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顓頊的代議機構和官僚體制壟斷了言論空間，卻無法實現自我更新，無力阻止自己滑入代際更替的下行通道時，也是各式各樣布朗熱將軍登高一呼、期待應者雲集的時機。只不過，在現代政黨政治對媒體和民意的操縱與扭曲下，僭越者在登高一呼時，他自己也不知道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戴高樂，還是布朗熱。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提到，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儘管他舉出的例子都局限於法國本土，例如路易-波拿巴對拿破崙的模仿，但通觀世界，這種相似性同樣可以跨越國界，尤其出現在歷史境遇類似的不同國家。
布朗熱將軍是誰？
從大革命開始，法國陷入長達八十年的動盪時期，成為世界的「憲法試驗場」，直到1870年第三共和國成立，才獲得了相對穩定的喘息之機。然而，第三共和國內部暗流涌動，議會政治爭吵不斷，內閣如走馬燈般頻繁更換，普法戰爭失敗導致對德復仇情緒高漲，保皇派仍然幻想通過武力重新擁立國王。在這種背景下，1886年，一位政治明星登上舞台，這就是布朗熱將軍。
作為當時最年輕有為的將軍，布朗熱以堅定的共和主義者面貌出現，這在顓頊的保皇派軍官圈子裡堪稱卓爾不群。布朗熱在此前的軍事生涯里戰功卓著，擔任陸軍部長後大刀闊斧地整頓軍紀，清除保皇派軍官，改善士兵生活條件，推進軍事裝備現代化。一時間，這位年輕英俊的將軍迅速贏得了民眾的狂熱支持。人們把他看作是帶領法國走出議會辯論泥沼、實現法蘭西復興與崛起的最佳人選。
這種民意看上去是如此廣泛，甚至連保皇派也對布朗熱將軍抱有極大期待，不僅指望他能夠完成對德復仇，甚至憧憬藉助他的力量復辟君主制。而布朗熱也開始和保皇派暗通款曲，狂熱的民族沙文主義調門日益高亢，贏得了群眾對待英雄一般的歡呼。
然而，這種一呼百應的領袖魅力引起了法國政治家的警惕，一個深得民心的軍人是個不祥之兆，他們擔心拿破崙專政的歷史悲劇重現。於是，布朗熱被調離權力中樞，派到地方上擔任部隊指揮官。出發當天，有15萬人包圍列車，挽留布朗熱，對他的頌歌此起彼伏。
雖然被逐出權力中樞，布朗熱卻如魚得水，利用法律賦予的空間頻繁競選地方議員，以便充分地召喚並發動群眾。相反，法國政壇爆發的勳章醜聞卻更加顯得這個國家的政治積重難返、無可救藥，看上去，除了布朗熱，沒有其他人能夠帶領法國走出困境。
或許是覺得屬於自己的時機已經到了，身為議員的布朗熱開始對政府發動攻勢，要求修改憲法，賦予自己更大的空間。但是這種企圖遭到了其他議員的猛烈反擊。當時的法國總理不客氣地說：「請相信，布朗熱將軍大人，在您所處的時代，拿破崙已經死了！」
儘管遭遇反對，布朗熱還是在三個省的地方選舉中同時獲勝，更加顯得民望高漲。當他再接再勵，拿下首都巴黎的一個選區後，擁護者瘋狂了，「到愛麗舍宮去！」的口號到處迴響，政變的勝利幾乎唾手可得。內閣召開了緊急會議商討對策，但所有人都意識到，如果布朗熱決定進軍總統府，沒有人能夠阻止他。
然而，戲劇性的轉折出現了。不知是優柔寡斷還是過於自信，布朗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是回家陪伴情婦。共和國贏得了喘息之機，並且隨後組織反擊，準備以陰謀推翻政府的罪名審判布朗熱。聽到消息後，布朗熱倉皇出逃比利時。他的造勢運動隨之分崩離析，一場鬧劇戛然而止。兩年後，這位末路梟雄在情婦墓前舉槍自殺。
歷史，何以至此？
歷史的可重複性並不在於外表的雷同，而是在於面臨類似的時代挑戰時，不同國家可能會被同樣的「路徑依賴」所鎖定。布朗熱將軍的出現並非出於時代的偶然，而是法國面臨內憂外患時的一種應激性反應。同樣，今天的中國也正在面臨相似的挑戰。
布朗熱（boulanger）這個姓氏在法語中是「麵包師」的意思。作為一種巧合，這層含義在不經意間點破了布朗熱運動背後的深層社會內涵。在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看來，支持布朗熱的左派群眾不僅對政府的腐化墮落不滿，而且對政府在解決工業革命以及自由放任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方面無所作為不滿。換句話說，對布朗熱的支持，除了對德復仇等意識形態因素，深層動因是下層群眾要求公平分配「麵包」的民生利益考量。
面對底層民眾的訴求，當時的法國政客沒有及時作出回應。內閣頻頻更迭，各項改革措施卻陷於困境停滯不前。在這種關頭，布朗熱異軍突起，迎合了當時人心思變的潮流。他善於在形式上奪人耳目（例如把軍隊營房刷成國旗顏色），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左派將軍」的形象，而且許諾自己將保護弱勢群體、底層百姓和小人物。就這樣，數以百萬的小人物天真地相信了他。
