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舉國皆知的政治紅人，在時過境遷多年之後，以這樣一種方式「王者歸來」，吸引的眼球自然不在少數。可惜的是，熱議之餘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說清楚，那段「白卷英雄」的往事背後，藏匿著多少歷史秘辛。本期專題，即嘗試將這段歷史梳理出一個清晰的前因後果。
「白卷英雄」張鐵生背後的高層政治秘辛
時過境遷，張鐵生曾如此期許自己的後半生：「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學朋友比，我沒有一個方面是出色的。這些年拼命幹事業，絕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證明什麼，我只是想過普通人的日子」。但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想過普通人的日子」並不容易，因為張鐵生其實不是張鐵生，而只是一塊用來打人的「有稜有角的石頭」。
張鐵生渴望上大學，不「反智」，交的也不是「白卷」
張鐵生一夜成名，成為舉國皆知的「白卷英雄」，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的那篇《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可謂「居功至偉」。但現在回頭再去看這篇報導，看張鐵生寫在試卷背後的那封信，也就是所謂的「發人深省的答卷」，其中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無非是一個下鄉知青無奈荒廢了學業，又不甘放棄大學夢，所以希望「領導」能夠「照顧」一下自己而已。正如張鐵生自己所說：
「我所苦悶的是，幾小時的書面考試，可能將把我的入學資格取消。我也不再談些什麼，總覺得實在有說不出的感覺，我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這是我唯一強調的理由。」
所謂「我自幼的理想」，自然是大學夢無疑了。事實上，正因為有這樣的一個大學夢，張鐵生的信里沒有絲毫反智的意思，最後也沒有交「白卷」，其真實成績是語文38分，數學61分，理化6分。這個成績在當時，大概算是中等偏下。
毛遠新刪改了張鐵生的原信，將單純的「求照顧」扭曲成「階級路線鬥爭」
張鐵生在試卷背後寫信的目的，只是「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卻沒有想到，這封信最後卻到了當時掌權遼寧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的案頭。毛遠新修改了張鐵生的信，尤其是將信末「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這一關鍵內容刪除——刪除的目的，是為了改變了信的性質。張鐵生寫信的本意，是希望在升學時得到額外的關照；刪除之後，信就被解讀成向現行大學招生制度開炮。1976年《人民日報》轉發《遼寧日報》的文章《一個反革命的政治騙局——「四人幫」炮製作者這個假典型的調查》，披露了上述造假過程。
按照毛遠新的指示，《遼寧日報》7月19日以「編者按」的形式全文轉載了刪改過的「張鐵生之信」。「編者按」里說：張鐵生的這封信，「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隨後，《人民日報》迅速跟進，於8月10日刊登了前文提到的那篇《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並同樣用「編者按」的形式，將事情定性為階級路線鬥爭——「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思」。
江青讚譽張鐵生「是個英雄，敢反潮流」；毛遠新稱要拿張鐵生「這個石頭來打人」
《遼寧日報》和《人民日報》的編者案雖然將問題人為上升到了「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高度」，但並沒有將「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究竟是什麼徹底點明。不過可以參考毛遠新個人對這個問題的具體說法：「在今天，我們剛剛著手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計逼迫工農兵去適應舊的教育制度，這實在是大有資產階級反攻倒算之嫌」。毛遠新還說：「（張鐵生）是塊有稜有角的石頭，我要拿這個石頭來打人了。」
《人民日報》刊文之後，當時炙手可熱的《紅旗》雜誌轉載時也發表評論，說1973年新的大學招生制度（部分恢復文化考試）是「舊高考制度的復辟」，「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撲」；張春橋則稱之為「反攻倒算」；江青更稱讚張鐵生「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詳細]
毛遠新所謂的「我要拿這個石頭來打人了」，打的其實是周恩來和鄧小平
刪改「張鐵生之信」的內容，改變信的性質，將其解讀為向現行大學招生制度開炮，其目的，正如毛遠新自己所說，其實和路線鬥爭沒什麼關係，或者說路線鬥爭也只是幌子，而是為了「拿這個石頭來打人」。
