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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媒:前美聯社記者親歷「赤黨」佔領南京

赤黨佔領南京
Reds take Nanking("赤黨"佔領南京) 

黨媒報道 只能參考

《紐約時報》前總編輯西默·托平是美國著名記者。 1946年他以國際新聞社記者身份報道中國內戰,1948年在南京加盟美聯社,是首位報道南京解放的外國記者。1971年他以《紐約時報》副總編輯身份訪問中國,是1949年之後採訪周恩來的首批美國記者之一。他的回憶錄《在新舊中國間穿行》(原新牧譯)最近由中國工人出版社引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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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3日清晨,我被南京北面的炮聲和爆炸聲驚醒。那天我正好住在美聯社,急忙穿上衣服,駕車朝著長江邊爆炸聲傳來的下關碼頭疾駛而去。

國民黨部隊已棄城而去,受命護城的第26兵團根本就沒露面。

暴民開始洗劫國民黨官員豪宅,李宗仁、何應欽、市長鄧傑住宅也沒倖免。鄧市長在企圖駕車帶著市財政金庫三億金元券逃跑時被司機和衛兵打斷了雙腿。第二天,金元券貶至150萬兌一美元。鄧傑侵吞的公款僅值200美元。

搶劫者大多是窮人。各種家什被一趟趟農車和興奮的人們肩扛背馱給弄走了。一位笑眯眯的士兵槍也不要了,一手拿一盞檯燈小心翼翼往外走。一位老婦手拿四塊精緻的刺繡坐墊,顫悠悠地邁著小腳,喜不自禁。

我來到城外明孝陵機場,這是內部機場,幾十架運輸機正忙著上貨。我看到一個國民黨將軍扯著嗓子命令士兵將他的大鋼琴和其他傢具搬上飛機,這實在太難以置信了。立法院委員們排隊登上另一架飛機。有的頭戴適合南方氣候的軟布帽,還有一兩個人帶著網球拍。"我們會回來的。"一位議員對我說,但口氣並不堅定。有幾架飛機是專為高級軍官和官員家眷以及他們財產準備的,可哭哭啼啼的市民也想擠上去,還有人試圖行賄;士兵們向他們揮起上了刺刀的步槍。

李宗仁和何應欽約在上午9點離開國防部大樓。動身前,代理外交部長葉喬治(即葉公超)打電話給法國大使兼外交使團首席使節傑奎斯·邁利爾,告訴他國民黨政府馬上就要撤走,希望各國外交使節隨同前往廣州。邁利爾回復,大使們都想留在南京,但蘇聯大使除外,他早已去了廣州。西方各國正在觀望,看時局將怎樣發展,以便將來有機會通過他們駐南京大使與共產黨建立官方聯繫。

我和法新社中文助理比爾·關去找治安委員會負責人馬將軍。當我們駛過中山路時,突然被一排八個士兵攔住,槍口直衝著我們。他們是南京江防前線最後八個哨兵,天黑後才離開哨位,要搭車。車開到孫逸仙環形交叉路口時,關解釋說我們不得不左拐了。士兵們從車上跳了下來。關問他們去哪兒,那領頭兒的說:"南門外。"我們目送著國民黨駐南京最後一批士兵消失在夜幕中。

我們在開羅飯店一間卧房找到了馬。4月22日午夜,身為前國民黨陸軍師長的馬被南京衛戍司令張耀明電話叫醒。張告訴他,衛戍部隊馬上要撤離,請他在過渡期間全權負責。此時,馬最關心的是如何在天亮前將堆放在明孝陵機場的油料和炸彈運走,他們估計天亮時國民黨轟炸機會再來空襲。下午7點,我和關曾去過的軍用機場已在爆炸聲中飛上天。馬說他已與共產黨聯繫,告知他們隨時準備投降。共產黨部隊預計在黎明時分進城。

離開開羅飯店,我和關直奔中央電報局發稿。走出電報大樓,我們發現中山路一帶火光衝天。莊嚴的立法院黃色大樓著火了。我驅車沿中山路慢慢向西北門開去。這時是凌晨3點20分。

我們正沿著主幹道行駛,突然聽到有人用中文喝令道:"站住!"從大路兩旁梧桐樹下的灌木叢中跳出兩名士兵,端著槍向我們的吉普車靠過來。"什麼人?幹什麼的?"一名士兵拿電筒照著我們。關回答說:"我是法國新聞通訊社記者,他是美國聯合通訊社的。""美國人!美國人!"那位士兵驚呼,並用電筒照我的臉,仔細打量我。"你知道我是什麼人嗎?我們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是陳毅部隊開進南京城先遣隊的尖兵。

