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我們做這些事情，與其說用來對抗現實，不如說是警醒未來。」
成為聯合國難民署中國區代言人前，姚晨對難民的了解只局限於想像：貧窮的生活、充滿惶恐的眼神、漫山遍野的白色帳篷。
實際上有七成難民生活在城市，被稱為城市隱形人。「我們居住的城市裡，我們身邊的同事、朋友，也有可能是難民，只是我們不知道。出於很多原因，他們甚至羞於讓我們知道。」姚晨對香港大學學生說。2011年6月19日姚晨參加聯合國難民署60周年紀念系列活動，在港大與學生進行了對話。
梅拉難民營里，一個抱鵝的小女孩穿梭在熙熙攘攘的市場。 （姚晨/圖）
「迄今為止可能還有很多人不了解難民，我現階段的工作就是在微博上或者活動中，更大範圍地傳播和普及什麼是難民。」姚晨說，「實際上我知道，無論我在微博上發多少東西，我的力量依然非常微弱，但我非常希望把我知道的、我的眼睛看到的、我聽到的告訴在場的每一位，可能每一位走出去以後又告訴更多的人。關注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有關注才會有行動，有行動才會有改變。」
姚晨對難民的關注始於她的偶像布拉德·皮特。愛屋及烏。姚晨注意到，皮特的妻子安吉麗娜·裘利參加了一系列難民親善活動。在那之後，她對裘利的關注「遠遠勝過對皮特」。
沒想到兩三年後，姚晨突然接到聯合國難民署的電話，問她願不願意做中國區代言人。「我當時只有一種感覺，夢想成真了。」
2010年初，姚晨成為難民署中國區代言人。之後，她三次隨難民署官員探訪難民。不同於商業代言，這份工作沒有分毫代言費，參加宣傳活動的費用也得自己承擔。
為什麼要關注難民，姚晨也問過自己：「也許有一天，我們也可能會淪為難民。就像所有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爭的發生，但是不幸的是，在二十世紀還是有兩次世界大戰。我們做這些事情來關注難民，與其說用來對抗現實，不如說是在警醒未來。」
就在前不久，姚晨的親戚因遭遇強拆，試圖自殺。姚晨的媽媽向她求助，姚晨對媽媽說：「我真的誰也不認識。」
按照難民的不同宗教信仰，梅拉難民營被區分為ABC三個區。 （姚晨/圖）
阿德琳找不到教堂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姚晨隨難民署香港辦事處官員探訪在香港居住的難民家庭。
聯合國難民署香港辦事處成立於1979年，實際從1950年代就已開展工作。但香港人對它仍然非常陌生，也不知道難民的概念。很多人以為他們就是非法移民。一次與導演徐克吃飯，姚晨無意中說起難民，結果整晚上幾乎就只談這一個話題。
難民是被迫離開國家的，這是他們跟非法移民最本質的區別。
全世界約有430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其中包括1520萬難民、2710萬境內流離失所者和98.3萬尋求庇護者。根據1951年簽訂的《聯合國難民公約》，通過難民身份認證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公約」只認可五種情況：由於種族、宗教、國籍、屬於某一社會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見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國之外，不能或不願受該國保護的人。
