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受到光緒皇帝學習英語的影響，在清末的皇親國戚中曾經有過一個學習英語小小的熱潮。
中國歷史上自覺願意學習西方語言的皇帝似乎並不多，1688年康熙皇帝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談判的過程中，由於無法找到俄語人才，只能任用懂得拉丁語的耶穌會士——法人張誠和葡人徐日升充當翻譯。康熙深感培養雙語人才的重要性，曾經推動過俄語人才和拉丁文人才的培養工作。清代第二位熱情學習過外語的皇帝是光緒。
一、光緒皇帝學英語的時間
光緒皇帝籌劃學習英語的確切時間應該在哪一年，學界說法不一。《萬國公報》光緒十八年正月(1892年2月)曾刊有李提摩太所撰《恭記皇上肄習英文事》。據美國《紐約時報》1892年2月4日的報導，光緒皇帝學習英語的時間似乎在1891年12月底，該報導稱：「中國上海，(1891年)12月28日訊：今年20歲的清國皇帝陛下，目前正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北京國子監(應為同文館，譯者誤譯—引者)學生負責教授英語，而這件事是由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告知全國的。皇帝陛下學習外語這一消息真讓這裡的人感到意外，他們甚至懷疑這是不是真的。皇帝屈尊學習外語，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治顧問們都認為，死死保住3000年前就形成的『老規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要應對當今列強，必須相應地改變國家制度。他的政治顧問們在這個問題上顯示出了很高的智慧和膽量，而在此之前沒有任何人膽敢苟同類似的想法。皇帝陛下周圍的一些大臣甚至希望，大清國未來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占據一個適當的位置。」據此似可判斷，光緒學習英語的時間，不會晚於1891年底。目前所知最早關於光緒籌劃學習英語的時間見之《翁同日記》。光緒十七年(1891)十月廿五日(11月26日)翁同記述：「聞欲通泰西字義，此何意也」。即光緒向他表示想學習外語，對李鴻章「推許西士竟同聖賢」的翁同表示很難理解。十一月初一(12月1)又記：「上在勤政[殿]，命奕帶同文館教習進見講洋文。」而且後來光緒對於學習英語一事非常用心，十一月初五(12月5日)翁同寫道：「上於西文極用意也。」十一月初七記有：「近且洋文徹於御案矣，傷哉!」儘管翁同並不反對光緒讀西書，但光緒如此熱衷學習英語，讓翁同感到不可理解並非常傷感。因此，有認為翁同曾經專門讓奕代同文館教習洋人為光緒進講英文，令出國使臣張德彝進講西文和西國近事。顯然不確。據上述材料，我們可以判定，光緒皇帝開始籌劃學習英語的時間可以基本確定在1891年11月26日前不久，正式學習是從12月1日開始的。
光緒皇帝為什麼會在自己20歲那年籌劃學習英語呢?這位在內爭外患中成長起來的小皇帝，時時感受到「時事多變」，萌發了強烈的憂患意識。風雲變幻的國勢危機，深深促動著光緒的心靈。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京師被迫成立了學習洋文的同文館外，租界英語熱的報導都給這位年輕的皇帝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英語在通商口岸已經成為獲取高額報酬的一種重要的工具，儘管有來自各種反對勢力阻止他學習英語的聲音，但1884至1885年中法戰爭的失敗等等，都給予他強烈的刺激，顯然他希望通過學習英語來表明自己一種衝破保守勢力的態度和信念。
二、光緒皇帝的英語老師
誰充當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呢?據留美歸來的著名學者顏永京的外孫女曹舒麗安《我的外祖父顏永京牧師》一文中稱：光緒十七年(1891)，清廷曾經醞釀徵召顏永京充任皇帝英文師傅，上海道方面傳出這一信息後，被顏永京婉言謝卻，據說他只是淡淡地對傳送口風的人說：「不敢當」，就立刻把話題支開去了。他對家人說：「每天教書，要我向學生跪拜磕頭，我如何能做得到呢?」不過後來他因病臥床時，從報紙上獲悉光緒皇帝頗有大刀闊斧地改革一番的決心，卻也不無惋惜地對家人說「假如光緒早下決心變法維新，我也許會去北京。可是，當時瓜分勢蹙，我怎麼能給一個亡國的君主做老師!」
