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台灣的絕望
一、無魂之邦必然衰落
——那將是永久的悲哀
人類歷史的本質是自然史之上的意志史，所以，人類命運之間的搏戰，首先是意志的對抗。而意志軟弱者必敗，無意志者必敗。無論對於個人或是族群，情況都是如此。當前，台灣與中共之間正處於重大的命運的搏戰之中；之所以重大，是由於搏戰的結果直接關係到台灣自由的存亡。
為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辯護者常喜一言，即「台灣不能閉關鎖國，而必須同大陸交往。」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當進行交往，而在於交往中台灣是否具備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和精神價值。人們看到，中共的政治意志從未稍有模糊——中共要賦予其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取消中華民國及其主權，使台灣成為極權中央政府管轄下的一個地區。無論江澤民時期對台灣的軍事威脅，還是胡錦濤時期對台灣的統戰利誘，中共上述政治意志都沒有改變。
那麼國民黨政府是怎樣表述其政治意志的呢？有馬總統英九曰：「不統、不獨、不武」。看來，這位「三不」總統只懂得說明他不敢作什麼，而沒有能力告訴世界他敢作什麼，他想作什麼；這位總統的政治意志只意味著表述他的不作為。一方面，中共的政治意志如長劍出鞘，寒光砭骨，咄咄逼人，一方面作為台灣權力意志象徵的馬英九，卻絲毫不具有進取性的政治意志表述，在雙方政治意志狀態如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台灣又如何能在兩岸的交往中主宰自己的命運？無意志者即行屍走肉，其命運只能被交往中意志強悍的一方主導——這是馬英九政府同中共交往過程中正在發生的事。
「三不」總統是腐朽沒落、喪魂失魄的國民黨權貴階層的政治倒影。國民黨曾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作為其政治意志。但那早已是昨日黃花，恐怕今日的國民黨政客都會把該黨過去的政治意志當作笑料。嘲笑自己的歷史的人，必定被現實嘲笑。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早就凋殘了萬里之志，甚至連偏安的勇氣都已喪失，竟淪落至名義上「聯共制台」，實則「投共賣台」的中共的政治臣僕——一旦喪失政治理想和政治意志，就將在歷史的輕蔑斜視中成為政治笑柄；當前的國民黨權貴正在向歷史裸露出屬於政治行屍走肉的醜態。
國民黨已經沒有能力為台灣鑄造堅硬的政治意志，民進黨的獨立建國的意志也沒有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相反，民進黨的代表人物，從陳水扁到陳菊，面對中共時雖然表現不同，卻顯示出同樣的政治機會主義。
陳水扁執政八年，台灣的國家政治意志也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所謂「台灣已經獨立，不需要再宣布獨立」的說法，不過是沒有勇氣賦予「獨立建國」的理念以國家意志的權威，從而同中共企圖控制台灣的政治意志作生死搏的一種託詞，不過是用政治投機主義的方式迴避中共政治意志挑戰的表現。儘管台灣事實上不受中共管轄，但台灣作為獨立國家的法律要素遠不完備。獨立國家首要的法律要素便是據以立國的憲法。而現在台灣擁有的「中華民國憲法」，把中國大陸也涵蓋於其主權範圍之內，即大陸和台灣同屬「中華民國」的範疇。所以，在台灣還承認「中華民國憲法」權威的情況下，台灣的獨立建國就是還沒有完成的法律進程；換言之，如要獨立建國，就必須修訂憲法，為台灣獨立重建憲政法治的主權基礎。陳水扁並沒有運用執政的政治優勢，把獨立建國的理念推向台灣國家意志的高度，相反卻用 「台灣事實獨立，無須宣布」之類藉口來自慰。自慰都是猥瑣的，無論生理自慰，還是政治自慰，都脫不掉猥瑣之氣；用政治投機主義的小聰明，來掩飾不敢同命運決死戰的怯懦，實際上意味著政治的自殺。正由於領袖人物對獨立建國理念採取政治投機主義的態度，民進黨也很快由政治理想主義的魅力型政黨，退化為只能聽懂目光短淺的實用主義召喚的庸俗狹隘的政治存在。
陳水扁如此，陳菊亦復如此。數年前，連戰有國民黨對中共的「破冰之旅」。似乎不願讓連戰獨自風流，二○○八年又出現民進黨高官陳菊對中共的「破冰之旅」。看來，對中共「破冰」已成國民黨和民進黨政客的時尚。
