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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板戲《紅岩》夭折記

提到「樣板戲」,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飽受過「八億人看八個戲」之苦的人們,大多能說出在文革前期「佔領舞台」的「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襲白虎團》、《海港》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浜》這八個「樣板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經還有一個由「文革旗手」江青親自抓的「樣板戲」,它就是「革命現代京劇」《紅岩》。但它尚未公演就半途夭折了,否則,第一批「樣板戲」本該有九個。

江青主持討論改編

長篇小說《紅岩》在1961年出版後,因「生正逢時」,投合當時強調「反帝反修、狠抓階級鬥爭」的需要,引起轟動效應,各種藝術形式爭相改編。影響較大的,有歌劇《江姐》、電影《烈火中永生》、連環畫《紅岩》等。在各劇種、各地方劇團爭相改編的熱潮中,江青也親自抓了北京京劇團(即北京京劇一團)改編《紅岩》的工作。

被江青指定擔任京劇《紅岩》編劇的,是兩位大手筆: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政治部歌劇團《江姐》的編劇閻肅,和北京京劇團《沙家浜》編劇主要執筆的汪曾祺--當時,《江姐》和《沙家浜》(原名《蘆盪火種》)都已經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演出並得到了讚賞,毛還分別對兩個劇提出了修改意見(《沙家浜》當時就按照毛的意見進行了修改。《江姐》的修改是在文革結束後重新搬上舞台時才完成)。把這兩個劇的編劇抽調來擔任《紅岩》編劇,可見江青對這齣戲的高度重視。

京劇《紅岩》的改編,就從1964年冬開始了。當時北京京劇團還在不斷修改、排演《沙家浜》。扮演阿慶嫂的名角趙燕俠,被安排在《紅岩》中扮演女主角江姐。

關於讓汪曾祺參加京劇《紅岩》的改編,閻肅有這樣一段回憶:「為了改編《紅岩》,江青告我:『從京劇團找一個人跟你合作……』我說:『一定跟這個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糾正說:『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賞識他,但又不放心,老忘不了他是一個右派。」

汪曾祺後來發表過一篇《江青與我的「解放」》,其中談到了京劇《紅岩》的改編:「我又被指定參加《紅岩》的改編。一九六四年冬,某日,黨委書記薛恩厚帶我和閻肅到中南海去參加關於《紅岩》改編的座談會。地點在頤年堂。這是我第一次見江青。在座的有《紅岩》小說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林默涵,好像還有袁水拍。他們對《紅岩》改編方案已經研究過,我是半路插進來的,對他們的談話摸不著頭腦,一句也插不上嘴,只是坐在沙發里聽著,心裡有些惶恐。江青說了些什麼,我也全無印象,只因為覺得奇怪才記住了她最後跟羅廣斌說:『將來劇本寫成了,小說也可以按照戲來改。』」

在陸建華著《汪曾祺傳》中寫到此事時,除去轉述以上文字外,還多了這樣幾句話:「那一晚的談話是在中南海毛主席書房外面的一間房子里進行的。談話中間,毛主席曾從書房裡出來過一次,大家連忙站起來,但毛主席親切地揮了揮手,說:『你們談,你們談。』說完又退回書房中去了。」這段敘述令人生疑,按照毛澤東與江青當時的相互關係和各自工作習慣,江青恐怕既不能也不敢把討論會弄到毛澤東的書房外邊去開。在汪朗回憶父親汪曾祺的《歲月留痕》中,對此事是這樣寫的:「爸爸第一次見江青是在中南海頤年堂……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見過毛主席一面,是不是這一次不清楚。他去過幾次中南海,家裡人都不知道,當時這都屬於機密。他說正在討論劇本時毛主席走進來,好像是要找什麼東西。江青介紹說,找了幾個人來談劇本創作。毛主席只說了一句『你們談,你們談』,隨後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沒說過,也沒寫過。沒想到多年之後,一家小報竟刊登了一篇毛澤東與汪曾祺的文章,說毛主席與爸爸就《沙家浜》的劇本詳細交談過,你一句我一句的還顯得很親熱。這連捕風捉影都說不上,純粹就是瞎掰。爸爸看過之後,又好氣又好笑,又不願意跟這種小報和無聊作者較真,才跟我們說及此事。」

