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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流行「讀書會」

在高等院校和文化機構雲集的北京,講座是一種司空見慣的資訊傳播方式。但近年來,傳統的學術講座正逐步走出象牙塔,和市場力量相聯手,衍生出新的形式。2012年的中國高層政局風雲變幻,照例成為街頭巷尾的談資,但京城同時流行“讀書會”,構成了公民社會發育“暗渡陳倉”的一種形式。

從來源來看,京城流行的講座、沙龍、讀書會主要來自幾個途徑:

首先,作為教學活動,傳統的學術講座在北大清華等著名高校自然經久不衰,但多數情況下局限在校內範圍,外界不易接觸。因此,微博上出現了“北大清華講座”等賬戶,專門收集高校講座信息對外界公布。同時,一些學院派講座藉助微博等新媒體,自始便面向公眾,例如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主辦的“薊門書院”等。某些民間智庫,如天則、洪範、九鼎研究所等也在網站上公布學術講座日程,供公眾參與。

其次,對於實體書店和出版社來說,面向公眾的講堂是品牌價值的延伸。此前最為著名的三味書屋講座,儼然成為長安街上自由思想的地標,但2010年後因遭遇政治壓力,三味書屋講座被迫停辦。今天在單向街、字裡行間等後輩民營書店,各自的讀書沙龍方興未艾。官辦的出版機構更是擁有得天獨厚的作者資源,商務印書館等學術重鎮經常能邀請到重量級學者舉辦讀書研討會,但熱情和靈活性則遠遠不如民營書店。

再次,傳統紙媒中的領軍企業,也藉助豐沛人脈推出自有品牌的講座和沙龍,例如財新傳媒旗下《中國改革》讀書會、《南方周末》的“時間講堂”,《看歷史》的“國家歷史講堂”等等。與此同時,實力雄厚的網站也各有王牌,如騰訊網旗下“燕山大講堂”迄今已經開辦近200期,以及搜狐網讀書會、網易財經讀書會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思想文化類網站“共識網”讀書會今年邀請歷史學家朱學勤發表關於法國革命的演講,隨後文字實錄發表在《南方周末》上,借新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契機,掀起輿論熱議。這種“網站-讀書會-傳統紙媒”三方聯動格局,更加凸顯出讀書會在公共輿論空間中的作用。

最後一種形式,則是由傳統上和讀書活動聯繫不多的商界來搭台唱戲。“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組織的讀書會一年多來異軍突起,二十五場活動場場爆滿,多數借重商界人脈完成,但任志強、柳傳志、俞敏洪等嘉賓在大眾媒體中知名度,激發出聽眾極高的追捧熱情。市場化的營銷手段使得一場讀書會聲光電俱全,輔之以微博互動,更像是一場以讀書為名的商業盛典。

如果說學院派的講座從形式上並無新意,最後這種讀書會卻展示了一種新的模式、新的社會思潮趨向。

相對於“講座”、“講堂”等暗示學識高低之分的名稱,“讀書會”這一稱呼顯得更加討巧,它緩和了商界與學界的精英傾向,暗示著參加者的地位更加平等——大家共同面對某一本書,而不是某一位演講者。但除了名稱以外,現代傳媒和商業背景的“讀書會”在事實上沒有太大差別,甚至暗含的“差序格局”更加顯著。

和三五好友促膝相談的讀書不同,由傳媒龍頭和商界組織的“讀書會”往往有數百人甚至近千人參與。隨著規模擴大,聽眾直接和嘉賓互動的機會相應下降。而“微博投影上牆”的造勢方式,除了表面的熱鬧,並沒有產生真正的平等交流,更反襯出聽眾對主講嘉賓的崇拜和追捧。在嘉賓名氣的號召下,許多聽眾只是慕名而來,不乏“追星”熱情,而主講人的著作反而放在其次。例如,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曾經邀請著名學者金雁介紹新著《倒轉紅輪》,現場氣氛熱烈,但是當主持人詢問現場觀眾有多少人讀過該書,舉手人數不超過四分之一。

讀書會聽眾以40歲以下的中青年群體為主。通常而言,活動規模越大,參與者的職業背景越龐雜。例如在《中國改革》讀書會邀請資深法學家郭道暉主講“依憲執政”,也有來自銀行、投資等經濟領域的聽眾。相對於聽眾日益高漲的熱情,相當一部分讀書會的組織者強調,由於空間有限,只有事先按照規定方式報名的聽眾,經過組織者篩選,收到郵件或簡訊確認後才能進入會場。市場化的操作方式,也使得敏感度降低,宣傳部門更不容易對其進行控制。

一個顯而易見、卻值得玩味的現象是,當下各家主辦的讀書會上,通常被視為自由派的嘉賓佔據壓倒性的比重,具有無可抵擋的話語權優勢,其中不乏被對手貶稱為“公知”的人物。當年毛左陣營的“烏有之鄉”也曾頻繁舉辦講座聚攏人氣,但隨著一年來政治形勢的變化,這種組織形式至少在公開場合中已經銷聲匿跡。無論是“毛左”還是“新左”人物,在今天這些方興未艾的讀書會上都難見蹤影。儘管今天50-60歲的商界人士中不乏毛澤東的擁躉,這種影響甚至滲透在經營風格中,但極少見到有大眾讀書會公開鼓吹過去的正統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下熱鬧的讀書會並不是真正的“多元化”,而缺席的,恰恰是反對“多元化”的聲音。

在若干敏感歷史問題上,這些大大小小的讀書會通常小心翼翼,避免過多提及而惹來麻煩,但也並不特別忌諱。發言者往往通過旁敲側擊、一語雙關的方式博聽眾會意一笑。至於黨史,本身就是講座沙龍的富礦之一,只要不涉及到晚近掌權人物,反而往往成為吸引聽眾的招牌,雷頤、馬勇、章立凡、楊奎松等近代史學者就曾是多家讀書會的座上賓。

另外勿庸諱言的是,有些讀書會活動並非單純讀書,事實上構成了市場營銷的一個環節。在新書上市的關頭,作者往往樂意接受邀請出席讀書活動,為自己的作品宣傳造勢。尤其當讀書會主辦方和圖書策劃方同屬一個集團旗下時,這種“協同作戰”的特徵最為明顯。

總體看來,雖然存在著“讀書會”名不副實等種種問題,但是多數情況下,話題的吸引力和嘉賓的號召力成功地彌補了嚴肅性的短板,儘管圍繞讀書的討論通常並不深入,但組織者和嘉賓的基本理念,在潛移默化之中已經影響到聽眾的立場。和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時代的沙龍一樣,這些形形色色的讀書會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另一種“啟蒙”;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普遍清貧境遇的啟蒙不同,京城流行的“讀書會”見證了今天中產階層、尤其是年輕一代“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的追求,也顯示了商界精英的公共責任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社會多元組織形式的深化與擴展。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劉詩雨 來源:法廣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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