現在在香港的難民有150人左右，其中七成為男性，主要來自非洲、南亞。逃難原因各自不同。由於租借歷史，香港一直未加入難民公約，難民在香港只能暫住，等待安置到其他國家。
姚晨在香港探訪的是一個非洲家庭。阿德琳今年52歲。
阿德琳2008年從家鄉逃亡。她不知道聯合國難民署，也不知道自己能在哪裡尋找到新生活。她隨便買了張飛機票，目的地是中國北京。
阿德琳出身基督教家庭，一出生便已受洗。在埃及，信仰基督教的教徒有800萬到1000萬，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則有7000萬。阿德琳在埃及本來有份體面的工作，在大學裡擔任管理助理。大女婿也在開羅經商。但阿德琳家附近的教堂被穆斯林極端分子縱火，牧師的妻子也被抓走。「為了保全性命，我只能離開這個國家。」
她想去找基督教堂，在偌大的北京城繞了一圈也沒找到。求助家鄉的親戚，對方指點她去廣州。她帶著尚未成年的一兒一女，坐了23小時火車去廣州。這次她終於找到了一間教堂。她已經在中國待了40天，繼續留在這裡的話需要簽證。
如果阿德琳單身一人，美國人可用幫她研習《聖經》的理由去美國，申請美國簽證，但阿德琳帶著孩子。「你只能去找聯合國，沒有任何選擇。」美國人最終說。他和妻子帶著阿德琳母子去了香港，幫她們在上水找了一間房暫時住下，再向聯合國難民署香港辦事處求助。
這條路終於走通。阿德琳通過了難民身份認證，獲得難民署及其他非政府組織的資助，在香港等待第三國的再次安置。她已經在香港呆了三年，大女兒和女婿三個月前也來尋求庇護。
走進她的屋子，阿德琳、大女兒、女婿和二女兒都在，隔壁房間裡還有大女兒的兩個孩子在睡覺，13歲的羅斯和3歲的本。
與姚晨同行的電視台記者想拍攝這個家庭。申明不拍臉，但一家人勉強答應下來，阿德琳的臉已漲得通紅。為了儘量取得信任，攝影師並沒有進屋，而是扛著機器在門外等候，門開著一半。
在與客人談話時，阿德琳一家四口時不時往門口瞥上一眼，二女兒更是一直雙手環抱在身前。姚晨留意到這點，趕緊讓人把門關上，並勸說電視台記者稍後再拍，這家人才稍微放鬆了些。阿德琳的丈夫和一個兒子還留在埃及，她害怕暴露信息給他們帶來不幸。
不久的將來，阿德琳一家會被難民署安置到美國或者加拿大，這意味著他們又會到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要去適應新的人、新的環境。說到將來的不確定，阿德琳忍不住擦了擦眼睛。
難民營倉庫外，等待領取救助糧食的難民。 （姚晨/圖）
我們太粗心了
與阿德琳情況不同，長期暫住的難民更需要「城市給他們一個機會」。
姚晨2010年見到一位在北京住了七年的中東難民，他現在已經申請到加拿大國籍，去了加拿大。當時他被安置在北京六環外一個小區，住在一棟不起眼的居民樓里。他拒絕學習中文，所以一直沒找到工作，靠女友養活。
姚晨稱讚他女友，那人聽了不太高興。他覺得不能說是女友在養活他，因為他教了女友英文，女友才當翻譯，掙生活費。「我們太粗心了。忽略了那位難民最需要的自尊，他太害怕別人認為他是一個沒用的人。」姚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2010年6月，她與聯合國難民署一行到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探訪了四戶難民。見面地點有的是在家裡，有的是在工作單位，也有的不肯透露任何住址信息，選擇在郊外。
菲律賓約有難民300人，據難民署官員透露，菲律賓已經是世界上難民福利待遇最好的國家。
