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共識網/以香港為基地的共識網，肩負中共「補屋」的政治使命。
在外人眼中，「紅色後代」是頗為幸福的一群人。但事實上，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家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
(除具體說明外，均為CFP和中新社供圖)
兩會開幕以來，每當有一位身材微胖、戴著少將肩章的中年男子，出現在北京國際飯店的時候，記者們總會迅速聚攏過來。毛新宇委員來了。
作為開國領袖毛澤東唯一的嫡孫，毛新宇每年的提案都格外引人注目。但與往年不同的是，這位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和戰略研究部副部長，2012年首次將提案視角從他的爺爺身上，轉向黨所面臨的一個嚴峻命題：反腐倡廉。
毛新宇說，他關注這個問題，既因為他是一名有近20年黨齡的老黨員，也是他作為領袖後代的責任：「在與腐敗的鬥爭中，毛澤東的廉潔自律、以身作則是一個重要因素，在主席的這些後代里，你能找出一個做官的、經商的嗎?為什麼沒有?就是老人家的垂範作用。」
在十八大即將到來，中央領導集體即將交棒之際，毛新宇只是眾多喜歡把家國命運聯繫在一起的「紅色後代」政協委員之一。
凌孜，葉劍英元帥的女兒。聊起如何化解貧富差距時，這位全國政協委員說，共產黨不能忘記了來時的路。「那時候拿著槍桿去鬧革命，為的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讓他們過上好生活。」
全國政協委員、維族政治家包爾漢的女兒伊麗蘇婭最痛心的社會現實，是底層民眾的上升渠道被堵塞。「改革雖不能操之過急，但我們也不能再等待了。」
這些「紅色後代」，祖父輩曾經排除萬難打下江山，他們自己也親歷過中國最壞的日子和最好的時光。他們身上的共同特徵，註定了他們對當下社會矛盾、改革爭論的體悟，比普通人來得特別。
「這個社會焦慮的，就是我們所焦慮的」
在外人眼中，因為有祖父輩們的恩澤，「紅色後代」應該算是社會上頗為幸福的一群人：衣食無憂，一般還有個一官半職。但事實卻是，他們的危機意識比誰都強烈。
全國政協委員、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曾海生，是革命家曾山的女兒。這些年裡，她的焦慮源於一系列代表性的社會事件，例如小悅悅事件，溫州動車追撞，蒙牛、雙匯等知名企業食品安全危機。
「我不知道什麼才是真的?發展的速度上去了，但發展的質量又如何?」在2012年提交的一份加強道德和誠信建設的提案中，曾海生如此慨嘆。
社會道德之所以淪喪，在曾海生看來，責任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過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憶，當年她在北大荒插隊，一個月22 塊錢就已經很滿足了，因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職工也不過30來塊。但現在一些國企老總年薪卻動輒上千萬。「同樣工作8小時，很多人會問，憑什麼你拿那麼多?」
大多數人沒有分到「蛋糕」，這亦是「老知青」伊麗蘇婭的觀察。「農家子弟的上升渠道正在被堵塞，一個大學生畢業之後留在北京，就開始蝸居，很多人不結婚，也沒房子，而且不敢要孩子。有了孩子，就會教育他，你不好好學習就去掃大街。」她有時會想，這是不是自己所經歷的那個《勞動最光榮》的國家?
所以，「紅色後代」們才有這樣一個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給了少數人，這不是跟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嗎?我們的改革還算成功嗎?
「28年的革命戰爭，祖父輩們哪個不是大浪淘沙活下來的。雖然後來在困難時期，工作上有失誤，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們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伊麗蘇婭說。
但現在，「紅色後代」眼中那個雖然窮，但沒什麼算計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這好比咱們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換一個人，是為了把家人的錢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種什麼樣情緒?」凌孜說，「那個時候，遍地都是雷鋒式的人，今天你打著燈籠滿世界找去。不是沒有，少之又少。」
(CFP 中新社/圖)
「不能忘記來時的路」
和所有普羅大眾的感受一樣，「紅色後代」們承認，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親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改革。
作為改革開放奠基人葉劍英元帥的女兒，凌孜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1979年改革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順應了民意。當時老百姓沒吃沒喝，工農業到了崩潰邊緣。
有一個細節，至今讓凌孜難以忘懷。廣東公安廳有次向葉劍英匯報：廣東目前出現逃港潮，深圳、珠海這些沿海村里剩的都是老弱病殘，能走的都走了。葉劍英聽了就流眼淚了。
「出來革命幾十年，現在一看，老百姓的生活比原來還慘，怎麼能不痛心呢?」凌孜回憶，當時父親沒有說要抓這些老百姓，知道他們逃港純粹為了生存。
