，便血很厲害。最後發現身體越來越弱，後來又把我送到醫院，這一住就住了一個月。
在這一個月之間的時候，我收到一封信，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死了。我在那個時候，最絕望的時候收到那麼一封信。在那時候各方面的打擊就不說了， 對你籃球生涯的打擊根本就不提了，又來這麼一個噩耗。 你怎麼對待？你怎麼對待？一般的人就垮了吧，完了吧。反正沒有什麼希望。我最好的朋友也跟我一樣，不也死了，我將來就是死路一條吧。大概沒有什麼太大希望。
但是我還是這樣我拒絕失望，我拒絕這個東西。我聽到我好朋友去世的時候我馬上要求出院，馬上投入訓練，那時候我胃潰瘍起碼不出血了。當然疼還是疼。當然經過這種訓練你有一種強大的動力。這種動力就是我要為我最好的朋友報仇。但這個仇不是個人的仇。我有一個朦朧的想法是：我對這個社會的最大的報仇就是使我自己幸福。我在我的一生裡面，沒有看到任何人有幸福。沒有。
可是我給自己許了一個諾。我說我一定要幸福，我要找。雖然我沒有看到，沒有看到任何人有這種東西。我周圍沒有一個人幸福，但是我相信相信能找到。
第二集 我的籃球
八一隊有人說像個大旅館一樣，來的人很多，呆的人很少。在這個過程中訓練有時候會過度訓練，過度疲勞，因為你拼命，營養又不是很好，休息更沒有。因為每天除了訓練之外就是政治學習。我長期的有一種失眠，長期思考很多事情，那麼最後甚至有尿血，撒尿出來都跟醬油似的。等於在一個邊緣上，這個邊緣你隨時隨地都可能垮下去。你是用意志撐著。意志撐著一直往前走。那麼在這種狀況之下，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幸運，我沒有垮掉，很多人垮掉了 。
那麼這個時候，在八一隊我經歷了第一次出國，到巴基斯坦去。我在飛機上的時候我看到喜馬拉雅山，我有點不太敢相信是真的。因為我向自己證實他們在撒謊，我向自己證實了我確實存在。我的存在不是由他們決定的，我的存在是由我自己決定的。他們說我出不了國，我出了，他們說我做不了的事情，我做了。我覺得我要向我自己證實我是自由人，我就要打回國家隊去。
1975年時候，我曾經到阿根廷到墨西哥訪問，在墨西哥的時候我第一次跟美國隊交鋒，當時我第一次觀察美國隊隊員們，他們的言行舉止這方面，我就發現與眾不同，跟其他所有隊員都不一樣，他有一種非常的活力，人們自然的活力，自然的對激情的一種追求、發揮。而且又非常有紀律，所謂有紀律，就是如果教練叫他們幹什麼，他們馬上跑過去跑到教練那個地方。在中國有一種被動的抵抗。就是教練、領導讓幹什麼，我寧可慢慢騰騰的。
最使我覺得感動的一件事，我看到了在美國隊的替補隊員為場上的主力隊員鼓掌，這個現象在中國隊裡我從來沒見過。給我也是一個深刻的教育，也是一種安慰。我覺得世界上居然有這麼一種社會，在裡面生活的人居然是這個樣子。希望自己比別人好和希望自己比別人壞，完全是兩回事，是兩種方向兩種態度，一個正向一個負向。可是在中國處處充滿了這種負向的思維。
在那天晚上我們住在一個旅館，我們就找到美國隊房間，我們自己找到美國隊房間。找到美國隊房間我們就用那些小扇子，出來那些小的中國的禮品，跟他們交換美國的東西，當時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舉動。沒有人敢這樣做，尤其是一個邪惡帝國，是一個在中國是說的比什麼都壞，最壞的東西，對我們居然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我們能夠冒著這麼大的風險，去到他們的房間去敲門。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能做這種事情，從來沒有想像過，但是我做了。
我進了那個房間以後，我就發現，那個感覺太不一樣了，世界上能有這樣一種人，非常真誠的一種人。 他又跟我換鞋，換一些小東西。
