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九十華誕，大陸一片紅歌陣陣，最強音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連和尚、尼姑、道士、教徒也一本正經地「唱支山歌給黨聽」。統戰部門為顯示自己的業績，就把屬下的信教者趕上舞台，大唱特唱「舊社會的鞭子抽我身，母親只會淚淋淋。共產黨號召我鬧革命，奪過鞭子揍敵人！」信教者本是慈悲為本，如今卻仇恨滿懷，歌謳鬥爭。強迫信教者改變人性，改變素質，太缺德了！唱紅是由西南王薄熙來發起的，他的膽子更大，開唱曲目往往是《東方紅》，眾口一腔：「他是人民大救星……」餘音裊裊，繞樑不絕。現在紅潮北上，紅遍北京，薄熙來暗自慶幸，難怪有些人會來事兒，呼籲推他為中共總書記。十八大尚未揭幕，權力爭奪的鑼鼓已經敲響。
對待中共九十華誕的最佳方式莫過於回憶該黨走過的道路，了解中共如何實施其戰略、策略，這是認識中共的最有效方式。將近一個世紀的中共歷史，並不是所有中國人都非常清楚的。具體把握這個黨如何運籌帷幄，使出九九八十一種招式，才能對中共的「偉大光榮正確」有切實的體會。下面從三個方面略陳在歷史關鍵時刻，中共如何實施它的政治謀略。
（一）抗日戰爭爆發，這是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1937年8月（離「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僅一個月），中共在陝西洛川縣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抗日對策。毛澤東提出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警告全黨：「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他還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這些話說得赤裸裸，叫作假抗日、真利己，連自已的祖國也不承認，成了認賊作父的漢奸。他的洛川謬論有悖民族大義，無顏見諸陽光，因之所有毛的選集、文集、內部文件都不敢披露，這些講話至今只能秘密流傳。洛川會後，他以中央軍委主席身份，全力貫徹這項背叛民族利益的奪權方針。彭德懷發動的百團大戰雖然經他同意，事後卻大批特批彭德懷違背敵後游擊戰的規定，認為百團大戰暴露了中共部隊實力。抗戰八年，中共隱蔽地發展實力，部隊從1937年的3.2萬迅速增至1945年的上百萬，擴大約29倍；「解放區」增至19 片，管轄近億人口，約占全國人口1／5。如此實力為奪取國民黨政權打下雄厚基礎。
（二）八年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財產損失及戰爭消耗達5600餘億美元。抗戰勝利，中國贏得世界四強地位，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廢除了與美、英等國的不平均條約，蔣介石政權使中國站起來了！當時，國家元氣大傷，本該休養生息，和平建國，無奈中共領導集團武裝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意志毫不動搖。在蔣介石一再邀請下，毛澤東雖然赴重慶進行國共談判，達成《雙十協定》，規定了「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及黨派平等」的原則，還簽署了《關於軍隊整編及統編中共部隊之基本方案》，但是，毛回到延安向幹部報告重慶談判情況時卻一口咬定：「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中共的那些關於「軍隊國家化」的簽字，原來都是假的。毛去重慶談判，唯一的收穫是，他看穿蔣「搞民主沒雅量，搞專制沒膽量」，益發鼓起他反蔣奪權的野心。
（三）國共內戰，中共號稱殲滅蔣軍800萬，而中共1945年只有兵力百萬，顯然不足，翻一番至200萬，再增加是 300萬，兵源只有能從農民中挖掘。1947年頒布的土改政策，顯示了中共的全盤性謀略。政策決定：對地主實行肉身消滅，以激發貧困農民鬥志；對富農實行經濟消滅，以增加貧困農民分地、分財份額；對中農土地實行削平政策，以滿足貧困農民絕對平均主義要求。甚至刨墳頭、挖地財，這些喪盡天良的事都幹了。一切都打亂重分的土改政策，滿足的是農村懶漢、二流子願望，農村流氓無產者的氣焰由此陡張，他們正是毛澤東依賴的主要對象。於是，兵源有了，軍糧有了，為部隊運送給養的勞力也有了。毛澤東憑這些實力將國民黨政府趕出大陸，武裝奪權成功。
上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的毛共頭目所為清清楚楚表明，他們既無民族氣節，也無與政敵和解的意念，心目中牢牢刻印的只是一個「權」字。「文革」時流傳很廣的「權權權，命相連，奪權奪權奪大權」正是他們的心聲。林彪說，有了政權就有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這句箴言從側面印證了「權」的至關重要。明乎此，也就可以明白，中共黨綱所寫「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是一派地地道道的謊言。
（201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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