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曾稱情人不止20個不可能一夫一妻＊阿波羅新聞網

張賢亮今年77歲，在西北邊陲的一座四合院裡過著隱居生活，窗外能看到若隱若現的賀蘭山脈。

和早年相比，他的生活安靜了很多。上世紀80年代，身為名噪一時的作家，他總有寫不完的小說。上世紀90年代，他以文聯主席的身份下海經商，又有談不完的買賣。到老了，他總算是名利雙收，心滿意足。

上網去搜一下「張賢亮」三個字，你自會知道他的經歷。如果非要說是段傳奇，起頭就是一首詩，發表於1957年，叫做《大風歌》。如果不怕麻煩的話，還可以再去搜一下，網上也有這首詩的全文。現在看起來，這首詩不太符合當今的審美，起頭就有一連好幾個排比句「我來了」，接的還是感嘆號，有點激動得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再一想，放在那個年代倒也恰如其分，公私合營已經完成，大煉鋼鐵就要開始，想必一個19歲的少年也很難按捺住體內狂熱的荷爾蒙。

這首熱烈響應時代的詩歌得以順利發表。以此為界，我們年輕男主人公的命運就此發生逆轉。在接踵而來的運動中，他因此被劃為右派。此前，他是世家的孫少爺，祖父和父親都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裡。現在上海已經沒有這個名字的街道了。不過，網絡是個寶庫，再搜索一下你就會發現，高恩路在1949年以前之所以聞名遐邇，不僅因為是奢華的法租界，還因為赫赫有名的榮德生綁架案就發生在這裡。榮家和張家勉強也算鄰居吧。

1957年，張賢亮開始了長達22年的勞改生涯。後面的很多事情，我們通過去年那次勁爆的微博桃色風波，多少有所耳聞。在那次突然爆發又被迅速平息下去的風波里，張賢亮被塑造成了一個處處留情、出手大方的風流作家形象。很諷刺，好像這個風波跟莫言拿諾貝爾文學獎正好是前後腳。老作家久未寫作，再一露面，竟然既不是因為文學成就，也不是因為商業名望，而是因為他跟其他30後截然不同的活法。

故事是假的，風流是真的。波譎雲詭的政治風雲以難以預料的方式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私生活。張賢亮承認，他的確有和30後同代人截然不同的性觀念和婚姻觀。他不接受一夫一妻制，並且有過很多情人。他坦然承認這個很難被主流社會接受的事實，說：「別人想女人的年齡，我在想政治，在想究竟是什麼讓我到了今天這一步。政治，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大半個世紀以來，政治家推動的社會變革深刻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甚至是性生活。耐人尋味的是，很多年以後，包括張賢亮在內的很多人，大伙兒做官的做官，出名的出名，發財的發財，但是即便像張賢亮這樣曾經認為「政治，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人，也不願意再談論政治。

或者說，他只能以調侃的方式來談論之。在張賢亮的西部影視城裡，有個文革大院，用於展示上世紀60年代的某些相關紀念物。這事原本阻力重重，根本辦不成。不過，他想了個辦法，在大院裡做了一面照片牆，把歷年來影視城視察參觀過的領導照片都一一按照官階排列。這是個惡作劇式的護身符，因為每次改選過後，他都要按照職位變動把這些照片重新排序。現在排名第一的姓甚名誰，我就不用說了。

儘管很少出門，張賢亮卻稱不上是個真正的隱士。他還是鎮北堡西部影視城的董事長，在這片方圓數公里的砂礫泥土夯成的土堡里，有四五百人為他服務，也指望著他討生活。這裡頭有水管工，有司機，有服務員，有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年輕文員，還有貼身伺候的「書僮」。現在，受電腦技術的衝擊，來影視城拍戲的劇組已經越來越少，不過，張賢亮的各種語錄、照片、書籍和講話卻越來越多，幾乎隨處可見。有一面高高的牆壁上，甚至刻著一個大大的紅色的「忠」字。

