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輝煌的錢氏家族。
錢鏐49歲畫像。
1955年，錢學森一家乘克萊夫蘭總統號輪船回國。
錢基博與錢鍾書。
黨媒報導 僅供參考
南都人物周刊
輝煌的錢氏家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後期，錢學森已是美國最頂尖的空氣動力學家、航空工程與火箭技術專家。他的導師馮·卡門說，錢學森的研究成果為美國航空工業和火箭技術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原動力」。美國軍方同樣盛讚錢學森的工作，認為他對盟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美軍航空母艦和太平洋小島短跑道上軍用飛機和重型轟炸機配備的火箭助推器，是錢學森的科研傑作之一。
在麥卡錫主義控制美國的年代，錢學森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因為被懷疑是共產黨，他的參與國家機密研究的資格在1950年被取消了。在他打定主意回國的時候，美國移民和歸化局的回答是：禁止離境。隨後他被指控隱瞞自己的共產黨身份，橫遭逮捕，甚至被判驅逐出境。
他在美國的最後幾年形同軟禁。在秘密發給國內聯繫人的信中，他說自己「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
1955年錢學森回到祖國。幾個月後，他向中央提交了《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
1966年，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飛彈核武器試驗，震驚世界。
僅用10年時間，錢學森開創的中國飛彈航天事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1968年，錢學森編制了「我國人造衛星、宇宙飛船十年規劃」。兩年後，中國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
1989年，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在美國召開，大會授予錢學森「小羅克韋爾獎章」和「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稱號。
美方多次邀請錢學森訪美，都被他拒絕。「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平反，今生今世決不再踏上美國國土。」
1991年中共中央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
2008年，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與日、美兩位科學家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錢永健是錢學榘的兒子。錢學榘是錢學森的堂弟，他是出色的空氣動力學家，曾經擔任美國波音公司總工程師。
錢永健的哥哥錢永佑是神經生物學家，兄弟倆都在十幾年前當選美國科學院院士。
錢家大約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僅無錫錢家便出了10位院士和學部委員——台灣中研院院士錢穆，中科院院士錢偉長、錢鍾韓(錢鍾書堂弟)、錢臨照、錢令希、錢逸泰以及江陰錢保功，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錢穆長女)、錢鳴高，中科院學部委員錢俊瑞。
他們都是五代時期吳越國國王錢鏐的後代。錢學森是錢王第三十三世孫。
錢鏐祖孫三代、5位國君，以其卓越治理，使吳越國富甲江南。
錢鏐的33個兒子多半被父親派往江浙各州，錢氏家族很快繁衍開來。據民國年間編撰的《錢氏家乘》記載，國內有跡可循的錢氏宗脈有100多支。
自錢王開始，錢家歷朝歷代皆有俊傑，很多狀元，無數進士。日本學者池澤滋子曾對錢鏐家族文人群體的形成和成就做過深入研究。乾隆進士錢大昕被陳寅恪推為「清代史家第一人」。
更令人驚奇的，是近代錢家的人才「井噴」——
錢穆，近代中國最重要思想家之一，他捍衛的是中華民族傳統中的精粹；
錢玄同，「五四」新文化運動猛將，反對文言文，力倡白話文，鼓吹民主和科學；
錢鍾書，他的《管錐編》和《圍城》在他活著的時候已成為不朽之經典；
錢學森，兩彈一星總設計師，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國防力量……
同樣令人驚奇的，是錢氏家族的傑出父子檔：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錢玄同、錢三強父子，錢穆、錢遜父子，錢學榘、錢永健父子……
《錢氏家訓》中有這樣一句——「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這，或許正是錢氏家族為這個國家供應了眾多巨匠的核心驅動力。
2008年6月，「吳越錢王與長三角繁榮主題報告會」在杭州臨安舉行，錢學森在賀電中說，「我們的先祖，他的政績只是『致富一隅』，而我們的後人的事業，是使整個中國繁榮富強。老祖宗地下有知，是會高興的。」
錢王和他的傑出後代
唐宋之間，有過一個五代十國的奇局，歷時56年。按照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的說法，叫做「群盜割據」時期。當時最苦最亂的，是五代更迭的中原地區，而在南方，浙江一帶的吳越國、福建一帶的閩國則是一番太平景象。
吳越國的國君叫錢鏐，生於唐末的宣宗六年(公元852年)。鏐，意指美好的黃金。據說他初生時相貌醜陋，哭聲很怪，他爸爸錢寬認為不祥，想把這孩子丟到屋後的井裡，幸虧阿婆不許，留下一條小生命，所以錢鏐小名「婆留」，這口「婆留井」，至今還在臨安。
中華民族的祖先原先都沒有姓。公認的共同祖先是一世祖少典氏(也叫神農氏)，二世祖是黃帝；到了第十世，有個人叫籛鏗，在商朝、周朝都做官，還是有名的大壽星，被奉為彭姓的祖先「彭祖」，他的第11個兒子彭孚，在西周都城(今陝西西安)任錢府(掌管錢財的官署)上士(官名)，以官職為姓氏，成了最早姓錢的人 ——這是3100年前的事。
錢氏發源在陝西，宋元以降，家族逐漸遷移到廣東、四川、安徽、湖南等省。
從少典氏到錢鏐的爸爸錢寬，歷經80代，這80代人被錢氏家族奉為遠祖，其中傳說多、史料少；從錢鏐開始，歷史上多有記載，如《全唐書》、《吳越書》等。
錢鏐祖孫三代、5位國君
錢鏐小時候，家裡沒錢，所以他中途輟學，16歲就去販私鹽(當時販私鹽10斤以上即為死罪)。他練過武，別人挑一百斤，他能挑兩百斤。21歲加入鄉團董昌的部隊，被提拔為偏將，後任杭州刺史兼防禦使，最高做到鎮東、鎮海節度使，得到過唐僖宗欽賜的「金書鐵券」——相當於「免死金牌」，據說可免本人九死、子孫三死，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
杭州師範大學吳越錢氏家族研究所負責人李最欣說：「跟同時代許多昏庸君主相比，錢鏐的資質顯然高一籌。」他經歷了唐朝的覆滅，親歷了群盜如毛、軍閥割據、百姓遭殃的亂局，所以當他成為吳越國國君時，實行了一套「保境安民」的政策。
十萬軍隊保衛邊境，境內則發展經濟——他的皇后與妃子都在家鄉帶頭植桑養蠶種茶。他在位第4年開始興修水利，錢塘江海塘工程緩解了杭嘉湖平原民眾每年飽受的洪災之苦，至今還在發揮作用。
在上海錢氏聯誼會的長桌上，有一方小小的屏風，上面雕刻著錢鏐祖孫三代、5位國君的頭像。這5位，以86年的太平治理，使吳越國成為遍地烽煙、「最黑暗的」 五代時期國力最強地區之一——蘇東坡所謂「民至老死，不知干戈」；杭州府的富庶繁榮程度也超過蘇州府和會稽府，躍居江南第一。研究錢氏家族史22年的錢鎮國先生告訴記者：當時一石(大約60公斤)米才50文錢，國庫里有10年存糧，且有3年不向老百姓徵稅；杭州的人口也由隋代的1.5萬餘戶，增至五代時的 10萬餘戶。