我們被帶到一位共產黨指揮員跟前。他正在沖士兵們喊叫,催他們快速向市區進發。這並不是按計劃要在上午進城的大隊人馬,而是因市內大火,強行軍從西北門入城的先頭部隊。指揮員匆匆問了幾個問題,便命我們回到車裡掉頭開回市區。領路的是一輛民用吉普車,車上坐著六個人,有的是共產黨軍事指揮員,有的是南京治安委員會成員。我們加大油門,向電報大樓奔去。

在電報局樓里,我和關擲幣決定誰先發稿。他贏了。他發了一封三個字快電----Reds take Nanking("赤黨"佔領南京)。緊隨其後,我發出了66字電訊稿。不想,電文剛發完,共產黨軍隊就切斷了南京和上海間的通信。關的三字快電很快便擺到巴黎法新社辦公桌上,可編輯們翹首以待的詳細內容卻在第二天上午南京啟動無線電傳輸後才發出。這使關與南京失陷的頭條新聞失之交臂。我的電文倒立即通過美聯社電信系統向全世界播發。當太陽照耀在紫金山時,共產黨已經完全佔領南京。

黎明時分,我趕到南京城西北門。共產黨大隊人馬個個身穿黃軍裝,頭戴平舌帽,準備入城。他們沿人行道整齊地坐在背包上,步槍斜靠在肩,一會兒聆聽政治委員講話,一會兒高唱革命歌曲。圍觀人群好奇地看著他們。附近居民端來熱水熱茶,熱情地倒進他們從皮帶上解下的碗和杯子。而那些已放下武器的國民黨掉隊士兵從旁邊路過時,卻沒人理睬。

大學生們湧上街頭,有些還在大卡車上高呼口號歡迎解放軍。然而,士兵們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靜靜地從他們身邊走了過去。

共產黨部隊井然有序,人人稱道。然而發生在司徒雷登住所的小插曲卻使整個事件略顯美中不足。早上6點,12個農村長大的士兵到處轉悠看風景時,碰巧來到美國大使館。他們要門房打開鐵門,其中幾個稀里糊塗闖進大使的卧室,把72歲的大使驚醒了。"你們是什麼人?想要幹什麼?"大使大聲喝問。帶著槍的幾個士兵邊嘀咕邊退出房門,一會兒又和另外一些人回來,其中一位解釋道,他們只是隨便轉轉,沒有惡意。使館專員安德伯格和司徒的私人助手傅涇波到來後,他們便離開大使卧室。出門時,一位士兵回過頭來對傅說:"這兒的一切很快就會屬於我們。"

使館將此事向華盛頓彙報後,美國國務院命令駐華武官索爾准將向共產黨軍事當局抗議。但索爾卻找不到人來接受抗議書。

惟一仍在出版的報紙是基督教的《義士報》,報上滿載歡迎共產黨的文章。新華社開始運轉,采編人員多是兩天前還在為"中央通訊社"工作。

劉伯承被任命為南京軍事管制委員會主席,接著被任命為市長。自4月28日起,台灣起飛的國民黨轟炸機每隔幾天就要光顧一次,飛行高度相當低,因為共產黨只有射程有限的50口徑機槍。

5月,南京的文化生活沒有太大變化。學生以極大熱情歡迎共產黨政權。他們組成演講隊到全市宣傳講解"新民主",在大街上高唱共產主義歌曲,扭秧歌,一對一對地在手臂搭成的"拱橋"下鑽進鑽出。士兵則教學生們跳革命舞。

軍事管制委員會5月16日通知各報社,要求註冊。十多家南京報社奉命去登記,大多數被拒發執照。僅兩家報紙沒被"槍斃"----《中國日報》和《新中國日報》。

5月初,黃華來南京主管外僑事務局。這可能與他和美國大使的老交情有關。黃華1935年在燕京大學上學時,司徒當時任校長。

5月13日晚,黃華撥通司徒電話,提出美國承認共產黨政權的問題。黃華對士兵闖進美國大使館表示歉意,並首次提出請司徒訪問北京。"我堅信毛澤東和周恩來見到您會十分高興。"黃華告訴大使。1971年黃華擔任中國駐加拿大大使期間也曾告訴我,原來按計劃司徒將在6月24日他生日那天以私人身份訪問北平。

司徒向美國國務院請示,希望能訪問北平。5月21日,司徒接國務院通告,說北大西洋各國一致贊同美國國務院的提議----對中國共產黨採取統一行動。國務院再三強調:"在承認中共一事上採取任何主動行為,或者發表任何官方言論造成共產黨尋求國際認可所採取的任何途徑都會受到歡迎的印象,都將會後患無窮 "。

