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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面臨困境 中共正在撞籠 空前理論大折騰

 

賈慶林撰文要求築牢抵禦西方多黨制的防線

中新網1月17日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最新一期《求是》雜誌上撰文指出,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

  文章寫道,全國政協已經發展成為涵蓋8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團體、56個民族、5大宗教、34個界別以及2000多名政協委員的政治組織。全國、省、市、縣四級政協組織3161個,各級政協委員60餘萬。人民政協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作用越來越突出。

  文章說,當前,國家的發展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人民政協事業面臨難得的機遇和廣闊的空間。要全面貫徹中共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揚人民政協的優良傳統和寶貴經驗,牢牢把握團結和民主兩大主題,圍繞黨和國家的工作大局,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職能,充分發揮協調關係、匯聚力量、建言獻策、服務大局的重要作用,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把人民政協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文章指出,要始終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人民政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組織和民主形式,必須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這是人民政協存在和發展的首要政治前提。

  文章說,堅持中國共產黨對人民政協的領導,是堅持黨對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地位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政協在實現黨和國家奮鬥目標的宏偉事業中真正有所作為的根本保證。要把這一原則貫穿於履行職能的各個方面,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關於人民政協的方針政策,在思想和行動上始終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持圍繞黨的重大決策部署履行職能、開展工作,使黨的主張和重大決策部署成為參加人民政協的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的共識和自覺行動;充分發揮政協黨組在政協組織中的領導核心作用,自覺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堅決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堅決維護中央的權威。

  文章還說,要精心組織各種會議和活動,廣泛吸收各黨派、各團體、各民族、各階層、各方面人士參與國事,進一步鞏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格局。

  文章強調,要把思想理論建設擺在人民政協各項建設的首位,加強委員學習培訓工作,大力推進人民政協理論研究,以理論上的清醒保證政治上的堅定,進一步夯實參加人民政協的各黨派團體各族各界人士在正確道路上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築牢抵禦西方兩黨制、多黨制、兩院制和三權鼎立等各種錯誤思想干擾的防線,不斷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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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黨校教授:執政黨應當義無反顧推進政改

 《南風窗》日前刊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王長江的文章指出,在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0年的今天,深層次問題日漸浮現,改革無法迴避地進入了打攻堅戰的階段,執政黨應當義無反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文章指出,在對待政治體制改革上,有一個問題比較明顯,叫做「政治體制改革麻木症」。其基本症狀是,忽然覺得政治體制改革沒那麼必要、沒那麼迫切了;忽然覺得過去的政治體制沒那麼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優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機。在一些人看來,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表明1970年代以來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已難以為繼,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國能夠在這次危機中處於主動地位,國際社會也比較看重中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體制中沒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這似乎暗示,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價計劃經濟和傳統社會主義。更有甚者乾脆得出結論,認為中國現行政治體制就這樣挺好,挺優越,無需改革。

  這種思維方式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自我感覺良好,滿足於在過去僵化、封閉的思維模式中打轉轉,連戰爭年代的話語都不肯改一改,把對政治問題的思考和研究變成了一種自娛自樂、自我陶醉,拒絕吸收一切他們認為「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當然更拒絕使用國外學者發明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反映了一種強烈的排斥一切、拒絕任何變革的心理。

  政治體制改革真的不那麼緊要了嗎?文章認為「恰恰相反」:隨著改革的深入,浮現出來的越來越多的深層次問題都和政治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只有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政治體制不改革,不但這些問題無法解決,還會繼續積累下去,匯成危機。

  文章舉例說,這些年來,中國對最本質的授權民主問題總是有意無意加以迴避,仍然擺脫不了「由少數人在少數人中選人」所必然帶來的問題,拉票、賄選、做政治交易等現象愈演愈烈。 可以斷言,不對幹部制度進行更帶根本性的改革,幹部用人問題上的腐敗現象還會進一步加深,公眾對執政者的信任度會進一步下降。

  另外,民主的前提就是認可各種利益訴求,為它們之間的相互博弈提供平台,黨和政府則站在公允的立場上進行協調。但是,由於權力劃分不合理、權責界限不清晰的政治體制,一些部門利益和既得利益有發展和擴張之勢。一些既得利益已經發展到了嚴重損害公眾利益的地步。這種情況,任其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文章據此得出結論:政治體制改革不但不應弱化,而且越來越從各個方面(而不是個別方面)和在更深的層次上(而不是表面上)證明著自己的極端迫切性。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講話中再次強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不是一勞永逸,現在擁有不等於永遠擁有,把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準確、充分地表達出來了。