陳菊去大陸最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英雄之舉，便是對中共官員說了一句「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云云。不過，人們有權利質疑，聲稱以「獨立建國」為信念的民進黨人，對北京中共當局官員宣示「中央政府總統馬英九」究竟意欲何為？難道在暗喻「中華民國」才是中央政府，而北京中共當局只是地方政府嗎？如若是，難道民進黨高官也要開始「一中各表」了嗎？可見，在政治投機主義引發的精神價值混亂之下，根本不可能為台灣找到堅硬的國家政治意志。
從陳水扁到陳菊，在鄭南榕的雄魂烈魄之前，應當羞愧得無地自容。當年鄭南榕一介書生，兩袖清風，面對鐵血強權，雖萬般兇險，仍以自由之名，以大勇者的英雄之氣，慷慨直言：「我，叫做鄭南榕，我主張台灣獨立！」從此之後，「獨立建國」便有了自由之魂，便有了英雄燃燒的生命熔鑄出的理想主義情操。然而，陳水扁曾掌握強大的國家資源，手握數十萬重兵，陳菊是以「中華民國」的主權為後盾的市長，他們面對另一個鐵血強權，卻首鼠兩端，甚至語焉不詳，不敢把鄭南榕當年說過的話重述一次，更遑論讓「獨立建國」成為台灣的國家意志。鄭南榕在天之靈必然有知，夏日太平洋上湧來的暴風雨，便是他為台灣今日之狀況而傾瀉的萬里淚濤。
無魂之人難免墮落；無魂之邦必然衰落。今日之台灣：政客群體間，多出怕死貪財之輩，鮮有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台灣的獨立與自由的高貴之士；知識分子中，追塵世之名、逐物慾之利者，多如過江之鯽，視知識為美德、以真理為信仰者寥若晨星；普通民眾則於酒足飯飽之餘，袒腹陶然，只思安樂，不慮兇險。與之同時，又是族群撕裂，互為仇讎，內鬥不止。值此大劫難逼近之際，台灣毫無警覺，更談不到奮起應戰。其勢已大危險矣。台灣淪於今日之窘境，根本原因在於國家政治意志的崩頹，精神價值之凋殘，人民自信之冰消雪融——台灣之絕望，就因為已淪為無魂之邦；就因為掌握政治資源和知識資源的人多為無魂之徒。
以色列亡國千年，苦難如山，血海淚濤，然終能戰勝命運，重建祖國，概因其國雖亡，其國家意志未絕，精神價值未死，民族自信未銷；古以色列形滅神存，只喪失了國土，卻沒有喪失心靈的祖國，故雖過千載，仍能復國。以色列生命力的頑強還在於，它創造的精神價值不僅屬於它自己的族群，同時也屬於世界——古猶太智慧中湧現出的宗教精神，直接構成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心靈之源，也間接為伊斯蘭教提供了靈感。凡對人類作出獨特的精神貢獻的邦國，無論其國土多麼狹小，都不會被人類遺棄。萬年歷史間，國興國滅也難以計數。對於那些國家意志不堅，精神價值不豐的無魂之邦，亡國意味著萬劫不復的沉淪，意味著在時間中的灰飛煙滅。對於族群精神價值豐饒的國度，即便亡國也不過是一次命運的磨難，磨難過後，終能以不死的族群文化之魂，向歷史重新奪回命運的主導權。
自當年清帝國戰敗割地，棄台灣如敝履，讓寶島於日本之日起，已過去漫長的時間。約一個半世紀以來，一代代豪俠英勇之人，慷慨悲歌之士，為台灣的自由與獨立，剖肝瀝膽，血灌百花，甚至有用燃燒的生命點燃歷史的聖徒。然而。歷經苦難終獲自由與民主之後，知識分子卻沒有發起具備歷史感的文化運動，通過精神的創造，讓台灣曾經的屬於英雄的百年苦難，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詩，從而創建出台灣人心靈的祖國。為爭取自由而承受的苦難，是一個族群比黃金更寶貴的財富，但是，苦難只有通過文化的歷程獲得精神價值的形式，才可能成為不朽的族群之魂。令人痛惜之處就在於，台灣的百年苦難並沒有被知識分子用心靈之火和文化形式之錘，鑄成台灣的精神價值與國家意志，鑄成不朽的台灣之魂。
心靈的祖國是現實祖國的精神基礎；族群之魂是國家自由與獨立的文化原因。審視今日許多台灣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的心靈，我們看到的往往是物慾的豐饒和精神的貧困。這一顆顆無魂的心，正論證了台灣淪落為無魂之邦的原因。
堅硬的國家意志源自國家之魂；無魂之邦如何能應對中共鐵血強權的逼迫？難道台灣，這顆亞洲的自由之星，真要在命運大劫難中隕落？難道台灣的自由史詩真得將湮滅於歷史，隨時間一起朽敗為虛無？這屬於自由的悲劇，思之令鐵石之人都會痛斷肝腸；念之令鐵石之心都會黯然神傷。如果悲劇真得發生，則千年易過，台灣自由的遺恨難消。因為，那將是永久的悲哀，那將是不朽的痛苦。
二、台灣政治戰略選擇之第一策
——需要超越島國的大智慧
黑雲低垂，蒼穹如鐵鑄；一片死寂，大野似無邊墓地。身處流亡之地，對萬里外太平洋波濤中台灣自由命運的憂思，使我夜不能寢。於是，夜半而起，披襟當風，立於絕望之巔，卻仍願為台灣謀：思保台灣，存自由之戰略大策。
在中共鐵血強權前，台灣顯處弱勢。但對人類命運作縱橫觀，以弱勝強之例不絕於史，不勝枚舉。不過，以弱勝強者多數必仗恃充盈著大智慧之戰略。此類戰略雖然各依其所處具體歷史命運條件之不同而氣象萬千，但又至少具有下列共同素質：