筆者問過閻肅,他回信說:「《汪傳》所說64年底,於中南海,確有『召見』,但無羅廣斌、楊益言,而有林默涵,似還有當時北京京劇院黨委書記薛恩厚,及汪、閻。但我不記得有毛走來打招呼。」

楊益言的回憶中也從未提及在中南海討論劇本和見到過毛澤東。他記得的江青對羅廣斌和他的接見,是在1965年1月,地點是人民大會堂。他回憶說:「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突然給我們送來兩本京劇《紅岩》的改編本,要求我們認真看看,並且準備意見,他說,到時候會派車來接我們去參加這個劇本的座談會。」「1965年1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被接到人民大會堂,參加京劇改編本《紅岩》討論會。進了會場,才知道這個劇本是江青叫人寫的,這次討論會也由她主持。」「會場上已有好幾位與會者在沙發上落座,江青要我和羅廣斌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劉白羽同志戴著個白紗布口罩,咳著嗽從門外走進來,江青抬眼看見了他,就像生怕會傳染給她什麼病菌似的,向他揮了揮手,劉白羽就回頭走了,再也沒進來。」

但閻肅的回憶又有所不同。他在給筆者信中說:「65年(是否1月記不得了)確有人大會堂『徵求意見』,但主要是談改編京劇的提綱(當時沒有京劇劇本),當時在座的人有羅、楊及前述幾人,似乎還有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

按照楊益言的回憶,討論會上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先發言,他談到劇本把江姐從犧牲改成被營救出獄時,說:「現在把她寫活了,群眾恐怕不會接受……」「似乎虛弱不堪的江青,『啪』地一巴掌,猛然拍打在茶几上,藏在眼鏡片後面的兩眼閃著凶光,向林默涵同志厲聲喝道:『你要允許我試驗!允許我失敗!』她根本不許別人講話。氣得滿臉通紅的林默涵,只好不再講話了。」--林默涵當時可能還不知道,把江姐寫活是毛澤東的意見。

「稍歇片刻,江青似乎平靜下來,笑著要小說原作者講話。羅廣斌示意我先講。我只講了幾句話,說這改編本寫的是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里的鬥爭,敵特的頭子是美帝國主義特務,這改編本要注意揭露這個最兇狠的敵人。沒想到,江青竟立刻說:『好!』並且吩咐:『請中宣部通知全國作家,注意寫反美鬥爭題材』。接著,就由羅廣斌講,他也只講了幾句,說改編本應該將江姐的性格寫得更好,更豐滿些。同樣沒想到,江青又是連聲說:『好,好!』」

按楊益言的回憶,這樣一個專門討論京劇《紅岩》改編的會,除了林默涵開頭講的幾句話,和隨後他與羅廣斌分別講的「幾句話」以外,似乎江青和其他人對改編都沒有說什麼意見。他只說到,江青一會兒要北京京劇團薛恩厚等人唱《紅燈記》中的幾句唱腔,一會兒要羅廣斌和他繼續改小說,把江姐改得更好,並在最後宣布,她計劃用十年的時間來完成京劇《紅岩》的改編,還要將歌劇《江姐》改好,另拍一部彩色電影片《紅岩》。

兒戲般的「體驗生活」

在那次討論會後,京劇《紅岩》的編劇班子和羅廣斌、楊益言被安排到了六國飯店。春節過後,江青又指示將他們搬到頤和園中的一個島上去住。在這期間,江青還親筆簽名贈送了兩套《毛澤東選集》給羅廣斌和楊益言(汪曾祺等人在此前就已得到了她的簽名贈書)。

不久,江青又給羅廣斌打來了電話,說她要去上海,來不及了,想委託羅、楊幫她辦一件事:帶京劇《紅岩》的演員去重慶體驗生活,到重慶後,要先把他們在原來的渣滓洞集中營關一個星期,然後把他們帶去華瑩山。

196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辦公室致函重慶市委宣傳部,說北京京劇團正在改編小說《紅岩》為京劇,該團黨總支書記薛恩厚將率參與這一工作的編劇、導演和演員等43人前往重慶參觀、訪問、修改劇稿,準備排演(3月初到4月初,為期一個月左右),「在前一階段的改編工作過程中,羅廣斌、楊益言二位同志已給予不少幫助。到重慶後,仍請他們二位,並增加劉德彬同志,繼續幫助進行這一工作。」

