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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自曝:我不是西安事變主角

——張學良:楊虎城是西安事變主角

張學良和楊虎城

在西安事變中,楊虎城是張學良的親密合作者。我在美國閱讀張學良的口述史及其相關檔案資料時,楊虎城是注意的重點之一。結果,發現部分新資料,有助於西安事變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陪襯?主角?

  1956年12月,蔣命張學良回憶西安事變時,曾特別指問楊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論,西安之變,楊虎城乃受良之牽累,彼不過陪襯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在回答張之丙姐妹的訪談時,張學良卻說:「西安事變就是楊虎城,當然我們兩個人,那是楊虎城不平啊。」又說:「那西安事變……那可以說他是主角哇,不過名義是我,我是主角了。當然由我負責任。」從「陪襯」到「主角」,反映出張學良晚年對楊虎城在事變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計。

  根據張學良所寫《西安事變反省錄》,在事變前,楊虎城曾兩次向張學良進言,希望張對蔣介石有所行動。

  第一次在1935年。當年10月初,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一一?師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嶗山受到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部伏擊,全軍覆沒,何立中等被擊斃。同月2日,將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總司令部,蔣自任司令,以張學良為副。10月9日,蔣、張命楊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線設防,阻止紅軍向南發展。當時,楊虎城已對「剿共」持消極態度。他向張學良陳述,無錢又無補給,並且發牢騷說:「剿匪」等於「無期徒刑」。「以中央軍之數量,東北軍之精銳,皆未能消除共匪,區區如彼之軍隊,能何為乎?」同年11月,東北軍第五十七軍一?九師牛元峰部在陝北直羅鎮受到為毛澤東指揮的紅軍圍攻,被俘5300 人,繳槍3500餘支。這兩支部隊先後被殲,編製也就失去,蔣介石並不從兵員、財政上給予補充。張學良覺得這是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曾向楊虎城透露「倦於剿匪」的心情。楊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過相當損失,同樣得不到補充,對蔣介石也有怨氣。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題名《活路》的小冊子,提倡東北人與西北人合作,聯合抗日。楊虎城同意高的主張,便向張學良建議:向蔣公進言,停止剿匪,團結抗日,節省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當年11月,蔣介石飛抵洛陽,進一步策劃「剿共」。張學良於12月2日隻身飛洛,向蔣介石進言,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時要求釋放上海救國會七君子。雙方發生尖銳衝突。張指責蔣「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蔣嚴厲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決不抗日。」在閱兵時,蔣甚至聲色俱厲地聲稱:「主張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蔣的頑固態度使張學良「有如涼水澆頭 」,對蔣絕望。回到西安後談起有關情況,向楊問計,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內戰。楊在張立誓抗日後,對張稱:「待蔣來西安時,余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楊的這一想法,已經包含了武力扣蔣的內容,可以說,西安事變的計劃已經成形。後來的西安事變基本上是按照楊的這一思路發動的。

  對楊虎城的建議,張學良的最初反應是「愕然」,可見,此前他從未有過類似的念頭。直到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言,一再碰釘子之後,才採納楊議,「決行強諫劫持之謀」。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稱:假如自己當時與何成浚或張群共處,就不會有西安事變發生。可見,楊虎城「造謀」的重大作用。張學良晚年之所以稱楊為西安事變「主角」,當是基於這一考慮。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

  「挾天子以令諸侯」雖出自楊虎城之口,但是,張學良認為楊虎城出身草莽,不會懂得這一歷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寫《坦述西安事變痛苦的教訓敬告世人》一文中,又進一步補充說: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夥伴――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將軍……他非常熱衷抗日而不願剿匪。這是由於他有兩種心情:一為保存實力,一為趨向時髦。我們兩個人雖非故交,短時間卻結為好友,彼此間無話不說,無事不談。在當時,他已竟(經)被共匪滲透,是利用他另作一個角色――關於這個問題,我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我寫這篇文字,儘力的十分忠實,除非我記憶上小有差錯。我準備任何人向我挑戰……)現在我已曉得,中共的重要幹部,他的偽大使王炳南,當時是在楊的幕中。我在洛陽歸返西安之後,同楊虎城相談之下,彼此大發牢騷。某一日,又談這個問題時,我問計於他,他沉吟了一下說:「我那些小傢伙們(這是指他的智囊團)倒有一個計策,等待蔣委員長來西安時,我們不使他離去,我們來一個『挾天子以令諸侯』」……請注意,他一開口就說「那些小傢伙們」,那證明他背後已有人鼓動他,是利用他來推動我、試探我。

