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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憲法性辯護理由

鑒於最近很多異議人士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我把原來撰寫的憲法性辯護理由公布出來,或許對他們在法庭上辯護有用。
    
    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所屬全國各地法院在適用《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中的刑事司法政策時,存在巨大的憲法問題,顛覆了憲法的根基,黨政國不分,應該承擔非常嚴重的違憲責任。而黨政國的區分,是憲法性的巨大抗辯理由。
    
    
    
    如下:
    
    
    
    一、執政黨和國家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可混淆
    
    國家是什麼,《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是什麼,是先鋒隊組織。國家不等於執政黨,執政黨也不等於國家,執政黨在憲法中沒有法律地位,而國家可是明明白白規定的。如果執政黨等於國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必然有明確的規定。
    
    中共當局提出以憲治國和建設法治國家的口號,意圖使治國方略實現根本轉變,即從過去依靠黨的政策治國、依靠領袖權威治國轉向法治。要實現法治這一宏偉目標,就必須適應民主政治的要求。這就要求首先將黨和國家區分開來,不能認為黨即國,弄得黨國不分,黨權政權混為一談。
    
    中共的領導人早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張聞天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指出,「黨領導國家,但它本身不是國家」,「黨不能超過國家,高踞於國家之上」。而且彭真十多年前也說過:「黨在十億人民中只佔少數,絕大多數是非黨員。我們不僅有黨,還有國家」。「凡是關係國家和人民的大事,光是黨內作出決定也不行,還要同人民商量,要通過國家的形式。」 (彭真《論新中國的政法工作》,第26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鄧小平在四十年代說得十分明白:「黨團沒有超政權的權力,沒有單獨下命令指示的權力,它的一切決議,只有經過政府才生效力,要反對把黨團變成第二政權的錯誤。」「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這些同志誤解了黨的領導,把黨的領導解釋為『黨權高於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隨便改變上級政府法令,……甚至把『黨權高於一切』發展為『黨員高於一切』……這實在是最大的蠢笨!」鄧小平指出:「黨政分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分別見《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10一11頁,第12頁。)
    
    中共理論導師列寧曾就執政黨與國家政體的關係,做了正確地闡釋。他指出:「我們的黨是一個執政的黨」,在黨與國家政權、黨與國家機關的關係上,「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權;……黨的任務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而不是像目前那樣過分頻繁的、不經常的、往往是對細節的干涉。」 在《關於黨綱的報告》中,列寧說過, 「我們都知道,作為執政黨,我們不能不把蘇維埃的『上層』和黨的『上層』融成一體,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
    
    
    
    二、政府與國家不同,不可混淆
    
    《憲法》第三條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簡單地說,政府就是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可見政府是國家機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國家機構都不等於國家,更何況國家機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政府。對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批評、指責、控告、揭發、檢舉是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就是針對政府的偏激語言,也是憲法權利。
    
    對於國家,按照中共的學說,一般解釋是:國家是階級不可調和的產物。但是這裡是國家而不是我們要說的政府。國家具有保護公民的義務,公民也授予了國家這個權力。從嚴格意義上來講,政府並不能代表所有權力機關,而政府只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機構。國家和政府之間,憲法明白規定了他們的嚴格區分。
    
    從憲法中可以看到,政府四年換一屆。每一屆政府,是不同的機關。那麼每一個國民對政府沒有忠誠義務,而對國家負有忠誠義務。所以對政府的批評和異議,可以幫助新一屆政府的生成,是對國家履行忠誠義務。憲法就是規定了公民和國家的關係。
    
    綜上所述,對執政黨和政府的批評,並不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當下法院對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具有很嚴重的憲法性危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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