強人推動，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動力，更來自整個社會。「當時感覺我們醒來就是早晨，看到其他國家的發展以後，我們就大有緊迫感。聽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口號，我們是發自內心地振奮。」伊麗蘇婭說。
如今，中國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對於改革的爭論如何處理，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從上一次改革中尋找經驗。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葉劍英提議召開一次預備會議。在這個後來被葉劍英稱為「黨內民主典範」的大會上，大家暢所欲言，指名道姓的批評都如實寫進了簡報。
「假如沒有那次預備會議統一思想，鄧小平也出不來。有問題都需要端出來，講出來大家就順了。」凌孜說，另外，執政黨有一個傳統，就是出了什麼問題，有個整頓鞏固提高的階段，現在最缺的是對過去30年的總結和反思。「哪些問題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彎路，究竟我們現在要改什麼?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全國政協委員、陶鑄之女陶斯亮認為，反腐是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從吏治開始。
醫生出身的陶斯亮，接受媒體採訪時打了一個比方：這就好比用幹細胞去治療癌症。「化療能殺死癌細胞，但也殺滅正常細胞。但給你種植幹細胞就不一樣，讓這個新生的健康的細胞來代替你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細胞，而不是同歸於盡。」
她提議，把競爭機制引入黨內幹部選拔，通過差額選舉保證每個幹部，都像幹細胞一樣，是優秀的，健康的，逐漸去替代那些「癌細胞」。
毛新宇說，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貪腐，就是因為老人家預見到會有糖衣炮彈的進攻。「老人家在七屆二中全會時就強調，進京趕考不能學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開國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這說明主席深知腐敗問題對黨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事實上，因為「文革」給「紅色後代」們留下了太深的陰影，不願意看到暴力革命，是他們對改革共同的守望。
「不能搞多黨制，也不能搞黨內的派別。」伊麗蘇婭說，沒有哪個西方國家，在還沒有完成現代化之前搞過一人一票選舉的，而且他們把民主的理念用到一些開發中國家，還沒有一個成功的，不是分裂就是戰亂。我們中國亂不得。
但她也表示，雖然不能操之過急，可我們也不能再等待。「到底是不是可以成立像香港廉政公署一樣的機構，司法審判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獨立空間，這個可以探討。」
建議向林書豪學習
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尚需時日，但有一個問題，在「紅色後代」們看來，可以立刻著手解決，那就是重建社會的道德誠信體系。而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最好是一把手可以先身體力行。
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設想：給每個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檔案，以此來約束大家，讓每個人都「知恥」。「官員應該比一般老百姓先行。」李小琳說，「你為人之師，你才能夠是領導，最起碼的德行都做不到，怎麼當官呢?」
凌孜建議，這一點可以向林書豪學習。作為一名籃球迷，凌孜覺得，這位美國NBA的新天王身上，有著與其他體育明星所沒有的氣質。「明顯是他扭轉了局面，他卻說這是球隊的功勞。連支持別的隊的球迷都為他鼓掌，可見他的親和力有多大。」凌孜說，有一句話叫上行下效，你做出來了，你不用說，下邊跟著就做了。
她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主席帶領一批中央領導去到十三陵水庫參加義務勞動，此後整個中國都掀起了一場義務勞動的熱潮。
正是得益於祖父輩們的言傳身教，「紅色後代」們都認為，這是他們許多人雖已不在高位，卻仍對這個國家抱有強烈責任感的原因。
曾海生說，自打小，父母就從來不會要求她應該做什麼，應該不做什麼。「退休之後，父親很喜歡在小院子裡種些東西，他喜歡帶著小草帽上房頂摘絲瓜。」曾海生說，父親的純真以及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影響了她一生。
「1935年，他單獨帶隊突出敵人圍剿，後來全打散了。剩下老爺子一個人，從江西一路走到上海找地下黨。但當時哪那麼容易找啊?你說這個人就那麼堅定，在那種情況下他都沒有任何想法。」
曾海生當了5年全國人大代表，5年全國政協委員。有些提案她反覆提了好多年。儘管結果不如預期，但她說，總有人要邁出這一步，「永遠沒人說，永遠得不到重視。」
在曾海生看來，重建誠信，得從公務員抓起，因為他們一旦失信於民，國家基礎和民族根基將坍塌。
賀龍的女兒賀捷生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對於黨內的高幹子弟，應更嚴格要求，「比如我們小時候，不能跟父母一起吃飯，自己吃食堂，父母吃得好一些。當然現在不一樣了，但有更嚴格管理的方式。」
如何不失信於民，除了繼承老一輩的革命傳統，一些「紅色後代」也覺得可以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經驗。
