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劉曉波的分歧是原則分歧
三妹再說說：
只要有人一批駁劉曉波，無敵派就哀鳴：「民運內鬥何時了!」無敵和有敵兩派本來就不在一窩裡，何言「內」？這是原則性分歧，而今無敵派還在誤導民眾，我們只好繼續說明真相。
文章《劉曉波是中國理性反對派的光輝旗幟》是秦永敏最近寫的一篇誤導民眾的無敵濫言。他用「偉光正」思維把自己的一廂情願「無敵和解」的死胡同方針說成「能夠獲得絕大部分中國人的認同」和「中國的唯一選擇」；把劉曉波說成「光輝旗幟」、 「三感召」；這類頂峰語彙與林彪的「三忠於，四無限」確有一比。
他們一面對劉曉波進行鋪天蓋地的頂峰吹捧，一面又矛盾地以「人無完人」這類一概而論的話來遮掩劉曉波的敗類行為。試問，能夠「三感召」的「光輝旗幟」怎麼又不是 「賢人」了？這些無敵濫言總是含含糊糊、躲躲閃閃，躲避讀者最關心的兩個關鍵問題：一，為什麼劉曉波利用國際講台大篇幅美化中共欺騙性的東西？二，為什麼劉曉波明知道中共對他特殊照顧，卻故意把中共的假戲作為正面東西在國際講台加以肯定和讚揚？
對正常的爭論，秦永敏不該像共產黨那麼緊張，把什麼都看成「你死我活的鬥爭」。劉曉波二十年來對民運的破壞可謂最大，他造成的負面影響也最大，大到把國際社會、諾委會都騙了，這使我們清楚地看到，民運敗類非他莫屬。
為了這些原則性分歧，下面再群發我的一篇相關文章。
點評《 開放雜誌 》專刊， 再論原則性分歧
——對劉曉波們諸多觀點的討論
三妹
《開放》雜誌二0一0年十一月號收集了二十個作者回憶劉曉波的文章並彙編成專刊，九十幾頁的雜誌有七十多頁是專門推捧劉曉波的，可謂達到頂峰。這些作者的一些觀點值得討論，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受到巨大爭議的最令人關注時期，討論這些觀點更具現實意義。
（一）
首先，《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寫的《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開放雜誌聲明》中把劉曉波說成「不愧為中國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 。金鐘的這個評價完全無視劉曉波粉飾中共人權記錄的事實，也無視劉曉波處於中國重要人權運動之外的事實：二00四年到二00六年中國發生前所未有的最重要的維權運動，劉曉波始終站在這場運動之外。這場重要的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是高智晟，劉曉波只是個旁觀者。
此外，金鐘把劉曉波參與的《零八憲章》說成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文件，是構建未來民主中國的藍圖」 。在我們看來，《零八憲章》毫無新意，脫離中國民主運動的實際，且起到緩和中國人民對中共政權的抗爭力度，使中共政權更加背離它曾對世界所做的人權承諾。
更有甚者，《零八憲章》把中共當前惡劣的人權狀況說成有了根本性進步。它把中共統治分成毛澤東時代和經濟改革時代，它狠批毛澤東時代踐踏人權，同時肯定經濟改革後中共的「人權進步」，認為中共從毛澤東時代的拒絕人權到改革開放後的接受人權，人權達到改善。它的這個判斷與中國人權現狀完全不符，因為，達十年之久的中共對法輪功群體的迫害和屠殺仍在繼續，《零八憲章》對此故意視而不見。《零八憲章》還無視現今腐敗透頂的中共利益集團與人民尖銳對立的實際狀況，迴避中共執政六十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和帶給中國人民的史無前例的災難。它以諫言規勸的方式企圖使中共自行轉變為民主政黨，寄希望於中共極權的自我改良。
劉曉波們一直把《零八憲章》說成是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事實上，《七七憲章》直指捷克共產黨政府踐踏人權，明確要求政府履行它對1975年所簽署的歐安會協議所承擔的義務：改善國內人權狀況，保障公民基本人權。《七七憲章》形成了捷克社會以及東歐共產黨國家集團中旗幟鮮明的反對運動。而《零八憲章》則不顧事實地肯定中國人權狀況改善，以大量篇幅重複中國現有憲法中已有的條文，希望中共自我改良去履行它在人權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承諾。《零八憲章》對中國人民的反對運動起到誤導作用，而金鐘說的：「《零八憲章》啟動的公民運動，必將滾滾向前……」，只不過是黨文化式的煽情而已。