中宣部為何提出要增加劉德彬幫助進行這一工作?因為在1962年3月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就曾向四川省文聯主席、老作家沙汀談到,劉德彬既然參加了《紅岩》初稿的寫作就應該署名;沙汀向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袁水拍也談了此事。在電影《烈火中永生》的改編中,主演於藍也主要是聽劉德彬介紹了江姐原型人物的事迹和形象、性格,得到很大啟發。

據楊益言回憶:京劇《紅岩》編、導、演一班人到重慶後,「羅廣斌因血壓高,這些活動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組織。我每次活動的講話錄音,劇團都奉命帶回北京,交給江青審查。」

汪曾祺回憶:「我們隨劇團大隊,浩浩蕩蕩到四川『體驗生活』。在渣滓洞坐了牢(當然是假的),大雨之夜上華瑩山山演習了『扯紅』(暴動)。這種『體驗生活』實在如同兒戲,只有在江青直接控制下的劇團才幹得出來。」

對那次所謂的「體驗生活」,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有一段轉述:「大家集體關進渣滓洞一星期。閻肅描述道:『十幾個人睡在稻草上,不準說話,不準抽煙。我是被反銬的,馬上感覺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羅廣斌、楊益言指揮,像受刑、開追悼大會,都搞得很逼真。樓下不時有遊人參觀,他們奇怪怎麼樓上還有人坐牢。』馬長禮扮演許雲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詞後說一句:『同志們,高唱《國際歌》……』結果聽錯了,大家唱成了《國歌》。體驗山上暴動一場戲時,趙燕俠坐吉普車上山,在農家避雨。怕貓的趙燕俠突然發現農家裡有一隻貓,她嚇得飛快地跑回招待所。」

《沙家浜》編劇之一楊毓珉的回憶也很有趣:「我們戴上手銬,戴了最輕的腳鐐,天天晚上被『審訊』。每天吃兩個窩窩頭,一碗白開水、白菜湯,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槍斃,真放槍,開槍的解放軍戰士把領章摘下。我喊:『毛主席萬歲!』裡面的人喊:『共產黨萬歲!』痛哭流涕。而我們已坐小車回招待所睡覺了。後來上華瑩山夜行軍,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抓前一個的衣服前進,第二天天亮一看嚇壞了,旁邊均是萬丈深淵。還好,沒死人。」

文革中由北京市工農代會、大中學紅代會「砸三舊批判毒草影片戰鬥組」、《首都紅衛兵》評論組、中國戲曲研究院「紅旗兵團」合寫的一篇歌頌江青的文章也提到當年那次「體驗生活」:「後來改排《紅岩》……江青同志要把小說的作者請來合作,並要北京京劇團的同志們去重慶體驗生活,去坐牢,去吃牢飯,還體驗和學習了地下工作者如何『接線』。同志們背著短槍夜征,上華瑩山,還有探照燈真的照來照去,一聲令下卧倒,大家不管水塘地潮就伏在地下……」

「體驗生活」結束,劇團繼續排《沙家浜》,幾個編劇則住在北溫泉風景幽雅的「數帆樓」改劇本。汪曾祺在散文《四川雜憶·北溫泉》中還專門有一段記敘:「為了改《紅岩》劇本,我們在北溫泉住了十來天,住數帆樓。數帆樓是一個小賓館,只兩層,房間不多,全樓住客就是我們幾個人。……聽羅廣斌說,艾蕪同志在廊上坐下,說:『我就是這裡了。』不知怎麼這句話傳成了我說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因為這句話而挨斗過。我沒有分辯,因為這也是我的感受。」

1965年4月中旬,北京京劇團一班人由重慶到上海,又排了一陣《沙家浜》,江青到劇場審查通過,定為「樣板」(據汪曾祺回憶,「樣板」之名就是這時開始才有的,此前不叫「樣板」,叫「試驗田」),決定「五一」公演。

從上海回北京後,汪曾祺他們繼續修改《紅岩》。據楊毓珉回憶,回北京後在梅蘭芳故居改《紅岩》劇本,由徐懷中當組長,代表江青抓這個戲的是李英儒。(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但此說不知是否準確,因李英儒和徐懷中當時都還只是總政治部文化部創作組成員。李英儒是在文革中擔任中央文革小組文藝組成員後才一度「代表江青抓戲」的。

