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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名學者:劉曉波有獲自由權利但不具備得獎資格

—朱長超:劉曉波有獲得自由的權利,但不具備得和平獎資格

[按]08憲章是張祖樺起草的。劉曉波後來才看到08憲章。中共很離
奇地放過多少年一直是軍師和背後操縱者、組織策劃許多次行動的張
祖樺,關押劉曉波,並且把憲章的一切,都歸到劉曉頭上,然後,中
共和裝成反對派的五毛唱雙簧大造聲勢,這不僅不符合常理,而且顯
然是別有目的。

         ——網路文摘編者2010-10-4日

有消息說,劉曉波被提名參評諾貝爾和平獎,因此,就有可能獲得諾
貝爾和平獎。我卻認為,綜合他各種表現,離這個榮譽尚有一定距
離。如果劉曉波獲獎,對於中國知識界乃至中華國民的人格重建,對
於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未來,都將帶來負面的影響。

第一,劉曉波的行為,反覆無常,顯示出其道德高度不高。其反覆無
常行為的中心,是精確地惦量自己的成名與否,獲利與否。他參加了
六四,又向當局懺悔了六四;他向當局懺悔了參加六四,又對自己的
懺悔行為表示了懺悔。他曾向天安門母親、在天安門事件中失去愛子
的丁子霖教授表示過同情,爾後,他又把在天安門事件中犧牲的愛國
同胞和民主戰士說得一文不值,這也就否定了丁子霖愛子犧牲的價
值。他對六四運動和六四犧牲價值的否定,引起了丁子霖夫婦的反
感。後來,他為求得丁的好感,又表示了懺悔。劉曉波變來變去,悔
來悔去,不知道他究竟信仰什麼,不知道哪一個劉曉波才是真實的劉
曉波。

他的多變,有一個軸心,或者說,他的行為的多變,有一個價值取
向,變中有不變。那就是他權衡了自己的利害得失。八九民運,總體
上是個偉大的運動,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歷史愈長久,將愈益顯示
出它的精神的偉大和影響的深遠。劉曉波參加八九民運,他曾自我表
述過自己的動機:「不管別人如何議論,我都堅信,「八九抗議運
動」之機太值得投了,能夠投上此機,確乎上帝有眼,賜福於我,即
使被指責為政治投機者,也心地坦然,無怨無悔。」(《末日》,第
七十四頁)他的自白,活脫脫地表現出一個投機者的心態。劉曉波就
如一個小商人買股票,將自己的全部家當都投了進去。一次投得輸
了,就埋怨自己不已。過一陣,看這個股漲了,又對自己昨天的埋怨
怨恨不已。正是這種投機心理,使他的對六四運動的表現,有時候熱
得發燒,有時候又冷得發抖。一會兒他把自己當作救世主,蓋世英
雄,一會兒則又低眉順眼,喪魂落魄,自我否定,甚至否定一切。

果然,他入獄了,在獄中受到一點壓力,這本來是很自然的,是應該
有這個心理準備的。但是,他又作了懺悔,對六四作了全盤否定,寫
了認罪書。認罪書就是認罪書,在那種情況下,也還是可以諒解。但
是,他卻要把寫認罪書當成一件偉大的救國救民崇高行為來歌頌。他
自述說:「我是民主鬥士、中國的精英分子,肩負著民族的重任、人
民的期望,我的思想、我的形象、我的聲音、我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將
關係到中國的未來。如果我的聲音?沉寂在獄中,豈不是對中華民族
不負責任?豈不是國家的一大損失嗎?如此寶貴的財富怎麼能輕易地
放棄而不惜之如生命、如自由呢?決不能!為中國的民主事業計,為
中華民族的前途想,我一定要好好活著、精心地保護自己、用一切手
段爭取自由。而我一旦自由了,就能夠繼續發揮作用,完成未竟的事
業。」就這樣,他把自己的懺悔行為或認罪行為與民族、國家的前途
聯繫起來,似乎真的感到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著極為重大的意義,把自
己的軟弱和自我否定,當成了偉大和神聖的行為。

這是一種赤裸裸的投機心理,也是一種利己心理,賭博心理。這種心
理支配下,他隨時可以為自己的一切行為,找得到非常充足的理由。
他向當局的懺悔,果然找到了非常堂皇的理由。劉曉波對自己的自我
否定,對六四運動的否定,說成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社稷江山,為了千
秋萬代的民主大業。他越是這樣打扮,就越是顯得政治道德的缺乏和
行為的醜陋。

後來他自由了。出獄以後,他開始對自己在獄中的「懺悔」行為,進
行了新的否定,開始了新的懺悔。因為他明白,自己的懺悔行為,畢
竟不能說是光輝的,它損害了自己的形象。他想要彌補「懺悔認罪」
帶來的損失,就又作了新的投機。有一次,他在詩人江河紐約的家
中,明白無誤地表示:他在獄中寫了《悔罪書》,栽了,這次要通過
懺悔,再撈回來。這一次想撈回來的辦法是寫了一本書,即《末日幸
存者的獨白》。對六四運動、六四參加者作了全面的否定。不斷變化
的劉曉波多變易變的行為中,有一個軸心沒有變,那就是利益的支
點。正如著名作家鄭義所說的,劉曉波「一舉手一投足,都在惦量名
利得失。」諾貝爾和平獎重視人的道德操守,重視一個人信仰真誠,
如果諾貝爾和平獎讓人這樣一種人格的人,或者讓這樣一種人參評,
顯然是極不相配的,會影響這個獎的神聖和光輝。

