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始於2013年初。
公務員張先生說，當時「八項規定」剛剛傳達到基層，許多公務員都不以為然。此前類似的文件太多了，過後一切照舊。這一年春天，陝西某廳級單位被提上議事日程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蓋辦公樓。該單位此前的辦公樓修建於上世紀50年代，「5·12」地震後成危樓被拆除。這些年，單位一直在外面賓館租房辦公。
去年夏初一天，張先生拿著一份有關辦公樓建設的文件去請示上級主管領導。結果領導只淡淡地說了一句，以後再說。張先生雖說不明就裡，但也隱約感覺到些什麼。
2013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向全國下發《關於黨政機關停止新建樓堂館所和清理辦公用房的通知》。通知傳到單位後，領導很鄭重其事地在黨組會上說，「修建辦公樓的事以後不再提，下來再說」。地都協調好了，甚至建設單位都聯繫好了，大家一時不理解議論紛紛：「有些有錢單位樓蓋得早，都沾了光，我們清水衙門好不容易弄來了錢，卻搞一刀切不讓蓋了，太不公平了」。樓到底還是沒蓋起來，而且搬出了賓館，擠到了其他部門樓上辦公。
誰也沒有想到，隨之而來的禁令還有那麼多。
副市長端著盤子滿食堂找座位
2013年8月，律師馮先生去咸陽某政府機關公幹。到了飯點，辦公室主任說「到咱食堂吃工作餐吧，出去吃飯不方便」。馮先生很意外，此前基本都是去酒店吃，「他們不缺錢，一桌飯上萬元也不是沒吃過，吃完飯每人拿上幾條煙幾瓶酒也是常事」。辦公室主任解釋說如今中央有規定，單位所有領導現在都吃工作餐。
多位領導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均表示，中央關於嚴禁公款大吃大喝的規定抓得很準，「人人都看得見，這年頭誰稀罕吃頓好飯，現在中央說不讓吃，咱就不吃，誰也不想因小失大」。陝西省某單位的一位副廳級領導說，「在飯桌上出事，就太愚蠢了」。
他說的是，此前被中紀委通報的黑龍江副省級幹部付曉廣公款喝酒致人死亡事件，在全國官場震動很大。
寶雞市某黨委系統主任科員張先生說，以前每年下去檢查工作，即便去很偏遠的鄉鎮，領導們也會拉著去當地最好的酒店吃喝招待。去年以來，下去檢查工作都是工作簡餐。「每次回來，土特產是必不可少的。現在也都不敢了。有人還送，以前大家也就笑納了，可現在就開玩笑說，你是想害我哩，為一箱水果鬧個記過停職，這個帳不難算」。
陝西某市政府辦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以前市政府附近的幾家豪華酒店每天中午爆滿，包間必須提前兩天預訂，2013年開始生意一落千丈，包間隨時去隨時有，原來煲湯一鍋幾百上千元，現在也開始上火鍋等平常菜品維持生存。
按照該工作人員的說法，該市政府大院的機關食堂以前只有一層，約300個座位。最近由於每天中午吃飯的人太多，食堂不得不又加開了二層。即便如此，仍需排隊等座位。他曾親眼見到一位副市長，端著盤子滿大廳找不到位子。大家都在笑，這樣的情景在以前是不可能的。「領導好不容易『親自』吃一回飯，卻找不下板凳」。
開車接娃被拍照，「恨不得給人家跪下」
2012年，楊副處長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學車、考駕照。今年41歲的楊副處長是西安市某部門一位中層幹部。這些年來他所在的部門雖然沒有「專車」，但實際上處室里的兩輛車幾乎就是他和處長的專用。
去年夏天，當關於公車改革試點的文件下傳到單位後，楊副處長有點著急。由於單位新辦公地點距離市區較遠，「擠公共交通不適應，也不好看，還是買個十幾萬元的車自己開吧」。
楊副處長坦言，以前雖然沒有「專車」名分，但單位的小轎車某種程度上也相當於「專車」。「不僅上班時間隨時使用，司機還要負責接送我上下班。周末有事我也可以隨時用，給司機打個電話就行。」
陝南某鄉鎮黨委的齊書記也明顯感覺「不舒服」。辦公室變小了，從原來的20平方米變成了9平方米，和鎮文書共處一室。「一個人這麼多年慣了，如今我很不習慣，文書也明顯很不自由。最難受的是，我不下班他不敢偷著走，他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出去辦個事也得趕下班前回來轉一圈，讓大家都看到」。