  根據張學良的這一回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創意者不是楊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傢伙們」,張學良怕別人不明白,還特別加了一個括弧,說明「小傢伙們」就是楊虎城的「智囊團」。這是張學良前此在任何場合都沒有談到過的。

  楊虎城的「小傢伙們」是哪些人呢?張學良只談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出任波蘭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親原系楊部高級參謀,與楊私交極好。王在日本、歐洲求學,經費均由楊提供。1936年4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委派王到西安,與楊商談停戰抗日問題。此後,王就住在楊的公館裡。

  張學良在和張氏姐妹的談話里,進一步談到了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他說:

  楊虎城要緊的是王炳南。楊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厲害。不但是文人,還有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他自己實實在在,他的太太是共產黨。我判斷他的太太就是帶著任務來的……就是當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時候在新城,共產黨的幾個都是女的。

  王炳南實實在在的名義就是楊虎城的秘書……楊虎城很聽他的話。

  張學良聲稱,楊虎城「新城的一個師,差不多都是共產黨」,顯然誇大了,但是,楊虎城的夫人謝葆真確系共產黨,在楊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

  楊虎城和中共的關係比張學良所知還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楊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隊政工人員中,即有中共黨員16人。1928年10月,楊虎城在日本東京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批准楊的入黨要求,指示東京市委辦理,但由於楊很快回國,未能辦理相關手續。1934年,楊部警衛團有共產黨員200餘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託楊的駐北平代表申伯純向楊傳達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澤東、彭德懷派汪鋒攜親筆函件會見楊虎城,商談聯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楊虎城會談。1936年,毛澤東再派張文彬攜函見楊,達成互不侵犯、建立軍事聯絡等三項口頭協定。此後,張文彬即以十七路軍政治處主任秘書名義長駐楊部。西安事變前,在楊虎城身邊工作的共產黨員,除王炳南、張文彬等外,還有米暫沉、宋綺雲、王菊人、申伯純等人。他們都深得楊的信任,參與機密。楊虎城所稱「我那些小傢伙們」,顯指在他身邊工作的共產黨人。

  張、楊衝突

  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載,12月24日夜,「聞楊虎城堅決不主張送余回京,與張爭幾決裂」。在《西安事變反省錄》中,張學良也曾述及:在送蔣離陝問題上,與楊虎城發生歧見,言語急躁,幾乎同楊決裂。但是,《反省錄》所記,仍覺語焉不詳。關於此事,張學良《敬告世人》書有更詳細的敘述。

  張首述楊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態度及楊所受影響:

  楊虎城的反對蔣委員長返京,那不是出諸他自己,而是出諸楊的幕中滲透分子煽動楊,說我出賣他。所以當時楊虎城對我說:「你是受了蔣夫人、宋子文、端納情感誘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溫情主義,你是同蔣宋兩家有私誼上的關係,可以和平了結。我楊某可是不肯作斷頭將軍的,要干就干到底。

  張繼述本人的「氣怒」:

  我說:「這樣的國家大事,豈是私情問題,我們不顧一切的行動,是為了發動要求蔣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日,今日已確知抗日前途有著,那麼我們還要蠻幹下去,必使內戰擴大發生,而使蔣委員長失去領導,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嗎?你若是怕死,何必要發動這種大膽的叛變行為?我將隻身護送蔣委員長入京,上斷頭台我一人承當,我決不牽連任何人。」

  楊、張之間的這一段對話,不見於其他記載,可補西安事變史乘之不足。

  端納、宋子文、宋美齡等到達西安後,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改組行政院等協議,但是,蔣介石只同意以「領袖人格」保證,不肯簽字。這樣,在放蔣問題上,西安方面就出現分歧。有的人主張繼續扣蔣,命蔣在西安發號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蔣,但堅持蔣必須簽字;還有人則提出,讓蔣在西安對全國做廣播講話。從張學良的上述回憶看,楊虎城最初是反對無條件放蔣的,二人的衝突即由此發生,並且迅速激化。

  張、楊激烈衝突之際,周恩來在場。他勸張「小加休息,容他們會議商討商討」。其後,經周恩來說服,楊虎城同意放蔣。關於此,張學良回憶說:「他們的這一番爭論,經周恩來一說之下,即為平息。」

  米暫沉的《楊虎城將軍傳》稱:「一時盛傳有楊不同意放蔣的說法」。上述資料證明,張、楊衝突,並非只是「盛傳」,而是的的確確發生過的事實。(楊天石 )

  (摘自《炎黃春秋》2002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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