第二,劉曉波對於六四運動中成千上萬受難者(有的死亡,有的坐
牢,有的處分,有的失業,有的流亡海外,等等)持完全否定的態
度,對這個運動作了全盤否定,這起到了鎮壓者所不能起的作用。客
觀上是幫助鎮壓者論證了血腥鎮壓的合理性。這樣做,完全是對歷史
的否定,是對百萬民主運動參與者的貶低,也是對鎮壓者的幫助。這
是歷史不能原諒的,也是千百萬運動參加者所不能原諒的。

這場運動,對於中國未來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熱
愛自由、嚮往民主的精神;體現了中國國民性中敢於犧牲、關心國
事、危難相助的品質。劉曉波對六四精神的否定和污衊,使他站到了
這場運動的對立面,站到了正義的對立面,站到了歷史潮流的對立
面。他對六四的否定,是千百萬六四的參加者、上千個民主運動的殉
難者,和無數個因參加六四運動而蒙受各種打擊和迫害的人們所無法
原諒的。

他在出獄出版的著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對這場運動,作了全
盤的歪曲和否定。他寫道:「各種人,懷著不同的動機,說著各異的
謊言,此乃機不可失。政治性謊言、道德性謊言、求生性謊言、官方
謊言、精英謊言、民間謊言……。『六四被謊言打扮得一塌糊塗,也
被謊言強姦得人老珠黃。。」(《末日》十二頁)「左右這次運動的
重要力量之一就是層出不窮的謠言。謠言的力量絕不次於任何一個學
生領袖和知識精英的宣言、演講。」(《末日》,第一八七頁)就這
樣,當年他慷慨激昂地投入過的、演講過的、甚至絕食過的千百萬人
參加的聲勢巨大的運動,變成了謊言的運動,謠言泛濫的運動。他否
定了自己,也否定了整個運動,否定了投入這場運動的千百萬人的真
誠,否定了被子彈和坦克扼殺了生命的青年。這種否定,也理所當然
地否定了他作為諾貝爾獎後選人的資格。

任何偉大的運動,難免會有各種人物登場,戴上各種面具。這在一個
大運動中是難免的。不能因為長江有泥沙,就將長江全部否定。不能
因為太陽有黑子,就說太陽全是黑的。不能因為嬰兒身上有血,就將
嬰兒擲掉。而劉曉波卻將六四全盤否定了。他對六四運動和六四參加
者的否定,給千百萬參加者帶來極大的痛苦。詩人江河後來讀了向劉
曉波買的這本書,當讀到對這場運動的全盤否定,只感到胃受不了
了,想要嘔吐。劉曉波在書中對運動和運動參加者的污衊和否定,帶
給一個歷史的親歷者極大的痛苦:不僅帶來了心理痛苦,而且帶來了
生理痛苦。他的這種對六四的全盤否定,也給丁子霖夫婦帶來極大的
精神痛苦。一個讓千萬個抱著熱血參加偉大運動的人們感到痛苦的
人,如果他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那是非常不合適的。

簡而言之,劉曉波缺乏作為諾貝爾獎後選人所必須具備的道德高度和
信仰真誠。一個信仰易變、一個不斷悔罪、懺悔、自我否定和貶低他
人的人,一個不斷地隨著自己處境的變遷和利益的權衡而像變形金剛
一樣變來變去的人,如果作為諾貝爾獎的後選人或獲獎者,那是對以
往一切崇高的和平獎得主的一種矮化,會使諾貝爾和平獎評獎委員會
的聲譽蒙塵,更會對中國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種打擊。而且,他對六
四運動和六四參加者的醜化,客觀上為鄧小平的血腥鎮壓開脫罪責,
為專制主義幫了忙。如果授與這樣一類人格的人,是對中國人道德重
建設置錯誤的樣板和錯誤的導向,這實在是非常可悲和可嘆的事情。
據此,我認為劉曉波是不適宜獲獎的,不具備獲獎的資格。

但是,我還是要說,劉曉波曾經是六四的參與者,他自己否定了自
己,但是歷史不會否定他的參與和曾經表現過的真誠。我還要說,他
起草零八憲章是無罪的,這是他的權利。某些人以他參與起草這個文
件而指控他顛覆國家政權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的。這是對法律精神的
踐踏。中國領導人曾經表示要尊重憲法,尊重法律,表示要以法治
國,要給憲法以尊嚴。那麼,從憲法的立場看,劉曉波無罪,應該給
他以自由。對劉曉波的定罪,能稱得上是以法治國嗎?但是,劉曉波
無罪與他有沒有資格得到諾貝爾獎,則兩件不同的事情。因此,我不
認可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的參評資格,但是,卻堅定地支持給予劉曉
波自由說話的權利。這個權利,是聯合國人權憲章所賦予的,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所賦予的,也是每一個人生而有之的。

朱長超百度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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