這是張賢亮呼風喚雨的一座城。他是堡主，所有人都叫他「主席」。政治家主導的時代更迭深刻改變了張賢亮的一生。他對性、政治和權力的態度也發生了耐人尋味的巨大變化。

張賢亮曾對政治產生過巨大的興趣以及巨大的困惑。當一個人在飢餓、性壓抑並且喪失自由的情形下度過了自己的青春期和一部分中年時光，他一定非常清楚，是政治和權力失控造就了他前半生的乖張命運。不過，當他的後半生以戲劇性方式重啟的時候，他既沒有成為復仇者，也沒有成為流亡者，他甚至把自己的受害者心態也儘量調整到接近零的狀態。每一次潮流更替，他都沒被落下。用時髦的話說，他算是「與時俱進」。用刻薄點的話說，他算是隨波逐流。

在老作家快要80歲的時候，我在他的院子裡跟他聊了4個小時。院牆以外不到50米，就是周星馳拍《大話西遊》的外景地。為了招徠遊客，那裡支起了喇叭，每天早晚循環播放那一段著名的台詞：「如果上天給我再來一次的機會……」

鬧哄哄又戲劇化的台詞被院牆牢牢擋住。院子裡非常精緻，非常安靜，正好就是一個老人值得享用的樣子。不過，當老人打開話匣子，你就會知道，現實遠比戲劇誇張。無論在生活里還是舞台上，人都很難掌控自己的命運。

問=經濟觀察報

答=張賢亮

問：現在回頭看，你不覺得去年「5個情人」的微博事件像個荒誕小說嗎?

答：對。早上十點鐘，我在寫字，記者給我打電話，說你上網了沒有，看了嗎。我一看，鋪天蓋地，真可笑。我的助理正在旁邊，她還生氣，我一點也不氣，還是寫我的東西，一整篇東西寫完。人家奇怪我為什麼若無其事，我反而給馬纓花的經理髮了個信息(註：馬纓花為影視城下屬的休閒中心)，說你不要生氣，這是個謠言。她還氣得不得了，因為點了她的名。怎麼會點名她，肯定是她雇的人。當時我就知道大概是什麼人惹的禍。

第二天，有人發了張照片給我闢謠。第三天，有人給我發了個很長的簡訊，說對不起。沒想到就是個小孩，才21歲。她怎麼知道我手機呢，因為她的媽媽是我孫子的保姆。這也讓我得了個教訓，就是什麼人都不能得罪，何況是你雇的下屬。現在人們光知道霧霾，知道水不能喝，奶粉不可靠，歸根結底是人心不可靠，人心窮了。

問：但從頭裡說，1979年之後到80年代初期，算是人生的小高潮吧。

答：那時候人們有一個想改變的衝動，我們這批作家都是那時候衝出來的。

問：可是你43歲才出牢房，沒有錢，沒有老婆，沒有關係，那會兒怎麼走第一步?就想著出來就要寫小說嗎?

答：沒有。年齡有不饒人的地方，特別是體力勞動。我20多歲當然不說了，我第二次出勞改隊，1968年，32歲，那時候糧食基本上可以飽腹了。你不知道我勞動力有多強，背8袋洋面，每一袋50斤，而且是上三層樓的跳台。我挖渠挖溝總是第一個完成。那時候我的確膀大腰圓，因為我什麼都吃，人在特別飢餓時，吸收營養的能力特別強，吃草都能夠胖起來。但是，到了40歲，我明顯感覺到我干不過20多歲的人了。40歲的時候是1976年，我還沒出來呢，可是毛澤東死了，我就知道中國要改變了。

問：有預感?

答：太有預感了。我勞動力又不那麼強，恰恰那個時候華國鋒還在高舉毛澤東思想。我想，我不是研究《資本論》嘛，我就開始寫政治經濟學論文，分析八鐘點工作制、社會主義按勞分配。

問：那時候犯人可以寫這些嗎?