在郊外見面的是來自非洲南部的一對夫婦，約翰和伊莎貝拉。約翰穿著非洲傳統服飾，伊莎貝拉穿著西服套裝。他們一直從事科學研究。即使已經在菲律賓安全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們依然沒有擺脫恐懼，不敢在媒體上暴露真實姓名、身份和形象。甚至一開始談話都很慎重，約翰一說什麼，伊莎貝拉就會拍他的腿，暗示他不要繼續。談到最後，伊莎貝拉才肯開玩笑對姚晨說：「我覺得你很漂亮，要是能給我大兒子當媳婦就好了。」「他們得永遠防備著被逮捕，被拘留，被遣返。」姚晨回憶。
43歲的穆哈穆德和同樣年紀的加拉願意與姚晨在家裡會面。兩人都在菲律賓成了家，並育有子女。
穆哈穆德來自蘇丹，目前在馬尼拉一家外國使館擔任公關工作。他在菲律賓生活了19年，兩年後將正式獲得菲律賓國籍。當年他在菲律賓上大學，往家裡給朋友寄了幾本談論佛教、天主教等其他宗教的書籍，結果就被通緝，還連累那位朋友在牢裡關了一年半。
他本來夢想成為職業足球運動員，但他回不了他的國家，菲律賓又對足球不熱衷。他現在希望兒子將來在菲律賓從政，完全融入這個新地方。
加拉是巴勒斯坦難民，在菲律賓生活了20年，開了一家勞務仲介公司。他是姚晨在馬尼拉見到的難民里生活條件最優越的一個。他的小女兒聽說中國女明星要來做客，事先在網上搜索姚晨的信息，甚至列印出很多留待簽名的海報。
即使放在相對發達的中國，加拉也算是富人。他開的勞務仲介公司有13名職員，每天面試上百人。公司主要業務是為沙特的建築公司介紹工人，在工作環境並不好的菲律賓，出國打工是很多人的選擇。
「成為難民並不意味著需要食物，需要錢，需要衣服或者住處。難民是一個需要安全的人，需要內心的平靜，需要一個接納他的地方。」加拉這樣告訴姚晨。
最特別的是來自索馬利亞首都摩加迪沙的馬穆博士。他已經55歲，在菲律賓生活了24年，至今單身。跟姚晨及難民署官員剛見面時，他如往常一樣不停地抱怨，官員甚至不好意思翻譯給姚晨聽。馬穆目前在菲律賓農業研究所的工作相當穩定，但仍然讓人感覺很孤獨。
他非常自豪地帶著姚晨一行，參觀他所工作的地方的每個角落，因為有他種下的植物。他對泥土有一種天然愛好，「他下手就去抓泥土，土裡還有蚯蚓呢。感覺要是我們不在，他能把泥土放嘴裡嚼一嚼。」姚晨說。
當年索馬利亞政府送他到馬尼拉上學，期待他學有所成後回國工作。學還沒上完，政府就被推翻了。他突然回不去了。他一直很「憤怒」，一直想跟命運較勁。他每天讀書看報，對世界政治了如指掌，跟姚晨見面時，甚至還就中國局勢侃侃而談。
他最近才去申請菲律賓國籍。之前馬穆一直很想回國，總覺得可能在明天下午或後天早上就能回到自己國家。但國內的親戚告訴他，他的兩個兄弟已經被當地軍隊殺害。如果他回國，很可能有同樣遭遇。
姚晨在菲律賓難民營。 （范欣/圖）
與翁山蘇姬的合影
2011年3月，姚晨去了泰國梅拉難民營，所見與菲律賓又大不相同。
緬甸內戰五十多年至今未歇。由於緬甸境內克倫族和緬甸政府軍及其同盟游擊隊間的衝突，克倫族難民持續不斷地湧入泰國境內。自1984年泰國接收第一批緬甸難民至今，在泰國登記並擁有合法難民身份的緬甸難民超過10萬人，加上陸續湧入的未經登記的難民，總人數接近15萬。
梅拉難民營位於泰國北部邊境小鎮美索，是泰緬邊境難民營里最大的一個，居住了4.5萬人，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搭建的簡陋竹樓。梅拉隔著湄伊河與緬甸相望，是泰緬邊境重要通道之一，也因此成為緬甸難民逃往泰國的首選地。
難民營由泰國政府經管，有很多不同國家的不同機構給難民提供援助。荷蘭一個民間組織就與難民署共同出資興建了一個小型農場，為一些難民，特別是殘疾人，提供工作機會以及農業技術培訓。