「所以有人講，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錢鏐是奠基人。」錢鎮國說。
近代杭州有個不成文的慣例，凡有地方最高長官到任，必去清波門外柳浪聞鶯公園內的錢王祠走一走，他們要瞻仰的，是善政的遺澤。而錢王祠乃至臨安錢王陵園內，也留下無數前來尋根問祖的後人身影。
人才輩出
史料載，錢鏐有妻室6房，33個兒子。他的兒子們，多半被父親派往江浙各州做官，這樣，錢氏家族很快繁衍開來。據清末民初修撰的《長樂錢氏宗譜》載，錢氏宗脈在江浙一帶有59支；而據錢鎮國的祖父錢文選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編撰的《錢氏家乘》記載，在國內有跡可循的錢氏宗脈有100多支。
1982年中科院遺傳研究所提供的數據：全國漢族姓氏約3600多個，其中錢姓約占0.22%，估算為264萬人，排在第89位；近年最新數據已退至96位。錢鎮國解釋說：「受教育程度越高，生得越少。」
錢鏐雖出身寒微，以武起家，但晚年好學，在家族中樹立榜樣，因此王室學風極盛。他對後代的教育非常看重，經常讓孩子們誦讀經典。吳越國「納土歸宋」後，子孫中出了許多文學家、藏書家、醫藥家。
日本學者池澤滋子曾對錢鏐家族文人群體的形成和成就及其對北宋和後世文壇的影響做過深入研究，其中提到錢儼、錢顯、錢起等人。
錢鎮國說，歷朝歷代，錢家出舉人進士無數，狀元也有不少。宋代錢昆，官至秘書監；明代錢福，殿試和禮部廷對都名列第一，後任翰林院編修；錢士開是萬曆年間殿試第一名，後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末清初，文學大家錢謙益也是萬曆年間進士，官至禮部侍郎。
清朝乾隆年間，出了進士錢大昕，他於音韻訓詁多有創見，長於校勘考訂，著有《廿二史考異》。史家陳寅恪說，錢大昕的治學「精思博識」，「為清代史家第一人 」。到了康熙朝，錢名世為一甲進士，後任翰林院侍講。此外，清代著名藏書家錢曾、學者錢塘、錢儀吉，書畫家錢灃、錢陳群，書法家錢坫，畫家錢杜，篆刻家錢松，詩人錢魯斯等等，都是錢王后裔。
續接中斷的家族史
上海錢鏐研究會秘書長錢武東的書架上，滿是有關錢氏家族的著述和資料。其中，在聯繫錢氏後人中發揮較大作用的，是1996年出版的《錢氏家乘》。許多姓錢的人循著這本書，找到了自己的祖先。
這本書，是錢鎮國根據1924年祖父編撰的7冊線裝書「一字沒動」集合而成。
錢鎮國說，祖父錢文選是前清舉人，畢業於北大前身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當過清朝學部出洋留學生的學監，還派駐倫敦擔任過留英學生的督學。錢文選回國後調財政部，先後擔任過6個省的鹽運使或鹽務所長、局長。他到杭州時，發現錢王祠破敗不堪，便倡議修繕，政府大員多有捐贈，當時的浙江省長張載陽捐了5萬銀元。
退休後，錢文選熱心於家族史，寫出了《吳越國五王世家》、《錢氏家譜》、《錢氏家乘》等書稿。他收藏的各種善本、孤本有750卷(冊)。在錢鎮國家裡，僅關於他這一支的家譜就有18冊，堆起來一尺多高。
1988年，臨安縣要修地方志，打聽到錢鎮國手中有家傳史料，便請他坐鎮當地，靜心編志。從那時起，錢鎮國開始把研究錢氏家族史當作興趣和事業。
1956年，錢三強帶領40多名科學工作者赴蘇聯考察。錢學森從美國回國，也到蘇聯一同考察。一個留法，一個留美，都姓錢。當時的報導說「兩人一見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發展科學事業的信心」，但是，二人不曾交流過「錢王后裔」這件事。
為什麼？「因為當時宗族、家族觀念是封建殘餘，被鏟掉了。」錢鎮國說。
2007年7月，上海閘北公園在大修中意外發現一座保存完好的「錢氏宗祠」，4個臉盆大小的字和8幅精美磚雕都被人用磚蓋住，藏著。
「家族是一種氛圍，一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家教。環境變了，家族也就斷了。在歷史車輪下，大陸的世家能夠逃脫粉身碎骨命運的，非常罕見。現在中國已經沒有歐洲意義上那種沒斷過的家族。」學者錢文忠說。
1988年，當錢鎮國因「盛世修典」被懵懵懂懂卷進家族史，翻開那些塵封已久的線裝書時，無意中開始續接斷裂的家族史。不過，錢文忠提醒說：追溯家族史和追溯第一桶金有點像，都是回溯性的，很有可能失實——錢鍾書先生因此特別反對附庸式的家族梳理。
時代終究變了。「亂世藏金，盛世修譜」，人們繞不過「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追問。錢鎮國說，連最初寫信好意規勸他莫搞聯誼諸事、以免「再來一個『文革』要遭批判」的位居高層的家族成員，如今也熱心於錢氏支譜、總譜的編纂。
1992年5月15日成立於臨安的錢鏐研究會(同步成立錢氏聯誼會上海聯絡處)，會員多是臨安縣的領導，只有錢鎮國一人姓錢。
90年代初，錢鎮國用最原始的辦法「聯誼」：「報上登一個名字，姓錢，我就想辦法找他。」這些人往往藏有老家譜，翻給他看，然後確定是哪一支、第幾世。就錢鎮國跑過的省市縣來看，現在年齡最大的錢王后裔是嘉興的一位老畫師，第31世；年齡最小的已至50幾世。
族人漸多，稱呼出現問題，很可能年長者輩分反而小，如錢偉長得管錢其琛叫爺爺。為免叫錯尷尬，錢鎮國說，後來規定，一律稱年長者為「兄」，然而長者多禮，亦回稱年幼者為「兄」。所以錢家人聚在一起，言語間多半「兄」來「兄」往。
錢鎮國說，錢鏐有弟兄5個，旁系後裔應該不少，但接觸錢家人至今，只有一位說自己不是錢王后代，那就是2009年4月18日溫總理接見時提及《錢氏家訓》的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最高顧問錢復先生。錢復的父親錢思亮亦是近代聞人，曾任北京大學化學系主任、台大校長、台灣中研院院長。錢思亮對自己的姓氏有過考證，得出結論：自己是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後裔。
現在，廣東、福建、安徽、江西、浙江、江蘇、上海、北京、湖北、河南、山東都有錢氏聯誼會；國外馬來西亞有錢氏公會。按地域分得越細，親緣性越高，如浙江有臨安、杭州(錢均夫、錢學森、錢學榘)、嵊州長樂、溫州、湖州(錢玄同、錢三強、錢壯飛)、海寧(錢君匋、錢境塘)、嘉興(錢正英)、諸暨(錢之光)等不同支系，江蘇有無錫(錢基博、錢穆、錢鍾書、錢偉長、錢鍾韓)、太倉等支系，上海又分為寶山、華亭、奉賢、金山、崇明、嘉定(錢其琛)、安亭、綠楊橋、川沙等支脈。
在錢學森的遺體告別會上，共有8個省市35位錢氏代表出席。錢鎮國從整理好的一疊疊照片中，指給記者看在八寶山送葬隊伍最前面捧遺像的錢學森孫子錢磊。
黨媒報導 僅供參考
毛澤東保護錢偉長
因為錢鏐的功績，人們將歸宗的路線放長了些，時隔1100多年，梳理出千百俊傑也合乎常理。但是，近代錢家確乎有過人才「井噴」現象，除了已編成繞口令的 「一諾獎、二外交家、三科學家、四國學大師、五全國政協副主席；十八兩院院士」，還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父子檔人物，如錢基博、錢鍾書父子，錢玄同、錢三強父子，錢穆、錢遜父子……還有杭州錢家錢學榘的兒子：2008年10月8日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的美籍華裔科學家錢永健(與日本科學家下村修、美國科學家馬丁· 沙爾菲共同獲得)。
錢學榘是出色的空氣動力學專家，擔任過美國波音公司總工程師，跟錢學森同一個祖父。錢永健的哥哥錢永佑是神經生物學家，曾任史丹福大學生理系主任，兄弟倆都在十幾年前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錢武東說，錢家恐怕是出院士最多的。有消息說，當代國內外科學院院士以上的錢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全世界50多個國家——記者向掌握資料較多的無錫錢氏聯誼會副秘書長錢志仁(退休中學特級教師)核實這一數據，他說，這個總數不知如何統計得來的，但無錫錢家確實出了10位院士：台灣中研院院士錢穆，中科院院士錢偉長、錢鍾韓(錢鍾書堂弟)、錢臨照、錢令希、錢逸泰以及江陰錢保功，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錢穆長女)、錢鳴高，中科院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錢俊瑞。其中，鴻聲鄉就占6位。