與此同時,西南局李井泉和重慶市委得知江青在抓京劇《紅岩》,便也布置重慶搞一個川劇《江姐》,據當年重慶市文聯業務組組長楊世元回憶,為了不致觸犯江青,西南局和重慶市委要求嚴格保密,並要求改編、排演好之後,先不能聲張,要等到江青抓的京劇《紅岩》公演後若干天才對外宣布。在改編和排演中,還有一則小花絮:因小說原著中的叛徒叫甫志高,而當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叫廖志高,最初排演時,發現在台上「志高」、「志高」地喊,怕引起廖書記的尷尬,便將川劇中的叛徒改名為甫汲安了。

1965年11月29日,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向重慶市文聯黨組並市委宣傳部寫出1966-1968年創作計劃書面報告,其中說:「尤其使我們永遠激動不能忘懷的,是江青同志今年春一再教育我們努力學習主席思想,敢打敢拼,為黨爭氣,鼓勵我們把《紅岩》改好,使它流傳下去。」他們報告的創作計劃中,除去寫出《紅岩》「前續」稿和修改原小說外,「市委布置的川劇《江姐》,江青同志交代的電影《紅岩》的任務不變」。還談到修改的小說《紅岩》,要「把城市鬥爭和農村鬥爭適當改為正面描寫,刪除雙槍老太婆;把《挺進報》的地位擺在恰當處;改造江姐的形象;結尾加強勝利氣氛。」這些考慮,顯然吸取了江青對京劇《紅岩》改編的意見。

《紅岩》變《山城旭日》

到1965年底,閻肅、汪曾祺基本上覺得可以了,想把戲寫完了好過年。誰知春節前兩天江青從上海給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打來電話,叫閻、汪等到上海去。汪曾祺和閻肅得到通知後說:「戲只差一場,寫完了再去行不行?」李琪照此向江青回了電話,但那邊的回答是:「不要寫了,馬上來!」李琪於是帶著薛恩厚、閻肅、汪曾祺,乘飛機到上海。

江青在錦江飯店接見了李琪一行。江青對李琪說:「對於他們的戲,我希望你了解情況,但是不要過問。」汪曾祺暗想:這是什麼話呢?我們劇團是市委領導的劇團,市委宣傳部長卻對我們的戲不能過問!江青又對薛恩厚等人說:「上次你們到四川去,我本來也想去。因為飛機經過一個山,我不能適應。有一次飛過的時候,幾乎出了問題,幸虧總理叫來了氧氣,我才緩過來。」接下來,江青說出一句讓眾人吃驚的話:「你們去,有許多情況,他們不會告訴你們。我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

江青這個「萬萬沒有想到那個時候四川黨還有王明路線」的說法,顯然是亂扣帽子。那時哪來的「王明路線」?作為《紅岩》歷史背景的1948年四川地下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許多地下黨人面臨全國勝利而頭腦發熱,犯了左傾冒險的錯誤,致使自己毫無必要地暴露出來;二是地下黨一些主要領導幹部被捕後叛變--但這些都不能說成是「王明路線」或什麼「錯誤路線」。

四川地下黨在那次大破壞中先後叛變的領導幹部有:劉國定(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委書記,分管工人運動),冉益智(重慶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分管學生運動),李文祥(重慶市城區區委書記)、塗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東臨時工委副書記兼下川東地工委書記)、駱安靖(上川東地工委委員)、蒲華輔(川康特委書記)等,在全案叛變的12人中,領導幹部竟佔了一半!正是由於這樣一些原因,才造成了全川地下黨組織的大破壞。而小說《紅岩》寫作時(剛經歷過「反右派鬥爭」),誰敢把地下黨組織主要領導幹部寫成叛徒?別說寫一批,就是只寫一個也不行,小說只敢把叛徒處理成「沙磁區委委員」甫志高這樣一個小角色,並且把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寫成「黨」的化身,「黨的領導」的代表。不那樣寫,在那時必定會被認為是「反黨」,然而,像那樣寫,到了這時的江青眼裡,又必然要被認定是「美化叛徒」了。