金鐘的這個聲明結尾刻意強調了合作派對中共的期望，他說：「我們願藉此機會，呼籲中共體制內人士，切莫錯過中國歷史性民主轉型的大好時機，作出你們特有的貢獻。深刻反省六十年誤國害民的教訓，看到 『非改不可』的形勢，也看到改革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成熟。」
金鐘熱切地期盼現體制內像彭德懷、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智者」 「挺身而出」去改造腐敗透頂的共產黨。他說：「共產黨依然有脫胎換骨、幡然自新的空間。建立在小農意識上的中共，並非沒有可供效法的先例，彭德懷和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是在關鍵時刻，擺脫黨性束縛，挺身而出的智者。請記住捷克《七七憲章》成員杜布切克的名言『你可以摧毀花朵，卻無法阻止春天。」
遺憾的是，金鐘提到的這四個人沒有一個是擺脫黨性束縛的。彭德懷的萬言書和劉少奇七千人大會的講話只是共產黨內的不同意見而已；胡耀邦被黨內老人用非正常手段趕下台後痛哭流涕，傷心病倒不幸去世，連為自己申辯都還沒來得及，更不要說表達不同意見；趙紫陽是共產黨歷史上唯一一個拒絕寫檢討承認錯誤的共產黨員，但他也只是到晚年才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中共的極權制度有所認識，並認為民主制度才是世界大潮，可是他並沒有表示與黨公開決裂。金鐘、辛子陵、劉曉波們，以投機方式把賭注押在所謂黨內「智者」身上，認為唯有此，共產黨才能得救，才能由得救的共產黨搞民主。這就是「合作派」和「救黨派」對中國民主的「追求」 和「奮鬥」之路。
（二）
萬潤南在此專刊文章中的第四節「率君子絕食，功德無量」對劉曉波二十年前的絕食行動給以高度評價；此專刊發表的《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對吾爾開希的專訪，也對此給以正面評價，吾爾開希也說到「劉曉波發起絕食是為了取得廣場發言權，……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此專刊中的另一位作者梁慕嫻也對劉曉波的絕食給以同樣的新解釋。
我們不妨回頭去看一看歷史，看看劉曉波絕食是為了取得發言權說服學生撤離現場呢？還是為了掀起以他為中心的學運高潮？其實只要稍微參考一下劉曉波自己的描述就足以證實他絕食的真實想法。
劉曉波發起絕食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僅在中共屠殺的兩天前，北京實行戒嚴的十二天後。六月二日前廣場的真實情況是：五月十三日發起的絕食在五月十九日晚改為靜坐。五月二十日宣布戒嚴那天激起學生異常激烈的情緒，但是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教師紛紛到廣場去勸說學生退出廣場，勸說工作做得非常成功，到五月二十五日時，家在北京的學生基本上都退出了廣場。這個情況在劉曉波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有所描述，他寫到：「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我基本上離開了廣場，只是偶爾去看看，呆幾個小時就走。廣場上的氣氛日漸冷清，圍觀的人已經寥寥，每個帳篷中只有一、兩個人。」（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75頁）「大概是五月二十八日下午，我去過廣場，只有紀念碑附近還有些人。（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84頁）」這才是劉曉波絕食的真實歷史背景。
