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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亂世的官二代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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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經邁、載濤、良弼(從左至右)合影

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相繼去世後,年僅三歲的宣統皇帝登基,成為了大清帝國第十二位皇帝。在隨後的政治卡位戰中,一群年輕的滿洲親貴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權力,掌握了大清帝國最後三年的政治命脈。

宣統皇帝的生父,26歲的醇親王載灃擔任了攝政王;兩個親叔叔,載濤和載洵都加封了郡王銜。不久,21歲的載濤掌管了禁衛軍;22歲的載洵得到了海軍大臣的職位。在此之前,40歲的鎮國公載澤出任度支部尚書,控制了大清國的財政權;42歲的肅親王善耆當上了民政部尚書,獲得了大清國的警務權。

幾乎所有的強力部門都掌握在了皇親國戚們的手中,與此同時,袁世凱開缺回籍,張之洞駕鶴西去,皇族內閣橫空出世。似乎誰也擋不住滿洲親貴們抓權的腳步,然而就在皇族內閣成立後不到半年,武昌起義的槍聲划過夜空。

難道這幫王子王孫就都是一群酒囊飯袋?其實,這個平均年齡只有34歲的貴族政治團隊不僅人才濟濟,而且改革意願不打折扣。

「載字輩兒」的佼佼者

如果說「載字輩兒」僅僅是因為血統就能走進權力中心,倒也未必。大清帝國走到1908年,已經度過了悠悠二百六十餘載。鳳子龍孫大把的,其中能上位的還算是有點真才實學。就說這個攝政王載灃,也算是有過歷練。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西狩。第二年大清國簽下了《辛丑條約》,《辛丑條約》中第一款就是清廷派醇親王載灃赴德國道歉,並在克林德被殺地點修建一座品級相當的石牌坊,為德國人「滌垢雪侮」。這顯然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差事:硬不起,軟不得,搞得不好還會被人罵為漢奸。作為大清國第一個出訪西洋的親王,年僅18歲的載灃展現了與其年齡不相符的成熟,有理、有力、有節,令本想侮辱中國的德皇對他也稱讚有加。德國人認為他「慎重外交,不辱君命」。這次出國,載灃還很講「作風建設」,主動謝絕了國內各級官員所預備的高規格迎送禮儀,其簡樸作風贏得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讚賞。

載灃成功地把一次謝罪之行轉變成了18歲年輕人的遊學考察,所到之處,無論軍校、軍火企業、博物館、電機廠、造船廠,「舉凡外洋風土人情,隨地隨時留心考察」。

因出洋而名聞中外的載灃,回國後就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視。1903年春,剛滿20歲的載灃就被任命為隨扈大臣。1906年春,受命管理對守衛京城負有重要責任的健銳營。1907年6月19日,24歲的載灃受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從此他成為「掌軍國大政以贊機務」、「軍國大計莫不總攬」的最高機密機關的領導成員。

正因為有過「海外遊歷」的經驗,載灃有了初步的現代大國意識。他敢於派出軍艦到西沙群島、東沙群島巡邏,在1910年底還派出「海圻」號去美洲慰問僑胞,解決古巴、墨西哥爆發的排華動亂。在清朝遺老遺少中,載灃是最早剪去辮子、安裝電燈電話、穿西服、買汽車的人物。

載灃可以拍著胸脯說:「我的成長是自己一步一步努力的成果。」也許他還可以這樣自信地說:「一個人出生在好的家庭,如果沒有自己的努力,只靠父輩影響,即使給了你這個位置,也是扶不起的阿鬥!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

「出洋考察」造就的兩顆政治明星

1905年,大清國逐漸從「庚子國變」的打擊中走了出來,緩過了這口氣兒。與此同時,立憲的日本打敗了專制的沙俄,深深地刺激了大清國的統治者們。隨即,新政進入了「深水區」,政治體制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這一年,清政府邁出了政治改革的第一步,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在出洋的「五大臣」中,37歲的載澤和44歲的端方尤為耀眼。

五大臣中的頭一名,是身份為皇室宗親的載澤。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齡最小的一個。載澤回國後,立即成了君主立憲政體的鼓吹者。

