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利益集團」這一名詞成為大眾的流行話題，每每談起中國改革的止步不前，多歸咎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但對於既得利益集團的具體所指，大家像約定似的，即使是專門的研究，也語焉不詳或欲言又止。筆者認為，這種情況的出現，固然說明利益集團勢力太強大，但亦愈加反襯出，對誰是改革的真正既得利益者的問題不能再迴避了。
七類人是真正的既得利益者
按前述標準，尤其從與權力的結合程度，以及對公共資源實際占有的程度看，大致可把既得利益者界定為以下七類。
一是有很大審批和管制權的部門中的一部分人，即所謂的強力政府部門中的部分官員。我國社會的權力集中到政府，基層政府的權力集中到上一級政府，全國的權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真正負責管理的是政府的各個組成部門。所以，集中到政府的權力其實被分割到各個部門，而部門的權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體操作者手中。由於這些年來強調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與社會管理，在這一名義下，中央各部門特別是直接負有宏觀調控和社會管理之責的部門的管制權和資源配置權越來越大，形成了獨特的部門和個人利益，出現尋租和腐敗現象。比如，前些年發改委一個被抓的小小的民航處處長，就能令某省的省長等候其「接見」，蓋因該處長掌控著全國機場建設和航線的審批權。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及相關官員。中央部委雖然位高權重，尚有一定約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級地方政府，實質性的約束力更弱，這無疑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及其官員，特別是黨政領導，在發展經濟的衝動下，更易把權力腐敗化、資本化。這些年來，在招商引資、城市化、土地買賣、房地產發展等體現地方政府政績和利益的活動中，一些人把公權力市場化，通過各種途徑設租、尋租，輕易獲得超常規利益，造成部分國家財富以各種渠道或公開或秘密地變成了自己的財富。近年曝出的一些大案要案，受賄金額動輒幾千萬到上億元，多數發生在地方。地方官僚集團還在房地產調控、高耗能產業發展、食品整頓、高速收費清理等幾乎各個方面，形成了一個個與全國利益有別的獨屬於地方小集團的利益。
四是一部分跨國資本及其國內代理人，即俗稱的「洋買辦」。跨國資本也是中國30餘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跨國資本之所以能在中國市場受益巨大，一是有一些為自身利益而出賣國家利益的「洋買辦」，主要是由一些「官二代」、「官三代」組成，早年通過官倒或價格雙軌制起家，後來多數在國外金融財團、中外合資的金融企業、跨國公司等任職，通過與國內高層的親朋關係，充當外國機構的代理。改革開放前這些高層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現在他們同時取得了經濟上的支配地位，權力與資本結合，也就改變著自身的性質：權力依靠資本自肥，而且會主動為資本服務；資本利用權力，直到直接掌握權力。「洋買辦」近年在國內資本市場攻城掠地，是國企改革和國內資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最後一類，是依附上述各類利益集團的部分專家學者和專業人士。專家學者掌握著知識資源和專業權力，包括輿論和話語權力，他們中的一些人主要通過為其他利益集團提供理論指導、政策諮詢，以及對財富「合法性」的論證來進行利益輸送。比如，一些經濟學者、法學專家、行業協會領導以及媒體高層，與政府和資本的關係非常密切，成為後者的座上賓，他們往往身兼多個政府和企業的顧問，在多家上市公司任獨立董事，以自己的影響力為這些政府和企業遊說並謀利；一些專家學者受僱於政府部門和企業，包括跨國公司，在它們的資助下從事研究，名為獲得政策諮詢，實為藉助專家學者的研究影響國家決策；一些媒體充當政府和資本的喉舌。更有一些專家學者與政府官員、企業高管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團體，結成隱秘的利益聯盟。
上述七類人還可進一步歸類，分為權貴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一、二、三類)；金融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第四類和第六類一部分)；實業資本利益集團(包括前述的第五類一部分和第六類一部分)，知識資本利益集團(前述第七類)。它們基本囊括了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既得利益者人數不多，但掌握著社會的實際控制權和公共資源，因而能量非常大，能把有利於社會大眾的改革舉措消解，或變通執行，或直接將本部門、本行業、本階層的利益打包，以改革的名義，讓全社會買單。這些既得利益群體是中國改革的最大反對力量，雖然他們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現。
既得利益者對改革的危害及相關治理對策
中國改革的實施路徑是先「增量」後「存量」，即在國有經濟體制外大力發展非公經濟，以市場經濟「增量」來加速推動市場主體的形成和市場機制的發育，在國有經濟體制外形成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使市場力量從體制外向體制內滲透，由表及里，由淺入深，最終導向產權制度改革。當然，整體上的受益並不等於每個人的受益程度是均等的，增量改革並未改變對權力的分配，也沒有對權力的約束。以權力為依託，那些有權者及與權力關係貼近者就比無權者更能取得和占有更多社會資源，從而成了最先致富的群體。等到了存量改革階段，既得利益已尾大不掉，更不受權力監督。增量改革帶來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既得利益的發展壯大。
