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巴掌打在臉上，還繼續做改革夢。這叫做什麼，賤骨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知識分子把各家的底牌都看透了，但是自己卻上不了牌桌。大部分人的看不清這個事實：自己上不了牌桌。對於底層的抵抗而言，知識分子團體的背書很重要，決定了是叛亂還是革命，所以革命抵抗權的引入，並且作為政權的根基，就迫使知識分子站在底層一邊，而不是作為太監，站在權力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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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經濟觀察報為首的全國13家報紙發表共同社論，促戶籍改革加速。共同社論，把話語當一種共同政治行動，看起來很有震懾力的施壓。可是曇花一現，被激起來的改革渴望，第二天就冷水潑了下去，遭到嚴控。
據披露，《經濟觀察報》遭受當局整肅，社長兼總編輯劉堅遭嚴重警告，一名副總編輯受記過處分，而負責起草該份社論的經濟觀察網副主編則被炒。整肅再次放大了「共同社論」的意義。
13家報紙可以協同作戰，說明這已經是熟透爛透的共識。正如社論說，當高房價已經替代戶籍政策成為新的城市門檻時，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也就水到渠成的發出了，戶籍門檻實際上已經被房價門檻取代。在中國，能上媒體的社會政治問題，都是已經過期的，不可能解決的。脫敏的，去政治化的，則是已經喪失最好時機很多年的，再鬼吹。鬼吹還讓改革媒體產生自戀。能在媒體上說話的改革話題，基本上是無藥可救的了，爛透了才可以說。總之能到媒體上的，被官方允許的，都是落後的。例如「和諧」提法，不是到了極端不和諧，才不會提呢。
戶籍制度改革本身並不複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複雜的。戶口不只是一個小本兒，更重要的是附著在這個小本兒上的種種福利和待遇；戶口制度的不合理在這裡，戶口制度改革的障礙也在這裡。戶籍制度改革已經味同雞肋。很多人只看面子不看里子，只抓一些皮毛。
與此相似的還有虛假面具土地財產權。現代化過程的土地，是已經金融化，可以流轉的商品。那麼土地呈現出來，不再是使用價值，而是交換價值。那麼成為焦點的，就是土地上所蘊含的價值的分享，而不再是古典財產權意義上保障私人的地盤。賦予當下中國農村私有產權，並不是確認土地的占有，而是一次不均分贓。也就是讓城鄉結合部的農民，分一杯羹。所謂的土地糾紛，只有在土地流轉的時候，才會大規模發生，而土地流轉，正是土地上交換價值的兌現。
看來私有產權僅僅是一個道具，僅僅是一個皮。裡面蘊含的土地價值，才是真正關心的。私有化的反對者，也並不是真正的反對私有產權，而是當私有產權兌現，就把有全國人民創造的土地價值，就歸於占有土地的人。這是一種文明海盜的掠奪，沒有勞動就獲得別人的勞動成果，這就是一種盜竊。猶太諺語中說，私有權就是盜竊，在這個地方很昭然。
城市裡面或城鄉接合部的土地糾紛中，土地所有權只有在拆遷徵收的時候，才有政治意義。沒有轉讓，有沒有私有財產權，是不會引起巨大政治糾紛的。表面上要的是土地所有權，其實質上，是如何分享土地的巨大價值。土地所蘊含的價值與土地所有權，雖然是兩碼事，但在現實中被混同起來。這些糾紛中，從來沒有出現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情況。土地私有化，獲得私人土地所有權的要求，不過是一種占有分享大部分或者全部土地地租的幌子。並不是為了產權證，而是為了附麗於土地上之上花花的「銀子」。
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必須警惕的一個問題是，城鄉一體化是否可以長久有用，是值得深究的。用十來年的時間，來慢慢放開國民待遇，恐怕後勁不足。
在城鄉二元體制之中，獲得城市市民的資格，是有吸引力的。城市市民比農民，有比較可靠的社會保障，過去從搖籃到墳墓，目前所以減少，但是比赤裸裸一無保障的農村，還是值得羨慕的。也就是說，城鄉一體化之所以有用，是嵌入城鄉二元體制之中。城鄉二元體制維持的差異和特權，營造了城鄉一體化改革的空間。如果城市的待遇與農村一般，或者相差無幾，那麼農民就沒有動力進程。當城鄉二元體製取消，特權變為「普遍權利」，就沒有任何吸引力了。