  另外,文章指出,政治體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被意識形態化了,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在一些人觀念里,一說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放棄過去的做法,向西方政治模式看齊。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左,還是右,認識上都顯示出驚人的相似性,只是在價值判斷上相反而已。「左」者怕提政治體制改革,以為這會動搖黨的地位;右者則一聽政治體制改革便興奮,似乎共產黨終於開始思考放棄領導了。

  但是,決不能反過來,認為少說或不說,便說明不是那麼緊要了,可以放一放了。應當擯棄一切猶豫。只要執政黨還是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責任感的黨,就應當義無返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不給那種誤黨誤國的「麻木症」以任何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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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

(中國信息中心記者 華子岡報導)在中共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承諾如泥牛入海,無疾而終多年之後,新華社今天高調報導中國將於2050年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文化現代化。報導稱,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17日在京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9》。報告指出,中國將於2050年前後完成第一次文化現代化。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21世紀中國文化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目標。第一階段目標是:在2050年前,文化生活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水平,全面完成第一次文化現代化,全面進入第二次文化現代化。第二階段目標是:在2100年前,文化生活現代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全面完成第二次文化現代化,全面實現文化現代化。

報告對文化現代化的路徑選擇進行了探討,認為中國文化現代化不能簡單跟蹤追趕先進國家,而是可以採用「運河路徑」。何傳啟介紹,「運河路徑」是綜合現代化路徑的一種形象表述,它相當於在工業文明與知識文明、工業社會與知識社會、工業經濟與知識經濟之間,發掘一條「現代化運河」,沿著這條運河前進,就意味著瞄準未來世界前沿,協調推進兩次現代化,迎頭趕上世界先進水平。

報告指出,中國文化現代化的路徑是「運河路徑」。基本思路是:在21世紀前50年,協調推進工業文化、網絡文化、生態文化、創新文化、和諧文化、文化產業和文化遺產保護,加速發展知識文化,提高文化創造力和競爭力,達到文化生活現代化的世界中等發達水平,基本實現文化現代化;在21世紀後50年,全力推進第二次文化現代化,迎頭趕上文化生活現代化的世界先進水平,文化創造力和文化競爭力位居世界前列,全面實現文化現代化。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成立於2002年,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官辦智庫之一。該中心成立以來曾多次發布「中國現代化報告」。2004年的報告預言,中國平均大約在2020年前後完成第一次現代化,2040年全國全部34個地區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和江蘇將在2015年實現現代化。據悉,把中國文化現代化單獨剝離出來進行勾勒預測還是首次。

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隸屬於中國科學院,後者自成立以來經常有驚世駭俗的研究成果出現。如,錢學森院士的《農業中的力學問題》(俗名《畝產萬斤何以可能》),何祚庥院士的《紀念普朗克發現量子論100 周年》(俗名《量子論與三個代表》)均為傳世之作。據傳,最近導致千千萬萬乳嬰罹患結石的「人造蛋白」技術也是中國科學院的技術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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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風窗》:執政黨尋找改革新動力

社會轉型時期,中共執政面臨的困境, 不僅體現在黨內權力運行制度化改革不順、組織力減弱的層面上,與社會獨立力量之間產生的分離,則是另一個需要化解的主要矛盾。而這一方面問題的生成,則在於相對於執政黨必須與社會一起現代化的要求,改革仍然緩慢,並有錯位。

  一位歷史研究者說,以黨內政治學習為例,現在很多黨組織還都繼續一人讀報或者讀文件、其他人圍聽的習慣,是僵化的日常體現。從前革命戰爭時代,因為黨員文盲範圍較高,很多黨組織形成了一人讀報、其他人圍聽的傳統。到了現在,中共黨員個個是文墨好手,政治學習的套路卻一直沒有變化。

  整體上,中共執政至今,長期依據結束戰爭、初建和平時期的理論,認為自己依據過去的形式,或者對舊的政黨組織模式的局部修正,就可以代表全部國民,但事實上,如果執政黨自己不向現代化轉型,社會上利益紛繁複雜的群體,只能自己發展成獨立的力量。如果具體部門排斥這些社會力量,中共全黨與這些社會力量之間產生鴻溝般距離就難以彌合。執政黨長期把太多精力放在了投資、人事等等具體的經濟性和行政性事務上,忽略了順應利益表達所要求的自我集結趨勢。

  2007年底,北京市市委成立了社會工委,與市建設辦合署辦公,其中一項職能是負責社會組織建設和服務協調。與排斥其他獨立的社會組織力量的態度相比,積極介入各種社會組織和獨立力量的發展,與之建立緊密關係,對執政黨而言是更具可行性的執政方式,而北京市的力度有多大、效果會怎樣,還有待觀察。

