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以來，中國大陸幾乎沒有一部進口影片的影響力，能與蘇俄紅色經典電影——《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相媲美，它們鼓吹的思想已經深刻地植入中國幾代觀眾的大腦，還有不少台詞，已成了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的口頭禪。不少中國觀眾，甚至影評家，至今依然將兩片奉為空前絕後的蘇維埃藝術珍品。在中國大城市的一些唱片行，若想找到這兩部譯製片的光碟似乎也不困難。
無獨有偶，在今天的莫斯科，由於俄羅斯民眾普遍對蘇維埃時期的宣傳品深惡痛絕，電視台已經不再播映這兩部電影了，但是商家出於市場的考慮，還繼續在市場上銷售兩部電影的影碟，儘管這也曾經遭到一些俄羅斯民眾的反對，但是商家為了利益似乎也不讓步。我就在莫斯科的一家唱片行，看見了這兩部影片的廣告：「片名：《列寧在十月》（1937年）和《列寧在1918年》（1939年），影片類別：歷史影片，影像制式：DVD以及其它播放格式，定價：155盧布（折合大約6美元）。」最意味深長的是廣告下面的簡短影評：「列寧的形象——是虛假的、複雜的和矛盾的。我們今天全然已知。而從前有關列寧的一切都如出一轍：他是天才的、當值無愧的、榜樣型的形象。請君觀賞，那年那月他是什麼樣子。」
史達林曾直接插手兩片創作
上個世紀30年代中期，蘇俄領袖史達林通過血腥的大清洗運動，將十月政變的參與者、見證人，特別是自己的主要政敵消滅殆盡。此後，他決定動用文藝手段，尤其是電影形式重新書寫俄共黨史和蘇維埃革命史，特別強調以他為核心來書寫新的奪權竊國史，以突出他個人對蘇維埃革命偉大勝利的重要貢獻。史達林首先想到的，就是用當時已經淪為蘇聯最重要文藝工具的電影來打頭陣。
三十年代，蘇聯電影生產的主力之一，就是莫斯科電影製片廠，該廠的領導權牢牢地控制在效忠於史達林和蘇聯文藝政策的蘇共黨員手中，該廠的領導人舒米亞茨基和凱爾仁采夫都是百分之百的蘇共文藝馴服工具。1937年莫斯科電影製片廠領受了拍攝重大歷史題材影片《列寧在十月》，他們深知這是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蘇共中央為了拍好這部主旋律電影，決定給電影製片廠在拍攝方面大開綠燈，史達林責成相關人員調集全國電影界的精兵強將——最佳編劇、導演、演員組成陣容強大的創作集體，並提供最先進的拍攝設備和充足的資金支持拍攝。
被影片捧紅的導演和編劇
蘇聯電影導演羅姆正是此時應招入組，加盟創作的。他的個人簡歷上這樣寫著：「羅姆在1937-1939年之間，找到了成功地探索列寧形象以及與十月革命相關事件的途徑，即影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兩部電影。」能夠進入這個攝製組，這在當時確實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實際上，羅姆1931年進入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工作，直到1934年才獨立執導第一部電影《小胖子》，那時羅姆只能說是個斬露頭角的三流導演，遠未大紅大紫，為什麼史達林垂愛於他，讓他承擔兩部重大歷史題材導演之重任呢？重讀羅姆的歷史不難發現，他在1918-1921年之間曾在蘇維埃紅軍中服役，還曾經擔任蘇維埃軍隊配給總部秘書和蘇維埃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野戰參謀部特委會監察員。由此看出，羅姆加盟兩片拍攝首先符合蘇共「根紅苗正」的政治條件。