江青顯然已經大致聽說了當年四川的有關情況,發現背景複雜,不好處理。她這時又正在上海主持炮製《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在所謂「座談會」期間,她一口氣批判了數十部電影故事片,給不少寫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扣上了「為錯誤路線樹碑立傳」、「美化叛徒」之類帽子。她要抓的戲是「樣板」,自然不能讓自己的「樣板」也留下這方面的問題而授人以柄。因此,她斷然決定,《紅岩》不搞了,另外搞一個戲:把江姐改成由軍隊黨派出的女幹部,不通過地方黨,找到一個社會關係,打進兵工廠,發動工人護廠,迎接解放。

汪曾祺和閻肅按照江青的意思,兩天兩夜趕寫出一個提綱。閻肅曾在重慶讀書(他是建國初期從重慶參軍的),了解一點重慶當時的情況,而汪曾祺呢,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點生活也沒有」,兩人居然就這樣主題先行、向壁虛構,編出一個提綱來了。汪曾祺感嘆說:「『樣板戲』的編劇都有這個本事:能夠按照江青的意圖,無中生有地編出一個戲來。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

提綱編出後,商定了劇名:《山城旭日》。江青雖然不讓李琪過問,但汪曾祺他們還有點「組織性」,把提綱向李琪彙報了。李琪聽了,說:「看來,沒有生活也是可以搞創作的哦?」

汪曾祺他們向江青彙報了提綱,她挺滿意,叫他們回北京去寫。

1966年3月中,江青又從上海打電話把他們叫去,但是這一次江青對《山城旭日》劇本並沒有談多少意見,她這次實際上是和李琪、薛恩厚談「試驗田」的事。他們談了些什麼,汪曾祺和閻肅都沒有注意。大概是她提了一些要求,李琪沒有爽快地同意,只見她站了起來,一邊來回踱步,一邊說:「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就在這裡試驗!不叫老子在這裡試驗,老子到別處去試驗!」聲音不很大,但是語氣分量很重。

汪曾祺回憶:「回到東湖飯店,李琪在客廳里坐著,沉著臉,半天沒有說話。薛恩厚坐在一邊,汗流不止。我和閻肅看著他們,我們知道她這是向北京市攤牌。」他和閻肅回到房間,閻肅說:「一個女同志,『老子』、『老子』的!唉。」汪曾祺則覺得江青說話時的神情,完全是一副「白相人面孔」。

以後,又經過反覆修改,排演,還彩排了幾場,正當《山城旭日》即將以「樣板」身份登上文藝舞台時,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北京京劇團一時也陷入了動亂之中,汪曾祺因為「右派」歷史和編劇中的「問題」,被「革命群眾」揪出來了。《山城旭日》的女主角趙燕俠也因為得罪了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

據閻肅給筆者信中回憶:《紅岩》改名《山城旭日》後,「劇情大致未動,但人名全改了,而且江姐改為二野部隊派到四川領導遊擊隊,劇中也不叫江姐,所有劇中人名字全改了(就像《威虎山》有一段劇中人名也全改了,座山雕改為『隨三刀』之類一樣),大概是江青徹底否定川東地下黨,很怕地下黨同志來這『樣板戲』里『沾光』。」

不過,閻肅接著又說:「後來總覺得很彆扭,《紅岩》和《林海雪原》一樣,影響面很廣,這樣亂改人名,大事件又維持原樣,自然很可笑。似乎江青也感到這點,於是,和《智取威虎山》一樣,又都改回來了。還是叫江姐、許雲峰,劇名還是《紅岩》。」從他這段回憶看,《山城旭日》與《紅岩》實際上是一回事,而且後來劇名又改回《紅岩》了。這就難怪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造反派都把《山城旭日》視為《紅岩》。但關於《山城旭日》劇名又改回《紅岩》,不知是何時的事,筆者尚未見到記載。

成功彩排後突然夭折

按汪曾祺《江青與我的「解放」》中的回憶:1967年4月27日,他被突然宣布「解放」,並奉命於當晚和閻肅一起陪同江青觀看《山城旭日》的彩排(在陳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引用的汪曾祺《關於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門》的說法,時間是「1968年4月17日」,這個年代顯然有誤,應該是1967年)。