打的是誰呢？毛遠新沒有明說，但這個問題其實很好回答：新的大學招生制度，是誰搞出來的，自然就是打誰——1973年4月3日，國務院批轉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該《意見》說：「堅持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的招生辦法」、「在群眾推薦，政審合格的基礎上，重視文化程度，保證入學學生具有初中畢業以上的實際文化程度。同時也要防止『分數掛帥』」——此一時期，周恩來是國務院總理；這一《意見》，則是在剛剛復職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的主持下出爐的。
江青讚譽張鐵生「敢於反潮流」的「潮流」，指的是周恩來推動的對「文革」的實際否定
毛遠新「拿這個石頭來打人」的「人」是具體的，其代表人物就是周恩來（也包括該年3月份剛剛成為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江青讚譽張鐵生「敢於反潮流」的「潮流」，自然也和周恩來有莫大關係。具體說來，就是指周恩來抓住林彪事件的契機，自1971年始，到1973年止，所極力推動「反左傾運動」，其內容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努力恢復經濟、恢復正常的政府運作；二是名義上不否定，但在實際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詳細]
這一對「文革」的否定，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鄧小平的復出——鄧小平曾被當作「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被打倒，1973年3月10日，在周恩來的一再努力下，鄧小平復出恢復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作為博弈的代價，「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復職的《決定》的當天，周恩來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請假，要求『病休」兩周」。這一博弈顯然非常成功，因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復出，很顯然意味著對「文革」的一種徹底否定。
人民日報刊文，將張鐵生捧成「反潮流英雄」
江青對張鐵生的讚譽，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197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刊文《反潮流精神——贊〈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將張鐵生正式捧上「反潮流英雄」的神壇。文章說：
「在舊思想、舊習慣勢力的面前，張鐵生同志採取的是什麼態度呢？這個下鄉鍛鍊已經五年、現在擔任著生產隊長的知識青年，採取的是反潮流的態度：對物理化學的試題交了『白卷』，並在試卷背面寫了『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最『發人深省』的是什麼呢？這就是：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戰士，都要有反潮流的精神，都要堅持反潮流的鬥爭。」
江青給張鐵生貼「反潮流英雄」標籤有深意，因為「反潮流」三字是毛澤東的自我評價
「反潮流英雄」的標籤被貼到張鐵生身上，不是一個偶然的決定，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因為「反潮流」這三個字，其實曾是是毛澤東的自我評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1949─1976）》記載，1970年廬山會議後，毛澤東在吳法憲的一則檢討下有過這樣的批示：
「什麼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於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詳細]毛澤東所謂「在廬山，我的態度就是一次反潮流」，與1973年黨內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其實高度一致，即：毛澤東站在了多數幹部的對立面。這也正是毛澤東說自己「反潮流」的原因。
「反潮流」獲得毛澤東支持後，被強行加入到了周恩來的中共十大政治報告當中
8月16日，人民日報將張鐵生捧上 「反潮流英雄」的神壇；8月24日，周恩來作為毛遠新「拿這個石頭來打人」的對象，卻在自己的中共十大報告中，加入了一大段肯定、鼓勵「反潮流精神」的文字，實在意味深長。報告說：
「毛主席經常教導我們，要注意一個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反對陳獨秀的『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的右傾機會主義，掩蓋著『一切鬥爭，否認聯合』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糾正王明的『左』傾，又掩蓋著王明的右傾。反對劉少奇的修正主義，掩蓋著林彪的修正主義。這種一個傾向掩蓋另一個傾向，一種潮流來了，多數人跟著跑，只有個別人頂住的事，在歷史上多次發生。今天，在國際國內鬥爭中，類似過去同資產階級講聯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鬥爭；同資產階級決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條件下還可以聯合的傾向，仍然可能出現。需要我們儘可能地及時發現，及時糾正，而當一種錯誤傾向象潮水般湧來的時候，要不怕孤立，敢於反潮流，敢於硬著頭皮頂住。毛主席說：『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毛主席就是在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中敢於反潮流，敢于堅持正確路線的代表和導師，我們每一個同志應當向毛主席好好學習，堅持這個原則。