其一，應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應。遭遇強敵，力戰可能大受損傷，所以，弱者之智在於，用謀略瓦解強敵開戰的條件，使之束手束腳，難下啟動戰爭之決心。
其二，應有變被動為主動的效應。強敵當前，弱者本就身處被動。如不能以進為退，以攻為守，變被動為主動，則勢必時時受迫，步步受窘，一退再退，只能最終敗亡。故弱者應對強敵，必思主客易勢之謀。
其三，應有以我之長，擊敵之短的效應。弱者對強敵，最忌全面出擊，處處應戰。強者百強，必有一弱；強者百長，必有一短。弱者百弱，必有一強；弱者百短，必有一長。故弱者必籌謀非對稱戰略，揚長避短，以我之一強，擊強敵之一弱；且要一擊而中，致敵於戰略絕境死地。
其四，要有化弱為強，化強為弱的效應。不戰而又削弱強敵，唯一之途在於用謀略分化強敵內部，以收營糧於敵之效。分化便意味著弱化，強敵因分化而弱化，便意味著弱者相對強化。所以，具備大智慧的謀略，必具有分化強敵之奇效。
謀劃勝敵之策，必先知敵，而後知己。此乃千古不移之理。所以，首先應對中共作戰略的分析。
中共敢於制定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根本上是以其受到巨大經濟能量輸血的軍事力量為後盾。如果沒有藏在背後的這隻軍事力量的鐵手，中共的統戰活動就不過是花拳繡腿，不足為慮。而且如前幾章所述，中共利用統戰活動，先期達到經濟統一和文化統一的目標後，在完成政治統一前的最後一刻，為今後易於實現對台灣的絕對政治控制，很可能採用突然的軍事占領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所以，軍事能力，或者說優勢戰爭能力，構成中共對台戰略的基點。
古有明訓，兵危戰凶。即便對於發動戰爭者，也蘊涵著大兇險。雖然極權專制之下，發動戰爭不需要徵得人民的同意，而是獨裁集團的特權，但是，極權政治總要用遮天蔽日的謊言，欺騙社會，為其戰爭構築謊言之上的「民意基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軍隊絕大部分成員源於民眾，必受民意和社會輿論重大影響，沒有 「民意基礎」，軍心動搖導致戰爭失敗，設甚至政治崩潰，都是很可能的後果。因此之故，古往今來之獨裁集團，都必先用欺騙宣傳，得到民眾的「支持」，才敢邁出戰爭的腳步。更何況，當今中共領導人胡錦濤之流，儘是靠背信棄義、阿諛逢迎而爬上權力高位的政客，全然沒有毛澤東那一代老共黨趟過血河，走進歷史的凶神惡煞之威。胡錦濤一類政客，雖野心如熾，但又怯懦如鼠；如果沒有通過欺騙宣傳構築的「民意基礎」，他們便寧肯老病而死於榻上，也不敢問戰爭之事。
就台灣問題而言，中共的所有欺騙宣傳都是圍繞「國家統一」這個核心概念展開的。其欺騙宣傳要達到三個直接目的，即首先激起十五億中國人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狂熱；其次，掩飾中共仇恨並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真實政治意圖；再次，以「內政」的名義，阻止國際社會幹預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和軍事行動。
中國普通民眾實際處於被徹底剝奪政治選擇權和思想言論自由權的政治奴隸地位。由於政治道德基礎的深刻危機，中共暴政越來越依靠國家暴力和國家謊言維持其存在。長期生活在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和無窮無盡的謊言之中，相當多中國人程度不同地生成變態的奴性人格。奴性表現為逆來順受，奴顏婢膝，任憑自己和國家的政治命運由中共權貴肆意撥弄；變態則表現為，政治與思想的長期壓抑下，卻又極端渴望受到中共政治奴隸主讚賞因而安全的情感瘋狂發泄。同時，由於謊言已成基本生存方式，所以中國人貌似瘋狂的激情也具有虛偽性——君不見中共駐南斯拉夫領館被炸後，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外抗議的人群如瘋如狂，但其中最狂熱的幾位學生領頭者，數月後卻又為中共獎賞他們去美國的留學機會，而設華奢之酒席，大宴親朋，泄露出視美國如天堂的真意。虛偽一至於此，其生命已成謊言。
中共當局有意把煽動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狂熱，設定為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發泄壓抑感的通道。所謂「狹隘民族利己主義」，是極端自私的物性貪慾的群體表現，是無視人類和其他族群權利與利益的黑暗意識，是中國十餘億政治奴隸用來治療其生命壓抑之痛的精神鴉片。中共的宣傳機器則把「國家統一」的概念，當作製造這種精神鴉片的最主要的原料。