那天看戲過程中,江青說了些什麼,汪曾祺全不記得了,只記得她說:「你們用主席詩詞作為每場的標題,倒省事啊!不要用!」

汪曾祺在另一次回憶中,還提到幕間休息時江青說了一句觀後感:「不好吧?但是總比帝王將相戲好!」

演出後進行了座談。參加的人,限制得很嚴格。據汪曾祺回憶,除了劇作者,只有楊成武、謝富治、陳亞丁。江青坐下後,第一句話是:「你們開幕的天幕上寫的是『向大西南進軍』(這個戲開幕後是大紅的天幕,上寫六個白色大字『向大西南進軍』),我們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

江青所說的「這兩天正在研究向大西南進軍」,是指當時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由周恩來主持,從4月初開始連續召開的中央解決四川、重慶問題的兩個會議。重慶造反派「八一五」和「砸派」(後稱「反到底」)兩大派各有20個代表出席會議(楊益言是「砸派」20個代表之一)。在這兩個會議上,「無產階級司令部」肯定了造反派提出的「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口號,並將西南局、四川省委、重慶市委的負責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等定為「走資派」,宣布打倒。

據汪曾祺回憶,在那晚座談《山城旭日》的會上,除了陳亞丁長篇大論地談了一些對戲的意見外,江青等領導人所談的都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事。汪曾祺和閻肅只好裝著沒聽見。

接著就是「五一」節。5月1日當天出版的北京大學造反派《新北大》報69期刊登了一則簡訊:「由江青同志親自修改的革命現代京劇《山城旭日》已勝利排練成功,於四月十七日晚在北京工人俱樂部正式彩排,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等同志觀看了演出,並上台接見了全體演員。」

看來,又一出「樣板戲」已經誕生並馬上要正式「佔領舞台」了。然而,蹊蹺事發生了。

就在「五一」當晚,毛澤東觀看了幾個「樣板團」的演出,江青在演出後接見樣板團人員的講話中,談到了計劃改編為現代京劇的幾部小說,卻隻字未提已經「排練成功」的京劇《山城旭日》!

《山城旭日》莫名其妙地「無聲無息」了。在6月24日出版的重慶市文藝界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編的《魯迅戰報》第五期上,登出了這樣一則簡訊,「京劇《山城旭日》,中央已決定棄稿不演了,因為:一、原著《紅岩》沒有反映歷史真實,在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二、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

這則簡訊所說的「棄稿不演」的兩個原因,似乎都不能成立。說重慶解放時地下黨近於沒有,而《山城旭日》已改成了由部隊派人去發動工人;說沒有反映以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也不對,《山城旭日》寫的就是部隊派人去發動武裝鬥爭。

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已經「排練成功」的《山城旭日》夭折了?陳徒手在《汪曾祺的文革十年》中說:看《山城旭日》彩排後,「江青問陳伯達意見,陳沒有說什麼,康生冷不丁說了一句實話:『凈是概念。』江青為什麼最後放棄了這齣戲?汪、閻二人當時一直沒弄懂真正的原因。」

現在看來,康生批評的「凈是概念」有可能是這個戲夭折的一個原因,不過不會是主要原因--因為「樣板戲」中有不少都用得上這個評語。

另一個原因,則可能是因為《山城旭日》的女主角寫成了從「二野」部隊派去的,而「二野」就是有名的劉(伯承)、鄧(小平)大軍。鄧小平這時已成為被打倒的中共黨內第二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二號人物,江青會不會怕這齣戲被指責為「替鄧小平樹碑立傳」?從當時「革命大批判」的慣用手法看,要這樣上綱批判是很容易的。

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重慶「八一五」派對羅廣斌和小說《紅岩》的批判已經進入高潮,關於羅廣斌是「叛徒」和「畏罪自殺」的說法鋪天蓋地而來,連「砸派」內部為此也出現了分歧,參加解決四川、重慶問題會議的「砸派」代表中,楊益言等人要求把羅廣斌之死作為重點提出來,另一些人則堅決反對,擔心羅廣斌的「歷史問題」會給自己造成被動。重慶兩大派分別得到了首都紅代會「天派」、「地派」的支持,雙方都向中央文革小組大量遞送材料。因此江青對這方面的問題不會不了解。羅廣斌--《紅岩》--《山城旭日》的關係盡人皆知,萬一羅廣斌真有什麼問題,《山城旭日》豈不受到牽連?為避免麻煩,當然最好是放棄這個戲。

因為這個戲是江青「親自抓」的,所以夭折後沒有誰敢說它半點不是,它更不會遭到批判。這在那個年代,可算是一個特例。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網文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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