劉曉波絕食的真實心願也在此書中有幾頁紙的詳細描述。其中最能說明他絕食心願的是這兩句：「我知道我將為不景氣的學運注入新的刺激，我們的絕食肯定會引起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關注，成為戒嚴令發布後的頭號新聞。絕食也許真能重新激起人們對學運的熱情，再一次掀起高潮。（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197頁）」同時，絕食四君子在絕食前一天接受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四個人的採訪談話都沒有講到吾爾開希現在所說的絕食理由。當天，劉曉波又向學生發表演說宣布第二天絕食，他也沒有提到這個理由，更沒有發表要學生撤出廣場的任何言論。
在此書的「發起絕食」一章中，劉曉波提到了「通過絕食獲得發言權」的幾個想法，一是想告訴政府白色恐怖是嚇不住人的，二是想結束知識分子只動口不動手的傳統，三是想把自己從芸芸眾生中分離出來，但他壓根兒沒說吾爾開希現在替他說的「他取得發言資格後，再動員學生撤離現場。」
真實的歷史是，在那種嚴峻形勢下，劉曉波沒有像其他的大學教師那樣去說服學生撤出天安門廣場、避免流血。相反，他卻發起絕食，吸引媒體的聚焦，把學生吸引回廣場，再一次掀起以他為中心的運動高潮。而且劉曉波發起的絕食引發的高潮竟高得出乎他的意料，他寫到：「在我和周舵討論絕食的細節時，在我與侯德健商量絕食宣言時，在我們四人接受記者的採訪時，在我們剛剛來到紀念碑上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次絕食會產生如此巨大的社會影響，會掀起如此廣泛而狂熱的社會動員。」
更能證明吾爾開希的話不是歷史事實的是，到六月四日凌晨兩點時，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的人和平撤離」，侯德健和高新也都同意撤離，四君子中唯有劉曉波提出了三個不撤的理由，堅決反對撤離廣場，儘管他最後不得不以少數服從多數同意其他三人的撤離意見（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223頁）。當年在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撤離的王蓉芬女士在聽到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氣憤地說：「劉曉波絕食是作秀，…… 劉曉波是歷史罪人。」
（三）
此刊中梁慕嫻女士的文章《劉曉波的內省歷程》認為「劉曉波先生的自我反省的能力是驚人的，難能可貴的。他在思想品格上超越自己的高度是無人能及的。」
其實，劉曉波公開的反省猶如 「雷鋒日記」，都是寫下來給人看的。「雷鋒日記」是共產黨造假，投機和虛偽的劉曉波是有樣學樣。胡平並不像梁慕嫻那樣高度評價劉曉波的反省，他在其最新文章《閱讀劉曉波》中為劉曉波反省不盡人意的地方解釋道：「反省並不可能擔保一下就達到正確，反省有可能導致偏頗，甚至導致荒謬。但反省的可貴在於它是一種不斷的過程，反省導致的偏頗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反省來糾正。惟有通過不斷的反省，才能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依照胡平的邏輯，劉曉波的擁護者當下對劉曉波不顧事實和令人肉麻的頂峰吹捧，只能對劉曉波下次的反省、懺悔和剖析幫倒忙，使他失去下一個自我反省「達到相對的全面和正確」的機會。
（四）
蘇曉康在為此專刊寫的《把激進煎熬成溫和》一開篇就問道：「從『中國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到『我沒有敵人』，此間距離多少，又如何丈量？」「劉曉波從『文化激進』而備受批評，又因『政治溫和』而同樣備受指責，受『兩面夾擊』如是者，在中國又曾有誰？」
蘇曉康的問題引發下面一連串的問題和思索：劉曉波期望共產黨自我改良的政治溫和觀點難道是二十年來到現在才「煎熬成」的嗎？他的無敵意識是現在才有的嗎？他二十年前全盤否定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的激烈，現在變溫和了嗎？他的「文化激進」和「政治溫和」是一回事嗎？
