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愛森斯坦的名字與蒙太奇緊緊聯繫在一起，世人稱他為蒙太奇原理奠基人。而蒙太奇的先驅則應是他的同事庫列肖夫，1919年庫列肖夫在電影學院建立了先鋒派實驗工作室，通過實驗證明將同一鏡頭與不同鏡頭分別組接，就可創造出不同的審美含義。
愛森斯坦在庫列肖夫實驗的基礎上發展了蒙太奇原理，形成「蒙太奇學派」，開創了世界電影的新紀元。他的成名作是1925年拍攝的《戰艦波將金號》，該片以磅礴的氣勢和驚人的獨創性徵服了世界。影片中運用蒙太奇手法的「石獅」、「敖德薩階梯」等場面，已成為電影史的經典範例。《戰艦波將金號》在國際影壇上獲得盛譽，愛森斯坦必須拿出更優秀的作品，這也迫使他身不由己地捲入競爭中。
1926年，導演普多夫金根據高爾基小說《母親》拍攝的同名電影問世，猶如第二枚炸彈在莫斯科爆炸了。普多夫金的才氣足可與愛森斯坦相提並論，但兩人的藝術風格迥然不同。愛森斯坦宣揚以科學和理性為出發點，普多夫金則主張以感情和人情味為出發點。愛森斯坦說普多夫金模仿他的蒙太奇方法，普多夫金則說愛森斯坦有剽竊之嫌，最後鬧得不可開交。兩位大導演像小孩一樣，各買一條狗，雙雙給自己的小狗取了對方的名字，任意吆喝它，以宣洩自己的仇恨。
愛森斯坦構思了一部反映農村集體化的影片《總路線》，以期把不斷變化的農業情況記錄下來。與此同時，普多夫金由於《母親》的成功，被指定導演一部更重要的電影來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這部影片就是《聖彼得堡的末日》。
拍攝《總路線》的電影公司發現沒有紀念十月革命的影片，便讓愛森斯坦暫停《總路線》，趕拍另一部配合形勢的片子。他只好中斷手中工作，立即上馬拍攝根據美國記者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改編的《十月》。為使《十月》能在1927年11月7日上映，愛森斯坦發瘋似的工作，終於如期完成。可是到了十月革命節，《十月》卻被禁映，取而代之的正是對手普多夫金的《聖彼得堡的末日》。原因何在?原來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而在《十月》裡托洛茨基仍作為一名十月革命的英雄出現。
愛森斯坦接到上級指示，必須修改影片，刪掉所有有關托洛茨基的部分。他用了整整五個月修改，累得幾乎一命嗚唿。一部作品完成後再動大手術，總會破壞其完整與統一，這是作者最感痛心的。
《十月》獲准上映後，官方批評它「僅僅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影片充分反映了導演在藝術方法上的折中主義和思想上的幼稚」。
敏感的藝術家經歷了一次次挫折，自然無限苦惱。但他除了工作還是工作，像個苦行僧，繼續拍攝中途停拍的《總路線》。可是《總路線》也出現問題：由於中斷了一段時間，以前拍好的大部分素材已遠遠落後於飛速發展的現實生活。怎麼辦?愛森斯坦毫不猶豫地決定：一切從頭開始。
《總路線》放映後，得到了比《十月》更為嚴厲的批評。評論家們譴責愛森斯坦，說他認為集體農莊運動中最重要的不在於新的勞動形式，不在於人與人之間的新關係，而在於技術的作用;並且進一步上綱說，導演犯了盲目崇拜技術的錯誤，因此是反現實主義的，影片根本不能上映。愛森斯坦只好再次修改，片名改為《舊與新》，但仍沒得到滿意的評價。
1929年，政府派愛森斯坦出國考察有聲電影。在歐美期間，他進行了系統講學，後來這些講演整理成書，先後在國外出版。愛森斯坦回國後，蘇聯發生了很大變化，文藝界的情況尤為顯著：先鋒派實驗的時代已告結束，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成為文藝創作的準則。
1932年出版的《蘇聯百科全書》中關於愛森斯坦的詞條寫道：「儘管他有卓越的才能，可是在《十月》和《總路線》中，卻沒有深刻分析社會主義革命的各個決定性階段，而是轉向了形式方面的實驗。」愛森斯坦被列為「跟著無產階級走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思想的代表」。