事實上，即使中共極權政治控制了台灣，也絲毫無助於中國普通民眾改變其政治奴隸的地位；中共主導下的「國家統一」，只對強化極權有利，而極權的強化對普通民眾而言，只意味著將承受強權更加肆無忌憚的欺凌。然而，人之愚蠢有時甚於禽獸。禽獸憑本能尚能準確判斷生存利益之所在，而十餘億中國政治奴隸卻願意在中共的欺騙宣傳中，享受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精神快感。這是可悲的，但這是必須面對的冰冷的真實。
對中國大陸民眾政治覺醒的恐懼，促使中共當局用「國家統一」的概念，來掩蓋其消滅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本意。中國民眾儘管淪為政治奴隸，但其追求民主自由的良知並未泯滅。極權與人民的對立是必然的政治邏輯，踐踏基本人權是極權的天性；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運行二十餘年，社會財富和權利的兩極分化已臻極端，官民相仇，不共戴天，民間反抗，如火如荼。正是由於極端恐懼台灣民主的政治示範作用引發大陸的民主化浪潮，中共才決意儘快控制消滅台灣的民主體制。當然，中共會千方百計把其真實的政治意圖深深地埋藏在「國家統一」的概念之下。因為，一旦暴露了真實的政治意圖，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意志便在大陸民眾心中徹底喪失合法性。
通過上述審視可以發現，中共的強大之處在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其軟弱之處則在極權政治以人民為敵的本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道德的缺失。正是出於掩飾其弱點的需要，中共才不得不借諸「國家統一」的概念作謊言的核心，煽動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隱藏真實的政治意圖，為其解決台灣問題製造政治道德基礎。如果這個虛假的政治道德基礎崩潰了，中共對台灣的整個戰略也就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返觀台灣，同中共相比，軍事和經濟的物質能力處於弱勢，但政治道德基礎卻極其強大——台灣現在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由於符合人類的自由天性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潮流，而擁有強大的精神能量。對於單純的自然歷史而言，物質的邏輯是主導者。然而，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意志史，因此，對於人類的歷史而言，精神能量如果運用得當，便能夠起到舉足輕重，主導命運的作用。
面對中共鐵血強權以軍事入侵為後盾的政治逼迫，為「扼住命運的咽喉」，台灣要想不戰而屈人之兵，只有以己精神能量之長，反制中共之弱點，一舉擊潰中共動用武力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以上述考慮為前提，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可以簡單明確地表述如下：
宣示願用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的立國之本，和平統一中國大陸；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制為前提統一的程序起步之時。
台灣的戰略選擇第一策雖只短短兩句話，卻是大智慧的結晶，蘊含著足以挽狂瀾於即倒，制強敵於戰爭未起之前的策略能力。如若不信，且聽我將其效應歷數如下：
其一，「國家統一」是中共享謊言為其製造「政治道德」基礎的唯一支點，也是中共迎合狹隘的民族利己主義，用武力或統戰方式控制台灣的唯一理由，因而構成中共戰略主動性的起點和歸宿。如果台灣也有魄力宣布用台灣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統一大陸，那麼，不僅可使中共犯台的政治道德基礎消弭於無形，而且中共的戰略主動性也將完全喪失，同時台灣則取得了戰略主動性。