我們可以在劉曉波自己寫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找到頭兩個結論。其一，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前，劉曉波對中共漸進式改良的期盼與他現在的對中共的幻想一模一樣，他這樣寫了六四前的思考：「通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得到了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儘管它有種種致命的弱點，需要根本改造，但這將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中國的民主化和現在的改革還離不開共產黨自身的漸進式的改良，改革之舉就是改良。（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069頁）」其二，他二十年前對共產黨的無敵意識也和現在的一模一樣，他當初這樣寫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七日，我有感於對學生『五四』大遊行的失望，寫了一個呼籲， …… 共產黨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權利，『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是非民主的。我們不要求也沒有理由要求廢除共產黨和現行政權，只要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保障每一個民間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合法存在的權利。…… 中國的民主必須以消除『敵人意識』為前提，因為在一個民主政體，沒有敵人，只有不同利益集團的制衡。（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096頁）」
由此看來，劉曉波認為經過十年改革共產黨已經改惡從善了，於是乎，共產黨便「具有執政的合法性和民意基礎」了。他的「政治溫和」觀點並不是「煎熬」到今天才有的，《零八憲章》和《我沒有敵人》只是他二十年來錯誤判斷的繼續。而劉曉波當初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文化全盤否定的激烈觀點，我們也沒見到他現在有任何溫和的改變。更何況，劉曉波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激進和對共產黨的溫和是兩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議題，而蘇曉康卻把它們混為一談，是不知所云。
（五）
沙葉新先生在此專刊中發表了一篇題為《諾獎有眼曉波中狀元》的和稀泥文章。他認為中共對高智晟的酷刑和對劉曉波的優待，「原因多種多樣，不能一概而論」。還說： 「我相信，劉曉波並沒有撒謊，更沒有為中共監獄的黑暗塗脂抹粉。他說的是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
高智晟和劉曉波受到的不同待遇的原因再簡單不過，那是上面的指示。為什麼上面這樣指示，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高智晟是抗爭派的領軍人物，而劉曉波是合作派的代表人物。
至於 「真實情況」，共產黨為什麼不讓別的政治犯良心犯也說說他們「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為什麼只給劉曉波這種說「真實情況」的機會？而且我們也不難看出，劉曉波說這些「實話」既安全又實惠，因為這是他對中共給他特殊待遇的回報機會。當國人都對中共以言治罪抓捕劉曉波感到氣憤不平時，劉曉波不是著重抨擊中共人權和司法以言治罪的黑暗，也不是像翁山蘇姬那樣呼籲對其他政治犯同樣的善待，而是大篇幅地談 「他本人在獄中所遇到的真實情況」。對他這種投機的做法，我們倒底應該批評還是應該認同？
