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全國房價同比漲幅再度創出新高。其中，以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為主的一線城市的房價同比漲幅強勁。根據數據統計，在一線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的同比漲幅中，北京、廣州、深圳等地的漲幅均在15%以上。而在一線城市二手房價格的同比漲幅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的漲幅也在10%以上。
近期，影響房地產市場的消息甚多，例如溫州樓市限購政策鬆動、房地產再融資放開預期、房屋稅擴圍徵收等。以溫州樓市限購政策鬆動為例，面對溫州當地的實體經濟出現持續性下滑的局面，溫州擬鬆動房地產限購政策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不可否認，房地產業帶動上百個行業的聯動發展，且其稅收占比財政的數額較大。但是，鬆綁房地產限購無疑助推房價的暴漲，單純以經濟數據作為發展的硬指標，卻忽視老百姓真實的消費水平，這種政策的出發點顯然有違民意。再以房屋稅擴圍徵收為例，之前市場以為房屋稅會成為壓垮高房價的最後一根稻草。如今，隨著消息面的逐漸明朗，市場對房屋稅擴圍的調控預期明顯信心不足。按照目前的發展態勢，國家或以杭州的徵收模式推廣至全國，即強化對增量房的打壓，卻無法撼動存量房。其實，杭州的模式與前期率先試行房屋稅的上海模式類似，但是從當前的測試結果顯示，上海的房屋稅徵收模式似乎沒有有效地壓制當地的房價。近幾年，上海的房價仍持續攀升。
房價暴漲已然不是簡單的調控失效問題。自今年3月1日出台國五條後，房地產價格卻屢創新高。以國五條的主要內容為例，即對出售自有住房將嚴格按照轉讓所得的20%計征以及提高二套房貸首付和利率等。但是，在具體的規定頒布後，各主要地方並沒有在細則政策中強調上述的關鍵點，而是以極其含糊的表達方式應對。於是，房價上漲乃至暴漲折射出中國樓市的三大怪象。
第一、地方更希望房價上漲，而在房地產市場中，地方無疑成為最大的掌控者。自1992年以來，GDP與政績掛鈎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大趨勢。當前，隨著房地產業的占比提升，該產業已然成為國家的支柱性產業。根據數據統計，當前中國的房地產業占比國家稅收收入的18%，而細分至地方，房地產貢獻的稅收比值更是超過60%。值得一提的是，土地出讓金收入作為地方主要的財收來源，地方可以憑藉特殊的手段強拉土地的成交價格，而其上漲也會直接帶動建築價格與其他相關聯的價格上漲，從而形成連鎖漲價效應。
第二、從國家頒布具體的調控政策到地方執行，地方的執行意願不高，政策的落實效果不佳。以上述提及的國五條為例，雖然國家對政策作出了詳細的闡述，但是當政策分配至地方時，由於政策直接影響到地方的根本利益，因此其最終的執行效率低下。當然，也不會產生出預期的調控效果。
第三、高房價有利於地方償債，房價暴漲演變成拉動當地經濟的藉口。如今，當屬地方償債高峰。根據數據顯示，2011至2012年以及2016至2018年的償債數額占比總額均超過44%，其餘年份的占比也不低。同時，當前約有54.5%的地方將土地出讓金收入作為償債抵押。於是，房價的高低將直接影響地方償債的進程。另外，房地產業的振興能夠拉動百業的發展，因此放鬆房地產能夠起到提振經濟的作用。近期，溫州的房地產限購鬆動也能夠體現這一點。從某一種程度分析，國家也默認高房價的刺激作用。
從2012年聯合國發布的《全球幸福指數報告》中發現，當前中國大陸的幸福指數在全球的排名為112位，整體的幸福感不如人意。的確，在貨幣貶值、物價飆漲、房價高企等大環境下，大陸百姓的生活壓力非常巨大。針對中國長期存在的高房價現象，筆者郭施亮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還得看地方的臉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