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撰文：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可能的風險實際是在財政金融部門。
近期，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4——經濟峰會」論壇上，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吳敬璉表示，中國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可能的風險實際是在財政金融部門。簡單地說，就是從國民的資產負債表槓桿率太高，負債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種語言說，在資產泡沫已經形成，於是它就出現一種系統性危機的風險，這是最危險的事情。
改革優先順序
吳敬璉表示，這個說法和過去30多年的流行說法是有關係的，因為有改變。過去有一種改革戰略叫尋找突破口，尋找一兩個突破口，經過若干年把所有需要突破的地方突破了，新的市場體制就建立起來。
自從2010年的時候，在中國的第十二個五年規劃裡面提出，要有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這對改革的設想似乎占主流地位，就變成從一個系統的觀點去看。顯然找一兩個突破口，大概就不是一個主流的看法。
現在有一種說法叫做優先順序，優先順序意味著不是一兩個突破口，而是一組什麼重要的改革項目。
「這個看法我覺得比起一兩個突破口是更加具有系統性的觀察，但是根據中央三中全會的決定，一共是改革項目各個方面的改革項目是336項，在336項裡面。」吳敬璉稱。
那麼，選擇哪些作為優先呢？
吳敬璉認為，根據1993年總體方案設計和從1994年開始的上一輪改革有一個概念是有用的。最小一攬子改革，現在的330多項改革裡面，要選出最為重要的和關聯性最強的少數改革項目，形成一個叫做最小的一攬子改革。它是一個系統，不是單項的突破口。另外一方面，又不是面面俱到。因為你改革的資源是有限的，只能選出那些最重要的，而且關聯性最強的來進行。
怎麼來選呢?從現在到2020年這麼長的時間裡面，可能有幾個段落，在第一個段落應該選些什麼呢，這個選擇最小的一攬子改革就是優先項目，選哪些呢?現在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說一種想法是先易後難，容易改的先改。難的呢靠後，優先順序就以難易來排序，先搞容易的。而在實際的選擇上，似乎最流行的一種觀點是說有共識的先改，沒有共識的後改。
比如有共識的簡政放權就可以先改，有些事情，共識比較原則，具體的來說有不同的意見。
就可能要放後了，比如說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比如說國企的改革，國企改革有一點共識，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好像是有共識，但什麼叫混合所有制，怎麼搞混合所有制，其實並不很一致。
吳敬璉認為，優先順序最好是按照需要，按照讓我們進一步市場經濟體制能夠發揮作用，所必須進行的改革，作為最優先的改革。
吳敬璉稱，我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要提高這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效率。這是一個最核心的問題，而要提高它的運行效率，就一定要有一個體制制度的基礎，也就是說一定水平的能夠有效運行的市場經濟制度。
它所必要的改革，都應該放在優先地位，如果說沒有共識，要做工作很快的形成共識，否則的話，這個改革形成的新體制，不能夠發揮作用，不能提高效率，改革最終會受到挫折。要讓它能夠發揮效率，就要選擇那些最必要的改革來優先出台，比如說我們這個國家這個部門就是非常重要的，國家部門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就是政府，另外一個部分是國有經濟。
因為過去到底市場起決定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過去十年裡面政府的作用變的越來越大，這是我們經濟中一個核心的問題，所以我們要在改革的初戰就能夠發揮作用，大眾能夠在改革中看到實際的好處，就一定要精心的設計選擇出這樣一些必要的改革。
短期增長風險
什麼叫短期增長風險，是不是說如果我們增長率掉到了所謂底線以下就叫風險了，還是什麼意思?
吳敬璉認為，這個問題並不在於增長的速度是7.5還是7還是幾，另外一種解釋是對的，我們要保的不是7.5，七點幾，而是要保就業。
吳敬璉還強調，要保不單是就業的數量，而且是就業的質量。「我們現在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問題，最普通的勞動力，比如說家政服務或者保姆，他們是短缺的，工資是在提高的，而且他們的平均工資，比大學畢業生面臨著嚴重的就業問題大學畢業生還要高，這是我們就業結構，就業結構的根本問題是生產結構。」
吳敬璉說，像我們這樣急需提高科技水平，急需提高效率的一個國家，既然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他們的緊缺程度會比最普通的勞動者家政服務勞動者還要差，這說明我們的生產結構有問題，也就是說，增長方式有問題，或者發展方式有問題。我們實際上我覺得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的可能的風險是什麼?實際是在財政金融部門。
簡單地說，就是從國民的資產負債表槓桿率太高，負債率太高，或者另外一種語言說，在資產泡沫已經形成，於是它就出現一種系統性危機的風險，這是最危險的事情。這件事情要根本解決，要靠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的關鍵在於改革，在於形成一個有效率的體制。
但是改革要發生起效果，起作用，需要很長的時間。於是在這個期間，就有可能需要防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系統性風險的發生的防止一方面是靠我們的宏觀當局用短期政策保持不至於發生系統性風險，但是根本性的解決要靠提高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