交換禮品以後，我回到房間以後，「梆梆梆梆」聽到有人敲門，敲門以後，來了我一個朋友。也算一個朋友，還算在八一隊比較好的朋友。敲門他就講，他說教練讓我們把所有的禮物全部退回去，把所有我們拿到的全部退回去。當時我就火了，我當時我內在就爆發了，我說根本沒有門，我說根本沒有門，我說你告訴他讓他滾蛋。
可是你知道那是冒了很大風險。等於你跟教練直接對抗，那不是開玩笑的事情。這都是人生重大的選擇。當時這個隊員，這個隊員他當時就有這種想法就是他想入黨，他跟教練住在一個屋子裡，他怕得罪教練，所以他把東西還了。我當時我在想，你跟人家交換東西，人家對你很真誠的，你卻是一種膽小的這種懦弱的人，會把東西還會去。你怎麼跟他講，你講什麼東西，你跟這個美國隊員講什麼東西呢，我心裡這種憤恨，我看到人性的軟弱，人的軟弱，他會為了某種利益上的東西，會放棄這種原則，人的尊嚴沒有，也就是你基本上你承認你不是一個真實的人，你是一個奴隸。別人叫你怎麼弄，你不做不行。從那時候我開始對美國產生一種重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非常非常想到美國來。
我當時那場球，在他們決定是不是要我的那場球的時候，那我打得可能是我一生最出色的一場球。我就覺得人非常平靜，精力、注意力達到最高的境界。根本如入無人之境。有一種感覺：人像飛起來一樣。
英文裡有一個詞叫作integrity. 其實它是完整，人的完整，它從靈魂上到肉體上到精神上到智力上面都要一致，球才能打好。可是在中國的這個環境裡，都是基於把運動員整個扯得支離破碎，從他精神到肉體，到他的生活到他的情感，到各方面，他不是一個完整的人。我絕對不能允許他們把我扯碎，絕不能允許，我要允許他們把我扯碎的話，我這個人打球也打不好，而且我永遠也不會尊重自己。
麥可喬丹他球為什麼打得那麼出色，他整個人是完整一致的，他不是支離破散的，精神在一塊，身體在一塊，這樣球打不好的，運動員是非常要求一致的。 他在場上做的每一個決定，瞬息之間所做的決定，都要做得正確，他才能打出非常出色的籃球來。
一九七六
1976年天安門事件我也是親身經歷。 因為我對這個社會產生了種種懷疑。我找了各種藉口到天安門。那時侯八一隊已經宣布不許有人到天安門廣場上，禁令啊。但是我對這個社會充滿了懷疑，找了種種藉口到天安門廣場。
我照了一些相，當時我在政治上並沒有這麼敏感，我就覺得把膠捲送照相館沖沒有什麼問題，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照相館的人把我的膠捲送到警局去了，當八一隊領導找我談話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出了什麼事情。我知道我那膠捲他們一直在找藉口沒有還給我。所以整個的全總政通報我。
可是那個時候中國有一個內在的政治鬥爭現象可能救了我，所謂政治鬥爭就是當時的軍隊有很多人抵制「 四人幫「 的一些事情，他要把軍隊的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擔心像我這樣的事情被「 四人幫「抓到對他們造成某種影響。他們把這種事情壓低掉，壓下來了，就沒有給我送監獄或者是處分。同時第二個他們就是利用我打球，利用我的專業技能。所以我在那個時候倖存下來。冥冥之中有人保護我。
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五號這一天，電視上照了一個周恩來照片死的時候，他那個死者這個臉面啊是痛苦到極點的一種面相。當時我就想，這麼一種極端痛苦的人卻是中國第二大的領導。如果中國第二大領導都成為一種犧牲品，這個社會是什麼樣子。它證實了我以前對中國所有的，事件發生的也好，在日常生活中人和人發生的關係也好，所做結論的正確性。所以當時我看到周恩來的那個臉部痛苦，我突然大哭了一場。抑制不住大哭了一場，為什麼大哭一場？後來我意識到並不是為了他，並不是為了周恩來，不是為了中國，也不是為了什麼，是一種解脫的哭，解脫的眼淚。我終於意識到，我以前所做的所有結論是對的！我可以向自己說：不管他們有多少人，有多少槍有多少炮，有多少宣傳機器。我終於認識到，我作為一個人，我的精神力量，我是正確的，我所做的結論是道德的，我是一個好人。當你意識到這樣，你就發現你的力量，你作為一個個體的力量真是無窮無盡的，為什麼呢？當你能夠在道德上認知到自己是一個非常非常良好的人。在這個時候你自由了。