據凌孜說，中央黨校已經準備將《群書治要》引入課堂。這是一本由唐太宗李世民下令編輯的書，主要回溯了歷朝歷代執政的共同經驗和教訓。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這本書是一面鏡子。」凌孜說，唐太宗能創造貞觀之治，正是因為有魏徵這樣的大臣講負面的意見，皇上就是聽了難受但是愛聽。但崇禎就是被貪腐包圍了，看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後國家就壞了。
擴展閱讀：共識網的「補屋」的政治使命。
何清漣：危機意識與未來的政治藍圖
進入權力交接前夕，無論北京高層如何矯情鎮物，總還有些魚兒躍出水面。從其跳躍姿態可以看出水面下一些端倪。最近在以香港為基地的共識網上，一篇由該網負責人周志興親自采寫的「共識之途——採訪張木生」，是篇有點看頭的文章。
該採訪很長，關鍵的看點如下：一、「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怎樣把我們的國家從本來已經走錯的道路上拉回來一點」；二、對今上的指責，「確實有人這樣想，再有一年多就該交班了，下定決心，排除萬難，絕不作為，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三、十八大以後的改革藍圖。
引爆裝置在何處？
考慮到張木生與正回歸軍隊權力核心的劉源（劉少奇之子）聯手推出過一些文章，如劉源那篇讓人浮想聯翩的「為什麼要改造我們的歷史文化觀――讀張木生」，以及共識網的背景與其「補屋」的政治使命，這麼一篇特殊時期、由特殊網站採訪特殊人物的文章，其含義的多重性自不待言。不過我的興趣只在這篇文章對局勢的判斷與未來的政治構想。
這篇訪談認為」中國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一判斷比左派新左們意淫的「崛起論」清醒得多。但張木生將局勢之危殆比為「定時炸彈」卻不確切，因為「定時」意味可控，目前這「炸彈」不僅不可控，甚至沒人知道引爆裝置在何處，想拆除都無從下手。北京以往認為宗教組織，反對派異議人士，外部反華勢力都是「引爆裝置」，一直奉行將這些可能的反對勢力「扼殺於萌芽狀態之中」政策。但中東革命後發生在中國那真假難辨的茉莉花革命，卻連「引爆裝置」都找不到。所以，將中國比做一個不知道何時爆炸的巨型炸彈可能更合適，也因此，目前北京的擔憂已經變成 「2012年換屆之前情況失控」。
「炸藥」的各種成分
採訪中，張木生提到「我們現在是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這個炸彈里的「炸藥」到底是由哪些成分構成？
北京當局一直相信「麵包契約」的靈驗，認為中國人素質低，只要發展經濟，讓國人有口飯吃，就不會反抗。官員腐敗嚴重、貧富差距過大、司法不公、人權惡劣、環境生態惡化、癌症村遍布全國等等，都不會對政權構成滅頂之災。
問題在於，現在讓北京備受煎熬的是用來做「麵包」的食材已經遠遠不夠了。首先是導致金融系統危機的巨額債務問題。據央行《2010中國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透露，截至2010年年末，全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貸款總額約為14.4萬億元，保守估計也有近3萬億有違約風險。6月27日雲南省公路開發投資有限公司宣稱無法償還人民幣900億元的債務，算是地方政府賴債的多米諾骨牌當中的第一塊。
其次，北京如今陷在經濟蕭條與通貨膨脹的兩難抉擇之中。現在的緊縮導致中小企業缺乏流動性而大量破產，失業問題雪上加霜。但如果繼續依靠通脹刺激經濟，則百姓將因物價飈升而苦不堪言。另一個更麻煩的問題是經濟結構轉型尚未真正開始， 「世界工廠」的比較優勢已經不復存在，中國製造除了受到東南亞鄰國更廉價的產品的挑戰之外，甚至還受到美國生產的廉價筷子的挑戰。此外還有因房地產滯銷而陷入深度困難的地方財政。
面對不可避免下滑的經濟增速，北京深感惶恐。官民矛盾、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日益尖銳，泄憤型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一不留神，就會形成廣東增城那種事先毫無徵兆的大規模事件。
十八大後希望會從天而降？
中國政治高層目前是你吹你的嗩吶，我唱我的調。那邊廂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剛講過「五個不搞」，這邊廂總理溫家寶就在倫敦大唱民主頌（至於如何推行他倒是不操那份心）。作為黨政軍一把手的總書記胡錦濤對這兩位同僚南轅北轍的曲調是不批不駁不聞不問，「以不變應萬變」是他現在抱守的鐵律。
張木生在採訪中將希望完全寄托在十八大以後諸事更張。其改革思路主要是兩點：一是重塑合法性，實施民生工程「還債」，把國有資產國有存款變成解決民生的基金，解決社保基金，分給13億人，解決占人口70%的窮人的民生問題。所謂「唱紅掃黑」的「重慶模式」在張眼中也是重塑共產黨合法性的一種手段。二是在政治上實行黨內民主，模仿日本自民黨，黨內有派別，形成「內部制衡」——按第五代掌權者的門第閥閱，這種黨內有派別的「民主」有如清末皇族宗室的「宗社黨」之內的派別。至於人民的政治權利，這張藍圖里並沒有為之預留一席之地。也就是說，十八大之後，中國人能夠沐浴到的燦爛陽光，可能還沒有本·阿里執政突尼西亞時期那樣溫暖，因為本·阿里至少還讓民眾享有一定限度的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允許黨外的反對黨存在，也有形式上的全民選舉。
我當然很希望第五代能夠想出辦法引領中國走出困局。如果所有關於張木生與第五代領導群體成員關係的傳說是真的，他的這些想法大概就是第五代能夠想出來的「改革戰略」。有中東北非統治者「麵包契約」失靈的經驗在前，將未來中國改革的基調定於落實「麵包契約」與「黨內民主」這兩個基點上，我不認為是有效的應對危局之策。
（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