台灣之所以能在戰略上變被動為主動，主要並不是由於提出 「統一」，而是因為提出用自由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這些構成台灣立國之本的價值原則，統一中國大陸。眾所周知，中共的統一模式是所謂「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模式中隱含著大陸永遠只能實行中共極權專制，大陸人只配永遠作中共政治奴隸的黑暗意識。台灣的精神價值原則則表明，只有大陸人民從政治奴隸變為自由人，兩岸的統一才有可能性。一方確認自由，一方肯定專制，兩者在精神價值上的高下立分——台灣如偉岸高崖，中共似陰暗低谷。或有人會言曰，「中共不可能接受自由民主統一的倡議。」此話不錯，中共絕不可能主動放棄專制特權，自願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只能通過人民舉行如前蘇聯那樣的全民大起義得到實現。不過，正因為中共沒有可能接受自由民主原則下的統一，中共和台灣雙方才會攻守易勢，主動與被動換位。
其二，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有撲滅中共煽動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揭露中國讎視自由民主的真相之效。以台灣的自由民主統一中國，意味著中國十五億大陸人將一勞永逸地擺脫中共政治奴隸的屈辱地位，獲得政治上的大解放。這種自由的召喚將像一次政治外科手術，將「中國」的概念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以摧殘中國民眾基本人權為存在前提的中共權貴階層，一部分是對中共極權專制厭惡至極的廣大普通民眾。我相信，來自台灣的自由召喚，將比中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利己主義的謊言更有精神吸引力。只要台灣的戰略決策能做到使台灣面對的「中國「概念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分化成為根本利益尖銳對立的中共官僚集團和中國普通民眾兩個部分，台灣就不僅安全了，同時也會化弱為強——安全在於，中共喪失煽動仇恨台灣的狹隘民族主義狂熱的能力，也就同時喪失了發動對台戰爭的「民意基礎」，顯而易見，沒有受到武力侵犯之虞，台灣的安全就獲得基本保障；化弱為強則在於，中國大陸十五億人中的絕大多數，會在自由民主的意義上成為台灣的同盟軍，成為威脅台灣自由的中共暴政的共同敵人。從主動被動易勢，再到強弱的轉化，台灣已可立於不敗之地。
其三，台灣宣示大陸民主化實現之日，就是兩岸以聯邦制為前提的統一程序開始之時，本質上為台灣人民在統一和獨立問題上實現自決權，預留出足夠的政治空間。之所以能如此，關鍵在於「聯邦制」和「大陸民主化」兩個概念。按照現代法的精神，「聯邦制國家」乃是自由人民的自願組合，由此，各地區、各民族的人民通過政治自決權所作的選擇，是聯邦國家產生的必然前提。所以，台灣在是否加入聯邦的問題上完全擁有自決權——沒有各地區、各民族的自決權，就沒有聯邦制國家。另外，大陸一旦民主化之後，也就不再會有法治精神之外的政治強制，而尊重各地區和各民族的自決權，是大陸民主化的題中之意；一個自由的人民自願組成的聯邦才有生命力，也才符合正義的原則。
其四，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還可以造成一個時期之內兩岸和平局面，相對符合台灣民眾保持兩岸現狀穩定的普遍願望。理由在於，台灣宣示自由民主原則為統一的政治基礎之後，問題的焦點便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還是極權專制之爭。中共不可能為「統一」而民主，它的政治目的是通過統一消滅民主，同時，它又喪失了以「統一」之名發動對台戰陣的藉口。如此一來，形格勢禁，「統一」便變成了一個懸案。這樣就為台灣重建堅硬的國家意志和足以自衛的國家實力贏得了時間。
其五，雖然人類世界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實施弱肉強食的叢林原則，但是，實力在國際關係中的運用，卻又往往要以多數國家普遍接受的道義原則為前導。當台灣與中共的爭議的焦點由「統一」，轉為自由民主和極權專制之爭後，相信國際輿論不會站在中共一邊。這既有利於台灣抗擊中共壓縮台灣國際生存空間的陰謀，擴大台灣在國際政治中的迴旋餘地，也有利於贏得更廣發的國際同情和支持，壓縮中共發動台海戰爭的國際政治空間。
綜上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的靈魂在於，以台灣精神領域的優勢為基點，運用國策宣示的方式，對中共主動出擊反制，剝奪中共對台戰略的政治道德基礎，剝奪中共利用狹隘民族主義的理論能力，摧毀中共發動對台灣戰爭的「民意基礎」，從而達到不戰而屈強敵之兵的目標。