二十年前他在全國電視講話說他沒看見天安門廣場殺人也是「他本人所遇到的真實情況」。他知道中共當局安排他對全國說話的用意，他也知道中共把所有的見證人都排除在外的用意。中共把屠城的官兵，醫院當天值班搶救的醫護人員，木樨地、六部口運送死難者的目擊者，天安門廣場最後撤離的學生，六四難屬……全部排除在外，唯獨刻意採訪劉曉波一人達四十多分鐘之久，並在全國電視播放。在這種刻意安排下說的「實話」反映了真相嗎？劉曉波的這種「實話」難道不是中共騙局的一個重要部分嗎？誰都知道這個常識，只有在其他具代表性的證人都能夠像劉曉波一樣公開說「實話」時，劉曉波的「實話」才是描述真相的一個部分。否則，就是誤導視聽。
沙葉新先生在文中還說：「兩位上海朋友認為憲章的目的不是對抗，而是對話……，因此在內容上不應該針對權力機構太多，而應該著重針對公民社會，我同意兩位上海朋友的意見，……」
憲法是制衡政府權力和保障人民權利的法。只有先制定好制衡和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民法才能順理成章，因為一個國家的主要問題出在政府（民主政府也不例外）。《零八憲章》主要是討論制定憲法的憲章，它應該是站在人民立場針對政府，重心應放在如何限制政府的權力和保障人民的權利上。但是，《零八憲章》卻是站在中共的立場，正如劉曉波的摯友余杰所言，「它給當權者、甚至是雙手沾滿捐血的屠夫們亦留出了充足的『地步』，許多段落幾乎就是設身處地站在當權者的立場上考量問題。」從余杰到沙葉新和他的上海朋友的「意見」，我們就能看到《零八憲章》的出發點和動機出了問題。
（六）
被專刊稱為文化學者和思想家王康的文章《一位東方聖者的桂冠》以堆砌十幾句經典古句和類比多位世界聖賢的手法來吹捧劉曉波，可以和林彪的頂峰之言相比。《開放》編輯特別以黑體字黑框突出了一段最為迴腸盪氣的節選：「這是利瑪竇來華四百二十八年後，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鴉片戰爭以來，歐洲對亞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蘇冷戰、國共內戰、六四悲劇後，一九九一柏林圍牆倒塌二十餘年後，人類共識在中國的嘹亮的回聲。」王康還在文章末尾說「二0一0年諾貝爾和平獎指證了一個現代中國聖者的誕生」。
如果把話說過頭就成了笑話。諾貝爾和平獎沒那麼神，諾委會曾把和平獎授給貪污巨款達數億美元的恐怖主義頭子阿拉法特，還授給伊朗獨裁政權合作派代表人物希爾琳.艾芭迪（Shirin Ebadi），還授給剛上台執政尚無政績的美國總統歐巴馬，還授給平庸的美國前總統卡特，這些和平獎都備受非議。再說，劉曉波也不是聖人，他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多面人物。我們對他的人品如何，道德如何，不感興趣。我們僅對他，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在中國近代民主運動中的所作所為表示關注，並有義務向世人指出他曾對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的負面作用。既便他 「剖析」、「反省」自己，但他和中共合作的行為已經給中國的民主事業投下陰影。且不談諾委會授予他和平獎是一個錯誤，且說王康把劉曉波說成聖人，恕我直言，實在是在詛咒他。
（七）
鄭恩寵律師在此專刊中的文章沒有像王康那樣把劉曉波捧為東方聖者，像許多為劉曉波說話的人一樣，他說 「人無完人，劉曉波更不是聖人」。我理解說這話人的為難——他們知道劉曉波的毛病，又想推捧他，於是就用「人無完人」來搪塞。我們不是因為劉曉波有毛病才批評他，我們沒有興趣去討論劉曉波是不是完人和聖人的問題，我們討論的是與劉曉波的原則性分歧。
鄭恩寵律師還把民主制度下的多黨競爭與我們和劉曉波的原則性分歧混為一談，說什麼「當兩人在競選總統，落選者在第一時間用電話等方式向勝選者表示祝賀，這才是一個民主人士最基本的素養。」說這話的人沒有看到我們與劉曉波不是民主制度下的競選之爭，而是對中共認識的原則之爭，是要和中共和解共生還是要結束地球上最後一個共產極權制度之爭。用「競選」之說， 「賽球」之說和「內鬥」之說去比喻這些原則之爭，都是不得要領。我們不與劉曉波們競爭，也不與劉曉波們同路，談何「競爭」、「賽球」和「內鬥」？我們當然不會對諾委會的這個錯誤決定表示祝賀，不管劉曉波是否被推捧成「完人」還是「聖人」。
