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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邊溝，地名，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這裡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 夾邊溝農場至今有一段塵封的歷史。從1957年開始，這些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幹部、知識分子在這裡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大多數人在此期間被活活餓死，其慘烈程度超越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三千名右派活著出去的只有四百多人。
影片背景：
影片是中國大陸導演王兵的第一部故事篇，於2010年9月6日上映。影片根據楊顯慧的小說《告別夾邊溝》中的片段改編，以中國甘肅右派勞改農場為背景，描繪了右派分子被強制勞動改造的景象。該片曾在法國arte台播放
導演王兵
王兵：「我不認為這是一部揭露性、抗議性的電影，我認為對中國是一部建設性的電影。作為今天的中國人，我們能夠回顧、正視自己的歷史、同時要尊重歷史，不是為了抗議任何東西，只是為了讓未來我們這個社會更加合理、更加公正、更加自由。」
歷史沒有音樂
——關於電影《夾邊溝》
余世存
一戰期間，法國的評論家曾宣稱：「我國近來產生了一樁比歐戰更重要的事，那就是保爾•瓦雷里的《年青的命運女神》。」一首詩比一場戰爭更重要，可見生命之演進在西方人心中的重要性。遺憾的是，我中華文化經歷援佛補儒、拜上帝教、近代轉型，仍未能確認此種個體精神的至上價值。以至於今天，國家、社會仍大於個人，現象、事件僭越了生命本身，五星紅旗的名字比生命更重要……仍是我們文化的常態。
在我看來，2010年極為重要的中國事件不是世博，不是溫相口頭政改，甚至不是環境災難……而是中國的敏感詞獲得炸藥獎(即中國人所說的諾貝爾獎)，是王兵的電影《夾邊溝》及其代表的個體精神產品的問世。這類精神，在某種意義上甚至超越了炸藥獎。因此，《夾邊溝》雖然因政治壓力等因素沒能獲得多個電影節的獎項，但它演示的人類命運卻足以在今天的文明生態中建構堅實的立足點。王兵坦言他的影片是「建設性的」，其意極為平實而自信。
《夾邊溝》電影以「臭名昭著」的中國甘肅右派勞改農場地名而來。這個勞改農場幾乎是中國政治社會生態的一個縮影，一群右派分子被發配到這裡。人被分為上級、管理者、幫凶或打手、大家或大家中的老林老李小王、外部人……人的生命或生活被簡化為不服從者不得食，不服從者被強制勞動改造，勞動者被規定生活即起居、工作和飲食;平常的生活已經夠悲慘了，遇到「社會主義建設遇到困難」的時候，人們更是只能一天吃兩頓，天天喝湯水，被開恩的也只是暫時不出工勞動。但是，死亡、虛無，這些超越政治社會的邏輯酣暢淋漓地上演，人們的生活就是尋食：草籽、老鼠、人們嘔吐出的食物、外人帶來的吃貨;人們的生活就是把死人裹起、拉倒、埋掉，就是吃死人的屍體，就是在「地窩子」里等死;人們的生活就是聽任「政治理性」的恩典或威福，是聽任政治人格的呵斥或捆綁，就是私下獨語或相互之間說話以免睡覺而死去……
這種直截了當的政治文化本質，今天早已被宣判為歷史，被塵封為過去;不堪回首，也無人吃力不討好地揭示，更少人提煉出強悍的精神質地。但是，王兵以他曠野呼告的上帝子民力量，以他執著的堅忍和大信大愛，給我們記錄了這一政治故事，挑戰我們的心智，冒犯我們當下「咸與維新」的盛世或類盛世生活。
顯然，這部故事片的觀眾並非當下感覺良好的混世者們，它籲請的是另外一種心智和眼光，是另外時空的文明或知己。當代的混世者們如果一味沉浸在混得合適的生存里，他們是難以接受這樣一部電影的;當代的混世者們不認為自己缺乏人類人性的良知勇氣，只是智力的自負和人生的混沌使他們缺乏接納異己異端即第六倫的興趣。要在他們面前談論《夾邊溝》是困難的，就像在他們面前談論當代社會的真相一樣困難;因為他們以為《夾邊溝》和當代社會一樣是如此淺白，不言自明，無需去質疑，生活就是了。而對另外時空的心眼來說，談論、經驗這類精神作品同樣困難：在此全球化時代，這類作品是否切己?困難的不在於有無良知，而在於時宜一類的語境障礙，在於歷史、影片與當下的關係是否真的緊密。這也是影片的難以介紹之處，它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更新了我們人類的生存境況?