中國科技界最著名的「三錢」院士已離席兩位：錢三強、錢學森。而錢鎮國正在為錢偉長的健康擔憂。記者採訪時了解到，錢老目前已經不認得他的嫡傳弟子了。
無錫錢氏有句老話：「東有七房橋，西有七尺場」。七房橋和七尺場，同宗不同支。錢志仁詳細解說：錢偉長的祖先是錢鏐的孫子錢弘佐，北宋時六世孫錢進從浙江嘉興遷隱無錫湖頭，稱為湖頭支；錢鍾書的祖先是錢鏐的孫子錢弘俶，南宋時十一世孫錢迪從吳興遷至無錫堠山，稱為堠山支。
1912年，錢偉長出生在七房橋五室同堂的大家庭里，這是一個三代在鄉村教書的清貧之家。他的名是四叔錢穆起的，幼年曾在八叔錢起八家寄養。
16 歲上，父親錢聲一病逝，他便隨四叔去蘇州讀書。蘇州中學教數學的先生嚴曉帆、西洋史楊人緶先生、中國史呂叔湘先生、地理陸侃輿先生，都給他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文學課則由錢穆任教。19歲那年，他以優異成績相繼被5所大學錄取，最後選擇了清華大學，並獲上海吳蘊初設立的清寒獎學金。
錢偉長最初讀的是中文系，但入校後正值「9·18」事變，他想，只有掌握科學技術才能救國，便苦苦要求轉入物理系。物理系主任吳有訓教導他：不要以為書本上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都已經完善了，每讀一本書都要能夠看到沒有完成的部分，發現一些新問題。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教授的言行品德對他的影響也很大。
1939年7月，中英庚子賠款第7屆公費留學生招考同時在上海、重慶、昆明三地進行，限額20名，報考者3000多人。原設力學名額1人，但錢偉長和林家翹、郭永懷3人並列第一，於是破格同時錄取。
錢偉長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拿到博士學位，隨後有5年時間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和噴射推進研究所T·馮·卡門教授門下，從事航空航天領域的研究工作，在那裡，他遇到錢學森。馮·卡門教授給他們的勉勵是：勇於探索和創新。
1951 年，回國5年的錢偉長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創辦了我國第一個力學研究室。1956年，他和錢學森合作創辦了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和自動化研究所。他的主要貢獻是：圓薄板大撓度問題的攝動解法(1955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圓環殼的一般解；對廣義變分原理的深入研究(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等等。
1957年，已是清華大學副校長的錢偉長成了「右派」。毛澤東一句「他是好教師」，保留了他的教授資格：還能講課，還發工資，免於發配北大荒。他那10年的經歷，跟許多錢家人一樣，跟許多中國人一樣。1968年，這位56歲的科學家被分配到首都特鋼，成了一名爐前工。
1983年的一天，70多歲的錢偉長突然接到一紙調令，被任命為上海工業大學校長。當時的上海市長汪道涵告訴他，調令是鄧小平親自簽的字，上面寫著：此任命不受年齡限制。
在教育方面頗有見地的錢偉長從此在高校又貢獻了26年心力。
江南讀書人家：
錢基博、錢鍾書、楊絳
錢基博(1887-1958)是近代卓有成就的學者、古文家、文體學家、教育家。華中師大校長、歷史學家章開沅在1958年致悼詞說：「由於『左』的影響，錢老的學問在他的晚年並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更談不上充分發揮其作用。」
錢穆晚年回憶，他平生所見「治學最勤、用力最劬」的學者，就是錢基博。清末狀元兼實業家張謇，對晚生34年的錢基博的評價是：「大江以北，未見其倫。」
錢志仁先生告訴記者，錢基博這一支的祖先初到無錫時定居在堠山一帶(今錫山區查橋)，後遷到城裡。錢基博的父親經營「永盛典鋪」，到錢基博當家時，宅第正廳高懸含有家訓的「繩武堂」匾。
這是一個儒學世家。錢基博5歲時，教他的是長兄「子蘭先生」，到了10歲，換成伯父仲眉公教授策論。漸漸，「對於群經、諸子、古史地學、古典文學理論，無不淹通」。
錢基博是個保守的儒生，他成年後教過小學、中學、大學，不顧時代潮流，一律古文。錢鍾書從新式學堂放學回來，要跟著父親念古文。他後來在《圍城》裡露了一手，方鴻漸跟父親方遯翁來往幾封信是用文言文寫的，詞藻富麗，古奧典雅。
錢基博當時交往的師友，是唐文治、梁啓超、章士釗、章太炎、錢穆、顧頡剛等人。在軍閥混戰的20年代，錢基博寫出了《現代中國文學史》，1933年正式出版後，三版售罄，1936年又出了增訂版。
據弟子吳忠匡說，錢基博藏書非常豐富，僅中國古兵法一類，便收有七八十種。他的書生氣可由捐書之舉得見：「1949年以來，我國的國際地位日隆，先生常喜形於色，因董理生平筆耕舌耨之所積累，舉以贈之華中師院(錢基博最後12年在武漢度過)，計所藏書二百餘箱，五萬餘冊，捐贈師院圖書館；諸古龜甲銅玉陶瓷、歷代貨幣、書畫墨跡等自商周三代歷漢唐宋元以迄明清之文物大小二百餘件，移贈該院歷史系。又所藏碑帖字畫一千餘件，則贈與其鄉里之蘇南文物管理委員會；方志一千餘種，贈與江蘇泰伯文獻館。」
1957年，錢基博對黨披肝瀝膽，忠直進言，橫遭批判。章開沅說：「他雖然確實是死於不治之症，但至少在離開人世前的心情是痛苦抑鬱的。」尤其令人痛心的是，錢基博一生五百多冊《日記》，被「跳踉叫囂，如中風疾走」的無知少年付之一炬。
由此，我們似可理解錢鍾書晚年的靜默和恬淡。
因伯父中年無子，錢鍾書自幼在伯父跟前長大，頗受寬容昵愛。少年錢鍾書「全沒正經」，專愛「胡說亂道」，一點沒有他母親的「沉默寡言、嚴肅謹慎」，以及他父親的「一本正經」。1920年伯父去世後，11歲的錢鍾書的教育就全由他父親來承擔。「他父親因鍾書愛胡說亂道，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說話的意思。」 楊絳說。
1932年，錢鍾書在清華園得識無錫名門才媛楊季康(絳)。當時，錢鍾書在清華園名氣很大，楊絳初見，發現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一點也不像想像中的那樣「翩翩」。二人互慕已久，開始戀愛。
後來，楊絳給錢鍾書的一封信，被錢基博接到後拆開看了。信中寫道：「現在吾兩人快樂無用，須兩家父母、兄弟皆大歡喜，吾兩人之快樂乃徹始徹終不受障礙。」讀到此處，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說，「此真聰明人語！」
1933年，錢鍾書與楊絳舉辦了訂婚典禮。二人後來同赴牛津大學求學，回國後錢鍾書任教清華(當時是西南聯大)。
1953年院系調整，清華改為工科大學。錢鍾書擺脫教務，在文學研究所工作，實際做的是《毛澤東選集》英譯本的定稿工作。那篇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經由他出類拔萃的英譯被介紹到西方。
1969年11月，錢鍾書作為「先遣隊員」被發往河南省羅山縣「五七幹校」，一度擔任信件收發工作。這一年6月，女婿王得一被逼自殺。7月，楊絳也來到幹校，後來寫成《幹校六記》、《洗澡》。
1975年前後，海外誤傳錢鍾書去世了，港台、日本等地發起一連串悼念活動。1977年前後誤傳澄清，錢鍾書本人與其傑作《管錐編》的初稿一同「問世」。
1998年12月19日，88歲的錢鍾書在北京逝世。第二天新華社播出的新聞通稿中，出現「永垂不朽」字樣。
錢穆：「這是我的女兒第一次為我擦背！」
同出江南無錫錢家的錢穆、錢遜父子，因1949年錢穆「離家去國」音訊隔絕長達30年。錢遜曾說，「有人說起我的家庭，常說家學淵源云云，我深感慚愧。」他還說，聽父親教誨的機會少，是人生的一大遺憾。
1980年4月，父子之間終於通了家書，當時錢穆已86歲。
他在信中說：「我此兩年多來雙目已近失明，不能閱報，不能讀書，惟尚能握筆親自寫字，此書即我之親筆。」