在日本考察時,載澤感觸很深。除了天皇接見,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維新的元老伊藤博文還前來拜會了中國考察團,他們之前有過一場長談。

雙方就立憲國與專制國的異同,大清改革的核心要務等重大問題交換了意見。這場談話,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語作答,由中國考察團中的隨員柏銳口譯。鎮國公載澤被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擊中了。回國之後,載澤奏請立憲,提出了立憲之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不過他也指出:「憲政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最不利於官。」

載澤所說的君主立憲的三大利,打動了大清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

1906年8月,大清帝國權力中樞召開了研究立憲的第一次會議,與會者包括醇親王載灃、所有的軍機大臣、政務處大臣以及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從此,「立憲」成為了大清國政治生活的頭等大事。

五大臣中的另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端方。當年,有「旗下三才子」之說,所謂「旗下三才子」指的是大榮(榮慶)、小那(那桐)、端老四(端方),他們三個都是皇上著力培養的青年幹部。縱觀端方的一生,閃光點幾乎都是不斷帶兵平定各地的「亂黨」,可謂是革命黨人的一顆克星。

實際上,端方是一個維新派。《清史稿》中記載,戊戌變法時,他曾奏上標榜維新的《勸善歌》,受到光緒皇帝賞識。但是,端方沒有因為戊戌政變而被邊緣化,反而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裡從一個道員升到了署理陝西巡撫。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慈禧逃亡西安,端方以拱衛周備,深得慈禧歡心。庚子年,各地義和團鬧得厲害,陝西卻在端方治下十分太平。義和團沒起來鬧事兒,教會也比較收斂,足見端方的本事。這一點,太后老佛爺看在眼裡。局勢穩定之後,端方出任湖北巡撫,與張之洞搭班子。

張之洞的改革花架子多,端方比較務實,不搞表面工程。他的改革力度也超過了張之洞,甚至在政治上也比較自由化。他曾頂住張之洞的壓力,幫助湖北留日學生辦報紙,還曾資助典型的革命派人物——蔡鍔。這些也只有根紅苗正的親貴才敢幹,幹了也沒有人會懷疑他的政治動機。因此,端方被譽為開明人士,「奮發有為,於內政外交尤有心得」。

1905年,端方被召回北京,任閩浙總督,未及上任,便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的人選。1908年太湖秋操,他擔任總指揮,在演習中第一次使用熱氣球進行空中偵察,並進行火炮的校射。

此時的端方與載澤一樣,成了滿洲貴族中推動立憲的積極分子。同時,這兩顆政治明星也受到了西方媒體的巨大關注。1905年之後的《紐約時報》對這二位的報導就沒斷過。

因偷拍而落馬的官員

1909年,端方出任直隸總督。這年11月15日,慈禧奉安大典隆重舉行。作為朝廷大員之一,直隸總督端方參加了葬禮。按照成例,一位官員可以帶幾位僕從跟隨。在端方所帶的僕從中,有三位攝影師。他們用冒煙的照相機和另類行為很快就引起了葬禮主管官員的注意。就這樣為了抓拍頭條而來的攝影師,卻成了當天的頭條。

結果,端方被牽了出來。由此創下了兩項之最:最短命的直隸總督,最早因偷拍事件落馬的官員。

這可幫了袁世凱和革命黨的大忙,因為端方在軍事上很有一套,如果由他掌握直隸,或許可以消化掉袁世凱的北洋軍。而且,端方與張之洞搭班子時一手締造了南方新軍,如果有端方在朝里頂著,新軍未必會亂。

只可惜端方再次回到歷史舞台已經是1911年5月,他被委任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此時,「保路運動」如火如荼。四川總督趙爾豐因此被免職,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及三十二標一部前往鎮壓。端方到四川後,武昌起義已經成功,以至於軍餉不濟。端方的手下軍官挑動軍隊譁變,端方和弟弟端錦被譁變計程車兵殺死。

獨當一面的「鐵帽子王」

大清國建國之初,有八位「鐵帽子王」,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肅親王豪格。豪格是皇太極長子,當年極有可能成為第一個入主中原的大清皇帝。最後豪格與多爾袞僵持不下,只好由六歲的福臨繼位。