這是王兵的第一部故事片。在此以前，王兵以紀錄片享譽國際社會。這種享譽，並非以參與中國繁榮「與有榮焉」的姿態獲得，而是以提出問題、還原歷史等多種角度參與了當代中國的生成。這些紀錄片，無論《鐵西區》還是《和鳳鳴》，都以拒絕的姿態和生活方式建設了我們當下。而拒絕，我們知道，這是當代人類最值得聆聽的個性表達。所有由制度、習俗、技術、權力……陰謀或陽謀倡導的人類生存，都值得精神個體當仁不讓地拒絕。中心的生活、主流的方式、時髦的日子、因循的境地，都是可懷疑的，可拋棄的。所有歷史上最重大的人類呼號，都是個體生命的表達而非合群的自大;它們從主流或中心的邊緣發出，最終傳遞到人群之中，更新人們的生活和人生體驗，從而救贖了人群和人類。拒絕，正是一種尋找、確認並完善我們生命的有效方式。
這種拒絕，一以貫之地表現在《夾邊溝》的創作里。王兵以拒絕的方式，給我們繁榮的當代中國提供了非同一般的歷史維度和歷史敘事。他甚至把「夾邊溝」歷史情境的眾多要素刪繁就簡，以極為簡單的畫面、人物和故事，講述了一種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在《夾邊溝》裡，人的命運被如此粗暴地安排，在「夾邊溝」，一種大漠荒涼和地窩子幽閉的交替折辱里，生命何其渺小。人只能聽天由命，或聽從上面的安排。這種生存秩序，可以讓今天的我們明了自身在其中的角色或位置;人的世俗生活的豐富被直截了當地呈現為飲食男女的本能演繹，讓我們僥倖或警醒於當下的新天新地生活……如果我們不能、無意或不願觀看這部影片，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我們在此影片分配的一個角色里演繹得忘乎所以，我們尚不願穿越當下生存的浮華始終而求取「夾邊溝」式的人生社會真相。
藉助於王兵的眼睛，我們當代的繁華生活，正是由飢餓、荒涼的夾邊溝一脈相承。多虧了王兵的敘事，我們當代的生存境況，才顯示出跟夾邊溝「異質同構」的本質。由於王兵，這個當代中國生活之外的導演及其代表的精神個體的存在，拒絕時髦、中心或流行，才顯示出其建設參與的重大意義。
從「夾邊溝」的角度看，直到今天，我國社會仍是政治敘事。我們中國無時無處不是「夾邊溝」，雖然夾邊溝的政治早已為當下的市場、社會、技術等等裝飾，但政治敘事的本質，為俗為雅為義利道德或自由民主所僭越的人生卻一以貫之。即生活被分成兩個部分，自己所屬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在自己從屬的世界裡，有價值、意義、功能一類的等級規定，自身的命運無能自主，只能寄望於上級、關係、政策;而外部世界，是難以溝通的，無從體驗，無法同情理解的。內部世界跟外部世界隔著沙漠、高牆，即使開放，也難以打通人心的荒漠或制度的高牆。在內部世界裡，「社會主義建設遇到困難」跟「憲政民主運動處於低潮」、「穩定高於一切」、「房價處於高點或低谷」……異曲同工，它們都規定了我們在此類格局下的地位或生存價值。即使在最為政治正確或知識正確的自由派圈子生活中，人仍被規定歸屬或服從於一個莫須有的目的，一個眾人參與想像的坐標位置。
「夾邊溝」因此構成了一種生存隱喻。這種內部生存隱喻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當下的。我們中國人的當代生存同樣是「夾邊溝式的」，一代又一代人活著死去，輪到今天我們活著「夾邊溝式的」宿命。在「地窩子」般的世界裡，生活受人支配，一生的抱負、才華在這裡只剩下等待。即使大漠敞開，即使生活的世界仍有外部的參照，但只要生活在這裡，人生就是被支配，被消磨。陳丹青曾在毛澤東去世多年後感嘆：「我們等待最高領袖逝世的這一天，等很久了。」但從那一天到今天，一代又一代的人消磨了才學、精氣、魄力，仍在等待。無論50後、60後中的「文革小將」，還是70後、80後新人類，還是90後新新人類，都仍在等待中活過一生，並在等待中死去。
在這種生存秩序里，即人們的當下生活仍是充滿了音樂般的聲響，充滿了各種「喧譁與騷動」。但在世界相連的高牆之上，在王兵的歷史維度里，這種宿命已經無聲，人們的「喧譁與騷動」不過是程度不同的自欺欺人，就像「夾邊溝」里的勞改犯自言自語。「夾邊溝」表面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勞改農場，實則為「人間地獄」;而當代中國社會被視為「世界工廠」、「冒險家的樂園」、和諧社會，實則仍充斥著人性的扭曲、心智的返祖化、身體的本能化……王兵以客觀、冷峻的紀錄片式的敘事，記錄了這種政治社會的真實，從而不僅復活了歷史，也賦予了當代繁華背後的真相意義。被拒絕或被參與，都只是歷史文本中不自覺的角色;拒絕或參與，才是歷史文本中的自覺的幫凶或悲喜劇英雄。