答：1976年我已經算是管制分子，算是戴了兩頂帽子的農業工人。我傻得很透，弄經濟學論文，給《紅旗》雜誌投稿。《紅旗》不都是約稿嘛，指定誰寫，哪能接受群眾來稿。我投了好幾篇，自己覺得很有見地，但都被退了回來。

我有一個老朋友叫葉正剛，他後來當了寧夏回族自治區伊斯蘭教協會的秘書長，兩次勞改他都跟我在一起，那是1977年，他已經在銀川市恢復工作了。他跑來說，張賢亮，你怎麼這麼傻，中國哪有政治經濟學?中國只有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他說你不是過去寫詩的嗎，你寫一點詩歌投到報紙上，只要你寫得好，他們已經不去調查你成分了。

問：1957年寫《大風歌》，給你惹來多少麻煩啊，還敢寫?

答：找出路嘛。他說，人家看你還能寫幾筆，說不定可以到農場中學當教員。我說好，就開始寫詩，寫張志新，可是我寫的詩已經沒有詩情了，寫詩得有赤子之心。我就隨便寫了一篇小說，投到寧夏的雜誌，頭版就登出來了。我說這也叫小說啊，這也叫小說的話，我還能寫，我就繼續寫。這樣連續發表了三篇小說以後，引起了寧夏黨委的注意。有個二把手，是管意識形態的，他說寫得好，然後就調查我，知道我有反革命分子和右派這兩個帽子在一起。他後來說，不對，這個人還是擁護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去調查調查。這一下是五個部門——我原來所在的單位甘肅省文化黨校、我現在所在的單位就是亞湖農場、銀川市警局、銀川市檢察院、銀川市法院——五個單位組成了調查組。一翻我的案子，發現所謂反革命以及右派，都是因為我寫的紅歌。1979年，我平反了，在我投稿的那家雜誌社落實工作。

1980年，北京電影製片廠給我打電話，要改編我的一篇小說，叫《吉普賽人》。跑到北京，鄉巴佬就進城了。我上一次回北京是1968年，我在《習慣死亡》裡寫到了我回來見媽媽的結局。這一次來北京，是參加電影研究的學習。那時候，李陀和謝鐵驪都給我們講過課，一天看四場內部電影，包括卓別林的，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當時我有一種使命感，非要把我經歷的這一段記錄下來不可。特別是我們民族不可遺忘的那一段歷史，我們民族不能再走這一條路了。

問：那時候沒想留在北京?

答：我不想留在北京。1984年，王蒙當了作協的頭，他跑來銀川，讓我去主編《人民文學》，我說我不去。他一看我的狀態，也知道我不願意去。

我從北京回來，很快就當(寧夏文聯)主席了。很快的，一步升天，1983年當全國政協委員了。後來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很多人不服，下面好多嫉妒我的人說，張賢亮這個出土文物、右派，現在還能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我就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你說一個共產黨員當政協委員頂多兩屆，特殊需要是三屆，但不能超過三屆，我都當了四屆政協委員了。我入黨了，是共產黨員，我到處號召有志於改變中國的人參加中國共產黨。入黨是務實的選擇，你首先得取得話語權，然後才能做事情。

你去問問柳傳志，他來問過我這個事。那是1990年代，他看到我的《小說中國》以後就專門在北京請我吃飯。後來他跑去月亮湖玩，又專門跑來我這兒一趟。他跟我說，張老師，你說我入不入黨?我說你入啊，你入了黨才有發言權啊。他入了黨，後來中共十六大馬上請他去當特約代表了。

問：整個1980年代你都很順，作品也很有影響。後來1990年代為什麼不怎麼寫了?

