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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永苗:後改革對1949政制的重審

對虛幻同一質的招魂

美國學者貝爾認為,從歷史上講,把一個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往往是一個統治者、一種教義或一種使命。在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偉大時期,把民族團結起來的是這三者的融合。一個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能給一個民族提供同一性的心理紐帶並滿足人們服從和敬畏的需要。一種教義就能就某個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向人民提出一組解釋和辯護。一種使命也能給人們一種波濤洶湧的力量和自信。如果它不是自我擴張的話,那力量和自信便會增強忠誠的心理紐帶。

新社會主義傳統是對同一質的招魂,道德原教旨主義的運動。人民在政治在場等同於同一質,我們可以看到清末遭遇政治危機,賢人就呼喚君民共和,似乎同一質的恢復,就是一種根本性解決。革命也是如此預設。新社會主義傳統值得批評的地方,且不說所招魂的同一質是虛幻的,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把直接民主等同於同一質(例如施密特對議會制危機的批判裡面就是如此),民主不僅僅是,而且是政治自由,每一個都成為卓越,不朽的傑出人士的可能性。

新社會主義傳統有一種對權貴官僚集團進行克服的虛無主義渴望,但是其道德批判,政治效果等於零蛋,除了產生另外的副作用,那就是給壞人找到好家譜,那麼可以繼續做壞人。在這種渴望中,保受奴役和剝削的人民,就被幻想成為國家的主人,不再是被統治者。在過去的一瞬間或者吸取海洛因的時刻里,那種黨與人民之間的魚水之情,在新社會主義傳統的筆下,似乎普天同在,栩栩如生。這種幻想僅僅是部分群體的特殊肉身體驗,也是新社會主義傳統一小撮人試圖分享權力的渴望。在革命中的,從農民轉變為將軍,從底層道德憤青變為部長的這部分人,肯定是深入骨髓,這種特殊肉身體驗,在這一小撮人身上複製移植。二者有一些不同,就在於革命中的渴望上升階層,通過自己的犧牲和承擔責任,來獲得民眾的跟隨,而這一小撮人只渴望特權。就像改革時代知識分子,總是呼籲精英化,但是從不承擔責任。

虛幻同一質的內在面目是向上流動的順暢,讓這部分人滿意的。再加上放大外在民族國家的威脅危險,將普通民眾置於不確定的生命危險當中,把例外狀態永恆化。也就是把民族國家當做一個軍事共同體。

軍事共同體的同一質是虛幻的。只有戰爭和最強烈的政治衝突,才能製造出類似宗教狂熱。其關鍵點在於公民服從,並且獻身於民族國家。在這種癲狂的狀態之中,有一種敬畏和虔誠,緊張感嚴肅感。這完全與資產階級的庸俗墮落方式相反。人們生活在和平時間太長,已經無法忍受庸俗墮落。當陷入類似宗教狂熱中,內部的衝突和差異就變為不重要的了。例如納粹德國戰爭工業容克與工人之間,就沒有太大的衝突。內戰的可能性,被外戰消弭,大家一致對外。為民族生存而戰,確實可以製造同一性,例如中華民族真正完成塑造,那是日本侵華幫助的。蔣介石在抗戰中獲得從來沒有過的最高威信。

建立在劃分敵我之上民族國家,是一個建立在仇恨的,而不是博愛的。這樣的共同體,必須不斷革命,不斷尋找敵人。當民族矛盾已經不成為首要問題,那麼敵人就到內部找,搞階級鬥爭和專政。1949年以來的歷史,只能證明了這一點。沒有敵人也要找敵人,否則就垮了。

這樣的共同體,是一個戰爭共同體,不斷革命,鄧小平說了,連經濟改革都是革命,無法從軍事狀態下降到日常狀態。這樣的共同體內,當沒有了外敵,積壓的內部矛盾一下子就把發了。因為是異質的,衝突是被壓制的。沒有了外敵,啟蒙知識分子構成的軍官和官僚階層,與民眾構成的士兵大眾,他們中間的矛盾就爆發出來了。我們剛才說了河南幫助日本鬼子的事情。就是說,中華民族對底層民眾的整合能力,建立在受到威脅和保護之上。民眾是被裹挾進來的,是被迫的,是被逼上梁山的。對於他們來說,他們要的是和平安全秩序幸福,只有當這種樸素受到傷害,才會加入中華民族整合。所以是一個異質的。

就像天主教專制時期強調「羅馬教會外無救恩」,新社會主義傳統絲毫不考慮自己是否是「黨國外就無社會主義」,把這種壟斷變為恆久的真理,相當於古代女子被姦汙之後,把靈魂上的屈從,當做愛情。固然這種壟斷很有歷史優勢,但是鞏固這種壟斷,必須有一個條件作為前提,那就是這種壟斷對革命理想和目標是促進的,而不是促退的。姦汙犯人不僅不娶女子為妻,而且要殺掉,這時候難道還給靈魂上的屈從當做愛情,寫一首讚美詩歌?

