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1906.6—1977.4)是中共密戰領域的傑出人物，早期直接受周恩來的領導，是上海密戰系統的實際領導人，上海左翼聯盟的創建者。潘具有堅定的革命理想，1935年8月他乘「東方紅」號蘇聯貨船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並接受密戰培訓。期間，為將來一心從事革命，做了絕育手術。1937年9月，潘漢年任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在上海等地領導對敵地下鬥爭和開展統戰工作。1955年4月3日，因「秘密接觸岡村寧次和汪精衛」被判刑，1977年在軟禁中病逝。
解放後，毛提出的經濟建設政策經常不切中國實際，劉少奇因此威信快速上升。毛明地里提出「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暗地裡卻想借劉長期在白區工作的歷史問題整倒或控制劉，曾要東北局第一書記高崗在偽滿檔案中查詢少奇被捕的檔案，同時高崗得到了主席的特別信任與快速提拔。如果高饒當年真的結成了反黨聯盟，作為與劉長期共事的同事下屬，只要饒漱石出具一份劉少奇是叛徒的證明，也許當年倒台的並不是高饒，而是劉少奇。甚至再退一步，如果沒有饒漱石抖落出毛的歷史問題並執著質疑，有說不清楚的被捕出獄把柄在毛的手裡，劉也會退縮，高崗可能會順利取代劉的位置;而劉會象張聞天一樣被逐漸邊沿化。
1953年底，高崗受毛指使到東北敵偽檔案中搜查劉的秘密記錄(高派下屬張秀山去查了);同時利用主席的支持和對少奇的不滿，暗地串聯陰謀取代劉的位置。此時劉少奇數十年的老部下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挺身，利用汪偽檔案質疑潘漢年受毛指使在1939年與「岡村寧次和汪精衛秘密接觸」的事情。(饒的妻子陸璀是劉的秘書。)
——1939年，史達林為把德國法西斯的侵略戰火引向西歐，引向英國，而與希特勒簽訂了《友好互助條約》。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執行局即把史達林的此一重要動向通知了延安的中共高官，授意中共可與侵華日軍卵翼下的南京汪偽政權打交道，從中套取情報，必要時聯汪反蔣，實際上是聯日反蔣。這是「馬列主義」的靈活應用，毛於當年10月派最出色、最能幹的情報大將潘漢年潛赴上海(內稱八路軍駐上海辦事處主任)，建立新的情報據點。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繫，並轉達他的口頭致意。具體協商內容不詳，據1947年7月24日《時事公報》二版：「毛XX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民國三十年八月七日，……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十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這些由民國報紙披露的資料未必可信。但抗戰期間日軍從未進攻或轟炸過延安的原因一直讓人不解。1953年饒漱石的質疑激辯、和1955年潘漢年檢討報告又印證了上述並非完全子虛烏有。
高崗本來是毛的親信，串聯活動也受毛的指使，可是在饒漱石跳出來抖落出陳年爛事後，毛不得不揮淚斬馬謖，把高崗的行為定性為個人行為，把對黨集體核心少奇的攻奸定性為「反黨」。同時把饒漱石質疑也定性為「思想狹隘的」、「個人行為」，當然也是「反黨」。戲劇性的是饒質疑毛莫名其妙的成了反毛反劉，把兩個互為對手的人定性為一個「高饒反革命集團」來打倒。
本來大佬們借歷史問題行政治攻奸沒有潘漢年什麼事，可是，1955年3月15日夜，潘漢年以上海市副市長的身份乘列車參加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期間，4月2日，帶著寫好的材料去向出席黨代表會議的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報告，報告檢討說饒漱石講的「秘密接觸岡村寧次和汪精衛」事情都屬實，但辯解說這一秘密行為直接受命於毛。並請他將那份材料轉呈中央。陳毅大吃一驚，感到事關重大，安慰了潘幾句，便匆匆將潘的交代材料親自送到中南海給毛主席。毛主席看過材料大為震怒，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並作出立即逮捕潘漢年的決定，責成公安部秘密執行。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飯店住處被公安部長羅瑞卿宣布實行逮捕審查。之後，他被帶到公安部看守所功德林監獄，監獄管理人帶潘漢年走進一間單人牢房，沉重的鐵門打開後，潘漢年一看，房間有15平方米左右，一張單人沙發床，桌子及椅子，地上鋪著地毯，牆角還有抽水馬桶與洗臉池等，房裡有暖氣。
潘漢年的消失並沒引起多大震動，因為潘漢年是被秘密逮捕的。當時，親屬和朋友都認為他又去執行什麼特殊任務。潘漢年被打入死牢的驚世緣由：封存毛與汪精衛往來的歷史。毛親自下命「秘密逮捕」。潘漢年左右為難，講受命於延安等於找死，說自行接觸等於漢奸，好在只有公安部長羅瑞卿與他短暫交談後，再沒有人審問他，最高領袖的批示只是「不殺，但要判無期徒刑」。潘只好閉口。無期、軟禁，為的是讓潘封口。一直到1977年病逝，潘一直處於軟禁隔離狀態。相對於其他有歷史問題的人物，軟禁反而是一種保護，避免了在文革中受到衝擊、避免了受基層造反派的追審。
潘漢年當時不知道陳毅對饒漱石存有刻骨仇恨，不知道陳毅痛恨劉少奇在陳毅、饒漱石之間刻意扶植饒，他的檢討報告不是轉到了劉的手裡而是毛的手裡，更不知道這是毛劉角力掀起的史海鉤沉，如果轉到了劉的手裡會出現怎樣的結果呢?
