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柴玲致六四母親的公開信，為什麼會讓六四母親丁子霖女士難過，同時讓眾多的網友們憤怒？她不僅是不會表達，更是不會理解與使用價值理念。關於寬恕與原諒，關於懺悔與愛，她都沒有理解宗教精神的前提條件。譬如愛敵人，你可以愛一個放下屠刀不再作惡的敵人，但你不能去愛正在造惡的敵人。
我們看到，柴玲對丁子霖多年來持提出「真相、賠償、問責」三項訴求表示敬意，稱讚對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親。也是中華民族的英雄」。但接著又來一句寬慰的話：對丁子霖女士「不必為政府是否平反六四而絆倒和苦惱」，而是應該以「感恩的心等待神的時間帶來」。而在說到當年自己親歷的六四學潮時，她甚至也認為，不應該熱血衝突，而應該等待神的到來。
柴玲既認同丁子霖的行為，又勸丁子霖做某种放棄，而2012年六四紀念之時，柴玲也聲稱出於信仰，她已原諒鄧小平、李鵬，以及衝進天安門廣場計程車兵。
柴玲並沒有否定丁子霖女士行為的價值，但其寬慰方式都引發眾怒，這是因為人們把她其他的語言放在一起考量。如果真要寬慰丁子霖，最好的方式是設立天安門母親或天安門受難者基金會，主動地參與到援救中去，而不是簡單地通過禱告求上帝降恩。而當年六四熱血青年學子們的政治示威也完成是和平的行動，並沒有訴諸暴力，如果這樣的和平行動都要進行否定，認為只有坐等神的拯救，這不僅悖離了公民社會的正義，也悖離了宗教精神中自救者得上帝拯救的訓導。
柴玲之錯，錯在角色錯位，柴玲是一位學潮失敗者、政治流亡者，她沒有權利對統治者與造惡者說寬恕，只有當柴玲成為勝利的審判者的時候，才存在寬恕與諒解，鄧小平與李鵬的政治同盟們，仍然認為六四學生是一場顛覆性的反革命叛亂，六四受害者流亡海外，仍然有家有國難回，殘酷打壓公民社會的手法仍在繼續，這些作惡者自己沒有任何懺悔，卻強行要求希望回國的持不同政見者寫悔過書方可入關。
當一種政治力量仍然對曾有過的罪惡沒有改變與懺悔，當統治者仍然固守著特權，打擊、迫害政治異已、禁錮公民政治自由，受迫害者沒有任何權利對其寬恕與原諒，寬恕與原諒是有條件的：被寬恕對像已無力作惡並深刻反省自己的罪行，你擁有審判與追究的能力或權力，人們普通認為被寬恕對像已得到改變，這樣的政治力量已不會在自己的國土上重生。
現在這些寬恕的條件一項均不存在，這樣的寬恕完全是柴玲一已的宗教幻覺，既沒有寬恕的政治意義，也不存在寬恕的宗教價值。
柴玲的言論也許在自己的宗教小型活動中可以表達，以期得到身邊同道們的討論或釋疑，但作為公眾人物，在六四冤情沒有得到申張、中國社會遠沒有達到政治轉型的今天，如此超前表達自己對六四事件的態度，不應該是一個有正義感的教徒所言所為。
遲到的正義不是正義，或失去正義的意義；超前的寬恕不是寬恕，可能是一種對惡的縱容。柴玲為什麼激起了眾怒？因為她無原則無條件的寬恕，違背的人間正義精神，在惡行不除的時間談寬恕，對惡是一種包容。
基督教的歷史既是受苦受難的歷史，也是抗爭與拯救的歷史，如果片面強調等待上帝拯救，那麼，就不會有摩西帶領教徒們出埃及，當然也不會有新教徒們遠渡重洋來到新大陸，宗教的拯救既有教堂內安靜的禱告，也有通過戰爭或抗爭過程的血與火之洗禮。柴玲應該知道，六四學潮與天安門母親的行為，都是在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範疇內的合法合理的抗爭，這樣的抗爭過程，既是一種苦難，同時對自己對當年獻身的學生市民們，也是一種寬慰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