新社會主義傳統具有墳墓的氣息,其出路就是死亡。它有一種狗進廁所——找死的本性,把無限美好的理想,寄托在一個寄生性的官僚權貴身上,用意圖倫理的方式,在夢中實現了理想目標。一種處於困境中的夢想,一談到政治,就在做夢。那麼拯救就是救贖主,就具有救贖的能力,這種能力歸結在一個其持續存在必然導致更大的自然狀態的官僚權貴集團(從毛澤東的視角來看,中共一建政,就已經是官僚權貴集團,或者當極權主義運動一進入組織化,就成就了官僚權貴集團)。然後認狼作父,美化成比間接民主更加直接的直接民主。這樣美化背後的心理動力很簡單,那就是讓80年代的文化批評集團參政,掌握權力。

這樣的故事,就像一個在監獄中囚犯看不起自由,而渴望超越自由,或者阿Q做的,不僅僅是皇帝夢,而且是超皇帝夢,或者像在性虐待的超級愛情,抑或婚外戀的超級愛情,或者像小市民把大便當做黃金。如果我們把新社會主義傳統放入其產生的改革時代中去,就會看到,它僅僅是對於改革時代平庸的日常生活的嚴重不滿和超越渴望。

天下秩序的當代暗示

1949政制與社會主義和民生,到底是敵是友,還另說呢。在理想與手段之間,人民得到的只有手段之危害,而目標之福祉從來越行越遠。

新社會主義傳統,似乎覺得衡量政府是否改良的前提,在於民生。不在於作為特權的自由,在於天下秩序(可以總體地內涵民生和秩序、自由)。只要滿足或者大概滿足民生,其實就是穩定的。而是否實行普選制度似乎不關鍵,或者認為普選並不能總體地,一攬子地解決問題。他們甚至可以援引羅馬是如何精明地在表面上與人民分享權力,而暗地裡緊緊捂住主權。新社會主義傳統渴望強大的政治權威,來複興天下秩序,維護民生或者社會主義,然後贊同統戰協商作為選票制度的替代物

沃格林論蘇聯的代表制的時候,似乎在暗示,政府如果得到人們的容忍,這說明它以或多或少適當的方法,完成了任何政府都要完成的目標,例如內部保障和平、保衛國家、管理司法,照顧人民的福利等等。如果這些職能履行得還差強人意,那麼獲得權力的程序,就變為非常次要的。

沃格林認為,蘇聯政府的立法和行政活動,在全國範圍內是有效力的,因為政府的指令得到了人民的服從,儘管存在從政治上講無礙宏旨的效率低下的現象。蘇聯之所以能夠從歷史舞台上成為一個大國,恰恰是因為蘇聯政府實際上能夠操作由蘇聯社會的人力、物力資源所供養的一架龐大的軍事機器。

也就是即使僭主或者凱撒,其實取得政權不合法,但是只要做成既成事實,並且完成或者部分完成任何政府都要完成的目標,這時候,就逐漸生成合法性。因為其暴力的強大,還會被寄託美學化神化,或者寄託以千禧年或彌賽亞主義情感。

沃格林關於蘇聯政府雖然不是民主政府,但確實是有代表性的政府,而世界上有些根據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政府,卻可能沒有代表性的告誡,後來又在他的自傳中提到。在沃格林看來,人們自然可以否定蘇聯政府的代表性,但卻不能否定蘇聯政府代表著蘇聯社會。

不管左還是右,都屬於1949政制之知識分子道德批判之維度,而無關於開端與終結,因此一種關於開端與終結的底層民眾維度,必須呈現出來,以顯示徵收與剝奪之殘酷,在這個基礎上尋找出路。