索爾1995年來到梅拉難民營，目前在農場裡種芒果樹。妻子和6個孩子都靠他養活。他每天工作7個半小時，掙30泰銖（約合人民幣6.5元），差不多隻夠在市場上買一公斤魚。他覺得自己很幸運，不但可以掙錢，免於性命之憂，還能學到種植技術。
難民營里還有個腦癱患兒中心。那裡的孩子粗看跟常人無異，頑皮、天真，但交流之下，姚晨發現他們無法正常地表達情感。有些孩子只能依靠協助才能完成基本的動作。「看到你給的棒棒糖、大熊貓，儘管很高興，但他們無法控制自己的四肢。」有個小男孩很喜歡姚晨手裡的照相機，姚晨擺好姿勢等他拍，可是男孩根本無法按下快門，因為他不能在一個點上集中力量超過半秒鐘。
在緬甸的克倫族受盡歧視，甚至要被趕盡殺絕，為了種族繁衍，他們大多會不斷地生孩子，讓種族壯大。
姚晨遇到一位有著8個孩子的母親羅扎，她和丈夫帶著孩子跋山涉水走了整整三個星期，一星期前剛到梅拉難民營。「如果沒有山谷的阻隔，羅扎抬頭便可以看到邊境那側的祖國。」姚晨說。
羅扎從小在緬甸就遭受軍隊的各種威脅迫害，過著窮苦不安的日子。她丈夫曾被軍隊抓去做苦力，負責背著那些沉重的武器，跟著部隊行進。如果不去，就要給軍隊十萬緬幣。他去了25天，每天特別累，可是連溫飽都沒法解決。有次他累得昏睡過去，被發現後，那些軍人不僅踢他的頭，還用刺刀往他身上扎。
羅扎在難民營的家是一棟非常破舊的竹樓，是別人遷走留下來的。由於還沒來得及通過難民身份認證，她們暫時領不到難民營免費發放的糧食，只能靠鄰居每人一碗米的接濟。儘管生活困苦，羅扎在講述她的經歷時，一直對幫助她們逃亡的人們充滿感激。
當地難民署官員介紹，目前難民的出路有三種：自願返回原籍國；就地融合在庇護國定居；去第三國接受重新安置。由於泰國不是「難民公約」簽約國，也沒有頒布有關難民地位的法律，因此難民不能永久居留。而逃亡出來的人並不那麼想返回本國，因此，第三國安置成為這些緬甸難民最理想的解決方案。
泰國有世界上最大的第三國安置難民項目。截至2010年底，僅梅拉難民營中就有兩萬多人離開，他們大多被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接收安置。
為了未來的安置，克倫族的孩子們要學習英語和緬甸語；為了跟泰國當地人溝通，要學習泰語；母語克倫語也不能扔。他們總共要學四門語言。
在泰國，難民們的臉上幾乎看不到任何的哀愁，任何對生活的不滿，永遠都是充滿了希望。「我反而看到一種生機。他們對生活的希望，比普通人還要更強烈。」姚晨說。
18歲的敖高喜歡足球，喜歡梅西。他說著一口流利英語，來自緬甸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母親是教授，父親是工程師，小姨是英語教師。就因為小姨跟翁山蘇姬一起合過影，遭到緬甸軍隊追殺，2008年，他們只好全家逃到泰國梅拉難民營。
由於泰國在2006年就停止了難民身份認證，之後到達難民營的人都無法取得難民身份，更沒有資格去申請第三國安置，他們被稱為「尋求庇護者」。在梅拉，像敖高這樣沒有登記成難民的人超過三成。聯合國一直在敦促泰國儘快重啟認證事務，但還要再等多久，仍是未知數。
敖高已經在難民營里的培訓中心學習了幾年基礎課程，成績拔尖，如今他面臨畢業，但由於沒有難民身份，他無法走出難民營一步。姚晨問起他的理想，敖高說，想當一名建築師。「我們私下約定，把建築學教材托人帶給他，他興奮不已，依依不捨將我們送至出口，正是這扇難民營的竹門，把他阻絕在繁華世界的入口。」姚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