「回念我此一生中所見吾國人之受苦受難者真復何限，則我父子今日之遭遇，未為過酷於他人。汝輩今日雖求與我一面，亦我此三十一年來之願望，若天佑我國家我民族，或最近將來能達此望……」
這一年8月底，兄妹中的4人終於在香港見到了父親。次子錢行(原蘇州某中學語文教師)回憶道：
「我小時候父親在無錫江南大學教書，課後回到蘇州盤門新橋巷藕園。我們走過書房，總怕弄出聲音打擾他。31年過去，不苟言笑的父親怕是很老了罷？
「出了地鐵口，我們在東張西望地尋找，繼母卻先憑著照片認出並招呼了我們。她旁邊站著一個身穿長袍的老人，這不是與我們分開了三十多年的父親嗎？
「 父親患有青光眼，視力模糊，他常走到我們身邊，從近處審視我們每一個人，不時『唔唔』說著，好像奇怪我們怎麼會一下子變大了，變老了。而他的確還把我們當作孩子，每天，他都先自正襟危坐，然後令我們挨次坐下。他問我們每個人的經歷、生活、讀什麼書，當他知道我們兄妹都是小學、中學、大學教師時，十分高興，連聲說『很好，很好』。知道10個孫子和外孫都在重點中學和大學讀書，更是眉開眼笑。談到我們遭遇過的艱難困苦，他唏噓說：『吃點苦沒有什麼，我希望你們做好一個中國人，用功讀書做學問。』」
1988 年11月，正在荷蘭訪問的大女兒、清華大學教授錢易趁台灣開放大陸赴台探親政策，第一個獲准赴台探父。此後幾天，94歲的錢穆醒來便問：「我的女兒在哪裡？」有一天錢易為他擦背，錢穆連說： 「好舒服哪，這是我的女兒第一次為我擦背！」錢易滿眼是淚，哽噎得說不出話來。
1990年8月30日，錢穆在台北家中謝世。一年後，歸葬在故鄉太湖邊石皮山上。錢行說：「現在父親永遠在我們身邊了，什麼力量都不能使我們再分開。」
《錢氏家訓》的力量
1945 年初春，32歲的錢三強向何澤慧發出了平生第一封示愛兼求婚信，25個單詞：「經通信，我向你提出結婚的要求。如能同意，我將等你一同回國。」很快收到回信，也是25個單詞：「感謝你的愛情。我將對你永遠忠誠。等我們見面之後一同回國。」戰時德國信件不封口，限詞彙25個。
今天的青年，偶爾從老照片上看到錢三強夫人何澤慧、錢學森夫人蔣英年輕時的模樣，驚為天人。殊不知，中國曾經有過許多這樣才貌雙全的名媛，最後湮沒在藍灰色的人潮里。
錢家多壽星，多才子，多俊傑。為什麼？錢文忠脫口而出：基因。
錢家子弟多半受儒學薰陶，知書達禮，所娶配偶也都是才貌與德行兼備的女子，這樣的基因，很不壞。
許倬雲在談到江南士大夫家族時，曾講起自家的義田制度，即家族中富裕人家拿出一部分田畝，扶持家族中孤兒寡母的日常生活和繼續學業。錢氏家族直到民國還有這種義田制，斷了半個世紀重續，則演變為助學基金。錢鎮國告訴記者，其中紅蜻蜓集團董事長錢金波、運盛實業股份董事長錢仁高、上海國際包裝印刷城董事長錢成錫出力最多。目前，他們已經幫助家族內的幾位家境困難的孩子念到中學、大學。
家教的源頭則是身教加《錢氏家訓》。錢鎮國告訴記者，家訓分為三部分：武肅王(錢鏐的諡號)八訓；武肅王遺訓；錢氏家訓。早先，錢氏家族每有新生兒誕生，就要全家人一起恭讀《錢氏家訓》，這個傳統在近代斷了。
第三部分《錢氏家訓》是錢文選根據先祖八訓和遺訓，歸納在《錢氏家乘》裡的，共635字，分「個人、家庭、社會、國家」4節。溫家寶總理提及的「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必謀之」在「國家」節，其中還有「大智興邦，不過集眾思」，「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仇，嚴以馭役，寬以恤民」等，講的都是為官執政的大義。
家訓中關於個人修身，講的是：「讀經傳則根柢深，看史鑑則議論偉。能文章則稱述多，蓄道德則福報厚」；關於家庭：「娶媳求淑女，勿計妝奩。嫁女擇佳婿，勿慕富貴」，「忠厚傳家，乃能長久」；關於交友及公德：「信交朋友，惠普鄉鄰。恤寡矜孤，敬老懷幼。救災周急，排難解紛」，這些，與《禮記·大學》中「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一脈相承。
著名經濟學家錢穎一是杭州錢氏的後裔，30多年前與他同住機關宿舍的一位小夥伴回憶說：「他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一位普通的機關幹部，都曾下放勞動，錢穎一從小學隨父母去了幹校，直到念中學才回北京，應該說是在農村長大的。父母這麼受衝擊也沒有把他的學習興致磨滅掉。他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放學回家從不休息，在我眼裡他沒有節假日，從來都是在念書寫作業，每天早晨堅持聽英語廣播。幾年下來，他的口語、筆頭都達到了相當水平。可他的興趣並不完全在這上面，他對數學如醉如痴，好像整天遨遊在一個奇妙世界裡。中學畢業後，他到京郊密雲插隊當了知青，可讀書的熱情依然如故，還是每天聽英語廣播，真是難得！在那個連飯都吃不上、家都回不了的年代，有多少人能堅持讀書呢？還把活幹得極好，從不喊苦叫累，他感動了農民的心，插隊時入了黨。恢復高考那年他考上了清華大學，現在已經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了。」
1981年錢穎一赴美留學，25年間，用朋友的話說，「他把美國最著名的高校基本走了個遍」——1982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1984年獲耶魯大學運籌學／管理科學碩士學位；1990年拿到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隨後在史丹福大學執教9年。2001年在馬里蘭大學結束了兩年教職工作後，擔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2006年，他回到清華，擔任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是他在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專著。這本學術書從裝幀、設計到紙張、印刷都相當精美，定價25元，低於同類書籍一截。錢穎一說：「這是我一再堅持的，連出版社都很不理解。可是你想，買我書的人大部分是學生啊！」扉頁上，錢穎一寫道：「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母親。」
錢學森 提升中國國防力量
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過，方程對我更重要些，因為政治是為當前，而方程卻是永恆的東西。為此他謝絕了出任以色列總統。但對於20世紀另一位科學大家錢學森來說，政治不可能如此超脫，科學與政治的糾葛，幾乎構成了他一生的主線
1945 年夏天對34歲的錢學森來說是一個難忘的經歷。年初，加州理工學院提升他為副教授，到了夏天，歐洲戰事結束，他又受恩師、有「超音速時代之父」稱譽的學院空氣動力學教授馮·卡門邀請，一起去考察納粹德國的火箭研究所，該研究所負責人路德維格·普朗特，公認的近代流體力學奠基人，恰好是馮·卡門昔日的老師。於是，有趣的一幕發生了，在哥廷根，錢學森和他的老師卡門，共同審問可算是他「師祖」的普朗特。
當馮·卡門日後回憶這段經歷時，得意弟子錢學森已回到中國，為這個處在敵對陣營的社會主義國家設計飛彈和火箭，於是，納粹德國、號稱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國，以及紅色中國，「把對生活毫無追求，只望和諧地共同工作的三代空氣動力學家分隔了開來」。
這幾乎是「科學是無國界的，但科學家卻有祖國」這句話最好的註腳，許多科學家開始本無心問政治，但政治不可抗拒地要來關心他。
「美國有史以來最蠢的一件事」
1935年8月，24歲的錢學森乘船赴美。頭一年，他從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考取清華大學第二屆「庚子賠款留學生」。
錢學森在美國的第一站是麻省理工學院。在那裡他改學航空工程，並在一年內取得碩士學位。1936年，他轉到加州理工學院，接下來的20年直至回國，洛杉磯郊區的帕薩迪納成了他的家。