「受到約束」的還有財務制度。前些年鄉鎮的開銷基本上「市鎮長一支筆」，只要簽字基本全部都可以報銷。如今財務制度特別嚴格，稍微不留神就會接到紀檢部門的提醒詢問電話。「說實話，如今的公務員越來越提心弔膽了!好多錢必須花，卻報不了帳，請示上級，領導說你自己想辦法」。
公務員老范對這種「提心弔膽」的日子深有體會。今年元旦前的某個周末，下班路上他習慣性地開著單位的制式公車去接孩子放學。結果就在他和孩子拉車門的那一瞬間，發現有人在用手機拍攝他的車。「我當時一下子蒙了!因為這事一旦上網或被領導知道，我輕則待崗，重則會被開除。」
老范趕緊拉住拍攝者「檢討求饒，恨不得給人家跪下」。好說歹說，對方才答應「算了」。心有餘悸的老范等了兩天，看沒有什麼事才放下心來。他和妻子商量買私家車，「咱自己也買得起車，實在操不起這個心」。
老范在政法部門工作，以前的日子自由，一般熟人約的飯局都會去參加，偶爾幫人辦事也會收點東西。逢年過節單位不是發卡就是發果蔬禮品，或者是數目500元、1000元不等的現金。由於各種節日很多，所以一年下來數目也很可觀，「不比工資少」。但今年這些隱性灰色的福利一下子全沒了。「去年中秋，女兒成天問我咋還不發月餅。我後來自己去超市買了一盒，這是我這些年第一次自己花錢買月餅。」
西安南郊某街辦科級幹部劉先生說，2013年最大的感受是「禁令」多了，外出吃喝應酬少了，回家吃飯的機會多了，上下級關係相對簡單了。「這都是好處，還有就是經濟壓力大了，年終獎看來沒戲了，單位有錢就是不敢發。哪一級領導都不敢提這個事，不敢唾這個核兒。其實領導也缺錢也想發，各單位都在互相觀望，一旦有人發沒事，也就都發了。」
把上下都管住，大領導小科員都一樣才算成功
經常和政府部門打交道的陝北人老賀對公務員群體近一年來的「變臉」印象很深。去年12月他來西安辦事。事畢他專門在西安曲江某高檔飯店預訂了一桌酒席，然後一一邀請相關人員。結果當晚被邀請的6個人只有1個老鄉到場，其餘人均以各種理由婉拒。老鄉告訴他，如今黨政部門從上到下都在整頓作風，到大飯店吃飯屬於「有風險的活。」
該老鄉還告訴老賀，如今許多領導幹部都低調多了。不僅高檔飯店不去了，單位的豪車也都鎖了起來，「哪怕擱爛了也不開，擱爛了是管理不善，開出去叫自找苦吃」。
記者了解到，各單位如今管得最嚴的就是吃喝和車輛，還有辦公面積，「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一旦被揪住誰也跑不了」。比如某單位在北郊有新辦公樓，地方很大，這幾天也犯了愁：一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車開來了，四五十輛車一下子擠過來，停車都成了問題;二是忙著給辦公室打隔斷，原來在市里辦公肯定不超標，搬了新樓幾乎都超標，各個辦公室折騰算面積，甚至封了不少房子，「要不然，實在占不出來面積，說實話原來政策放得寬，房子蓋得確實太大了」。
採訪中，西安市某單位的處級領導王主任對「新風」也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認為以前的「歪風」主要在那些管錢管人、有審批的實權部門。「像我這樣的清水衙門，有沒有禁令約束都一樣。其實除過年終獎和過年過節發點卡以及東西，我們幾乎沒油水，因而也沒啥損失，這一來內心倒平衡了」。王主任承認很多公務員目前還在觀望，「所謂上行下效，只要長期把上下都管住，大領導小科員都一樣才算成功，否則又會成一股風。」對有些公務員認為活越來越難幹了，準備辭職的聲音，王主任認為這是好事。「大浪淘沙嘛，想辭職就辭吧，至少這幾年想當公務員的還是一片一片的，不能說大家都是看上能腐敗才來的吧」。
陝南某縣黨委系統的副主任科員42歲的余先生認為，中央目前大多數「禁令」都主要是針對領導層的，對一般公務員而言影響不大。余先生已經工作15年，每月工資不到4000元。以前逢年過節單位偶爾有福利，但從來沒有超過500元的。這點福利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央禁令一個接一個，但和我們這些小幹事無關。」
余先生話鋒一轉說，他幾年前就曾和同事討論辭職「下海」，理由是一個有手藝的農民工一年隨便都可以賺10萬，但最後大家還是認為「要能忍得住，等媳婦熬成婆、當了婆婆(領導)情況就好了。」「誰知如今『婆婆』們也被戴上了緊箍咒，公務員也是人，也要養家煳口，買車供房，四千多元有點低，再加上社保養老也要並軌，我們這些小公務員咋活呀，人家國外都高薪養廉，如果光嚴管不漲工資，長此以往，可能會有許多人辭職，因為沒有盼頭了」。余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