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共歷史上的政變成功者。1977年8月1日，華國鋒（圖中）、葉劍英（左一）、鄧小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軍五十周年招待會上。
現在權貴集團各派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往往甚於他們和人民群眾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黑箱操作」是在正常情況下他們互鬥的方式。但在特殊情況下，他們之間的鬥爭是否就會突破「黑箱」的框框而變成「非常規方式」的鬥爭。
「停滯時期」「精神病院」興旺
比較1953年史達林死後前蘇聯歷史的分期和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國厲史的分期，發現頗有相似之處：1）從 1953年史達林死到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延續11年。這在前蘇聯歷史上是相對自由化時期。而從1976年毛澤東死到1989年的六四，在中國厲史上也是一個相對自由化時期，延續13年。這二者的時段相差不大。
2）從1964年赫魯雪夫下台後，厲經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到1985年契爾年科去世戈巴契夫上台延續21 年。這在前蘇聯歷史上被稱為「停滯時期」。而在中國從1989年的六四事件到今年2009年在中國的政治史上也可稱為「停滯（甚至倒退）時期」，延續20 年。不僅兩國的「停滯時期」時段（21 年和20年）相當，而且兩國在這兩個「停滯時期」還有一個驚人的相似點，即「精神病院」興旺。其實這個根源很明顯：即史達林和毛澤東時代的大規模鎮壓乃至大屠殺已經不適用了，但是又不能不鎮壓異議人士和人民的反抗。於是精神病院就「應運而生」了。
誰都知道2009年將是中國歷史上決定命運的一年。這一年的1/3（1至4月）已經過去了。這前4個月民主與專政之間戰爭的基本情況是：人民的反抗仍然此起彼伏，但沒有遍地開花。看來全民反抗運動的策源地應該仍是西南諸省。例如貴州省惡性事件頻發（甕安，德江和習水等），同時貴州省的民運也比較活躍。
另一方面，2009年開始以來，中共高層內部的鬥爭則呈日趨激化之勢。國內外形勢似乎不容許這個斗爭緩和下去。有趣的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還出現了孫東東和成龍兩個「拍馬屁拍到馬腳上」的鬧劇。其實孫成兩人對於形勢的認識遠不如權貴集團自身對於形勢的認識深刻：我們已經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你們還要添亂擠進來幹什麼？那就對不起，把你們拋出來，說這是你們的言論自由，我們不於評論。讓人民群眾攻擊你們，正好轉移轉移矛盾方向。
民主方面不應只把孫成事件看成笑話，而應由此引出更廣泛的思路：在歷史轉折時期，出現的投機分子是多種多樣的。是否有可能出現比孫成二人更聰明的投機分子呢？現在權貴集團各派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往往甚於他們和人民群眾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黑箱操作」是在正常情況下他們互鬥的方式。但在特殊情況下，如國際國內形勢發展到對某一或某些派別性命攸關時，他們之間的鬥爭是否就會突破「黑箱」的框框而變成「非常規方式」的鬥爭呢？這種「非常規方式」的最高形式就是政變。就現在看，政變可能發生於兩種情況：
地方諸侯問鼎中央或宮廷政變
一是地方諸侯問鼎中央或宮廷政變在前蘇共歷史上有過三次宮廷政變。前兩次是針對赫魯雪夫的：1957年的六月全會莫洛托夫等謀劃推翻赫魯雪夫未果和1964年10月全會蘇斯洛夫等推翻了赫魯雪夫。第三次是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以亞納耶夫為首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企圖推翻戈巴契夫未果。在中共厲史上，也有過兩次另立黨中央的事件：一是長征中張國燾另立黨中央，另一是1971年林彪曾計劃逃往廣州另立黨中央。這些事例加上目前黨內形勢（中央和上海，中央和廣東之間的緊張關係人所共知），難道一定不會發展到某一方用「非常規方式」解決嗎？有一些有趣的苗頭也值得注意，例如薄熙來不久前在重慶說上訪民眾是政府官員的衣食父母，要善待他們。這不是在爭取民心和北京大抓訪民的作法唱對台戲嗎？當然，沒有當上政治局常委的薄熙來之心是路人皆知的，但這也證明在這種歷史轉折的年頭，投機分子是多種多樣的。
二是黨軍關係中共一直強調「黨指揮槍」，那末也應讓幾個軍頭參加國家決策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從第9屆的五人（林彪是軍人）增加到第16——17屆的9人，反而一個軍頭也沒有了。那個不倫不類的管公安的周永康反而是一個常委。即使對於一個專制政體來說，這也是不合理和不正常的。中共中央實際上是把軍隊當作橡皮膠似的捏來捏去，難道軍人們都是傻子嗎？是的，你給他們漲工資了，士兵漲50%，將軍漲20%.士兵們現在每月得1，000元，吃穿住在部隊，這1，000元干攢或寄回家。當3——5年兵之後，攢個5——6萬元的，夠買工作（據我所知，在一個小縣城當上警察也得拿出10萬元）或取媳婦嗎？何況他們的老大哥（退伍軍人們）的遭遇正擺在他們前面哩！至於軍頭們，他們根本不在乎漲那20%的薪俸，他們要的是權！一旦南海問題緊張，黨軍兩方在某些問題上，例如以對外用兵（維護國家利益）為主，還是以對內用兵（鎮壓人民）為主，能完全一致嗎？你把軍隊弄急眼了，誰知道會出什麼事呢？在中共厲史上有過兩次軍事政變的例子。一是1971年林彪沒有搞成，因為那時軍人聽毛澤東的不聽林彪的。二是1976年10月6日葉劍英和華國鋒一舉催毀四人幫的「重陽兵變」。1989年時雖然還有一言九鼎的鄧小平，但仍有一個38軍的徐勤先軍長抗命。現在軍頭們誰能像當年林彪「緊跟」毛澤東的那樣「緊跟」江澤民和胡錦濤呢？士兵們到那時也是聽軍頭們的而不聽江胡的。逼急眼了，先把那些罪大惡極的江澤民，李鵬，胡錦濤，周永康和吳志民等人抓起來，像把齊奧賽斯庫那樣迅速槍決，那才大快人心哩！
上中下三種民間對策
當然，不論是宮廷政變還是軍事政變，其可能性目前似乎是渺茫的。但是回想一下1966年初吧：在那年的前四個月中國的一切似乎都是好好的。突然在五月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林彪大唱起了政變經。而在8月里，毛澤東——林彪集團就發動了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法西斯政變。再說在1971年，誰會想到會發生九一三事件呢？對於民主一方，重要的是估計到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任何一種情況發生後的應對方式。這麼說吧：一旦真的發生了宮廷政變或軍事政變，人民群眾應該如何對待呢？不外乎下，中和上三種方式：下者，如果政變者和黨中央之間不過是狗咬狗，人民可以按兵不動，等到他們精疲力竭，兩敗俱傷時再出來收拾他們；中者，如果政變領導人提出部分的民主許諾，例如平反六四和法輪功，人民可以部分地支持他們，然後又督促他們開放黨禁，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上者，如果政變領導人明確提出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人民就應該全力支持他們。這裡應該特別注意不要過於糾纏這政變領導人過去的罪惡（其實赫魯雪夫在史達林時期也參加過大鎮壓），因為他們的厲史功績將大大抵消他們的厲史罪惡而有餘。這樣政變+兵變+民變的合力就可以一舉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制度，走出建設民主中國這個艱難複雜的萬里長征中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了。
2009年5月1日於美國賓州
（原載《動向》2009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