同樣，今天的中國在經歷了三十年高速發展之後，積累的結構性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而改革動力卻呈現衰竭趨勢，面對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導致的拆遷暴力和新一代產業工人的權利訴求，民意機關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橡皮圖章的角色，各地政府將維穩作為工作重心，結果陷入越維穩越不穩的怪圈，從甕安到增城，大規模群體性事件頻頻發生。同時，由於缺乏有效的機構制衡和媒體監督，高層貪腐醜聞屢禁不止，普通民眾對於執政黨的常規反腐措施逐漸失去信心，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學界已經重提「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問題，而執政者卻以穩妥為名一味敷衍拖延。
在這種困境中，若干地方大員試圖有所突破，但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最引人矚目也最令人警惕的，是今天的「重慶模式」。
重慶的主政者當年在大連以城市建設博得政治名聲，儘管被人斥為形象工程，但仍以開明俊朗形象高調入主中央部委，一時被普遍視為上升勢頭迅猛的政治明星，廣受媒體追捧，幾乎是布朗熱進入內閣的翻版。然而，在中國獨特的政治邏輯之下，三年部長經歷之後，這位政壇明星被下放到重慶，同樣與被驅逐到地方的布朗熱有形似之處。儘管評論家對其政治前途看法不一，但重慶近年來霸氣外露、劍走偏鋒、博得極大注意卻是不爭的事實，更與布朗熱在外省直接召喚民眾的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重慶模式往往被人簡化為「唱紅掃黑」，事實上，除了意識形態層面，重慶在公租屋建設、戶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創新貿易模式等社會經濟領域還有多重舉措，只不過「唱紅掃黑」撩撥起人們最為敏感的政治神經。正如當年布朗熱從共和派起家（他在陸軍部長職位上也頗多建樹）、最終卻滑向波拿巴主義一樣， 「唱紅掃黑」的倡導者雖然當年家庭也遭受文革衝擊，但他敏銳地嗅到了傳統左派革命文化中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源，並將其發揚光大，成為博弈中的重要籌碼。雖然法中兩國對左右派定義不同，但這種在政治利益誘惑之下，從自詡開明逐步滑向為保守力量代言的軌跡卻是相同的。
「唱紅」並不是重慶的首創，但系統性地將「唱紅」作為對下「召喚人民」、對上政治表態的工具，重慶無疑是始作俑者。這種政治表態巧妙地搭上了共產黨擔憂執政合法性流失的的順風車，更把「山高皇帝遠」的劣勢轉化成挾地方民意以搏上位的優勢。臨近七一，「唱紅」之風已經吹到了全國各地，甚至進入北京。不過，在6月11日的「紅歌傳萬代——重慶群眾演唱會」上，中國的拜占庭式政治再次顯示了它弔詭的一面。此前曾經參訪重慶並大加讚賞的高層領導集體缺席，只有唱紅的推手獨自欣賞，正仿佛布朗熱向法國議會「逼宮」時遭遇的頑強抵抗。只不過，法國人的內戰性格可以把衝突提交到議會講壇來直接展現，而中國的宮廷政治只能通過揣度來間接理解。
如果說「唱紅」是一場小規模的精神原子彈，試圖喚起虛幻的人民的「精氣神」，那麼「掃黑」則讓人們看到了現實的政治危險性。法律界通過阻擊「李莊案第二季」 暫時延緩了「掃黑」在司法界徹底淪為「黑打」的危險，但已經有學者警告，在具體案例之外，更需警惕「掃黑」演變成常規行政管理手段，從而將正常的社會利益博弈機制扼殺在黑社會的帽子之下，換句話說，是威權體制在面臨公民社會挑戰時一種武斷而粗暴的反應——儘管它聲稱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甚至不惜為此製造個人崇拜。回顧法國經驗，面對布朗熱的逼人攻勢，曾經舉薦過他、後來又反目成仇的克里孟梭回應道：「光榮屬於那些人們可以暢所欲言的國家，恥辱屬於那些人們只能噤若寒蟬的國家！」
從歷史演進的邏輯來看，布朗熱運動的領袖魅力、許諾蠱惑和群眾狂熱，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雛形。這種雛形經過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催化而成熟，在義大利、德國、蘇俄和中國的鏈條上依次傳遞。儘管經歷過文革的中國處於一個「革命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代，但正是這種後極權主義的困境，仍然為政治強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可能。當顓頊的代議機構和官僚體制壟斷了言論空間，卻無法實現自我更新，無力阻止自己滑入代際更替的下行通道的時候，也是各式各樣布朗熱將軍登高一呼、期待應者雲集的時機。目前的官僚體制是否尚有排斥異質體的足夠能力，還是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尚待十八大前政治博弈結果的檢驗。但是，在現代政黨政治對媒體和民意的操縱與扭曲下，僭越者在登高一呼時，他自己也不知道扮演的角色究竟是戴高樂，還是布朗熱。
（部分史實資料來源：威廉-夏伊勒《第三共和國的崩潰》，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