那麼到了1978年的時候，我的運動競技狀態達到高潮。那時候我在全國聯賽裡面有壓倒的優勢，他們沒有人能夠防住我，而且我的防守，攻守的平衡各方面沒有人能相比的。整個籃球界也好，我們隊裡的隊員也好，教練也好，突然的態度全部轉變了。教練來說，給你入黨怎麼樣，提干呀，這些許諾全有，從把我作為一個危險分子要不斷的控制、打擊、利用，突然把我捧到天上去了，如果是一個道德不健全的人或者道德不完整的人，就會被這個新的打擊力量扯碎，這個新的打擊力量是從另一個側面打擊過來。以前他們把我作為敵人去打擊我，現在他們把我作為他們一夥的人，他們要把我納入他們的陣營。
打完了世界軍隊比賽我就到了國家隊，我就發現在所有的中國的運動員里，很多我所欽佩的一些運動員到最後都妥協了，為什麼妥協，成了家。有了家有了小孩兒以後，你就不得不向社會妥協，你就不能再堅持原則。因為這個社會把你的家作為人質，他威脅你，通過威脅你的家人來威脅你。很簡單，如果在八一隊的話，你要是不聽領導的話他就不給你分房子。不給你分房子的話，你太太小孩兒就沒地方住。你為了這一間房子的話你要妥協。為什麼，你要為你所愛的人考慮。我當時我想，我不能這樣做。
當時在1976年毛澤東死了以後，慢慢的就開始有高考。我當時念頭就是要上大學。正好有政策說全國優秀運動員可以優先錄取在體育院校，我就申請了北京體育學院。我馬上就退下來了，我從國家隊下來以後，我馬上就退下來了。我再也不給八一隊和國家隊打了，為什麼？你的道德概念已經到達一定程度，你再也不能允許自己成為一個奴隸，因為你是一個自由人，因為你所做的事情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向你證實你自己是自由人，自由存在，幸福存在，真理存在，存在。只是他們不承認存在，沒有關係我向自己承認存在。
我這麼做了，而且我做到了。當我做到以後我沒有任何打球的動力，雖然我熱愛這個運動，但這個運動被這些邪惡的勢力所挾持了，來控制我，使我成為一個螺絲釘成為一個工具，成為一個奴隸。我不能成為一個螺絲釘成為一個工具，但是我又要熱愛籃球。也正是因為我對籃球的熱愛，我才退出了籃球。正是因為我真實的熱愛籃球，我再也不能用我的籃球為他們服務了。再也不能了。在那個時候做出重大的道德選擇。那是我打球打得最好的時候，我說不能再打了，不能再打了。
我就決定退出，那我就，等於是做了小的手腳。證實我心臟有毛病，但是並不是我心臟有毛病，而是我的心已經跟他分開了。
遇到蘇珊
我退下來以後，馬上就到北京體育學院。在北京體育學院進修。在北京體育學院進修期間我就認識了我的太太。 我太太在北京大學也是打籃球的，通過一個偶然的機會，也是在打球這方面認識。
我在跟她的交往過程中，我就發現有一種真誠的東西，這種真誠的東西就是說她不是假的人，她也不是什麼被環境所塑造的人，她是一個真實的真人。這對我非常非常寶貴，因為我在中國沒有看到真實的人。要不然你就妥協，要不然你就走入邪惡，要不然你就軟弱被別人欺負，要不然你就絕望，最後自己導致自己滅亡。
我在北京的時候，我的未婚妻給我做了個生日，我非常感動。沒有人把我作為人看，我都是工具，被人利用的問題，除了我自己把我作為人看之外，我還沒有碰到一個人把我作為人看。我在中國沒有過一天我的生日，我在中國所過的生日不是黨的生日，軍隊的生日，就是毛澤東的生日。有人尊重我，作為一個人，知道我的生存我的生命有一個特殊的意義。他們來慶賀這個特殊的意義，我感動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我能發現這樣一個人，對我來說的話是一個重大的發現。有很多語言是可以溝通的，很多道德上的語言很多東西是可以溝通的。
當我跟我太太準備結婚的時候，我感覺生活剛剛開始。
見證六四
當時我回去的時候呢，是偶然機會回去的。我父親是八八年去的世，我母親就跟我提出來要回到中國看我哥哥。正好碰到天安門（事件），我是作為一個見證人，當時並不是一個參與者。