此外，根據蘇聯導演、劇作家米列克的回憶錄披露，史達林明確指示羅姆，兩片要重塑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光輝形象，為了革命和現實的需要，編劇可以大膽杜撰劇情，必要時甚至可以完全拋開歷史真實。《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兩片的編劇，被史達林指定為蘇俄電影界完全名不見經傳的卡普列爾。演員出身的卡普列爾僅僅在拍攝兩片之前的1935年，才獨立創作了第一個劇本《三夥伴》，到拍攝兩片的當年，即1937年，他也才完成第二部獨立劇本《礦工》。他的簡歷上寫道：「由於創作《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兩片使我蜚聲蘇聯影壇。」卡普列爾領受創作兩片的任務時，確實受寵若驚，他後來在其自傳中寫到：「那時我的創作，處於全社會崇拜史達林的強烈感召之下。」
影片受害者鮮為人知
《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年》拍攝影片時期的1937-1939年，正值史達林的大清洗運動的高潮，劇組每個人惶惶不可終日，擔心隨時可能被整肅。攝製組最先出事的是飾演瓦西里的演員基其，他幾乎是在開拍前一刻被捕，使得攝製組不得不臨場換將，換上了演員奧赫羅普科夫，即後來我們在銀幕上見到的列寧警衛瓦西里的飾演者。
《列寧在十月》殺青之前，莫斯科電影製片廠廠長舒米亞茨基被捕，他既是廠長，也是列寧影片攝製組的頂頭上司，被捕的原因是，他在影片拍攝期間過多干涉羅姆的創作，對影片中史達林形象有非議。兩片中飾演列寧的演員舒金和飾演史達林的演員凱洛萬尼都由史達林本人親自選定進組。有趣的是，舒金此前是個輕喜劇演員，而凱洛萬尼是劇團的專職丑角，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在當時的蘇聯銀幕上沒有「前科」——從來沒有扮演過任何有名的角色，而且都具有開朗、活潑和幽默的氣質，這是史達林最想要的東西。然而，在蘇俄時代曾經扮演過領袖人物的演員，都不是快樂和自由的人。舒金自從在這兩部影片中扮演了列寧之後，就變相失業了，因為史達林命令他除了飾演列寧，不得再去選擇任何角色——他成了蘇維埃專職扮演列寧的特型演員，卻最終被列寧形象扼殺了寶貴的藝術生命。
充斥歷史謊言的電影
電影《列寧在十月》，開場便胡編濫造。比如，影片中表現列寧登上從芬蘭開往彼得格勒的列車去發動十月革命，身邊有個中國觀眾很喜歡的人物——寸步不離的衛士瓦西里，他在影片中被塑造成忠誠、可靠而憨厚的人，特別是他孩童般的微笑，很令人迷醉。殊不知，這個「瓦西里」形象和有關他的情節，都是影片導演羅姆根據黨的指示特別杜撰出來的，目的是為了否定真實的列寧貼身衛士長艾諾•拉西。
艾諾•拉西是一位地道的俄羅斯農民，也是一位忠心耿耿和克盡職守的布爾什維克黨人，所以，他被選定做列寧的衛士長。史達林嫉妒他對列寧忠誠，早就耿耿於懷，列寧死後，史達林派人在大清洗運動中，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槍斃了。既然艾諾•拉西獲罪被處死，當然真正的列寧衛士形象就不可能在片中再現，於是，影片編導根據史達林的指示杜撰了一個全新的衛士瓦西里。
還有，《列寧在十月》特別強調史達林的形象貫穿始終，比如影片有個細節，是列寧在進入俄國的列車上，讓瓦西里將《真理報》的稿件轉交史達林，並且「明天」就要約見他，這也是典型的杜撰歷史，因為那時史達林還沒有進入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班子，革命領袖根本不可能召見他。後來，作者再度偽造歷史，列寧進入蘇維埃武裝起義大本營——斯摩爾尼宮後，又提出來請史達林同志來見面——史達林在電影中簡直變成了列寧的影子。影片導演羅姆奉命偽造，目的在於，通過視覺藝術引導觀眾認可，史達林是革命領袖列寧選定的接班人，把一件不存在的事情，變成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蘇俄史書上記載，安排列寧登上芬蘭列車前往武裝起義地點，一起策劃和發動十月政變的是俄共早期領導人托洛茨基，但是片中卻沒有他一個鏡頭——他完全被史達林取而代之了。