從豪格算起,肅親王的爵位傳到善耆這一代已經是第九代。不過,善耆這個鐵帽子王早已遠離政治,雖然是個王爺,實際上就是個政治待遇,享受這個級別。

善耆幹練、開明、為人豪爽、個性詼諧。「庚子國變」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倉皇出逃,行抵大同時,太后命善耆回京,會同慶親王奕劻、大學士李鴻章辦理善後事宜。這時善耆結識了在日軍中擔任翻譯官的川島浪速,兩人相見恨晚,後來拜了把兄弟。在川島浪速等人支持下,善耆根據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現狀,編成巡捕隊,建立起中國最早的警察制度。

1902年,善耆被任命為步軍統領兼工巡局大臣,領導新建立的巡警。善耆擔任民政部尚書後,還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警政、戶口、衛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設。有一次,善耆的福晉不遵守交通規則,許世英責令罰銀十元。許世英此舉不但未獲罪責,反而得到讚賞。

善耆掌握著大清國的警務大權,職責就是消滅革命黨。不過,這位滿清王爺對革命黨頗有興趣,有一次同盟會開會,善耆送去1萬兩銀子,同盟會就這錢能不能收展開過爭論,最後還是收下了。

1911年,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未遂,被捕後善耆親自為其說情,免其一死,還對他優待有加。據說,二人在獄中相談,甚為融洽,最後相互仰慕。善耆此舉使得革命黨人對滿洲親貴有了深入的了解,為辛亥革命的妥協打下了感情基礎。

手握軍權談改革

說到晚清之中有誰能帶兵,除了端方之外,當屬鐵良和良弼。

鐵良的祖父曾為江西吉安知府,但是隨著祖父和父親的相繼去世,家境敗落,最貧苦時一度斷炊。無奈之中,鐵良只得放棄科舉。從神機營月薪一兩的「書手」干起,歷任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戶部侍郎等,最高做到了陸軍部尚書,可謂一步一個腳印。

鐵良是晚清貴族中少有的人才,他擔任陸軍大臣期間十分注意訓練部隊,使得中國建立了一支可戰之軍。1903年,鐵良赴日本考察軍事,回國後清廷設立總理練兵處,統一編了新軍。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袁世凱為會辦練兵大臣,鐵良為襄辦,並暗中監視袁世凱。

1906年官制改革,兵部、練兵處和太僕寺統一為陸軍部。鐵良專任陸軍部大臣。慈禧恐袁世凱尾大不掉,將北洋六鎮中的一、三、五、六鎮盡數劃歸鐵良統領,造成鐵良與袁世凱相抗的「均勢」。

實際上,早在1905年,鐵良任戶部尚書時,就開始著手從財務上對北洋軍「鉤稽精核」,使得北洋糧餉捉襟見肘。同時,鐵良開始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依靠留日歸來的良弼聯絡士官學生,與袁世凱嫡系傾軋。不僅如此,鐵良用人不拘一格,後來革命黨人中的軍事人才吳祿貞、蔣百里都是這位王爺提拔上來的。

1906年春夏之交,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紛紛回國。8月26日,清廷召開御前會議,討論立憲事項,在這次會上,關於立憲緩急,鐵良和袁世凱又發生了一場爭論。在他看來,主張設立大權獨攬的「責任內閣」,還想擔任副總理大臣的袁世凱,野心已昭然若揭。袁世凱隨後覲見慈禧,聯合奕劻參了鐵良一本:「若不去鐵,新政必有阻撓。」結果弄巧成拙,西太后本來已經擬旨,不讓鐵良等「反對派」再參加御前會議,但袁世凱的表現,讓她馬上改變了主意,將此旨「留中不發」。

1906年11月,清廷頒布上諭,設陸軍部,一切軍務均歸其管轄,任命鐵良為該部尚書。袁世凱大勢已去,只得主動交歸北洋六鎮中的四鎮。次年,袁世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明升暗降,失去了軍權。1908年慈禧太后、光緒帝死,鐵良因勸說隆裕太后訓政,企圖排擠攝政王載灃未遂,被排擠出京,調任江寧將軍。