1935年，蘇聯電影業為慶祝創建15周年，召開了一個歷時5天的會議，討論蘇聯電影創作問題，愛森斯坦被任命為會議主持人。開幕式上蘇共中央代表作了冗長的報告，批評「愛森斯坦理論的錯誤在於把思想與感情分開」。隨後愛森斯坦作報告，接著便是大會討論。普多夫金、庫列肖夫都受到了批評，而對愛森斯坦的批判就更為嚴厲，許多同事認為他的個人興趣背離了蘇聯電影的總路線。甚至連《戰艦波將金號》也遭到攻擊：「如果脫離那個時期，用今天的觀點來分析，無疑會有許多評論家對這部影片給予無情的批評。」
會議第二天，導演杜甫仁科發言：「當我聽了愛森斯坦的報告後，我怕他知道得如此之多，他的頭腦如此之『清晰』，以至於看來他將不再拍攝電影了。如果我知道的像他那麼多，我寧願去死!」場內響起一片笑聲，他得意地講下去：「你們笑了，我很抱歉。我擔心愛森斯坦會自己咬自己的尾巴，希望他不要這樣。我還擔心他的實驗室可能會由於一大堆複雜、神秘、莫名其妙和亂七八糟的材料而爆炸……」
普多夫金把愛森斯坦的報告比作「像一條銀河，它很迷人，比我們的太陽系還大」。這句話又引起笑聲。他滔滔不絕地講，還伴著各種手勢。
由於拍攝了名噪一時的影片《夏伯陽》而走紅的導演瓦西里耶夫，也以學生身份規勸自己的老師「投入現實生活中來」。
會議第三天，唯有庫列肖夫主持正義：「關於愛森斯坦，你們已經把他當成一具尚未到時候就給掩埋了的屍體。你們帶著熱烈、感人、含淚的微笑談論過了。而我必須對他，一位活生生的人，一位我所愛戴並且非常器重的人說幾句話。親愛的謝爾蓋，有人說一個人知識太多會爆炸，他擔心這會發生在你身上。親愛的謝爾蓋，從來沒有人因知識豐富而爆炸，由於嫉妒心太重而爆炸的事情倒是會發生。」
庫列肖夫一針見血地回擊了杜甫仁科等人。
會議最後一天舉行頒獎儀式，表彰對蘇聯電影事業有重大貢獻的電影工作者。愛森斯坦獲末等獎，這對他無異於羞辱。
而愛森斯坦並不沮喪，他的思維永遠處於興奮狀態，並開始拍攝影片《白靜草原》。但電影局領導人對這部片子很不滿意，認為影片把農業集體化中的階級鬥爭寫成父子之間善與惡的鬥爭了，因此要求修改。1937年3月，電影局終於下令停拍，並在《真理報》上撰文指責愛森斯坦不向生活學習，過分相信自己的學識，利用創作機會和大量資金，拍攝了一部有害的形式主義影片。愛森斯坦不服電影局的決定，要求由同行專家討論解決，於是開了三天會。會上竟沒一個人為他辯護，也沒一個人認為電影局的決定有什麼不妥。許多人都檢討自己「盲目崇拜名人，缺乏開誠布公和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精神」，並責備愛森斯坦「不夠坦率，自高自大，不能與人合作，不承認同事們的成就，最主要的是脫離蘇維埃現實，漠視生活的巨大發展」。
《白靜草原》被指令銷毀，愛森斯坦停職反省。獲准恢復工作是在半年以後，他振作精神，把個人榮辱得失全都置之度外，開始拍攝歷史片《涅夫斯基》。上級給他派來副導演瓦西里耶夫，任務是為他在政治方向上把關。
不久愛森斯坦接受了拍攝《伊凡雷帝》的任務。《伊凡雷帝》第一集放映後得到好評，獲史達林獎金一等獎。他決定繼續拍攝第二集和第三集。1946年，蘇共中央在《關於電影〈偉大的生活〉》的決議中，批評《伊凡雷帝》第二集「反歷史主義，暴露了作者對歷史事實的無知」。愛森斯坦不得不又作檢討，因而第三集沒能完成。
長期緊張的工作，使得他積勞成疾，再加上熱衷創新的精神為當局所不容，屢遭批判，導致他的心靈創傷累累，又進一步損傷了機體。大病一場後，他不能再做導演了，只好致力於著述與教學工作。他的理論著作一部部在國外出版，但他的絕大多數影片在國內幾乎都沒能完成。這是時代的悲劇。
1948年，愛森斯坦50歲生日剛過兩周，在夜間埋頭工作時，竟猝然離世。多年後他被恢復名譽，然而此舉在人民中間已無足輕重，因為活在他們心中的愛森斯坦始終是位偉大的藝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