再看影片《列寧在1918年》。中國觀眾一定還記得，片中蘇俄紅軍騎兵躍馬揚刀高呼「為了列寧，前進！」的壯觀場面。這就是導演羅姆所表現的著名的察里津戰役。根據蘇聯1962年出版的《南部戰場檔彙編》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紅軍各戰場指揮部命令彙編》等史料記載，從1918年7月-1919年2月，紅軍與白軍為爭奪連接俄羅斯中央地區、北高加索和中亞的戰略樞紐察里津（今伏爾加格勒）展開決戰，城市和外圍防禦在殘酷的戰鬥中多次易手，形成拉鋸態勢，戰鬥十分慘烈！影片表現戰役總指揮史達林親臨前線，他乘坐的吉普車巧妙地躲過白軍的炮彈，有驚無險。而哥薩克白衛軍則潰不成軍，狼狽逃竄。史達林手握菸斗、面帶微笑，對勝利滿懷信心的。而其他的鏡頭都給了為他衝鋒陷陣、言聽計從的犬儒之輩伏羅西洛夫將軍。
遺憾的是，影片中這個令人難忘的情節，又是一次絕對的偽造。即便根據蘇聯1962年出版的《南部戰場檔彙編》和1971年出版的《1917-1922年紅軍各戰場指揮部命令彙編》等史料記載，史達林根本也沒有參加過察里津戰役，更談不上指揮了，而領導紅軍之所以取得這次戰役的勝利，是投誠紅軍的白軍將軍斯涅薩列夫和西金親自指揮的結果。蘇聯後期的歷史檔案中這樣評價他們：「他們在整個戰役進程中，作為紅軍高級將領，實際領導和參與實施了察里津防禦的成功部署，為取得最終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影片中沒有表現他們的功績，當然不是簡單的忽略，而是故意屏蔽歷史真實。要知道，早在這部電影出籠之前的1930年，斯涅薩列夫和西金兩將軍，就在大清洗運動中作為「祖國的敵人」被槍斃了。
《列寧在1918年》還表現了1918年史達林粉碎托洛茨基的叛變計劃，以及敵人企圖刺殺列寧、史達林、斯維爾得洛夫和烏里茨基（影片將烏里茨基之死嫁禍布哈林）的陰謀，歷史證明，這些純粹子虛烏有。俄羅斯作家梅爾古諾夫在《1918-1923年俄羅斯紅色恐怖》一書中披露，1918年8月17日，彼得堡蘇維埃特別委員會主席，人民政委烏里茨基在彼得堡被槍殺，兇手系前沙皇軍隊計程車官生、社會革命黨人凱涅基謝爾。此後此案調查的偵訊資料里寫道，凱涅基謝爾刺殺烏里茨基並未受託於任何黨派，或者是有組織的暗殺，而純粹出於個人動機——他行兇的目的，是為了報復紅軍被俘虜和槍斃帝俄軍官。
《列寧在1918年》描寫列寧被卡普蘭槍擊之後，躺在病床上頗為神經質地對醫生說：「假如這就是最後了，我要做出決定，讓史達林同志來，讓史達林同志快點來呀！」這個肉麻到了極致的情節，也是羅姆不顧歷史，為了博取的史達林的芳心處心積慮的獻媚與編造。
紅色經典都不真實
自從蘇俄二戰女英雄卓婭的謊言被揭穿之後，根據其故事改變的電影《丹娘》也是蘇俄時期紅色謊言的經典。前不久，俄羅斯作家、演員米列爾撰文指出，另外一部表現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的經典影片《夏伯陽》（又譯《恰巴耶夫》）同樣是一部拙劣的偽經典。出身帝俄軍隊司務長的夏伯陽，曾經做過尼古拉耶夫州鎮壓民眾起義的紅軍軍官的傳令兵。米列爾在自己的新作《紅色的海市蜃樓》中，援引前蘇共中央政治學院講師列別捷夫的親歷說，1980年，一位顫巍巍的老人來到蘇共中央政治學院求見領導，警衛把他帶到列別捷夫的辦公室，老人說，他就是當年的夏伯陽，年逾九旬，受良心驅使，他來到莫斯科，想在有生之年把真相告訴公眾：原來夏伯陽所在的那個師被白軍徹底擊潰以後，作為一個對全師覆沒負有重大責任的軍官，他跳入河中游向對岸逃命，白軍的機槍不停地朝水面上掙扎的紅軍戰士掃射，致使他們全部陣亡，惟獨夏伯陽身負重傷逃到對岸，後來被村民救起，數月後傷愈。為了逃避軍事法庭的審判，他化名參加了騎兵軍。戰後，他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小村子裡一直生活到現在。
講師列別捷夫說，蘇共中央政治學院的領導隨後會見了夏伯陽，對他說：「回家去吧，忘掉你個人的歷史，《夏伯陽》是蘇維埃電影的傳奇！它是蘇聯青年必不可少的愛國主義教材，我們對此不會做出任何改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