另外，鄭恩寵律師為劉曉波的「無敵論」進行辯護。他說：「成立一個黨就必須有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一批敵人，政治就是分清敵我——這是中共黨文化的特徵。」鄭恩寵的意思是，共產黨把一批又一批無辜的人民當成敵人，共產黨這樣做是錯的，所以反對共產黨的人不能學共產黨這種錯誤做法，也把共產黨當敵人。蔡詠梅的解釋與鄭恩寵大同小異。而胡平將其解釋成，劉曉波的「無敵論」是出於大仁大愛之心，不把整他的個人當私敵。還有人解釋說，這才是劉曉波精神升華的結果，儘管他沒有經歷宗教徒的修煉過程，等等。
作為政治異見份子的政治人物劉曉波，說他沒有敵人並不是出於像宗教徒那樣的理念，他只不過是在利用宗教。他把宗教觀念帶進政治領域，就如同在刑事案件中，把個人的宗教理念與罪行辯證攪在一起，用饒恕宗教意義上的罪人的仁愛之心去取代司法的實施，取代對公正的捍衛。
而在中共眼裡，不管你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不管你是溫和的還是激進的，不管你是合作派還是抗爭派，不管你是無敵派還是有敵派，統統都被它視為敵對勢力，加以打壓。這跟你是否把共產黨當敵人毫不相干。說自己沒有敵人無非是想說自己是最為溫和的反對派，希望共產黨把自己視為在野派中的最佳合作人選。這就是劉曉波們自以為在玩政治的「高招」，這就是他們「合作派」和「無敵派」想說而不好意思說出來的用意，也就是說，他們比宋江還宋江。
（八）
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周舵在專刊文章中，對共產黨的派別有了新的劃分，他說：「共產黨不是鐵板一塊。據我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至少包括四個派別——狗屎派，餓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 他們（君子派）是想要用社會民主主義挽救共產黨，讓共產黨獲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餓狼派恰恰相反，是在聯手搞垮中共。」 周舵胡謅一把地列出這麼多派，卻對共產黨的基本特性一無所知：共產黨整體利益是一致的，他們在分享權力、瓜分利益、鎮壓人民、維護一黨專政和既得利益上從來都是抱成一團，不把矛盾外露，六十年來這塊鐵板從未破裂過。
我們認為，歷史從沒有發生過「合作派」幻想的先例——共產極權制度自我改良和平過渡到民主制度。腐敗邪惡到這般地步的中國共產黨更不可能自我改良。蘇聯和東歐的先例已經告訴我們：只有共產黨先垮台，才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
周舵則自有一番高論：「……整個社會腐敗到了骨髓。可是還有人大談什麼『只要推翻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民主馬上就能實現』——簡直就是痴人說夢！當今中國，一旦政權失效、社會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種極端主義勢力……，這不是什麼民主福音，只能是一場民族災難。…… 要想避免未來的社會大動盪，各界精英，君子必須儘早達成自由民主的目標及路徑的共識，盡力讓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處在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大家共同奮鬥，舍此別無出路！」
周舵幻想共產黨不下台民主就能實現，他還要趕緊把「各界精英君子」放到「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共同奮鬥」。不然，一旦共產黨政權被人民推翻或被狗屎派和餓狼派聯手搞垮，則壞人當道，就會有一場「民族災難」。好一派政治謀略家的氣派！試問，是你周舵把好人精英放到「各個領域的關鍵位置上」，還是你請黨內 「君子派」幫你實現這種安排，以避免你所擔心的那個「民族災難」的出現？說實在的，當今中國是壞人當道好人受氣的世道，完全不具備實現周舵政治藍圖的條件。周舵如此這般的想一招是一招，難道不是「痴人說夢」？
（九）
這二十個作者中，最反常變態雷人的當屬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廖天琪。她說她「為了窮踞錦州的曉波獲得殊榮，快樂得靈魂出竅，飄飄欲仙」。真不愧為筆會會長，用詞就是與眾不同。如果她像「思想家」王康那樣思想高遠到 「偉大民族三千年的囑託，百餘年的夙願……匯入這顆在宇宙中孤獨運行的藍色星球上千萬年的性靈之光」，她表現的一定是身負重任的肅穆莊嚴，而不是民運既得利益者的得意膚淺。