答：1980年代，(政府)對文化藝術的寬容度逐漸放開。但後來，我已經看到，文化藝術上的自由逐漸(收緊)。文學這條路如果繼續追求下去的話，不行，因為你要發表啊。我的小說觸到社會的痛點，以後再不敢觸了。

問：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還有什麼事業比文學更高級?

答：商業。那時候我已經強烈感覺到，文學收緊，經濟放寬。

當時一陣風，下海的也多。陸文夫下海了，周梅森也下海了。我再寫下去，不過也是重複《習慣死亡》，不可能再深入一步了。但下海，就更寬闊了。我逐漸地尋覓，等待一個好的時機。正好小平南巡講話，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嗎。而且更好的一個時機，就是號召幹部尋找第二職業，機關創辦第三產業，我又是文聯主席，好像必須要辦第三產業。

鎮北堡這個地方是我發現的，1981年我就介紹給張軍釗去拍《一個和八個》，後來又拍我自己(編劇)的電影《牧馬人》。在我成立影視城之前，這裡已經拍了6部電影，李連杰都來過。正好我一下海，趕上全國都搞影視城。

問：可是1980年你去北京，還很有文學使命感。如果使命感足夠強烈，為什麼不去國外繼續寫作。

答：我去美國和法國待過半年。我在國外和那些不同政見者談話，他們是靠罵共產黨生活，哪個電台、哪個報紙約，他們就去罵共產黨。他們對我持有疑議，說我這樣沒出息。我說，是你們在國外罵共產黨勇敢，還是我在體制內提出不同意見勇敢?我沒有懷疑，我覺得我做得對，因為我利用25年參政的機會，每次都提出至少是建設性的意見。

問：如果當初環境許可的話，你還能寫出跟什麼比肩的牛的作品?

答：反正跟《古拉格群島》沒法比。

問：你心中也有一部自己的《古拉格群島》?

答：對。我今天跟你說實話，我都覺得這個民族不配看我的東西，我不屑於為讀者寫作。

問：你幻滅過嗎?

答：我沒有幻想，所以就沒有幻滅過。

問：人年輕時候總有點幻想。你寫《大風歌》，多麼豪邁。

答：沒有。

問：為什麼?

答：我的幻想，不能跟你說。我最苦的時候，幻想我要做中共領導人。

這是我最狂野的夢，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很落魄，不過就是個小小的堡主，手上充其量就是一個億。我是個失敗者，我的兒子認為我是個失敗者，所以我就心平氣和了。我再不能成長了，所以我就感謝上帝給了我這麼個好身體，上帝給了我女兒，上帝給了我兒子，不爭氣，也不壞，這就好了。

問：當時這應該是個巨大的秘密吧，這個秘密折磨過你嗎，還是給你帶來過樂趣?

答：人家在玩你，你在接受批鬥，一定有另外一個自己站出來，注視著這個場面，要不然我怎麼活下去。像我這樣的遭遇，一般人根本活不過來。我對摺磨我的人充滿了憐憫。

問：你後來的小說，其實都是在講同一件事情：性和政治。在主題上，其實跟昆德拉挺像的。

答：不對。昆德拉被抓進去之前，已經是持不同政見了。我是後來覺悟的。我的啟蒙點就是我在《我的菩提樹》裡寫的，中國餓死那麼多人還叫社會主義，這不是很奇怪嗎?我當時就覺得可笑。

問：昆德拉的《為了告別的聚會》裡，有個醫生。他很聰明，甚至以惡作劇的方式治療小鎮婦女的不孕症，讓全鎮的嬰兒都長得跟自己一模一樣。他有優越感，但他也是個沒有原則的人，對未來沒信心，所以跑去認個美國爸爸。他是個有判斷力但沒原則的人，你能理解這種人物吧?

答：理解。一個能夠在佛教當中汲取精神營養的人，他會知道，原則有淺層次和深層次。淺層次就是不能傷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深層次沒有原則，是空的，不要把它作為一個負擔，做不到也不要灰心。那就是命運，它決定你如此。

問：一個人一旦有了這種認識之後，還能有終極信仰嗎?