歷數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之煌煌效應，不知不覺間已是朝霞漫空。然而，在我思想的視野間，台灣命運的漫漫長夜依然沒有被晨光劃破。只因為我突然意識到，蘊涵巨大精神能量的國策必要有超越島國的大智慧者，才能理解並實施之。可是，今日之台灣，何處才能找到以人類萬年歷史為基點，以亞洲大陸為背景，籌謀台灣前途與命運的大智慧者？！民進黨政治關注的目光超不出台灣的海岸線，缺乏在更廣闊的政治範疇內作出決策的胸懷與能力。國民黨權貴已如衰朽老翁，早就喪失進取的政治意志與豪情，只思通過投向中共強權，得卑微之平安，可恥之富貴，以度殘生。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一策縱有回天之力，其奈無大智慧者何？投筆四顧，心思茫然；掩卷太息，只能將智慧之大策，束之於高閣。
當此神疲心倦之際，為免誤解，保我動機之凈潔，願解釋如下：
我籌思此策，絕非欲將中國民主化之責任轉嫁於台灣。眾多中國大陸異議人士，以及混跡於中國海外民運中的小政客，常指責台灣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不力。在我看來，這種指責毫無道理，乃是小人之言。我曾多次在演講中公開說過，台灣人是靠自己的血淚充盈的努力贏得了自由與民主，中國人並沒有給台灣任何真正的支持，因此，台灣人沒有必須支持大陸民主運動的義務；大陸的民主化只能靠大陸人自己去爭取，沒有能力自己獲得自由，創建民主，而責怪別人支持不力者，本身就不配享有自由與民主。
上述立場是我不變的原則，特此再次重申，以表明我籌思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時，只以有利於台灣的命運與前途作為唯一參照系。
三、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
——需要決死戰的英雄情懷
落日熔金，紫雲漫空；大野之上，流光溢彩，長風浩蕩萬里，正是可令英雄沉醉的壯美之景。我端坐於危崖之巔，舉鐵杯，邀流霞縈繞之金日，與我一起痛飲烈酒。一時之間，心動如戰鼓雷鳴，萬里之外台灣的自由命運又入我胸懷。
古往今來，以弱制強，無非大智大勇二途。如前所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一策為大智慧之策，志在以大智制強敵，不戰而將劫難消弭於無形。然而，大智之策需大智之人；無大智者，縱有大智之策，亦莫可如何。落日動人魂魄的魅力在於一個哲理的隱喻——英雄的生命意義只願在壯麗的死亡中達到輝煌的極致。既然大智不能用，便唯有求諸於大勇。當此落日之美所表述的英雄情懷，我願為台灣自由的命運再籌英勇悲壯之策。
台灣戰略選擇之第二策的原則可以用一言概括之：創建台灣共和國，作為台灣自由的政治象徵，作為自由的台灣人族群情感的歸宿；如果中共因此將戰爭加諸於台灣，便以自由之名，同中共強權決生死之戰。
根據以上概括表述，台灣戰略選擇第二策之魂，在於同兇險命運決死戰的大英勇。
回顧人類歷史，創國立邦，常是需要用英雄的生命作血祭的重大事件。
建國大事如要成功，必須以精確縝密的籌謀和艱苦卓絕的努力為基礎。莽撞囂張，不謀而動，不思而行，乃匹夫之勇；謀定而後動，有踏平萬里艱難之能力者，方為英雄。就台灣共和國的創建而言，定然應當是由正名、制憲、強國、宣示、決戰諸範疇有機構成的系統工程。下面，請容我一一分析上列諸範疇的主要內涵。
第一範疇曰「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故台灣建國之大事業，必自正名始。迄今所見為台灣建國正名者，多關注於對人民自決權原則的一般性闡示，而鮮有以台灣的歷史命運為基礎進行的論證。歌德有名言：「理論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樹常青。」我則願言之曰：「僅有一般理論原則的論證是蒼白的，唯有從具體的生活歷程中提煉出來的理論，才可能感動世界，說服命運。」僅停留在一般性表述人民自決權的程度上，不能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足夠的理論基礎。台灣獨立的合理性更深刻地根植於歷史強加給台灣的不公正的命運；根植於台灣堅守自由的需要——屬於台灣的自由，是台灣英烈之士的血海淚滔的結晶，是台灣寶貴至極的財富。
百年之前，清帝國敗於日本，台灣被當作戰爭賠償，割給日本。割讓之時，清帝國的重臣竟把寶島台灣描繪為天厭神棄的不毛之地，以為其喪權辱國之敗粉飾。台灣獨立建國的意志，最初就崛起於作為日本殖民地的艱難時期——獨立是因為清帝國背棄了台灣；獨立是為了擺脫殖民地的命運。
二戰之後，戰勝的強國又把台灣作為戰利品，獎還給「中華民國」。然而，台灣獲得的卻不是自由，而是威權統治和戒嚴恐怖。蔣介石沒有用民主自由對抗中共極權的精神境界和政治能力，反而通過摧殘台灣的自由願望，證明國民黨也有某些同中共暴政相似的政治基因。在此情況下再度崛起的台灣獨立意志，超越了最初只為擺脫日本殖民地命運的民族精神的界限，而與爭取人的自由，這項人類的普世價值融為一體。鄭南榕點燃自己，用化為烈焰的生命宣示了台灣人對自由的熱戀，逼使威權步步退讓，終至一潰千里。台灣的自由由此實現。
