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君登基，重新燃起不少人對中國未來變革的期望。另一方面，中國的中產階層也表現出對社會動盪和政權動搖的恐懼。盼望變革，是因為不變革中國再無出路；害怕動盪，是擔心轉型失控。中國的中產階層好像憑直覺就已斷定，中國的平穩轉型似乎希望渺茫。為什麼中國就無法指望出現中歐國家二十年前發生的那種天鵝絨革命？其實，無論是中國的學者，還是異議人士，對中歐國家的轉型過程都不甚了解。天鵝絨革命是一種共產黨國家轉型過程的理想狀態，不發生暴力衝突，社會秩序井然，但是，它的前提是在全社會範圍推動思想觀念上的去共產黨化。過去二十多年轉型中國家的歷史證明，凡是做不到這點的轉型中社會，都別想有平穩順利的轉型。
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轉型一旦開始，共產黨精英試圖竊國自肥，乃是通例。但是，共產黨精英染指經濟轉型過程的現象，在中歐四國受到了明顯的遏制。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社會文化層面，中歐國家的轉型為異議知識分子所主導。他們的基本主張，不是與原共產黨精英們分享權力或和解、寬容，而是儘可能剷除共產黨文化的殘餘。只有了解中歐國家的現代史，才能理解，為什麼這樣的主張能夠獲得社會支持，並且成功。
在中歐國家許多民眾的眼裡，共產黨政權是外國扶植的傀儡政權。所以，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每個中歐國家都發生過反對共產黨政權的起義，匈牙利和波蘭是1956年，捷克是1968年。雖然這些起義都被鎮壓下去了，但反抗意識始終存在。這些國家的異議知識分子認為，民族獨立和民主自由是直接掛鈎的。有這樣的歷史背景，八十年代末蘇聯陣營解體之時，維護民族尊嚴、國家獨立和去共產黨化就自然而然地聯繫在一起了。
有三位美國社會學家（Eyal, Szelenyi and Townsley）對中歐國家的社會再造作了專門研究。當時，這些國家異議知識分子得到了廣泛的社會支持，不僅他們的觀點在社會上居於主導性地位，並且這些異議知識分子通過媒體推動了三項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一是「犧牲」，即動員每個社會成員不要謀求如何在轉型中得到好處，而是為了建立一個自由社會而在某些既得利益上作出犧牲。其二是「淨化」，也就是要通過新的公民社會教育，淨化過去被共產黨統治所污染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其三是「懺悔」，這是指人們要牢記共產黨時代所有違背人性和人權的罪錯；同時強調，那時每個人或者參與其中，或者未能抵制這個制度，現在，一個人只有懺悔之後才能獲得寬恕。雖然這樣的社會行動不是強制性的，但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之所以能如此，還與這些國家的宗教傳統有關。
這種社會再造行動對政治和經濟轉型的潛在影響是巨大的。正是在這樣的政治社會氣氛里，中歐國家的前共產黨精英無法象俄國的共產黨精英那樣為所欲為，他們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既不能操縱議會，也無法通過私有化發財。這就是中歐國家的轉型能成為天鵝絨革命的主要原因。而俄國的轉型之所以弊端叢生，恰恰就是因為蘇聯解體後俄國社會並未經歷社會再造，所以原共產黨精英搖身一變，以民主派政治家或企業家的身份繼續操縱政治經濟，於是俄國從初期的民主化又退會了變相的專制。
中國的命運其實遠不如今日之俄羅斯。即便有朝一日政治變革可能付諸實施，中國有可能出現中歐國家的社會再造嗎？這不可能是黨內精英的主動選擇，而只有靠民間逐漸產生共識了。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找Gil Eyal, 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 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The New Ruling Elites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