答：說終極信仰，我還是比較信佛。家裡從小敬菩薩，一天到晚阿彌陀佛。佛教的《金剛經》和《心經》，從小就會背，但是不知道什麼意思。後來隨著個人的經歷，理解得更深，對我幫助很大。

問：你是特別入世的一個人。

答：大乘佛教是講入世的，開悟了就是入世。我是務實派，這和我個人的經歷有關，也和我受的傳統教育有關。第一個，大丈夫能屈能伸;第二個，是孟子的一句話，「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我原來的讀書人所謂「士」的傳統沒有丟;還有一個，是報國、報恩、慈善，這個東西在我腦海裡面已經紮根了。另外就是，你在什麼位置，就要扮演好社會給你的角色，並且要把社會允許你發展的自由度打造到極致，但是又不要越過邊線，這就是我跟你說的，不要討人厭。

問：即使有過深刻的懷疑，你現在仍然推崇改良。

答：要改良。如今就只能夠等待政府自我進化，一天天變好。我相當務實。我現在可以說是所謂的成功者了吧，但是跟我曾經的幻想相比，我覺得我是個失敗者。如此成功的失敗。

問：你平復內心衝突的手段是什麼?

答：佛教，一切皆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空的，你得看透了。看透了的人是最不幸也是最幸運的人，幸運在於沒有負擔，不幸在於再也不能夠往前進了。

托爾斯泰的晚年，你看活得可憐不可憐?他太執著，他要是信佛教就不會那樣做。凡是悲劇，全部是因執著而成，包括愛情，包括羅密歐與朱麗葉，包括哈姆雷特。佛說要破執，所以佛教真能安人心。

問：我發現在之前的採訪里，你提到托爾斯泰特別多。

答：托爾斯泰是我的啟蒙者，七八歲就開始看了。1949年以前，我就跟別的小孩不一樣。我10歲之前都不會繫鞋帶，那時候叫「孫少爺」。

問：佛教也是那時候接觸到的?感覺10歲以前的生活比後來坐牢的20多年對你的影響都大。

答：對，西方心理學家不是說嗎，你有病，都是童年造成的。

人越老，昨天的事忘記了，七八歲的事倒想起來。那些閃回的東西，連味道我都能感覺到。晚上，你坐的汽車到你家門口，大門緩緩地打開了，汽車在一條鋪了砂石的路上緩緩而行，兩邊的路燈一下雪亮，你家的整幢房子都閃亮。然後進門，有人給你換鞋，有人給你脫大衣，有人給你手指頭一根一根地摘手套——你是一種什麼感覺?

後來，我看過一個蘇聯的片子，那個演《復活》的演員，現在已經去世了。他演貴族，特別對。早上起來，他對著鏡子，打好泡沫，用老式剃鬚刀一根一根這麼刮鬍子;往早餐桌上一坐，兩個手指頭「啪」一聲把餐巾打開鋪上，然後傭人在咖啡杯倒上咖啡，送上早報。就這一分多鐘的時間，貴族是一種氣質。

我對世俗也了解得很深，要不我怎麼寫《一億六》。而貴族才能夠像雨果寫的《九三年》一樣，法國大革命把他的農莊給燒了，把貴族都吊到路燈杆上，他騎馬已經跑出來了，結果看他穀倉樓上有一個被燒的小孩，還是他農奴的小孩，馬上打馬回去救這個小孩。這就是貴族，只有貴族才能做到。

我有戀母情結。我母親可是官宦世家，大家閨秀，又受過美國民教育育。我母親落難那一年已經30多歲了，30歲以前多奢華，家裡十幾個傭人、大花園園丁、兩個司機。過去她打麻將是不下桌子，把腿都打腫了，可是抄家以後她一直笑嘻嘻的，非常樂觀。過去都沒有做過飯，現在還要做飯，居然還能做。她一直跟我到寧夏，寧夏蚊子就像蜻蜓那麼大，她都不落淚，不抱怨。我要比起我母親來，差太遠了。我落難那時候才19歲，她落難已經30多歲了。

問：既然提到母親，說說你的女性觀吧。

答：我43歲以前根本就沒有女性觀，我連女性都接觸不到。我在40多歲以前，根本就沒有性。

問：40歲還是童男子，這個你以前說過。現在對你來講，性有多重要?

