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周六的一個午後，毗鄰澳門的珠海拱北口岸墮胎匆匆。50多歲的老陳身著灰色夾克，弓著腰，倚在口岸出入境大廳外的一處欄杆前，身旁放著一輛手拖車。
低調的老陳很容易被人潮淹沒，但他卻處於「隨時待命」的狀態，擁有著一個「職業」的身份——海關人員口中的專職「水客」。
老陳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珠海拱北口岸，每天有約20萬人次過境，相當於一座中小規模城市的人口遷徙。混跡於這數十萬客流間，有一群像老陳一樣特殊的人——他們頻繁往來於粵澳之間，每次攜帶少量涉稅貨物或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境的物品過關，從中賺取「帶工費」。
少量、多次，這種帶貨方式被形象地稱為「螞蟻搬家」，實則是「水客」們利用法律空子的一種方式——以「合理自用」作掩蓋，每次攜帶一定限額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積少成多，以達到逃避海關監管和偷逃稅的目的。如若「東窗事發」，「水客」們所帶的貨物、物品量額一般達不到刑事立案的標準，多數會被退運、要求補交稅或被處以沒收、罰款等行政處罰。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在個體「水客」背後，是一條涉及「購、運、儲、銷」的利益鏈，環環相扣，分工明晰;個體「水客」僅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且幾乎處於「食物鏈」的底端。
有需求就有市場，「水客」走私屢禁不絕的根源在於兩地商品價格、種類和質量的差異，有專家更將其稱為一種經濟學現象;而海關監管難、「水客」違法成本總體偏低更是助長了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
老「水客」自述
老陳30年前加入澳門籍，從事「水客」行當十餘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水客」。每天，老陳在珠海、澳門兩地穿梭，少則三五趟，多則十幾趟，幫人把貨物帶進境或出境。「做這個主要是比較自由，也可以幫補些家用，供小兒子讀書。」老陳揉搓著沾有些許泥垢的皴裂指頭說，「好多海關關員對我的臉已經很熟悉了。」
從剛開始經別人介紹入行，到現在發展了十幾個人入行，老陳自詡在這一行業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聲望」和「信譽」。「做的都是熟客。」老陳說，「不熟的人你不敢叫他帶，帶丟東西不好辦，像我們丟東西是要原價賠償的。」
老陳的「聲望」還體現在其能夠利用廣闊的人際網絡，把業務「外包」給其他「水客」。當本報記者詢問老陳可以從澳門帶幾罐奶粉過關時，老陳則反問需要帶幾罐，並坦言像他這種每天多次往返的旅客，每人每次只能帶一罐奶粉過關，但是他可以發動身邊一批認識的「水客」一起行動，化整為零。
帶貨收入幾何?老陳表示，這要因貨物的種類而異，「高風險、高關稅的產品，比如電子產品，利潤也更高，一些比較容易帶的」雜貨「賺得就比較少，這些一般要有一定量才帶。」老陳列了個自己的報價表：帶一瓶洗髮水15元，一罐約1kg的奶粉20元，約2kg的奶粉40元，一部手機50元，一台平板電腦100元。「以前汽車輪胎最賺錢，但現在查得嚴，幾乎沒人敢走這個了。」
年景好的時候老陳月入上萬，但隨著「水客」群體的逐漸壯大，能分到的一杯羹也越來越少，「好多福建、湖北的人都過來和我們搶」飯碗「」，現在他每個月一般能拿六七千塊錢。
「貓鼠博弈」
在拱北口岸，「貓鼠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嚴的時候我們就休息，松的時候我們就出來。」來自澳門的王阿姨也是一名專職水客，降低貨物被查處風險，她有自己的「訣竅」。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按照海關規定，居民旅客攜帶手機等電子產品入境是必須予以徵稅的，但有經驗的王阿姨打了個「擦邊球」，「只帶手機卡出去，到那邊買了新手機之後插入手機卡，當成是自己在用的拿回來。記得要把手機盒丟掉。」
除了「水客」的見招拆招，「水客」團伙形成的嚴密、專業的走私鏈條，也加大了海關查緝的難度。
「我們只是小卒子，真正拿大頭的是」老闆「。」湖北「水客」小李口中的「老闆」，是指下單的貨主。
小李稱，他除了幫零散個體帶貨，有時也會受僱於有組織的「水客」團伙。「通常是大陸貨主下單，澳門這邊有人發貨，聯絡」水客頭「，」水客頭「再雇用」水客「帶貨，在約定的時間地點集合，登記分配發貨，然後」水客「分批過關，入境後把貨物交給指定的接貨人，貨主再來取貨。」小李梳理出了一條走私鏈條：「貨主下單―攬貨商境外攬貨―」水客頭「組織通關―」水客「偷運入境―境內貨主收貨」，而且「購、運、儲、銷」各環節都由互不認識、互不聯繫的專人實施。
「水客」是上述利益鏈條中分成較少的一環。小李說，以帶一部蘋果手機為例，「水客」每次能獲得30元~50元的利潤，而在刨除「帶工費」、倉儲等各項成本後，貨主每部獲利為300元~500元。
這場「貓鼠博弈」的遊戲也開始影響下游水貨市場。廣州一名水貨手機商對本報記者稱，由於近來上游「水客」承壓，加上節前因素，貨源緊張，拿貨價相對提高，許多零售商不得不提高終端銷售價以保住利潤，比如三星GALAXY NoteⅡ從元旦前的3500元左右漲至現在的4300元左右。
從去年起，粵港澳三方加強了打擊水客走私合作力度，「水客」聞風收斂許多，目前活躍在粵港、粵澳口岸的水客數量已大幅下降。就記者日前在拱北口岸所見，大多數「水客」都十分謹慎，表示不願攜帶風險較高的電子產品過關，只考慮帶一些「雜貨」。
「水客」難絕
「水客」走私，利字當頭，走私的產品大都是粵澳兩地存在差價、有利可圖的產品。海關廣東分署副主任、緝私局局長陳建文在今年1月的「廣東省打擊治理水客走私工作情況」新聞發布會上這樣描述「水客」的走私動機，「哪個口岸差價大就走私哪個港口，首先是蘋果電子產品，然後是食品、奶粉，還有其他大陸緊缺的產品。」
如果說價格差是「水客」走私的驅動器，那麼海關監管難、違法成本普遍偏低則助長了「水客」走私的僥倖心理。
在專業水客之外，一些往來兩地上班、辦事的普通職員也加入了「水客」軍團的行列，利用周六日休息時間「兼職」從事以獲取「帶工費」為目的的走私活動，成為「周六日水客」，加大了海關打擊「水客」走私的難度。
「很少會被海關查到，一年大概只有三四次。」老陳說，被海關查處後，通常會被退運或者徵稅。「退運的話一周後又可以到退運物品窗口領回，重新走貨;如果要徵稅，客人要自己補交稅款。」這樣看來，「螞蟻搬家」式的「水客」走私行為幾乎零成本。
儘管違法成本總體偏低，不過自2011年5月1日起開始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對「水客」的震懾作用。陳建文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表態，海關對打擊「水客」走私始終保持高壓姿態，但主要是針對幕後的組織者、操控者，也就是團伙性的「水客」走私行為。
除了鑽法律空子，有時候一些便民政策的出台可能也會無形中降低「水客」的違法成本。拱北海關一位一線關員對本報記者稱，海關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免收貨物行李物品保管費後，「水客」走私更加猖獗，帶的物品數量比以前翻倍了，因為這相當於為「水客」提供免費的貨物「中轉艙」，「不用到澳門去拉貨，一到日期就直接去倉庫提著走，走的次數更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