從學術上說，加州理工的主要吸引力是西奧多·馮·卡門博士。他在航空方面是世界權威。在錢學森攻讀博士學位的3年當中，卡門對錢欣賞有加，二人情同父子。卡門在空氣動力學發展中的幾乎每一項革命性的成果，錢學森都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們合作發表了不少論文。
錢學森繼續教書與研究工作直到1943年，這時政府放寬了限制，批准他參加軍事研究。二戰期間，錢學森奔走於五角大樓和位於帕薩迪納的馬利納的噴氣推進實驗室之間，深得美國軍方欣賞。在二戰中後期，錢學森已成為全美國頂尖的空氣動力學家、航空工程與火箭技術專家。正如馮·卡門所說，錢學森的研究成果為美國航空工業和火箭技術提供了「強大的發展原動力」。美國空軍讚揚他對勝利作出了「無法估價的貢獻」，對美國軍事的未來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期間，無論在事業上還是在家庭上，錢學森都可謂春風得意。
1947 年，錢學森回國與蔣英結婚，隨後二人同赴美國。蔣英是留學歐洲的歌唱家，他們兩家世交。在加州理工的那一段生活，很可能讓他們一輩子追懷。在旁人眼中，他們是愉快的一對。他們住在一所寬敞簡樸的老式房子裡，一對兒女先後出生。據美國媒體的報導，作為父親，錢學森參加家長、教員聯合會的會議，為托兒所修理破玩具，他很樂於盡這些責任。
錢的一家在他們的大房子裡過得非常有樂趣。錢的許多老同事對於那些夜晚都有親切的回憶。經常是，對美食頗有研究的錢學森興致勃勃地做了一桌中國菜，而蔣英雖然忙了一天來準備這些飯菜，卻毫不居功地坐在他的旁邊。美國專欄作家維奧斯特對這對年輕夫妻的生活的描述頗有意思。蔣英並不受他丈夫的管束，她總是譏笑他自以為是的脾性。與錢學森不一樣，她喜歡與這個碰一杯，與那個干一杯。有時她有點暈了，也不理睬錢的眼色。「我不知道我們走後發生了什麼，」有一個老朋友說，「可能他會訓斥她，但我們在那裡過得非常有趣，與他們在一起感到輕鬆。我得說他們倆的結合真是非常美滿。」
到1949年，錢學森不僅在加州理工大學教學研究，還繼續擔任航空噴氣公司的顧問，薪金可觀。1949年12月，由於他做的一些設計，錢學森受到了廣泛的重視，《時代》周刊甚至登了他的一組照片。
可以說，一直到1950年美國麥卡錫主義興起前，錢學森與美國關係都處在一個蜜月期。與後來的宣傳不同，這時錢學森和妻子離開美國的願望並不強烈，甚至，據已故的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考證，1949年，錢學森還申請加入美國國籍。
但正在這個時候，一股邪惡的風潮開始襲擊美國。1949年9月，蘇聯終止了美國人的核壟斷局面，爆炸了他們的第一枚原子彈。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2月，蔣介石逃到了台灣。1950年2月，英國人宣布，他們的一位最高級的科學家把許多西方的原子秘密交給了蘇聯人。同一個月，參議員麥卡錫指出，他掌握了205名在國務院的共產黨員名單。這時美國開始到處抓叛徒，全國人心惶惶。加州理工學院，這所素有兼容並蓄各種獨立科學家名聲的學府，不可避免地受到關注。
錢學森成了懷疑對象之一。理由是他和當時美共活動在灣區的一個黨支部有關聯。 FBI找到了一份名字是 H.S.Tsien 的黨員登記表。有證人說和錢學森一起啃過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另外FBI還拿到了錢1947年回國期間寫給美國同事的信件，裡面流露了他對當時中國國民大會選出的政府的極度失望和不滿。
錢學森拒絕揭發朋友，也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事實上，他當年的那些聚會更像朋友閒聊。結果在1950年7月間，軍事部門突然吊銷了錢參加機密研究的資格。
錢學森的自尊心受到了嚴重傷害，這同時也意味著他必須離開鍾情的尖端科技研究。其實，不做機密工作，而按部就班地做教授，他照樣可以生活優渥。他感到悲憤，自己對美國傾出了全部精力，卻落得如此結局。其實那時與錢學森相同遭遇的人有很多，他並不因此而感到安慰。「在這個國家，我顯然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他告訴他的一個同事。所有跡象表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打算返回中國。
不久，錢學森預定了回國的船票，還請了搬家公司來打包行李。他其實不甘心這麼一走了之，在加州理工院長杜布里奇的建議下，他決定去華盛頓，看能不能重新拿回機密許可。
在華盛頓五角大樓，錢學森找到丹·金布爾。金布爾當過航空噴氣公司的負責人，對錢欣賞有加。現在他是杜魯門的海軍助理部長。他厭惡麥卡錫浪潮，也相信錢學森不是共產黨員。金布爾後來接受採訪，描述當錢講述他所蒙受的羞辱時，激動得流下了眼淚。金布爾對錢很同情，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來幫助錢學森，但完全沒有效果。
正是在這次談話中，錢學森透露他打算返回中國。金布爾感到震驚，在忠於友情還是忠於國家這個問題上，他毫不猶豫地作出了抉擇。錢學森一離開他的辦公室，他馬上給司法部打電話，說了那句著名的話，「 無論如何都不能讓錢學森回國，他太有價值了，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抵得上3至5個師的兵力，我寧可槍斃了他，也不要他回共產黨中國。」
8月23日午夜，錢學森從華盛頓飛抵洛杉磯機場時，知道了會見金布爾的結果：移民和歸化局的官員向他傳達了禁止離境的命令。由搬家公司運往香港的總重1800磅的行李被由8家執法機構組成的聯合調查組扣留。
1950年9月7日，錢學森在家中被逮捕。他被指控隱瞞共產黨員身份，而且在1947年從中國回來時非法進入美國。
杜布里奇和金布爾馬上分頭為讓錢出獄而努力。最後保釋金要15000美元，這在當年是天價。法院還不滿足，他們又定了一個條件，錢不能超越洛杉磯縣的範圍去旅行。坐牢兩周之後，他被保釋了。妻子蔣英說，他回家時已經失語了，回答問題以搖頭點頭示之，15天掉了15公斤肉，可見傷害之深。
杜布里奇馬上恢復了他在加州理工大學的教授工作。錢學森隱忍住羞辱與憤怒，回到了工作崗位。
在錢被從牢中放出來以後的兩個月內，移民當局開始聽證。移民局沒有足夠的證據定錢的罪名。儘管錢學森的律師一再抗議，移民官員德爾圭爾恰還是花了幾個小時在政治觀點方面對錢提出質問。德爾圭爾恰解釋說，從錢的政治觀點可以看出錢是否傾向共產主義。
「你忠於共產黨中國嗎？」
「不，」錢回答。
「那你忠於誰？」
「我忠於中國人民。」
德爾圭爾恰與錢爭論一陣後問：「假如美國與紅色中國間發生衝突，你會支持哪邊？」
錢學森迴避了這個問題，這種情形並沒發生。錢的律師表示抗議，說錢需要時間考慮這個問題。
……
最後，移民局簡單地堅持它的指控，錢被判驅逐出境。但是又插進來自相矛盾的決定，根據以前的一項禁止出境的命令，這項驅逐令暫緩執行。他回到了加州理工的家中，卻幾乎等同於軟禁，言行被監控，出行也不得超出洛杉磯縣。
錢學森在這種進退不得失去人身自由的處境中，閉門潛心學習和研究，他的老朋友F·馬勃教授晚年不無敬佩地說，環境的險惡並沒有嚇倒這位執著的科學家，他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很快調整了自己的心態，在工程控制論和物理力學兩個領域，又做出了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錢學森對自己沒有尊嚴的生活深感痛苦，他在秘密發給國內聯繫人陳叔通的信中說，「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心急如火，惟恐錯過機會。」
到 1955年，懸而未決的錢學森案件終於有了結果。這一年美國國務院與中共政府談判，以扣留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學者去交換還留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教師和商人。也在這一年，一些美國飛行員，在中國的領空被擊落並被扣留。而錢學森所掌握的機密，也被認為過時了，這使他的危險性大大減小。美國媒體報導，幾乎可以肯定，錢學森是美國非公開的與中國交換在華美國人計劃的一部分。