另外，這位多年混跡於大陸民運的廖天琪與劉曉波的其他捧將不同的是，她用罵對方來捍衛劉曉波的形象。她罵那些批評劉曉波的人是「人格分裂症」、「紅著眼睛，四處告洋狀」、「牛蛙鼓譟」。這位混吃民運飯的會長，混得連自由社會的自由聲音也不能接受，不愧為老會長劉曉波排斥異己之傳人。這位拿著美國納稅人 「洋錢」 的會長應該懂得一個起碼的道理：不要只對給錢的「洋」上司俯首貼耳，也要禁得起納稅人的批評。
（十）
蔡詠梅文章《浪子回頭金不換》用「浪子回頭」來形容劉曉波精神上的自我反省和脫胎換骨的轉變，令人捧腹。誰都知道，浪子回頭是指浪蕩墮落的敗家子回頭了。真不知劉曉波會對蔡詠梅的恭維作何感想。
蔡詠梅還在文章中借蘇俄式暴力革命的濫殺無辜來否定暴力革命，卻隻字不提美國獨立戰爭這個以暴力革命取得民主制度的典型案例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美國「獨立宣言」早就清楚地闡明，人民有推翻暴政的權利，包括以暴力的手段。
雖然中國人民也有暴力反抗的權利，但是中共國家機器極為龐大，中共政府極為無恥殘酷，致使中國人民完全處於被施暴的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既沒有人不顧現實地鼓動人民用暴力去和中共較量，也不存在人民「以暴易暴」的可能性。可笑的是，「合作派」明知道共產黨掌握著暴力機器並不斷地用暴力手段對付人民，他們卻一個勁兒地要老百姓不要用暴力。同樣可笑的是，共產黨一次次把人民當敵人整肅和迫害，「合作派」卻一個勁兒的說不要把共產黨當敵人。這種邏輯上的混亂起始於劉曉波，如今已在「合作派」內大行其道，儼然成為他們綱領性的語句，既可用來取悅於共產黨，又可用來嚇唬老百姓，並得意地認為這是他們探索民主之路得出的精髓。
（十一）
此專刊中陳破空撰文發表的幾個觀點也值得討論。他提出，對待劉曉波要像西方社會對待俘虜一樣有包容人性弱點的人道主義。
當年劉曉波在中共刻意安排下的的講話完全是他心知肚明的配合，事後他自己承認他的那次講話和認罪都未曾受到脅迫。他出獄後又寫書《末日倖存者獨白》以貌似懺悔和剖析自己的形式為自己以前與中共配合的行為辯解，堅持說自己說的是真話，並說「只有天性完整的孩子才一針見血地道破事實」。如果說我們可以原諒他電視講話的錯誤，那麼又如何原諒他出獄後寫書為自己辯解的出爾反爾？哪個是可以原諒的真實的劉曉波？他去年居然還在法庭發出《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公開粉飾中共監獄和美言中共惡劣的人權記錄，他的這篇講話顯然不是在壓力和脅迫下而發。他還想把這個陳述作為諾委會頒獎儀式上的發言稿。由此看來，他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需要原諒的地方。陳破空的人道主義豈不是自作多情？
陳破空在文章結尾批評反對劉曉波的人幫助了共產黨。他說：「來自反對派陣營的部分批評，其尖利程度，無形間已經置劉曉波於雙向受敵的境地。否定之否定，到達另一種肯定。中共對劉曉波的否定，部分人士對中共否定的劉曉波的否定，不經意地，反倒成了對中共行徑的肯定——至少有助於中共在這一事件上轉移視線，局部脫困。」
陳破空的這個悖論說法，無異於毛澤東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陳破空沒有看到，我們反對劉曉波與中共對劉曉波的批判截然不同。我們反對劉曉波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劉曉波和他的追隨者走的是與中共和解共生的對民主運動極其有害的死路——它從根本上緩解對中共的壓力，幫助中共延長其統治地位。把我們反對劉曉波的政治行為說成是與中共兩面夾擊，何等荒唐？！再者，我們反對劉曉波，既直指劉曉波的美言中共惡劣人權紀錄的要害，也直指中共嚴重踐踏人權的要害，這是中共最害怕的死穴。如果真如陳破空所言，我們是在幫助中共，為什麼中共不敢發表我們寫的任何一篇文章和我們反對諾委會頒予劉曉波和平獎的公開信？
在劉曉波的投機行為背後是否屬於性格缺陷、心態扭曲和人性弱點，我們毫無興趣。我們對如下情況表示憂慮：劉曉波給中國民主運動立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以多變投機的不當行為搞民運，使民主成了不講道德的投機者的招牌。
