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生在華國鋒時代，某人一旦被定性寫東西攻擊中央，就會成為「很惡毒」的「現行反革命」，輕則終身牢獄，重則死刑，像王申酉、李九蓮、鍾海源等獨立思想優秀青年，正是在華國鋒時代被判處死刑，甚至死後遺體被侮辱，人體器官被肆意摘取。
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正是他迫害公民自由權、鎮壓異議民眾的指導思想。「兩個凡是」的全文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個提法最早出現於1977年1月為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準備的一份講話稿內；後於同年2月7日，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正式提出，成為華國鋒所推行的一個邪惡方針。他堅持「兩個凡是」的觀點，直到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還說繼續批鄧是正確的，不能為天安門事件平反；4月，紀念「四五運動」一周年期間，又抓了人，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並且製造和接受對自己的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反對者一律被嚴懲。
在所謂「偉大領袖」毛澤東沒有去世之前，所謂的接班人、將來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就開始得勢肆意弄權了，大肆打擊鎮壓提出政治異議的民眾。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群眾，連續幾天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以紀念周恩來去世為名反對當時的政治壓制，遭到政府的鎮壓。鎮壓前，當時的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說：「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毛澤東），很多攻擊中央」，「很惡毒的。」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吳德是華國鋒的棍子，他說：「看來這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遠新關於這次會議向毛澤東的報告中說：「政治局分析了當時北京的情況，認為多數人是悼念總理，少部分有影射攻擊中央的，個別是非常惡毒的。」政治局認定，「這次是反革命性質的反撲。」「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在組織活動。」因而決定，從當晚(4日)開始，清理花圈、標語和抓「反革命」。這個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批准。
1976年4月5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廣大民眾，在「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下，採取抗議行動，被錯誤地宣布為「反革命事件」，遭到殘酷鎮壓。當時，毛澤東是批准者，而華國鋒是具體執行者，不光鎮壓廣場上的民眾，還對受株連的撰寫文字材料的人士進行鎮壓，製造文字獄，如王申酉、李九蓮、鍾海源就是因為「惡毒攻擊英明領袖華主席」而被判處死刑，無辜被冤死。可以說，華國鋒也是一個視人命為草芥的獨裁者，只不過其罪行沒有毛澤東罪大惡極罷了。
附：新華社8月20日報導了華國鋒逝世的消息，消息稱華國鋒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並介紹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但沒有提及其曾擔任中共中央主席職務。該消息稱」華國鋒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08年8月20日12時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華國鋒1971年1月至1975年1月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5年1月至1982年9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國務院代總理、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主席，毛澤東主席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兼）（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其後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中共第九屆、十屆、十一屆、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第十屆、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屆（1976年4月經毛澤東提議和中央政治局通過任職）、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1976年4月經毛澤東提議和中央政治局通過任職）、中央委員會主席（1976年10月經中央政治局通過任職），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職）、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增選），1976年10 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任中央軍委委員、常委、主席，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職）、常委（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職）、主席（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