1949的民生可變性,是最不好反駁的,一個原因在於中共在這方面的強大迷局,以及國有化剝奪徵收的美化,一個原因是1949的反抗,基本是憲政,以知識分子的肉身體驗為中心的,而民生方面的,處於黑夜當中,沒有人代言。

對天下秩序的延續讚美,就是這種不斷地老調重彈。這是飢餓奴隸的肉身體驗,也就是奴隸倫理。就像一個包身工獲得工頭食物,暫時避免死亡,而發出的感恩戴德。這裡預設著奴隸制的正當性,其勞動產品並不歸屬於勞動者所有,所有從奴隸主那裡獲得食物是恩賜。洛克、馬克思讚美勞動,強調勞動產品與勞動者之間不可分的人身關係,用來啟蒙包身工,自己不要陷於奴隸主佔有奴隸勞動產品的自然邏輯,徹底被這種迷局和美化所顛覆。毛澤東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目的與此類似。

中共的土改與改革時代的農村承包,都是到了臨界點,讓人不餓死。這與養動物差不多。在前三十年獲得好處的產業工人貴族與改革時代獲得好處的知識分子,屬於建立在別人和自己痛苦之上的幸福,也就是剝奪徵收的之上的分贓者。把評判的標準放在農民,或者放在剝奪徵收之上,就需要有這種設想:對1949政治秩序進行模擬清盤,同時粉碎中共與人民之間海洛因般的同一質,呈現剝奪徵收的慘狀。

對社會主義構成資本主義以來的徵收剝奪譜系更高點,不僅有阿倫特在《政治與革命中》訪談,還有法蘭克福學派波洛克為主集中於國家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與阿倫特遙相呼應。整個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的,其本來面目都是殘酷的剝奪徵收,加上最美妙的財產性理想。好話說盡與壞事做絕融合在一起。好話說盡於是可以壞事做絕,壞事做絕之後,只要讓民眾找到替罪羊,或者從專政集團中剝離出一部分人充當替罪羊,那麼又可以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社會主義的徵收與剝奪,不僅僅因為鑲嵌與資本主義競爭的格局中而被迫變為那樣,而是其本來面目,因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病毒之極致。以國家暴力展開徵收與剝奪,比資本家利用經濟力量來剝削,其殘酷程度遠不可比,馬克思所描繪的資本主義的毒惡,被社會主義無限放大,延長。

這六十年的財富增長,到底取決於統治者作為短板(阻礙作用),還是其領導作用,或者是人民創造。以改革時期為例子,僅僅是部分取消阻礙作用,就實現大規模增長。

新社會主義傳統憶苦思甜,猖狂地張嘴認為在福柯意義上的人口政治上很有成就,幾千年來沒解決的吃飯問題,在1949 年之後得以解決。這就是前頭我說包身工的感恩戴德,一種被恩賜的心理。

就中華大地上的自然條件上來說,只要沒有來自統治和政治上的壓榨,就沒有這個問題。之所以中華文明可以延綿不絕,生養眾多,在於極好自然條件。所謂的解決吃飯問題,就在於如何控制政府。1949年之後的統治階層,一直在妖魔化古代以及他之前的政治力量的成就。

從歷史的大視野來看,從來沒有完美的解決,能保障大部分人吃飽就很不錯了。或許當下能保障大部分,我昧著良心說。可是當下的要求,遠比古代複雜,吃飽了不算什麼。鄧小平說人民是喂不熟的狼,就是這個意思。而且當下這個體系,風險要比古代自然體系大多。古代還有鄉村慈善倫理來救濟,當下國家不管不顧。以劣勢融入全球殖民體系,這種吃飽可以維持幾時?

就現代中國所處的處境而言,1949年之後的成就,拿來塞牙縫都不夠。相當於外國人們在搞星球大戰,中共說我們會中華武術,於是也有資格,並且還要領導星球大戰。

帕雷托認為義大利自由主義的最終失敗以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源自統治階級沒有能力,也不願意採取同意的藝術以適應民主政治的環境。不合適的領導階層有著政治領導權的渴望,例如德國容克是很可怕的。不合適的標準,首先是領導階層利益綁架了整個國家利益。如果沒有統治階級不合適這個問題,其他的都好辦。

領導階層的存在形式,決定政體秩序。一種好的政體秩序能夠維持社會千年,政體秩序上的優良與否,是要首先考量的。其他成就阿貓阿狗,只要不要亂搞都成。還有一個橫向比較而言,例如台灣與日本。一作出比較,就知道被耽擱了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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