我到天安門廣場去，跟學生交談的時候，確實人多到什麼程度，你自行車騎不了，就根本擠都擠不動。
這個頭上所扎的帶子就是，我不知道是市民扎的還是，我想應該是市民或者是工人所扎的，因為它講的是聲援絕食，平等對話。這個帶子，說明了中國很多普通的民眾對政府和人民之間關係的理解。你在西方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偉大的社會，絕對不會把政府加在民眾的頭上，絕對政府不是民眾的主子、主宰。
可是你想想一九八九在天安門廣場上，中國人本來不應該跟政府平等，政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偉大的社會，他應該是在民眾之下的，是為民眾服務的。甚至說，基點的說，民眾用一種合同的方式讓政府給自己服務。他只是一個僕人的概念，他絕不是主人。你這個政府如果是壓迫民眾的話，你應該從舞台上退出，讓出。你是一個罪惡的政權，罪惡政府的話，你沒有資格跟我平等。這是一個正常的人就是這樣思考。
為什麼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面人們會提出平等對話，就說明人對政府，對偉大，對這些基本的概念沒有一個正常人的理解，沒有一個真正一個自由人的理解，一個追求真理的人的理解。沒有這樣一種理解，他們的理解就是：哦，ok，政府一直都在我們上面。那麼今天我們要要求平等來對個話。也就是說當這些民眾在要求平等對話的時候，他們就被屠殺了，被宰割了。更不要說我所想要看到的一個中國，是政府完全在民眾之下。這就是自然的狀態，也就是真正正義的和道德的狀態。除了政府在民眾之下之外，我不接受任何一個政府將政府擺在我頭上。
所以在這個基點上，我認為所有的中國人應該反省你對政府的理解，你對偉大的理解，你對什麼是合法的理解，你對什麼是正常國度的理解，你對什麼是自然狀態，什麼是自由的理解。都要重新思考。
（陳凱六四後接受電視台採訪）為什麼要帶一個黑箍，因為人的生命，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寶貴的，不要說死了那麼多人，就說死一個人的話，在天安門廣場這樣一種事件裡面的話，我覺得也是不能容忍的。
人生很短暫，但是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父親的去世給了我一個重大的一個動力要寫這本書。我覺得有些話他想講的可能沒有講出來。我有一種衝動，把他所講的，他所想講的能夠用我的語言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很大的動力。同時呢，我又意識到天安門事件發生了，一個人去世了，多少億人有一個重大的國家的事件。這個中間有沒有聯繫。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也不是所有的人有勇氣看到這種聯繫。
當一個社會你所產生的這個文化價值，不把一個人的生命作為一個存在，你可以任意的蹂躪，任意的侮辱，任意的消滅，任意的殺害，任意的折磨，然後你可以說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是代表十億人的利益去折磨你一個人。
我父親的去世和這天安門事件就是這樣被聯合起來的。在我的思維裡面就這樣的被結合起來。為什麼我把它叫做一比十億也是在這個概念里，如果一個人的命都不重要的話，我不認為你這個社會的人數再多會有任何的意義。
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都可以被任意的踐踏，他的一生就這樣過去了，他的權利不被任何人尊重，沒有任何人懂得他的一生，好像就是煙消雲散。我覺得我是不是要這樣生活，還是我選擇另外一種生活，這樣生活是我珍惜每一秒，珍惜每一個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