這個過程，我們可以用羅馬公民權的歷史來論證。羅馬公民權是城邦公民政治的產物，這一身份的尊榮，連同其含有的權利和義務，是長期政治進步的產物。非公民的平民和奴隸對公民權的渴望可想而知。
羅馬公民權也是頗具價值的財產。由於是羅馬城貴族和平民的特權，一開始對其他省份的人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共和時期， 在公民權問題上逐步擴展。對內擴展到城邦內的平民和部分奴隸，對外擴展到被征服者拉丁人、義大利同盟者和部分行省居民。公元212年，當元首卡拉卡拉差不多將公民權普遍授予整個羅馬世界時，公民權已大大貶值。由於範圍擴大，最後全羅馬帝國都是羅馬公民，這時候公民權就是廢紙半張。
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化，羅馬公民權的意義已消失殆盡，羅馬公民不再珍視公民生活，它們承擔的只有賦稅的重擔。於是，羅馬人這個名稱，曾經不僅被珍視過，並且曾以很高的代價被換取過，但現在人們則甘心情願地拒絕它、逃避它，把它認為是可鄙的甚至是令人反感的東西。」
可見，羅馬公民權的價值是其擴展的前提。特權才有利益，把特權擴大，利益就稀薄了。與城市市民一樣的國民待遇，當沒有的時候，還有混含著利益的時候，人們還渴望。這時候如果偏偏不給他們，而到了未來，這種特權就沒什麼吸引力了。沒有的時候覺得饑渴，有了的時候一點也不重要，或者一點用也沒有。人們要的，並不是戶籍制度的取消，而是與城市同等待遇，尤其社會保障。
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指出，戶籍制度因為關係太大，一下子放開是不可能的。國民待遇原則的擴展建立在特權和差異之上，天生有缺陷後勁不足。可以預見，在未來的幾十年內，沒有特權和差異，城鄉一體化就沒有任何吸引力，那麼特權和差異會被比較長久地維持，國民待遇原則的擴展將比烏龜爬得還慢。
中國的城鄉差距總體上仍在拉大，原因很簡單：政府對城市投入較多，對農村投入太少，從而造成城鄉居民機會的不均等。所以城鄉一體化這種依賴特權和差異之上的戶籍制度改革遠遠不夠，需要一種起點平等的改革，這就需要中央政府從全局出發，傾向投入於貧困的農村。加大這些區域的投入，使它不至於中國產生一個大移民，人都涌到城市裡去。也就是說，不要完全寄託於城市消化二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市場路徑，戶籍制度改革更依賴於中央權威和支持。
共同社論發表之前，有溫家寶和周永康就戶籍制度需要改革進行講話。有溫家寶和周永康的尚方寶劍，共同社論為何還被整肅，原因在於專制的邏輯是組織之外無政治，黨外無輿論，共同社論對於當局而言，是一次無組織無紀律的擅自行動，而且趕在兩會之前，可能會產生不確定性影響，所以要略加懲處。專制的邏輯最為害怕的，就是不確定性。
共同社論被整肅，只能證明一個不願意承認的，有眼睛不願意看，有耳朵不願意聽的事實：改革死了，而公共輿論對改革的推動力，已經趨於零蛋。
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在毛澤東時代幾乎就是中央的化身，具有極高的政治權威，政治路線鬥爭在報紙上看得很清楚。在80年代至少知識分子地位崛起，專制權力經受文革和加入全球化面前，顯得信心不足和弱小，於是媒體是另外一個太陽，可以代表政治總體性，可以較為有效地推進改革。可是進入90年代之後，經濟力量的崛起，媒體的多元化，於是代言政治總體性，代表方向的功能就喪失了，慢慢的說話就不頂用了，當做耳邊風和干擾電波，此時專制權力受到市場經濟的滋潤，強大起來，現在媒體對地方政府還有一些作用，對壟斷國企和政府部門，基本沒用。
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到，媒體從總體性走向民權，從抽象政治路線走向維權運動，只有後者，才能幫助其找到公器的感覺。