1955年8月4日，錢學森接到准許他離境的通知後，立即訂購了船票。
「我們知道，他回去不是種蘋果樹的。」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說。
人去樓空。當金布爾又一次來到噴氣推進實驗室，充滿了無可名狀的情感。「我們終於把他逼走了。」他說，「這是美國有史以來做得最愚蠢的一件事！他根本不是什麼共產黨，是我們逼他走這條路的。」
而中共政府則為錢學森的回歸歡欣鼓舞。50年代末，周恩來總理在一次會議上說：「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成果，但我們要回了一個錢學森。單就這件事來說，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麥卡錫主義極大地傷害了錢學森——這位「頂得上5個師」的科學家，由此，他回到了祖國的懷胞。
惡劣環境下研製出兩彈一星
1955年回到中國的錢學森，脫下穿了20多年的西裝，換上樸素的卡其布中山裝。回國後的一個月，錢學森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充滿好奇，拿著一個相機走到哪拍到哪，一個月下來光膠捲和沖洗費就花了300多塊，這是他一個月的工資。他知道，再不能像在美國那樣花錢了。
但改變不僅於此，錢學森剛剛擺脫了一場政治恐怖，憋著一股氣，想與美國人一較高下，造出自己的火箭與飛彈。但是，不久，他在潛心科研的同時也發現，中國也有一種泛政治化的氛圍。
開始，錢學森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滿心歡喜。1956年初，錢學森應邀出席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他在會上說，「我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過很長久的知識分子。我在新中國只有3個多月……現在，我謹以一個小學生的態度向大家報告：我深深熱愛著我們新生的國家，我回到新中國，心中充滿著快樂，這裡沒有獵奇的記者，沒有聯邦調查局特務的跟蹤，沒有庸俗下流的廣告畫，我們呼吸的是純潔、乾淨、健康的空氣！我們的科學工作者受到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愛護，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中國是多麼快樂，多麼光榮……」
但一年多之後，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錢學森遭遇了回國後的第一次震撼。無數有風骨有才華的知識分子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農村，關進牛棚。其中就有與錢學森關係密切的許多海歸，比如清華大學教授錢偉長。
錢學森多次看望錢偉長，而這點，連同他在經濟上接濟「現行反革命分子」、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的家屬，都成了他入黨的障礙，被稱為政治立場不堅定，思想上劃不清界限。
1958年，在反右運動餘波未了之時，錢學森向組織提出入黨要求。
據當時的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回憶，一天晚上錢學森到他家，談了自己在美國的遭遇，並鄭重提出入黨要求。張勁夫對錢學森要求進步的動機給予肯定和鼓勵。錢學森在1958年4月6日向組織寫了長達7頁的「思想檢查」，對自己過去的歷史作了詳細交待，還深挖了回國以後的思想。比如，他說自己對思想改造的艱巨性、長期性認識不足，一回國就急著要把杭州老家的房產交給國家，以為把那點東西一交自己就成為「無產階級」了，「思想就輕鬆了」，可國家偏偏不接收，弄得他思想很不愉快。他說，這是自己「資產階級思想的一種幼稚病」，還「沒有下決心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
這份「思想檢查」得到了組織的肯定。力學所支部召開有部分群眾參加的支部大會，徵求意見。錢學森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並作了詳細記錄。有人說錢學森不接觸工農群眾，有知識分子的「臭架子」。錢學森在會議結束時表示虛心接受大家的意見，一定在行動中注意改正缺點錯誤。
1959年11月，錢學森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在 1958年的「大躍進」運動中，毛澤東號召「除四害」，力學所組織全所人員到北京郊區農村去趕麻雀。錢學森覺得這是接觸農民群眾、改造自己的好機會，便一起參加了。這件事很快被中央領導同志知道了，立即批評力學所黨的負責人，說不能這麼簡單化地理解知識分子要接觸工農群眾的口號，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黨有更重要的事情請他辦，以後這樣的活動再不要讓他參加了。
「 大躍進」期間，各地的糧食畝產量不斷放出衛星，出現了萬斤乃至10萬斤的數字，這股浮誇風是導致後來數千萬人餓死的原因之一。錢學森也捲入此事當中，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論證農業產量的科普文章，認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能。若把每年射到每畝地上的太陽能的30%作為植物的利用部分，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轉化為可吃的糧食，那稻麥的產量不僅是現在的畝產二三千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
一年後，錢學森的計算又使畝產潛力精確為5.85萬斤(錢學森《農業中的力學問題》)，從而為「大躍進」和糧食產量「放衛星」作了科學上的背書。受此影響和激勵，而且怕被拔白旗和打右派，全國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的知識分子，也都爭先恐後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衛星的群眾運動中去。
錢學森也知道自己的計算有問題。就在當年的一個場合，與毛澤東談起那篇文章時，錢學森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一下，至於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計算方法也有錯誤。」毛澤東笑著回答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了一聲。」又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是對的。」
與錢學森親近的人後來談起此事，說錢當時面臨有關領導要求著名科學家就此表態的壓力。
錢學森的這段經歷在那個時代並不是孤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與過去決裂的壓力。他們中不少人或是真誠地，或是違心地順應了當年政治運動中的一些錯誤做法，如果不順從，後果會很嚴重。
與當年無數被打倒的知識分子不同，錢學森受到了周恩來甚至毛澤東的點名保護。儘管如此，錢學森還是感受到了那個政治掛帥時代科學研究面臨的衝擊。
1966 年10月27日，中國成功地進行了飛彈核武器的試驗，世界震驚。在美國國會、美國政府和五角大樓引起了更加強烈的震動。應該說，這對中國是件天大的喜事。然而，這時「文革」的「派性」已經出現在全國各地各行各業，航天部門也未能倖免。就在舉行慶祝宴會時，出現了「罷宴」的鬧劇。兩種觀點的參試人員，怎麼做工作也都不願意坐到一起舉杯共慶勝利，錢學森陪著聶榮臻元帥坐在空蕩蕩的宴會廳里，很是生氣，又很擔心。
後來，又多次發生因派性鬥爭致使火箭飛行試驗難以進行的事。