由於在高崗事件中，毛將為劉少奇兩肋插刀的饒漱石一併處理，劉少奇保持了沉默沒有施救，毛認為饒一定怨恨劉。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徹底打倒劉少奇，毛授意「中共中央劉少奇專案審查小組」的人多次提審饒漱石，想從饒漱石嘴裡得到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的最有力的證據。因為饒漱石是中共黨內第一個最早知道劉少奇被捕和釋放經過的人。1967年6月1日，饒漱石為專案組寫下了如下材料：
我是1929年到滿洲(即東三省)擔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之職的。當時劉少奇同志擔任黨的滿洲省委書記。劉出獄不久即離開滿洲。劉離開滿洲後，我當代理黨的滿洲省委書記之職。關於劉少奇在滿洲被捕亊件，因為時隔三十多年，詳細情況無法回憶，我只記得他是因為到瀋陽奉天紗廠等候工人黨員談話被敵人當作小偷而被捕的。因為敵人未得到劉的其他材料，故劉只在監獄住了十天左右即獲釋放。劉被釋放後即到我家將上述情況告訴了我。當時我們對秘密工作都缺乏經驗，故發生劉被捕後我仍未立即搬家和劉於被釋放後即到我家的亊情。當時我對劉被捕釋放事件過分信任劉的報告，故未作詳細研究，當時黨內已有個別同志因劉被釋放亊件過於簡單提出過意見的。現在，我認為我當時對劉過分信任的態度是有錯誤的，我認為今天把此事徹底審查清楚是完全必要的。(見戴茂林趙曉光[高崗傳]397頁，陝西人民岀版)
這份材料，因不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而沒有被專案組使用。反而為日後劉少奇平反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中有這樣一段話：「(3)原審查報告影射一九三○年四月滿洲省委大破壞，是劉少奇同志「提供情報」的結果。這是蓄意歪曲歷史。根據黨的歷史檔案(一九三○年九月十八日中共滿洲總行委第十二號《通知》)和敵偽檔案(一九三四年日本大阪對支經濟聯盟編《蘇聯和滿洲的共產運動》)、敵偽報刊(一九三○年五月一日《盛京時報》)記載，以及上述當時在滿洲黨、團省委工作的趙毅敏、楊一辰、王鶴壽等同志一致證明，這次大破壞，致使黨、團省委領導人及黨、團員三十餘人被捕，是由於杜蘭亭(當時在團省委工作)四月十二日被捕後叛變，向敵人供出團省委機關的地址造成的(當時黨、團省委負責同志正在那裡開會，許多同志因而被捕)。當時劉少奇同志已經離開滿洲去上海工作，這件事同他毫無關係。(4)劉少奇同志是在被捕半個多月後，統治階級沒有取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取保釋放的。據孟用潛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補充材料」說：「對我的判決是『煽動工潮，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對劉少奇也是『不予起評，取保釋放』。」楊一辰同志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兩次證明，當時對劉少奇同志判決「檢察卻下，不起訴處分，取保釋放」。還有饒漱石(當時任滿洲團省委書記)、王廣恩(原奉天紗廠協理)等人，也提供了類似的證明材料。」即上面的那份材料。
這充分說明，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樣惡劣的環境下，饒漱石沒有落井下石，沒有提供對劉少奇不利的證明材料。而當年與劉少奇被捕事件有關的人幾乎都寫下了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的材料。只是後來都翻供了。可因與「反對劉少奇」有關而身陷囹圄的饒漱石卻寫下這份與眾不同的證詞，足見饒漱石的錚錚硬骨。劉少奇生前自然看不到這份材料。不知劉少奇的後人如果看到這份材料，會作何感想。
饒漱石和劉少奇曾多次在一起共亊，深得劉少奇的賞識。劉多次稱饒漱石是「優秀的青年革命家」，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劉在快速晉升過程中，每次推薦的繼任者都是饒漱石。饒漱石生前拒不承認自己和高崗結為反黨聯盟，拒不承認自己「全面反對劉少奇同志」。再三強調「少奇同志的領導，我一向是擁護的」。懇請「黨中央在這一點上據實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結論」。實際上饒漱石從一介書生快速提升到國家領導人的過程中，完全得益於劉的信任與提拔，感激都還來不及，怎麼會反劉，但深夜質疑毛、借民族大義激辯3個多小時確是真的。
高崗、饒漱石是兩個很少共事又分屬毛、劉兩個司令部的人，如果因高崗反劉、饒漱石質疑毛分別被定為「反黨」也說得過去。戲劇性的居然一併定位「高饒反革命集團」，是一段典型的偽史。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感到劉少奇越來越難以駕馭，想借白區工作的歷史問題整倒劉，是毛親自要高崗去東北查劉少奇被捕的偽滿檔案，如果高饒當年真的結成了反黨聯盟，只要饒漱石出具一份劉少奇是叛徒的證明，也許當年倒台的並不是高饒，而是劉少奇。但由於毛出重手處理高崗，極大的迷惑了劉。毛拋棄高崗仍有大批人員可用;劉捨棄饒漱石，其系統僅剩彭真一人。由於劉被高崗事件迷惑，在打倒彭真的過程中迎合毛，劉在批彭大會上講：「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當彭真被打倒後，劉的政府陣營再無鐵桿兄弟。廬山會上當劉帶頭上崗上線的批判彭德懷時，預示著作為軍委副主席的劉，也徹底失去了軍隊內的潛在支持者。被打倒是遲早的事。
羅瑞卿本來是毛陣營的人，但缺乏政治敏感性與劉走太近，又因為知道的事情太多，是否為了「封口」而被打倒，也未可知了。