（十二）
最後，把我們和劉曉波為代表的合作派的主要分歧歸納如下：
一，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劉曉波們認為中共政權具有合法性，中共有自我改造的能力，可以與民主力量聯手共建民主制度，從而成為多黨制一員。我們認為，共產黨是與人民利益完全對立的、根本沒有自我改正能力的、腐敗透頂的政治集團，它不會摒棄一黨專政、也不會轉而建立民主制度。歷史早就已經證明，中共是個犯有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集團。
二， 關於「無敵論」。
當下，劉曉波的「無敵論」已經成了「合作派」的一面大旗，成了他們掛在嘴頭的綱領性的語句。劉曉波使用這句似乎很玄的話「我沒有敵人」，其實想表達的是，他反對把共產黨定為敵人，反對用暴力手段對付共產黨。也就是說，他要那些被共產黨視為敵人的人民不要去效仿共產黨去把共產黨視為敵人。
我們認為，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的說法對中國民主運動毫無價值，因為，這只是他用彎彎繞的方式向中共表示他才是最理性的溫和派，是中共可以合作的最佳人選。
政府把人民當敵人只是在共產極權國家出現的奇怪事情。民主國家政府絕不以民為敵，只在法律準繩的衡量下把人分成有罪和無罪兩類。在民主國家，完全不存在討論誰是誰的敵人的問題。而劉曉波對共產極權政府大談沒有敵人，只起到他為自己向極權政府示好的作用。
三， 劉曉波是什麼人？
「合作派」有人認為劉曉波是「人權運動的標誌性人物」，有人認為他是聖人，有人認為他不是聖人也不是完人，但都認為他對自己的懦弱、動搖進行了自我剖析和反省而升華為精神境界高尚、理念正確、對中國民運做出卓越貢獻的中國民主運動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實至名歸。
我們認為，劉曉波是一個多面的機會主義者。自他參與天安門運動以來，他的所作所為對中國民主運動起到的是負面作用。他不是專政制度的反對派，而是處於專制反對派運動和中共政權之間的中間狀態的合作派和投機派。既使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也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因此，劉曉波完全不值得我們追求中國民主大業的人士仿效和追隨。
四， 關於通向民主之路。
劉曉波合作派們認為，中共政權有其合法性，他們寄希望於黨內民主派、改革派、君子派，認為這些「智者」終將會在沉默數十年以後，在共產黨面臨極端危機時浮出水面，聽取並採納黨外「合作派」的諫言，在政治層面上改造中共，使其改頭換面變成民主執政黨，從而變成多黨制的民主制度。這就是他們所謂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手段取得民主的道路。
我們認為，合作派的這種和解共生之路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只能起到延長共產黨壽命，推遲民主到來的效果。中國共產黨已經犯下許多人類史上罕見的極其嚴重的歷史罪行，背上了無比沉重的歷史包袱。現政權非但沒有悔過之心，反而變本加厲瓜分國家財產，掠奪人民私產，成為一個不間斷地滋生犯罪分子的龐大的特權利益集團。它恐懼政治轉型，恐懼取得自由的人民對它清算，所以，穩固獨裁統治成為它凌駕於一切的政治目標。
因此，我們呼籲與中共不合作 ——不為中共說話，蔑視替中共說話的人；揭露中共踐踏人權的罪行，拒絕參與中共的一切迫害行為；不參加中共組織的任何活動；退出中共的一切組織；在網際網路和茶餘飯後等聚會場所調侃中共；以一切形式拒絕與中共的任何合作。我們相信，中共政權會在人們這些廣泛和持續的不合作行動中最終喪失權威，全面崩潰。這是以人民付出最小代價，達到取得民主制度的合理可行的途徑。
中國的民主大業需要全民的參與和追求，人民認識到中共極權的邪惡之日，就是中國民主的到來之時。讓我們為中國的民主大業共同努力吧。
三妹於芝加哥
二0一0年十二月十日清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