有一次，周恩來總理向錢學森等人詢問了洲際飛彈之事。錢學森告訴他，某一型號基本上已經癱瘓，因為遠洋測量船工程已被阻滯，專家們大都被關在「牛棚」里。火箭材料專家姚桐斌、北京大學教授饒毓泰，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荒唐之事不斷出現。在中國第一枚衛星的研製過程中，有的研製單位在儀器上刻了毛主席語錄，有些零部件還鑲嵌上了毛主席像章，這使錢學森頗感為難。後來經周恩來干預這股風氣才剎住車。
錢學森等一批老科學家就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搞出兩彈一星，殊為不易。
美國不平反，絕不踏上美國國土
晚年的錢學森，已然擁有科學界國師的地位，各種官方職位，各種榮譽加身。
然而，這種種旁人眼中的輝煌，都並非錢學森的本意。
在錢學森的履歷介紹上常有「任國防部第五院院長、副院長」的字樣。他先當院長，後當副院長，豈不是降職了？其實，這就是錢學森和常人的不同之處。1956 年，他向中央建議，成立飛彈研製機構，這就是後來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錢學森擔任院長。但是隨著飛彈事業的發展、五院規模的擴大，錢學森作為院長的行政事務也越來越多。當年45歲的錢院長雖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為中國的飛彈事業舉辦「掃盲班」，又要帶領大家進行技術攻關，還要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鹽操心。有時研究院的報告和幼兒園的報告會一同等待他這位院長批示，他說，我哪懂幼兒園的事啊。為此，他給聶帥寫信要求「退」下來改正為副，專心致志於科學研究和技術攻關。上級同意了他的要求。
錢學森考慮更多的是科研，而非權力和待遇。這種精神貫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年，科協二屆五次全國委員會一致通過建議由錢學森擔任三屆主席，可他個人不同意。一直到閉幕那天，在京西賓館開閉幕大會，文稿寫好了，請錢致閉幕辭，並送他審閱。他看了稿子後表示，這個稿子原則上我同意，但最後要加一段話，讓我向大家說明，我不能出任主席的理由。如果你們同意加這段話，我就念這個稿子；如果你們不同意，我就不念，請別人致閉幕辭。科協的同志只好表示：「錢老，您念完這個稿子，可以講一段您個人的意見，但不要正式寫進這份講稿。」於是，錢學森不同意致閉幕辭。但是當他說明自己不適合擔任下屆主席時，會場上掌聲雷動，使他沒法接著講下去。這是一個極有中國特色的事件，學而優則仕，外人覺得這是給錢學森的待遇，但錢學森自己則頗感難受。後來，有關領導出面找他談話，勸他出任科協三屆主席。由於這樣一些工作，錢學森才得以出任下一屆科協主席。1991年，當他任期滿後，在換屆時，他堅決不同意連任。
錢學森在科學之外，已經具備了一個標準共產黨人的形象。「我認為今天的科學技術不僅僅是自然科學工程技術，而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改造客觀世界的整個知識體系，而這個體系的最高概括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他說。
1989年6月29日，在美國召開的1989年國際技術與技術交流大會，授予錢學森「小羅克韋爾獎章」和「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國際理工研究所名譽成員」的稱號，表彰他對火箭飛彈技術、航天技術和系統工程理論做出的重大開拓性貢獻。
8 月7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中南海紫光閣會見了錢學森。江澤民說，當年錢老衝破重重困難遠涉重洋回歸祖國，充分體現了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現在有的人總覺得外國什麼都比中國好，這是妄自菲薄。我們學習錢學森同志，不光要在學術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品質方面。要學習老一輩科學家那種高尚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氣節。
1991年10月，中央授予錢學森「國家傑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和「一級英雄模範」獎章。對科學家而言，這是從未有過的高規格。
對於美國方面授予的種種榮譽，錢學森很冷漠。在他的晚年，美方曾多次和我有關方面談錢學森訪美的事，意思是，錢是一位著名科學家，他曾在美國工作很長時間，特別是二戰期間和戰後一段時間，錢對美國的科學技術做出了很大貢獻。50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是美國歷史上一段黑暗時期，許多正直的美國科學家也無端地受到迫害，那一段時期美國政府對待錢是很不公平的。美方願意授予他美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工程院院士的稱號。
錢學森對此的反應是，「這是美國佬耍滑頭，我不上當。當年我離開美國是被驅逐出境的，按照美國法律規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國的，美國政府如果不公開給我平反，今生今世決不再踏上美國國土。」
【本文參考資料：《錢學森研究》 (潘敏主編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錢學森》 (塗元季 貴州人民出版社)《錢學森實錄》(王文華編著 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代風流 馮卡門傳記》(李·愛德生)《錢博士的苦茶》(密爾頓·維奧斯特，《老爺》雜誌)】
錢永剛 人生沒有如果
沒有人因為他父親的地位和影響力給他什麼特殊照顧，「如果我不是錢學森的兒子，可能得到的還多一點」
2009年11月6日下午，參加完錢學森的遺體告別儀式之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部、各院及相關直屬單位工作人員又聚集在中國空間動力研究所禮堂，觀看話劇《克里夫蘭總統號》，用這種別樣的方式緬懷悼念老人家。
1955 年9月17日，錢學森帶著妻子蔣英及兒子錢永剛、女兒錢永真登上了「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啟程回國。那年，錢永剛7歲，妹妹錢永真5歲。郵輪開動了，他倆在甲板上跑來跑去，異常興奮。年幼的他們沒有父母心中的家國之憂，錢永剛回憶說，他那時最著急的是一件事，「這船開了這麼久，怎麼還沒離開海岸呢！」
他跟妹妹眺望了很久，最後都困了。一覺醒來，這才高興了，「終於開進大海里啦！」多年之後，這艘郵輪一再被人提及，它被稱為「改變錢學森命運和中國科技發展進程」的一艘大船。似乎很少有人在意，錢學森一雙兒女命運的改變。
參軍
1986年，錢永剛來到父親曾經求學、亦曾執教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38歲的他是自費公派來這裡攻讀碩士學位的，而他父親在這個年紀已經是該學院的教授和噴氣推進中心主任了。
學院圖書館奠基於1966年，他站在奠基石前感慨良多。
「1966年，我18歲，正是該上大學的年紀。」可那時國內哪裡有學上，到處都在停課鬧革命。
他在自己所讀的高中耗了一陣子，實在看不到什麼前途。恰好有個招兵的機會，就跟家裡說了一聲，參軍入伍了。
他父親錢學森那時候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面對高中都沒有念完、不得不投身行伍的兒子，他也提供不了更多更優的人生選擇，只有一句話，「你如果真的想去，你就去吧！闖一闖，好好干！」
他沒有讓父親給軍方打招呼，「那時候不興這個，我爸爸也不是這樣的人。」他跟同年入伍的新兵一起坐悶罐子車南下，在江南某部服役。
沒有人因為他父親的地位和影響力給他什麼特殊照顧，「如果我不是錢學森的兒子，可能得到的還多一點。」