答：這個不好說，太私密了。

問：那你的性啟蒙是怎麼完成的?

答：那些年，我已經30多歲了。農場裡有個豬倌，舊社會當過連長，他40多快50歲了。那時候家裡都吃不飽，餵豬的不是有好多菜葉子嗎，就有個小女孩，13歲，每天提著菜籃子來找他要點生菜葉子。來往多了，有一次，他就去摸摸她親親她，女孩也不拒絕，然後就弄起來了。兩個人的性關係從她13歲一直保持到17歲，後來被發現了，要槍斃人。結果小女孩一口咬定不是強姦，是自願的，甚至還願意嫁給他。

這不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是性。他被判刑十年。鬥爭會開完了，第二天就要拉到勞改隊去，晚上他跟我住一個房間，我都要睡覺了，他跟我說到快天亮。說的是他這三年和女孩的故事。他說他這一輩子也不冤了，反正在這兒餵豬，到勞改隊也餵豬。

聞所未聞。我從來沒有跟女性接觸過，就好像我從來沒有吃過糖，就知道糖非常甜，弄了半天你還是不知道滋味。他跟我說性多麼舒服、怎麼有趣，我聽得目瞪口呆，一點沒引起我的性慾。我說該睡了，他說不行，還把我搖醒，因為他進勞改隊就不敢說這些話了，那是最後一次，非要找我傾訴。現在回想起來，那寫下來簡直是一本淫書，比《肉蒲團》還《肉蒲團》。

我還要過飯。我在銀川實在餓得受不了，跑到蘭州。蘭州比勞改隊還餓，滿蘭州站幾千個要飯的。一個40多歲的男人拉著一個女娃娃，看起來像15、16歲，就問人要飯。我當時覺得奇怪，我們總是問「同志給一點吧」，他問「你要不要」。

我那時候一個星期才解一次大便，要憑手摳，摳下來像羊糞一樣一塊塊黑顏色的。一次大便我至少40分鐘到一個小時，蹲得站不起來，所以我就得找一個沒人的地方。我跑到外面，蹲一蹲，摳一摳，然後再站起來，就看見那個小姑娘和一個幹部模樣的人來了。原來，問他要不要，是要這個姑娘賣淫。那個時候，男人餓，都不能勃起啊，幹部也餓，都沒那個興趣，就全身摸摸，然後給那麼一塊小餅子。

這一次，我哭了。你說我恨不恨，我需不需要寫實話。經歷過這些之後，還寫得出詩嗎?沒有任何詩意。俄羅斯人經歷過苦難還能寫詩，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大飢餓。

問：飢餓和性壓抑，到1979年終於結束了。

答：林彪死了，我就知道我的時代快來了。那時候，我跟一個老頭住一起，要想找個能看東西寫東西的地方，只能結婚。我找了一個女人同居。我是反革命和右派，她是壞分子，我40歲，她39歲，就像我的《牧馬人》裡寫的一樣。但是到了1978年，她摘了帽子，回老家了。

問：她算你第一個女人嗎?

答：對。

問：在一起之前有互相了解嗎?

答：沒有。

問：有愛情嗎?

答：有愛情。

問：愛情是什麼?

答：愛情就是依賴感。我對她的依賴，現在性上面倒不記得了。但我永遠記得夏天的時候，白天勞動曬了一天，回家她給我擦背，我給她擦背。

問：現在還相信愛情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