一巴掌打在臉上，還繼續做改革夢。這叫做什麼，賤骨頭。有一句話說得很好，知識分子把各家的底牌都看透了，但是自己卻上不了牌桌。大部分人的看不清這個事實：自己上不了牌桌。媒體也是一樣，如今也上不了。媒體雖然比學院內跟接近現實，但是其思想路線必須由被政治控制的學院提供，所以學院的落後性，必然帶動媒體的落後。學院派傾巢而出，整成公共知識分子，也是用處不大。方向錯了，南轅北轍。我們要的不是道德正確，而是達到目標。
公共知識分子對於傳媒空間來可能很重要，但對於政治領域，無足輕重。不管是現在的政治空間，還是將來的政治空間。輿論不等於政治，距離政治遙遠得要死。
李澤厚說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突出。到了二十一世紀，改革中的思想和學術，都與現實和民眾完全脫鉤。也就是產生重大形勢變更。公共知識分子出台，正是以改革為背景，已經來不及。這一些都是要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東西。眼下的紅，沒意義。
網友「我系椰子」說，「呼籲」的前提是呼籲的對象可能傾聽。我以為這個前提並不存在。我以為，鬥爭的基本戰略是「假裝有權利」，也就是要求落實我們的紙面權利。但我們不能假裝對手講理。這是依法維權高過以理維權的地方。這個政權的基礎已經是100%的利益了。
權貴掌握軍隊、金錢，政治組織和媒體組織，而改革的媒體力量頂多像臉上的蚊子。除非有死亡威脅，否則媒體啟蒙是千年的無用功。
80年代的知識分子可以推動改革的樂觀與自信，經過89年和90年之後的蹂躪，已經只能存在少數人的精神分裂中。90年之後，權貴資本自己揮刀，把中國分成兩個中國，整體上不再具有改革「同一質」。主人是權貴官僚，其他人中，知識分子是自耕農，底層民眾是奴隸，已經被排除出共同體之外。兩個中國之間是潛在的或者明白的敵我之分。這時候溫和的改良也是被當做陰謀，當做謀奪權力的詭計。權貴官僚的捍衛所掌之權，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偽裝成自我保存的激情，無權毋寧死。所以不可能通過媒體的推動，讓權貴官僚放棄權力。
令人覺得悲哀的，改革主義及其言說，就像我們電視不斷更換頻道一樣，已經沒有多大的政治意義，而且在改革之後，物質和金錢的力量，已經占了上風，不像80年代那樣可以自信滿滿。說話作為行動，是瞎子領導盲人。而且在一個轉型和革命逼近的時刻里，媒體和知識分子還眷戀說話作為行動，而且還沾沾自喜，這就是禍害。
這時候，如果鎮壓與整肅，說話作為行動就沒有意義，或者意義不大，只能滿足說真話的渴望，或者被當做道義英雄的渴望。意義來自被鎮壓與整肅，而不是其言說。
我時常覺得，試圖推進民主的人，其政治成熟可能還需要三十年。而在未來三十年中，就像民國五四之後，行動的意義會彰顯出來，而把話語當做行動的，會當做鄙夷的對象。
長期的空頭許諾，而沒有辦法兌現或者部分兌現，只會激起非理性和狂亂的怒火。在沒有辦法兌現或者部分兌現的情況之下，啟蒙就要慎重。當然媒體啟蒙並不必然的與槍桿子結盟，但是首先當行動的渴望很強烈的時候，就像未來就有可能；其次作為一種政治方案，本身會渴望獲得力量。媒體啟蒙拒絕槍桿子，決絕政治力量，又作為政治反對派，這時候就是很大規模的無病呻吟。遭到嚴重政治反擊，同樣是一隻喪家狗。也就是說媒體啟蒙要麼沒用的狗，要麼就是一隻將來吃人的狼。
不可能讓你準備了充分條件在行動，在行動中成熟條件，邊建設便準備，行動會帶來準備條件的更大空間，就像維權運動帶來更大的言論自由。說明把話語作為行動，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僅僅是一些準備條件。行動就是說話，一個行動，抵上一千個知識分子說話，例如鄧玉嬌案件。如果網絡降低了說話成本，可以匿名，所以有那麼多人網絡參政。關鍵還在通過行動降低成本。
激進的革命呼喚，並不一定就帶來壞的結果，例如梁啓超就用大革命來嚇唬清廷，要他們改良。最為關鍵的是促成現體制吸納，吸收革命因素為改良因素。現體制是不斷迫使改良因素成為革命因素。個人的改良或者革命立場無關緊要。若可以改良，革命因素也促成改良，如不可以改良，改良因素也只會促成革命。
任何一場政治運動都是亂。要有意義，靠的是闡述和賦予意義。同樣一場運動，涮了不同油漆，性質就不同。對於底層的抵抗而言，知識分子團體的背書很重要，決定了是叛亂還是革命，所以革命抵抗權的引入，並且作為政權的根基，就迫使知識分子站在底層一邊，而不是作為太監，站在權力一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