既得利益者對中國社會和改革造成的危害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使有利於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改革舉措出不了台或延宕出台，或使已經實施的改革措施發生變異，成為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典型的如收入分配方案和工資條例的制定，燃油稅及定價機制的出台。收入分配方案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指導規劃，從2008年開始就在制定，原計劃2009年出台，但直至2011年看來依然出不了台。理由自然很多，但根本的一條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原本先行一步的壟斷行業的工資改革至今未有大的動靜。燃油稅及新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則是典型的借市場名義行掠奪大眾之實以自肥的改革。新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實施後，所謂「漲多跌小」問題就出在定價機制有利於石油企業。這樣的改革舉措還有很多，如公車改革、高速公路收費改革等。
其二，侵蝕公共權力，阻斷國家與人民的聯繫，嚴重侵蝕執政黨的執政基礎。公權力本是維護社會公平及社會和諧有效運轉的保證。但現在既得利益集團將公權力私有化，侵蝕了每一個公民的權益。既得利益者還滲透到黨內，藉助執政黨的執政權威，將黨從全民利益出發制定的改革發展決策實際導向有利於其自身，使民眾享受不到改革和發展的收益，從而孤立黨、政府和民眾之間的聯繫，從根本上損害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張濱輝：《關於防範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思考》，《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07年第1期)
其三，損害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導致經濟不可持續發展。比如，既得利益集團在機構改革、國企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價格改革、金融體制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分配製度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上對改革措施的扭曲，都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國目前的發展有時是靠透支未來、透支資源、透支人口紅利來維持，導致陷入依賴投資與出口的經濟增長模式，經濟發展從而變得不可持續。
其四，既得利益者把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將弱勢群體排斥在國家的政策和公共參與之外，使得人數龐大的後者只能被動接受加諸自身的不利影響，日益對既得利益集團形成依附型關係，這實際是封建社會人身依附關係的回歸，有違歷史的進步。
鑑於此，對既得利益者的治理，成為中國當前改革和發展的重要政治議題。
打擊既得利益，最關鍵的是要遏制權力，使權力分化並受到社會的節制。現在看來，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做到這一點。民主並不能消滅利益集團，但它能使一個國家的利益集團大致發育正常。因為民主的本質是競爭、開放和透明。民主社會的政府乃至一切公共權力的運作是透明的，規則是明確的，政府權力向每個公民開放。在一系列規則的制約和社會監督下，雖然不能保證每個利益集團的力量一樣大，獲取的利益一樣多，但某個利益集團要想取得超出其他集團更大的利益，尤其是不當利益，很困難，即使一時通過某種手段可以取得，也不至於走得太遠。因為在這樣的社會裡，制度本身有一種自我糾偏的力量。所以，民主體制會帶來不同利益的競爭，而競爭的結果是社會不同利益的大體均衡。
因而，要有效遏制既得利益的泛濫，迫使既得利益者站在社會的整體和長遠角度考慮自身利益問題，最根本的還是要進行改革，向社會開放權力，使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和運作公開化透明化，將權力置於廣大民眾的監督之下。當然，政治改革是長期的事情，不是一時半會能完成的。從具體的策略講，可採取如下辦法削弱既得利益集團的勢力——
策略之一，是對社會的公共利益、公共決策包括改革措施的出台進行公開辯論，在辯論中明辨是非，以此遏制少數人參與決策、主張權力和利益的現象。如果說，過去的改革不主張爭論，現在應該變過來，因為人們的權益意識已大大提高，也學會了在爭論中維護自己的利益；與此同時，網際網路的發展，特別是微博、論壇等新媒體的出現，為人們的辯論和主張權利以及參與提供了極大的技術支持和便利。公共利益只有在辯論中才能達成最大共識，從而使過去謀於密室，少數人決策的公共政策很難出台，既得利益者也難以從中謀利。
另一方面，在公開辯論中較易形成明確的規則和規則意識。各利益集團如果都按規則博弈，事情就變得相對簡單。這其實是利益表達、博弈、調控的制度化、程序化。當前，各種公聽會和意見徵集等開始運用於公共決策中，但其結果還不能完全反映民意，議題本身還掌握在政府和相關機構手中，這都是今後要加以改進的。
策略之二，是對某些影響較大的利益集團的行為進行規範，重建商業遊戲規則，迫使其從經濟尋租、政治尋租，轉變為依靠技術創新、高質量服務、良好信譽等，謀求利潤最大化。對於這些已經形成的、客觀存在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承認其歷史形成的既得利益的同時，必須限制其特權，將其由「貴族」降為「平民」，從「經濟人」與「政治人」的雙重身份，變為純粹的「經濟人」，規範其壟斷行為，同時通過市場准入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如將成品油進口市場面向所有經濟主體開放，儘可能引入有效的競爭機制，打破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地位。
策略之三，是對各既得利益集團分而治之、各個擊破。既得利益並非鐵板一塊，應善於利用它們的矛盾和衝突，而非使它們感覺到「危險」從而串謀在一起。這在當前要有效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尤其要運用好社會輿論的力量，將不同的利益集團進行分割，首先將那些民憤大而缺乏「正當性」的既得利益邊緣化，這樣，打破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撓可能就相對容易。
不論採取何種手段和辦法，前提是為政者對既得利益的壯大及其對中國經濟社會乃至改革產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認識。沒有這種認識，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治理只會隔靴搔癢，不會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