在南京、北京和上海,共產黨官方暗示他們有興趣與西方進行經濟合作。上海市長陳毅6月5日在非正式談話中指出:來自任何國家的援助----包括美國和英國的,只要這種援助以主權平等為基礎----都將受到歡迎。《紐約時報》駐上海記者沃爾特·薩利文了解到陳毅講話內容,到上海軍管會外事辦詢問陳毅的話是否保密,得到的回答是"不"。薩利文推測,這些消息可能是有意向外透漏的。

6月15日,政治協商會議籌委會在北京舉行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提出對外交往的方針:我們向全世界聲明,我們所反對的只是帝國主義制度及其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願意斷絕與中國反動派的關係,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並向人民的中國採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願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問題。中國人民願意同世界各國人民進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務,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6月29日,司徒急電華盛頓,陳述北京之行利與弊。7月1日,我正在辦公室里忙乎,我的助手J·C·喬突然叫我注意電台播放的毛澤東正為共產黨成立28周年發表的講活,毛向世人宣布,中國將靠向蘇聯一邊。第二天,司徒收到美國國務院來電,指示他婉言拒絕北平的邀請。

司徒被召回是在1949年8月2日。他乘專機離開南京回美國。美國國務院8月14日宣布,美國打算與國民黨政府保持外交關係。四天後,毛髮表《別了,司徒雷登!》,文中他把大使描述為"美國侵略政策徹底破產的象徵"。

在1949年8月,南京每天都受空襲騷擾。稅收急劇升高,商業活動失去了活力。長江沿岸洪水泛濫,損失慘重,米價隨之暴漲。報刊指責"國民黨匪徒"在周邊搞破壞,暗殺共產黨官員。

在學校、工廠、市政府辦公室里,共產黨開設"再教育班"或組織"學習小組",學習討論毛澤東思想。記者們得到允許觀摩一次南京發電廠機關工作人員學習會。一名工會代表在會上介紹老"解放區"的學習小組怎樣開展活動。這種學習會越來越頻繁。後來,幾乎所有市民都被要求坦白過去錯誤,暴露錯誤思想,積極評判朋友、鄰居、生意夥伴的思想、行為。隨著再教育運動強化,很多人的態度慢慢改變了。

這種變化從美聯社南京分社中文助理J·C·喬的態度上可見一斑。喬四十八九歲,畢業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曾在中國多所大學任過教,還當過青島《先驅報》編輯。喬在政治上是自由人士,他曾在戰戰兢兢中等待共產黨到來。和其他許多自由人士朋友一樣,喬對"解放"這個話題著了迷,對共產黨軍隊的良好風範感受頗深。他的熱情和樂觀持續了數月。然而,隨著夏季逝去,當共產黨開始加強管理時,他慢慢失望起來。法新社的比爾·關和妻子以及彼得·劉(國民政府駐西藏代表團一位官員的兒子,曾與我在國際新聞社共事)前往北京外語學院教書。但喬沒有到共產黨行政部門找工作。我離開南京時把美聯社南京分社託付給他。幾個月後,他被請進教化班,被逼交待自己背景和與美國人的關係。他告訴美聯社上海分社社長弗雷德·漢普森,他拒絕與共產黨合作或寫反美宣傳文章。

1951年2月21日,北京頒布嚴厲的"鎮壓反革命"政令。人民被發動起來譴責反革命分子。一批批被控有罪的人在公審後被處決,其中有被認定仇視現政權的前國民黨官員和地主劣紳,有被指控犯有反國家行為的商人、知識分子及其他與西方人保持聯繫且思想上被懷疑反共的人。

據《解放日報》報道,在幾座城市同時展開的對"反革命分子"的搜捕中,J·C·喬在南京被捕。他不再受雇於美聯社,但還是被指控替該社從事"間諜活動 "。5月5日《解放日報》報道,行刑隊在南京處決376名"反革命分子",上海293名,杭州50名。《解放日報》轉載的報道說到J·C·喬是典型反革命分子。打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有關喬的任何消息。

1951年10月官方消息稱,僅1951年上半年,法院審判的反革命分子達80萬人。周恩來在1957午6月26日講話中提到,受審的反革命分子中有16%被判死刑,大部分都是在1952年以前執行。這意味著在肅反的頭六個月中,至少有13.44萬人被處決。

司徒回國後,美聯社通知我只要有可能就前往香港。我的機會終於來了:國民黨宣布放鬆沿海封鎖,允許美國總統遠洋客輪"W·H·戈頓將軍號"停靠上海運載外國人。我和各國外交人員前往上海搭乘"戈頓號"。當客輪9月25日駛離長江,我依在護欄邊,望著中國大陸慢慢退去,神情黯然。我不知道何時才能重返中國。(文章來源:黨媒 文匯讀書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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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網友對此所列事實有所評論:

這意味著在肅反的頭六個月中,至少有13.44萬人被處決。——網友含冤發帖:13.44萬?我負責任的講,兩倍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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