  和北京市相比,中國其他各地執政黨和社會獨立力量之間的鴻溝問題可能更明顯。而對於中共,過去有過在不同的社會力量中,競爭和培育黨員的成功經歷,今天需要再次經歷團結中國最廣大範圍群體和精英的道路。而這一道路,不僅僅在中共和獨立的社會力量之間,也在中共與過去的國有單位體系消解後產生的各種經濟組織之間,更包括中共一定要珍視的自己傳統上依託的受僱傭勞動者和農民團體。僵化體制思路下,所有這些社會團體和力量都會自然依附於執政黨之下,但是在不斷變化的現代社會中,獨立利益和自我意識的覺醒,要求執政黨應該用現代化的制度,競爭黨內黨外民心,加強執政的民意基礎。

  在經濟動盪、經濟增長提供執政合法性的基礎變弱時,執政黨從各個層面有效地推進現代化、制度化改革,是國家度過經濟危機,實現更長遠發展的條件。具體的方面很多,比如執政黨的宣傳機構在既定職能之外還能成為黨的公共事務和公眾關係窗口機構等。在當前的特殊時期,這些工作如果能夠著手規劃和推進,都會是開啟更長遠發展道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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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報論公有制 人大教授:中國決不能私有化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19日在第七版「理論」專版推出本周話題:「為什麼要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或『純而又純』的公有制」,刊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衛興華的文章《我國決不能搞私有化》,文章稱,中國不搞私有化,應以實事求是地認識和評價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作用和績效為前提,以搞好搞活公有制經濟為前提,也就是需要通過深化改革,讓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越性充分顯示出來。

  文章稱,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社會經濟制度的基礎,它可分為私有制與公有制。私有制與公有制又有不同的類型和實現形式。就私有制來說,經歷了奴隸制私有制、封建主義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三大類型。此外,還有存在於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個體私有制。個體私有制不具有特定的社會經濟性質,只能從屬於占主體地位的所有制。不同的私有制類型在發展中又會選擇不同的實現形式,比如資本主義私有制就經歷了由自有自營的業主制發展到合夥制、又發展到股份制、再發展到跨國公司制等過程。同樣,公有制也有不同的類型和實現形式,有原始氏族社會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又有國家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等具體類型或存在形式。同時,公有制可以採取不同的實現形式,如國有國營、承包製、租賃制、股份制等。

  馬克思主義評價所有制的標準有兩條,首先是生產力標準,其次是價值標準。奴隸制私有製取代原始氏族社會的公有制是一種歷史進步,因為它有利於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封建主義私有製取代奴隸制私有制又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取代,同樣都是歷史進步。但是,從生產力標準和價值標準兩方面來判斷,一切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必然會出現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對抗性矛盾,會產生貧富兩極分化、階級剝削現象,出現階級矛盾與鬥爭。矛盾與鬥爭的激化,表明原有社會經濟制度的局限性,生產關係已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是私有制發展的最高形式和最後階段。馬克思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導致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及其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和破壞,從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與鬥爭,從工人運動的興起與發展及其經濟與政治的訴求中,洞察到社會主義公有製取代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歷史必然性。生產社會化與公有制的統一,能夠消除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生產社會化的內在矛盾,促進生產力發展,是一種新的歷史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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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專家:民主還是中國的好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副所長房寧撰文提出「中國式民主」,稱不能從形式、概念上定義民主,應以客觀事實來認識和回答中國的民主問題。文章稱,中國政治核心受全民族委託,統籌兼顧各方利益,代表全體人民行使權力,極大地降低了社會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利益交換成本,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矛盾帶來的內耗,使國家整體利益超越各種利益群體的個別利益,實現全民族、全體人民的利益最大化。

  文章稱,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在經濟與社會發展方面取得的進步,得到了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們的承認。但談到中國政治發展時,還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的政治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由於中國不實行西方式的議會制、多黨制等民主形式,一些人還斷定中國實行的不是民主制度。

  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實現的,經濟成功總有政治上的原因。那麼,中國經濟社會成功發展的政治原因是什麼?中國究竟是不是一個民主國家?這涉及民主的標準問題。長久以來,民主的概念一直是人們關心和爭論的問題,關於民主有數不清的定義。在人們無法就民主的概念與定義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最好的方法是客觀地觀察一個國家所實行的政治制度的實際社會效果。2005年,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白皮書指出:「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歷史和現實情況表明,世界上並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願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這裡不是從形式上、概念上去定義民主,而是提出了一個衡量民主的客觀標準。那麼,就根據客觀事實來認識和回答中國的民主問題。

 

責任編輯: 鄭浩中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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