附錄：潘漢年出生於書香門第，儒雅、瀟灑。1931年參加中央特科，1935年8月他乘「東方紅」號蘇聯貨船痛經海參崴到達莫斯科參加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並接受秘密諜戰培訓。在此期間，作為漂亮男諜，為將來一心從事革命方便，在蘇聯做絕育手術。下面文字選自《青春、革命與知識分子》作者：單世聯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網
中國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但由於社會革命的對象之一是包括「三從四德」在內的傳統倫理，由於革命動員以「解放」、「自由」為口號，因此對於參加革命的青年男女來說，革命也包含著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還有性自由的意義。1928年，曾志到湘南參加朱德領導的暴動。「當時郴州有一批熱血青年投身革命，……這些男女學生白天走上街頭巷尾或深入農村，開展宣傳發動工作，晚上回來卻又是又唱又鬧，瘋瘋癲癲的。夜間男女也不分，幾個人擠在一張床上，深更半夜還吵吵鬧鬧的。……他們以為現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革命意欲顛覆原有的社會控制體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統對人性慾望的約束力，他們理所當然地把性自由當作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豈止是知識青年，在閩西，少年先鋒隊在反封建、反舊禮教，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傳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頭、童養媳，經過少年先鋒隊的宣傳教育，紛紛起來反抗，投身革命。」後來成為黨的領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辦與一個沒有文化的女子結了婚後，革命思想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不想戀愛的幸福，不去組織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會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終身寄託了。」
一些青年最初是衝著婚姻自由而參加革命的。胡也頻在小說《同居》中這樣描寫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婦女們更快樂活潑得利害。她們從前都沒有出息地關在貧苦的家庭里弄飯，洗衣，養小孩，餵豬，像犯人關在監獄裡一樣，看不見她們自己的光明，現在她們好像是在天上飛的鳥兒了。她們的生活自由了，沒有壓迫，沒有負擔。並且不害怕丈夫了。她們可以隨自己的意思和男子們結識。她們還可以自由地和一個『同志』跑到縣蘇維埃去簽字，便合適地同居起來。她們生下來的兒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擔心。」這並不只是文學的虛構。直到1937、1938年，受斯諾《西行漫記》和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響，大批青年知識分子懷著對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時，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在延安也相當盛行，男女交往相當隨意，十月革命後蘇俄柯倫泰夫人的「杯水主義」很有市場，甚至一些歷盡艱辛的老幹部也以「打游擊」和「革命的戀愛」為新生活的標誌。
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為後，湘南特委特派員何舍鵝大發脾氣：「這還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摟在一塊睡，男女都不分了，……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壞我們的革命道德。如果發現誰再這樣，就槍斃，就殺頭!」何舍鵝也許只是嚇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肅AB團」期間，就確有領導者認定AB團「利用婚姻絕對自由的口號，實行亂交及漫無限制和戀愛」，然後把自由戀愛或在兩性關係上犯錯誤的同志，一律打顧AB團。
同樣，「杯水主義」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時期。1939年後，新型的革命等級制度開始建立並嚴格執行，此後流行的是以幹部級別為基礎的由領導介紹批准的婚姻制度。嚴格的男女關係是新社會的基本倫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鑄在中南區「文革」動員大會上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證據之一就是：「今年『五一』節的夜晚，紅場上有許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搖擺舞，男的女的一塊亂來，接吻，討價還價。破裂的就一腳踢開。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簡直是發瘋了。蘇聯的社會變成這個樣子，同我們更是鮮明的對比，我們到處是革命的新風尚，他們是腐爛透頂，令人作嘔。」陶鑄當時並不在紅場，但不妨礙他說得繪聲繪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