然而，台灣命運多桀。值此之時，中共暴政又感到台灣自由民主對其極權專制構成價值威脅，要通過「統一」，讓極權專制以中央政府的權威，凌駕於自由的台灣之上，從而使自由的台灣成為中共極權政治的籠中之鳥，釜中之魚。這種反自由的「統一」，恰為台灣獨立建國提供了合理性的論證。
從當初被割讓，到後來被光復，再到今日中共極權要「統一」，從來沒有誰費心稍微徵求一下台灣人對自己前途的願望；都是台灣之外的強權在擅自決定台灣的命運。現在，又有一種觀念曰：「台灣的命運要由中國所有公民共同決定。」這種觀念出自中共暴政御用文人，一些海外民運垃圾也頻於鼓譟。何謂公民？中國現在有公民嗎？簡言之，公民者，擁有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的普通民眾。公法權能的核心是政治選擇權，即通過公正、公平、自由、定期的選舉，決定政府權力的歸屬。這這個意義上，中國人全都被剝奪了政治選擇權，都是公法上之權利能力缺失的政治奴隸，所以，中國無公民。政治奴隸連自己的命運都掌握不了，還想要決定台灣的命運，自由人的前途，豈非咄咄怪事。中國大陸十五億人早已淪為中共暴政，一個文化精神上的外來政權的卑微的政治奴隸，卻又希望自由的台灣也淪為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真是荒謬狂悖莫此為甚；陰暗寡毒莫此為甚。
歷史告訴人們，自清帝國背叛台灣，棄之如敝履之日起，中國就喪失了不允許台灣獨立建國的道德權利和法律權利；現實告訴人們，當中共 暴政，一個把中國變成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理論的政治文化殖民地的外來極權專制，要用統一的名義，控制消滅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時，台灣獨立建國就構成人類追求自由的生命史詩中動人的一篇。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的第二個範疇曰「制憲」。在此，不能把制憲的概念僅僅理解為起草並公決通過憲法的法律程序。作為獨立建國事業最重要範疇之一的制憲，應當被理解為創建獨立國家意志的全社會性的文化運動。通過浩蕩的文化運動，讓獨立建國的意志成為精神凝聚力的政治象徵；成為一切認同台灣命運共同體的人們的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從這次文化運動中最終湧現出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至少應當具備兩項素質：其一，小邦立國，首當自信。因此，其憲法應當以該國的命運挑戰為基礎，對自由和正義作出法律理解，而不應當是對其它國家憲法的模仿抄襲；這種具備自己命運特徵的憲法，不僅會同國家對法治的實際需要緊密契合，有效發揮作用，而且是國家自信的最高法律表現——國家有自信，人民才有自信。其二，弱邦立國，更要有強大的精神能力。所以，其憲法要具備超越自己國家的命運，關注整個人類命運和世界前途的精神能力；要對人類數百年來推進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事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出法律總結，並以此為基礎提出具有現實性和前瞻性的憲法原則，應對人類現在面臨的種種社會危機。關注人類的命運，是一項重要的精神能力；喪失了這種能力，強國會變弱，獲得這種能力，弱國就會由於對人類的關注，而受到人類的關注；當弱國對人類的憲政立法思想和實踐作出不可取代的貢獻之時，她就成為一個強國——強在精神，強在意志。
日前聽到看到一些關於台灣憲法的思想和文稿。這些思想和文稿均不具備上述兩項素質：或刻意模仿他國憲法，雖然模仿惟妙惟肖，卻缺乏應對自身命運的具體挑戰的能力；或極力抄襲歷史經驗，雖然因此獲得歷史感，但卻缺乏應對當代人類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危機的意識和能力——模仿是猴子的事，人應當永遠以創造性思維回顧歷史，走向未來。以上不揣粗鄙，為抒一孔之見，借用剴切魯直之言，對相關人士若有冒犯，尚請見諒。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三範疇曰「強國」。台灣獨立建國，必有來自中共暴政的戰爭。對此不可稍存僥倖之心。因此，強國是獨立建國的題中之意。為達強國之目的，固然要在政治、經濟、文化、國民教育、軍事各個領域全面推行強國之術，但為應對迫在眉睫的戰爭危險，應當首重經濟和軍事兩個領域內的強國規劃。
經濟強國應當借當年扶搖直上，成為亞洲四龍之一的經驗，實施以我為主，全面向世界開放，克服一切必須克服的困難，承受一切必須承受的艱難，建立多元化的對外經濟關係模式，儘快改變馬英九政府全面依賴中共的自殺性經濟方略。