之所以「反潮流精神」會出現在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原因在於：這份報告，是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並不真正代表周恩來的意志。
周恩來作報告的同日，在王洪文的主持下，把「反潮流精神」寫入了黨章
1973年8月24日，周恩來念完政治報告之後，王洪文開始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的重點之一，就是把「反潮流精神」寫入了黨章。報告說：
「在這個方面，修改草案增寫了哪些內容呢？……第三，要有敢於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許多同志在討論修改黨章時，聯繫黨的歷史和自己的經歷，認為這是黨內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我們黨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經幾次出現過錯誤路線的統治，在民主革命後期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也有過某種錯誤路線、某種錯誤觀點一度被許多人當作正確的東西加以擁護這樣的教訓。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同那些錯誤的東西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且取得了勝利。事關路線，事關大局，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離婚，敢於反潮流。」
在「反潮流精神」的衝擊下，周恩來推動的「反左傾」，被毛澤東扭轉成了「反右傾」
「反潮流運動」洶湧澎湃，周恩來「反左傾」的努力，終於因為毛澤東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而被徹底扭轉為「反右傾」，周恩來「否定文革」的努力也宣告失敗。對這一結局，周恩來似乎早有預料——據1988年「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組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的記載，聽聞林彪的死訊，周恩來的反應是「嚎啕大哭」，「其間曾經幾度哽咽失聲」。如此強烈反應的原因，據紀登奎說，是因為他提及了「今後可以好好抓一抓國家經濟建設了」這一話題，觸及了周恩來的傷心之處。紀登奎說：
「我們兩人不知道他究竟為什麼事情悶悶不樂，便進去好言勸慰。開始時，總理只是聽著，一言不發。後來當聽我說到『林彪已經自我爆炸了，現在應該高興才是，今後可以好好抓一下國家的經濟建設了』這樣一席話時，顯然是觸動了他的心事，總理先是默默地流淚，後來漸漸哭出聲來，接著又嚎啕大哭起來，其間曾經幾度哽咽失聲。我們兩人見總理哭得這麼傷心，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就站在一邊陪著。最後，總理慢慢平靜下來，半天才吐出一句話來：『你們不明白，事情不那麼簡單，還沒有完……』下面就甚麼也不肯再說了。」周恩來對時局的悲觀由此可見一斑，事實也證明了其「事情不那麼簡單」的判斷是完全準確的。面對從「反極左」到「反極右」的大逆轉，周恩來雖然曾發出過「媽的，怎麼不是極左，就是極左嘛」的憤怒之言，但終究胳膊擰不過大腿，因為「在毛澤東看來，批判極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相關聯的，他認定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而不是批判極左。這樣，周恩來領導的糾『左』努力就難於公開進行下去。」
結語
知青張鐵生懷揣著大學夢，在試卷背後抱怨自己「自幼的理想將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的時候，斷然不會想到，這封普普通通的「求照顧」的書信，會驚動共和國那麼多的高層政要，引出那麼多的政治糾葛，自己還會成為全國人大常委。在某種程度上，張鐵生是無辜的，莫名其妙被捲入最高層政治遊戲之中的他，其實沒有選擇。張鐵生似乎很早就預見到了自己的命運，1975年，他曾在一次報告中說道：「現在我在政治舞台上講演，很可能有一天把我推到歷史審判台上批判，這是我早就考慮到了的。」1983年，錦州市中級法院公開審判張鐵生反革命案件，張鐵生曾自我辯解道：「我那時頭腦簡單得像個牛犢子，只會鸚鵡學舌。別說野心，連私心我都嚴格控制著。」這番自辯其實可算實情。最終，這位「反潮流英雄」被認定犯有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還原「白卷英雄」張鐵生背後的這些高層政治秘辛，既有助於後人理解那個時代的歷史真相，也提醒後人：建立一種健康的政治運作機制，是多麼重要。唯如此，才可以使張鐵生這般被突然捲入政治洪流的犧牲品不再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