看王兵的《夾邊溝》是一種挑戰自我的活動。有人把這種建設性的政治國民敘事跟顛覆性的暴力荒淫敘事類比，以為是「中國版的索多瑪120天」，折磨著觀眾的心智和神經。這在某種視角上確實看到了政治與性、暴力的同構。但是，《夾邊溝》畢竟不是赤裸裸的性或暴力，它更是崇高政治或東方政治的產物。它的全部基點在於「社會主義建設」，一如今天的中國國民生活，落腳點在於「維穩」下的「房市」、「股市」等具體生活敘事或「改革」、「轉型」等宏大敘事。幸運的在於，我們有王兵這樣巨大的精神個體，以歷史敘事給當代生活參照，從而照見今天中國社會的某種真實。
從《鐵西區》開始，王兵即奠定了他作為當代中國電影敘事最具史詩性的導演的地位。他遠離流行，自信地給當代生活賦予形式感。這種賦予的堅實、強悍或大信，使得熟知他的觀眾對他抱有期待。即無論人們在生活陷入怎樣的忙亂或瑣碎，但一旦知道王兵一類精神個體的存在，人們就有希望獲得慰藉：因為王兵是那些可以給予人們生存形式的同胞之一。如果人們迷失了，人們想起他們，就會懷抱希望並猜測。如法國作家曾談論的一種人：他將要做什麼?他將給予什麼?即使他被一些不可迴避的矛盾或問題所糾結，曾暫時選擇了沉默。但他屬於那種罕見的人，他們遲遲不作選擇，可一旦作出了抉擇便忠貞不渝;對這種人，人們完全可以等待。總有一天，他會開口的。我們甚至不敢貿然對他未出口的話稍加推測，但我們相信他跟我們一樣，經驗著甚至審判著：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終富有活力了。王兵在十多年的工作生活里，僅僅給我們提供了三部紀錄片和紀錄片式的故事片，每一部作品都給我們輕浮的自以為是的生存增添了厚重，這已經足以讓我們肅然起敬了。
在當代中國生活敘事中，房價已經一年一月一夜之間變樣，權力城市化則使拆遷的政治敘事在兩三年內重造了一個中國，穩定之共謀已經日新月異地生出新的和諧和新的敏感詞，奧運大慶世博一類的優越性「無遠弗屆」地支配影響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一些人仍選擇了淡出隱居，一些人選擇了拒絕一切體制即體制和反體制的體制等各類體制生活，一些人選擇了長達五年十年的積累……這些努力，今天藉助於《夾邊溝》一部影片讓我們回歸自身，立足於人生本位，認清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關聯、荒謬或差異。在「夾邊溝式的」大家津津有味或無趣無望於眼前的生存時，王兵以六年時間近乎隱秘而堅忍的工作，向文明社會呈現了一部紀錄片式的史詩影像。
從生存隱喻的角度看，《夾邊溝》也超越了大陸中國。如果我們記得，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夾邊溝」一類的歷史在東方大陸展開的時候，「等待戈多」一類的戲劇正在西方上演。同樣荒誕的人類命運，「夾邊溝」比「等待戈多」真實，也慘酷得多。而無論今天的現實如何繁華，「夾邊溝」和「等待戈多」式的荒唐、虛無、慘烈卻是共通的。王兵的《夾邊溝》用簡潔到極點的電影敘事，揭露了東西方的歷史和現實命運。在某種意義上，王兵的《夾邊溝》是對幾十年前東方的「社會主義建設」和西方荒誕派作家的回應。
我們有理由判定，《夾邊溝》電影是比當代社會的種種和諧事件更為重大的精神革命;我們可以相信，電影傳達的不僅是存在主義的，不僅是人道主義的，更是人本主義的。我們慶幸比電影講述的歷史中的人物幸福得多，但我們真的幸運嗎?我們幸運了多少?是飢餓與宜居之間的差別，還是人身限制與精神奴役之間的差別?我們的內部邊界在哪裡，我們的「地窩子」是什麼樣子的，我們外部世界的大漠和高牆又在哪裡?我們真的遠離了「夾邊溝」式的生存，而進入到一種內外出入自如、溝通無礙的自由境地了嗎?為什麼今天仍有人，甚至我們的親友，都以種種美好、正大或偉光正的名義，隔離我們與外部世界的溝通?為什麼我們的生活，到今天為止，仍是一些我們既不喜歡也沒有什麼才能的人在支配?為什麼我們今天仍在等待著自己一生的老去和了結?
「當今之世，僅免刑焉。」我中國的莊子曾感嘆世道的險惡和文明的裂變。「夾邊溝」時代的中國人不免於刑，今天的人類同樣不免於三高、肥胖、高消費、羊群效應等身心之刑，甚至不免於開幕式或匯演一類的所謂政治經濟演變的歷史進行曲之刑，今天的人類也同樣強化了內外有別的威福或卑賤之刑。因此，我們文明演進的本質意義仍在於有自己的同胞守望、揭露、安慰。如榮格所說：「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本是不重要的，說到底，最重要的事乃是個人的生命，只有它創造著歷史，只有這時，偉大的轉變才首次發生。」
《中國人權雙周刊》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