軍事領域早有明訓：弱國欲迎戰強國，並戰而勝之，唯有一途，即運用超常思維，發展不對稱戰爭能力。現代科技的長足進步，又為弱小之國發展足以一擊制強敵於絕境的不對稱戰爭能力，創造出充分的空間。以色列以數百萬人敵十餘億人的阿拉伯諸國，現已立於不敗不亡之地。蓋因以色列具備了令強敵望而生畏的戰爭能力——潛在的核作戰能力。當然，台灣也不必盡學以色列的自存方式，而可以依據自己的條件，尋找發展不對稱作戰能力的切入點。
台灣獨立建國系統工程之第四範疇為「宣示」。所謂宣示，即向歷史和未來，向中共暴政和國際社會，公開宣告台灣共和國成立。
弱小之邦臨強敵而建國，必取強勢之態度。無論強敵如何反應，也無論國際社會一時是否承認，只要台灣人民自己決意建國，台灣共和國就會成為任何其它人的意志都不可能抹去的政治存在。在宣布建國的艱難兇險的時刻， 台灣必須傲視天下，有我無敵，有我無人。
在正名、制憲、強國之後，宣告建國，毫無疑問要選擇最有利的時機。然而何時最為有利，殊難權衡。諸多歷史事實表明，最果斷選擇的時機，就是最好的時機。因為，命運也尊敬勇敢的人，而蔑視懦夫。
台灣的建國宣告應以自由為最高價值；自由要成為台灣獨立之魂。如果僅以族群利益為基礎，放棄自由的最高價值，台灣獨立建國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就凋殘了感動歷史，說服人類的精神魅力。
關於「台灣已事實獨立，無須再宣布」之說，有投機取巧之心機，無果決堅定之意志，實不足法。對於此點，在前面已有論及，不再贅述。我於哲思之時，曾寫道：「在現象的世界裡，表述就是一切。沒有表述，就沒有現象；沒有表述，就沒有存在。」同理，宣告是台灣獨立建國的正式表述，因而是必作之事。不宣告，命運不會把打開歷史之門的金鑰匙交給台灣共和國；沒有宣告，獨立建國就永遠只是台灣之夢，而沒有進入真實的歷史。
台灣獨立建國的最後範疇叫作「決戰」。這個範疇將成為悲壯的史詩；決戰的結局關係到台灣自由的生死存亡。
對台灣而言，應戰並決戰如洪水猛獸的中共強權，必要有甘泉關斯巴達三百勇士視大敵如無物之氣勢，必要有郁州山海島田橫五百義士視死如歸之膽魄。台灣獨立建國本就是一需要英雄情懷的戰略選擇。大勇之中出大智慧，決死意志中出生路，血戰中方可尋得機遇。只要敢於破釜沉舟，著白衣抬鐵棺，作決死之戰，勝敗尚在未定之數；中共暴政雖氣壯如牛，卻也不過色厲內荏，有致命之弱點。關於此點，請待我在下章詳述。
思想台灣獨立建國之策，不禁逸興飛揚，蓋因此乃屬於英雄之策。想陳水扁執政八年之時，民進黨如能以獨立建國為神聖事業，胼手胝足，臥薪嘗膽，艱苦卓絕，全面推進強國之術，經四年生聚，四年教訓，當可為台灣的獨立自由奠定強大的國家基礎。只可惜陳水扁無勾踐之志，民進黨亦少古越國之志。光陰如箭，時間如燼，八年虛度，一事無成。時勢本想造英雄，無奈陳水扁不愛邦國，愛私家；不思強國，戀金錢。此乃台灣之大悲。
四、簡要結論
台灣之絕望，首在國家意志枯萎，本土精神價值未立，民眾自信喪失。在此情況下，官員怕死貪財，文人物慾薰心，軍士戰志不堅，百姓茍且偷安。無魂之邦驟臨大劫難，又豈能不令人絕望。
台灣之絕望還在於無大智慧之士，行大智慧之策。宣示以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實施和平統一，乃大智慧之策，當可剝奪中共武力犯台的全部政治道德基礎、大陸民意基礎和國際輿論基礎，從而銷強敵之利劍於無聲，彌大戰之禍於無形。只可惜這是一個庸人都很自信，智者銷行匿蹤的時代。除了絕望還有何事可做？
台灣之絕望亦在世無英雄，行大勇敢之策。台灣獨立建國，以主權之盾捍衛自由，將成為人類自由史上的悲愴而壯麗的詩篇。雖說獨立建國意味著同中共腐敗強權作鐵血之戰，但自由仍然有獲勝的機會——中共強權的深度政治腐敗，可能會把機會交給浴血奮戰的台灣。有一個真理如是說：「命運只 被英雄的血感動，而不屑於被庸人的淚說服。」但是，不屬於智者的時代，也不屬於英雄。
中共暴政外部相逼，統戰的溫情脈脈的面紗之後，滅絕台灣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陰謀，如霜刀雪劍，寒氣可裂虎骨；國民黨權貴內部蠧蛀，兩岸「和諧雙贏」 的花言巧語之下，出賣台灣自由以求家族榮華富貴之意，如蛇蠍之心，其毒可蝕鐵石。以無魂、無智、無勇之邦，臨內憂外患之境，怎免絕望之嘆。
但是，我仍願佇立於絕望之巔，縱目歷史天際，去尋找台灣的希望。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台灣，這方養育出自由聖徒鄭南榕的水土，一定會擊碎絕望；台灣，這片養育出大智大勇者鄭南榕的山河，一定會在踏碎萬里絕望之後，走向希望。否則，太陽都應當為不公正的命運而永遠沉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