儘管如此,鐵良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現仍然相當搶眼。他與兩江總督張人駿死守江寧。江寧陷落後,他又跑到陝西組織了一支部隊,經歷大小數十戰,攻克了十幾座縣鎮,幾乎控制了全陝西。就在此時,清帝宣布遜位,這位忠心耿耿的鐵王爺只好放下武器。

最後的皇權捍衛者

晚清宗室中另一位有軍事才能的人就是良弼。良弼,姓愛新覺羅,雖出身滿清宗室,然而血統疏遠,其遠祖是努爾哈赤之弟,該支系後又因故族籍被革,直到嘉慶年間才得以歸宗,且僅是「紅帶子」,身份低於真正的帝胄「黃帶子」。良弼還是「苦出身」:他幼年喪父,家業早衰,全賴母親撫養。

不過比之平民百姓,貴族畢竟能獲得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22歲時,良弼由湖北省選送赴日留學,入成城學校、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四年後,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第二期畢業回國,入練兵處。成為了陸軍第八標統帶官。宣統元年,清廷「從良弼等之建議」,仿日本參謀本部設立軍諮府,以統籌全國陸海軍事宜,軍諮大臣載濤不諳軍事,凡事皆以良弼為「謀主」,後擢升禁衛軍訓練大臣。

或是得益於早年的磨難,良弼沒有八旗子弟的紈絝習氣,為人簡樸上進,講究忠孝,且有真才實學,《清史稿》上說他「平日以知兵名,改軍制,練新軍,立軍學,良弼皆主其謀」,此外尚有清廉、知人善任諸般優點,在集體墮落的晚清官僚隊伍、尤其在宗室中,堪稱鶴立雞群。

1912年1月12日,良弼與溥偉、鐵良等組織「君主立憲維持會」(俗稱「宗社黨」),反對南北議和與清帝遜位;26日,議事畢回家,在光明殿胡同家門口,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殺手彭家珍向其投擲炸彈,被炸傷左腿,不治身亡。《清史稿》記載,良弼臨終之際,反贊刺殺他的彭家珍「奇男子、真知我者也」,並感嘆「我本軍人,死不足惜,其如宗社從茲滅亡何?」良弼死後,宗社黨大多鳥獸散,大清王朝也在一個月之內壽終正寢。

八旗子弟的主流

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在晚清政治舞台上,如載澤、端方、鐵良、良弼之類的人畢竟不是主流。他們是「八旗子弟」中最優秀的代表,可惜這樣的人太少了。「八旗子弟」的主流還是載振這樣的「貴二代」。載振是總理大臣奕劻的長子,乾隆帝五世孫。1902年,他曾掛著貝子的頭銜,代表清朝廷赴英參加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加冕典禮。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回國後,他奏請成立商部,任尚書。1906年,成立農工商部,任大臣。也算是「成績斐然」。實際上,載振的思路才是「八旗子弟」的主流思維。借著祖上的勢力,趕緊發財!都說現在的「官二代」坑爹,晚清的「貴二代」不僅坑爹,他們是坑祖宗。他們的高調、招搖,成為了租界裡所有的報紙爭相報導的花邊新聞,也就成為朝廷無能、權貴腐敗、造反有理的最好證明。

一小撮滿洲親貴的力挽狂瀾,擋不住另一大批滿洲貴族的揮霍無度。這些人揮霍的不是銀子,而是政治信任。

1907年,慶親王奕劻之子載振蒞臨天津視察,北洋系軍人段芝貴以巨資將名伶楊翠喜買下,獻給載振,得到署黑龍江巡撫之職。當時的名伶就是今日的影視明星。此事由《京報》的汪康年披露,轟動京城。御史趙啟霖奏劾段芝貴「以天津歌妓楊翠喜獻於載振,並以10萬金為奕劻壽禮,遂得署黑龍江巡撫」。慈禧太后命醇親王載灃、大學士孫家鼐徹查。載灃、孫家鼐為保全皇室體面,復命查無實據。趙啟霖反以「奏劾不實」被革職。輿論譁然,朝廷的體面更加碎了一地。

《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96期

責任編輯: 吳量  來源:國家人文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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