極左思潮下，知識分子不受信任，被視為異己，即便是錢學森這樣的國家重臣，也不會例外，他的家人時時可以感受到「歧視」。
「『文革』期間，我父親是受到保護的，但下面仍然會有很多人猜忌，你在美國有那麼好的條件不要，你說得好聽，主動放棄了優厚的待遇，誰信啊？」洗澡、人人過關、清查海外關係、清剿潛伏特務……一輪輪政治運動下來，知識分子家庭的子女早就學會了隱忍低調。
錢永剛說，他通過在基層部隊9年的磨礪，切切實實感受到工農大眾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隔膜，甚至是某種嫉妒，「極左思潮盛行一時，不是沒有群眾基礎的。」
家庭背景拖累了他的進步，「我已經做到了可以評五好戰士，可以入黨、可以提幹了，工農家庭出身的戰士做到這樣可以了，我還是不行，對我的考驗還要再加碼。我什麼都慢。」
爭取入黨時他拿出一股狠勁，拼命表現，「但凡連隊裡要發展一個黨員，那就得是我，我的表現絕對是排第一的。可連隊橫豎認為我不合格，一年也不發展黨員。團長罵開了，『你們這個連怎麼回事，入黨積極分子都死光了，一個都找不出來嗎！』」
連里想辦法把他調到一個技師培訓班，「我調走了，沒兩個禮拜，戰友給我寫信，說連里發展那個表現第二的人入黨了。」
這些經歷和遭遇他沒有向父親講過，回家探親時，他有時會跟母親蔣英聊一聊。父親是如何走過那段非常歲月的，他也從來沒有問過。
高考
7歲回國的時候，他基本不會說中文。小孩子的語言學習能力是驚人的，他很快學會了說中文，滿口流利的普通話，可惜，英文又不會說了。
中學開始學俄語，高中時教俄語的是班主任，老師讓他做課代表。「文革」後，停課鬧革命、參軍入伍，折騰下來又把俄語忘了。
入伍後第一次探家，他翻出念書時買的俄語課外讀物，發現自己只能讀個標題了。30年後，高中同學大聚會，他聽說班主任要去，都不好意思去。「見了老師的面先敬了個禮，跟老師道歉，『學生不才，您當年辛辛苦苦教給我的，我全還給您啦！』」
他沒想到「文革」會有結束的一天，「運動天天都是火熱的，對明天，你不可能還有什麼想法。那時候只有一個念頭，埋頭在部隊干吧，干到什麼樣是什麼樣。」
聽說要恢復高考了，他心裡又激動又忐忑。從小他念書就沒讓父母操過心，「如果不是『文革』，考個不錯的大學肯定是沒問題的。」課本一放就是10年，自己都快30了，怎麼複習？能不能考上？他一點兒底都沒有。
他去找領導，請領導同意他參加考試，「倒退10年，我還敢吹個小牛，說自己考上大學八九不離十。但10年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我不甘心。『讓我試一試，考上了，痛痛快快放我走，沒考上，回來老老實實接著干。』」
在部隊做技術工作，數理化還有點底子，大學總算是考上了。入校的時候，一打聽，全系同年級他的年齡排第三，班上最小的同學小他10歲，「那種滋味，嗨……」
妹妹錢永真和他一樣，高中沒讀完就趕上「文革」，後來成為工農兵學員，80年代的時候出國了。
人生沒有如果
常有人拿他和在美國的堂弟錢永佑、錢永健相比：錢永佑小他兩歲，是世界著名神經生物學家、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曾任該校生理系主任；錢永健更加大名鼎鼎，他是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當年兩家在美國往來很密切，1955年錢學森回國後，由於中美是敵對國家，兩家漸漸斷了往來。中美建交後，錢學榘夫婦來華，錢學森和蔣英一起去看望過他們。後來，錢永佑又隨母親來過中國，「我媽媽就帶著我和妹妹過去看他們，一起吃個飯。幾十年就見了那麼一兩面，沒有什麼真正的交往。」
2008年10月26日，蔣英邀請一直在北京工作的錢永佑的女兒錢向民到家裡做客，聽力已經嚴重受損的錢學森笑著稱她是「來自獲諾貝爾獎家庭的特使」。
「如果你父親錢學森當年不回國，你和妹妹錢永真一樣可以平順成長。也許可以像他們一樣卓有成就？」
他神情凝重，「我媽媽曾經跟我說過，當時我父親從監獄出來，加州理工學院的校長安慰我父親，『不要消沉，工作吧。不為政府，為孩子。孩子將來上加州理工學院免試。』後來我父親回國，臨走的時候，校長又說了，『我說過的那句話還是算數的。』後來，我去加州理工學院的時候，確實沒有讓我考試，是不是30年前校長的話仍在起作用，我不知道。」
有時他也會假想一下，如果當年一家人沒有坐船回國，如果父親還是留在美國任教，做研究，「可能我的成長會更順利一些吧！至少不會在該上大學的時候沒學上，折騰到34歲才大學畢業，40歲拿到碩士學位。」
「可人生是沒有如果的，這些感慨和牢騷，也就是說說而已。我現在不也挺好嘛！自己覺得日子過得挺充實：建館、出書、拍片、辦班、辦展……在辦這些事的過程中結交了許多新朋友，他們給了我不少鼓勵和幫助，使我覺得自己年年都有小進步。」
他就是一個科學家
——兒子眼中的父親
錢永剛口述 本刊記者 徐梅整理
我父親給我的印象就是忙，他的工作具有保密性，忙什麼我們都不知道。一直到我參軍提干後，才知道我爸爸真正是幹什麼的。
國防部五院成立的時候，調進來的所有幹部政審非常嚴格，同時要求你本人嘴巴要絕對的緊。別說我們小孩子，就連我母親也從不過問我父親的工作。有一次我母親接受央視採訪，我聽到她說，「學森從來沒有對我談過一次他的工作，我從來不知道他是在做什麼事。他從外邊回來，穿著大靴子，大皮襖。哦，我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聶榮臻元帥為我父親搭建了一個儘可能大的工作平台，平時我父親就在北京，關鍵試驗的時候去一下基地。他去基地都是專機。聶帥想得很細，如果錢學森要去基地，他會要求基地負責人，「錢什麼時候到基地，北京會通知你。在錢到基地的時候，如果有比錢官兒大的，你要把他請走，如果請不動，你就說我讓他走。」他要保證錢學森有職有權，是基地的最高權威。一切掣肘錢學森工作的因素，都把它排除乾淨。
確定發射的日子如果定下了，會向北京密碼通報，這個報告後面需要錢學森和基地司令的簽名。有一次發射，基地司令認為條件不具備，不同意發射，但我父親經過調查，認為條件具備，可以發射。基地司令仍不肯簽名，他就自己簽名給北京發了通報。聶帥問明情況後，說，「發射時機的確定屬於技術範疇，錢學森覺得合適，我就批准發射。」
我父親有一次與一個同級別的負責人去向聶帥匯報工作。匯報開始，那位負責人先講開了，講得很詳細。我父親匯報時講的相對就少了。聶帥心非常細，匯報結束後，專門留下那位負責人，誠懇地說：「以後匯報工作是不是讓錢學森同志先講，技術方面聽聽他的意見。不然的話，你先講了，錢學森同志有什麼意見，也不好講了。」那位負責人愉快地接受了這個意見。
90年代的時候，他應《求是》雜誌之邀寫了篇文章，裡面用了「政治文明」這個詞。編輯部拿不準，說中央沒有用過這個詞兒，不敢發，要他改。他不肯，說署名是我，我負責。後來就發在《求是》的一本內參上了。全國媒體2004年才用這個詞，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了。
父親逝世後，我跟記者們一再強調，「咱們還得實事求是，我們敬仰錢老，但是我們不能說那種過頭話，錢老實實在在的東西要挖掘，說清楚。但是也不能亂扣高帽，扣得再多，名實不符，戴了也白戴，幾十年以後都得摘了。他不是什麼教育家、政治家、軍事家……他就是一個『家』，著名科學家。」
我從這個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響是對書的熱愛。我們家的經濟條件用不著我為謀生奔波，衣食無憂。我這點工資都足夠，另外多少還沾點老頭的光，我挺知足。我不抽菸不喝酒，就喜歡讀書。我看了很多閒書，毫無功利目的地看書。這本書什麼時候用得上，不知道，反正有意思我就買，就看。
我兒子錢磊今年30歲，少校參謀。我平常沒少說他。但他十分討厭別人說他是錢學森的孫子，不願意走哪兒辦什麼事情都打著爺爺的旗號，這點我很喜歡，男孩子就得這樣。
我當然希望他的人生之路走得順心點。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他做得比我好，我高興；不如我，我也不會瞧不起他。至於後代中是否還能出一個像我父親這樣偉大的人物，我不做設想，也沒法去設想，一切都是未知的。
黨媒報導 僅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