《翁同日記》光緒十七年十一初一(1891年12月1日)所記的由奕帶給光緒的「同文館教習進見講洋文」者，是京師同文館的總教習丁韙良為光緒送來的張德彝與沈鐸。張德彝(1847—1919)，原名德明，號在初，漢軍鑲黃旗人，是京師同文館初創時最早入學的10名學生之一。他1862年6月11日入學，1865年經總理衙門大考，被奏保為八品官。1866年19歲的張德彝被選派出洋遊歷，是最初被選擇隨赫德赴歐洲遊歷的三位同文館學生之一。此行訪問歐洲九國，歷時九個月而歸，是近代中國派員出外考察的創舉。同治六年底，原任美國駐華公使蒲安臣代表中國率團前往各國辦理交涉，攜帶同文館學生六人同行見習，張德彝再度獲選。同治九年他三度出國，與慶常等人隨崇厚為天津教案赴法道歉。雖然三次遣使活動中，張德彝並非在正式場合擔任翻譯，但歷練了外語能力，增廣了外交知識。光緒二年郭嵩燾出使英國時，張德彝被正式選派為翻譯官，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裡，張德彝先後擔任崇厚使俄的翻譯官、洪鈞使德參贊、羅豐祿使英參贊、那桐專使日本參贊等。1890年回國後他出任總署英文正翻譯官。1901至1906年間充出使英國大臣，兼充出使義大利、比利時大臣等。
張德彝一生著譯不少，同治十年(1871)逗留巴黎期間，取常用中文七千字按序編號而成《電信新法》一書，為總理衙門採用作拍發中文電報之用。光緒初年與同文館同學合作譯出吳爾璽的《公法便覽》。同治五年初次完成《航海述奇》，最後使英歸來完成《八述奇》，估計全部在兩百萬字左右，這是百年來外交官中僅見的記載，其中除了七述奇稿佚外，其他七種已在光緒中刊印。也許當年是為了給光緒皇帝英語教學的需要，他曾編寫有一部英文文法《英文話規》，1895年完稿，這是近代由中國人編寫的最早英文文法書之一。該書1909年由京華印書局出版，將英文分為九類，並依次分為九章詳細進行分析。一指字(今譯冠詞)、二實字(今譯名詞)、三指實字(今譯形容詞)、四替實字(今譯代名詞)、五動字(今譯動詞)、六指動字(今譯副詞)、七接連詞(今譯前置詞)、八承轉字(今譯連接詞)、九發語字(今譯感嘆詞)，書末還列有英文的十二種標點符號。張德彝在自序稱：「嘗思天下百工不以規矩工不能成。是循規蹈矩，其成工必精也。」英文自然也有其「成規」，「措置稍乖，義必相反」，因此在乙未年(1895)完成此書，「庶不負余之在館(同文館)三十有四年也。」
因為這項工作實在非常累人，張德彝和沈鐸兩人被獲准分擔教學任務，每隔一日輪流給皇帝上課。為了顯示作為光緒皇帝的英文教師的尊嚴，光緒允許他們在其面前坐著上課，而其他皇族和大臣還只能跪著。由於半小時的英語課程是在清晨四點鐘左右開始，老師們必須在半夜剛過就起身入宮。有時候在上課前要等候好幾個小時。他們兩人不同的教學方法卻給自己添加了麻煩。有一天其中一位教師就向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抱怨，另一位教師故意使他難堪，在皇帝面前糾正了他對一個詞的發音。丁韙良因此不得不特別警告這兩位皇帝的英語老師：「如果醫生們對於治病的看法莫衷一是的話，後果將會是非常嚴重的，何況他們的學生還是皇上。」光緒皇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上課都很準時，很少會缺一次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也顯示出相當的穎悟。但他的口語卻糟糕透頂。丁韙良認為原因是皇帝作為外語學習者與教授者之間的身份較難把握造成了不良的後果：試想如果學生犯了錯誤，老師從不敢糾正，又哪能學得好呢?所有的對話練習都是預先寫下來交我審定，然後再給皇上，讓他再抄一遍。除了漢文之外，滿清皇帝還得學滿文和蒙文，因此，大臣對於皇帝學外語並不吃驚，只是覺得以皇帝之尊，去學習「夷」的鳥語，總覺得有失尊嚴。光緒皇帝首先在宮中學習英文，實在對傳統是一種震撼。宮裡也掀起了一股學習英語的熱潮。王爺和大臣們一窩蜂地到處尋覓英文教科書與教員。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初十(1894年12月6日)慈禧太后傳令將「滿功課及洋字均撤」，英文教師及語課程的學習大約是在1894年底因為西太后的干涉而停止。不過光緒後來可能也另外非正式的請過英文教師，因為據載戊戌變法前康109有為的弟弟康廣仁也曾在上書房教光緒皇帝英文。光緒的英語教師最後被禁止，可能是在戊戌政變後，恐怕並非因為他學習英語，更大的可能是慈禧太后害怕他通過英語教師過多的與外界聯繫。因此，對於光緒繼續自己的英語學習，慈禧太后實在是眼開眼閉的，所以，這股在朝廷中掀起的英語熱在戊戌政變之後似乎並沒有降溫。
光緒皇帝曾經計劃在新年根據一篇英文稿用英語致辭，以顯示自己學習英語的成效，無奈各國的公使不給面子，謝絕前去聆聽，這可能使皇上感到很丟臉，但這位好學的君主學習英語的熱情並未因此而低落。1903年清朝駐法大使裕庚回到北京，他的女兒德齡進入清宮為慈禧太后隨侍做伴。後來她在1911年完成出版的《清宮兩年記——清宮中的生活寫照》一書中詳細地談到了光緒皇帝對英語的興趣和學習英語的熱情。1903年前後，光緒皇帝的英文水平已經很不錯了，德齡寫道：「我每天早晨碰見光緒皇帝。他常常趁我空的時候，問我些英文字。我很驚奇他知道的字這樣多。我覺得他非常有趣，兩眼奕奕有神。他單獨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他會大笑，會開玩笑。但一見到太后，就變得嚴肅、憂鬱。有時候甚至覺得他有些呆氣。有許多在上朝時見過他的人，曾告訴我他是個遲鈍的、話都不太會講的人，我卻知道得更清楚，因為我每天看到他。我在宮裡這些時間，已經很能夠了解他了，他，在中國實在是一個聰明又有見識的人，他是一個出色的外交人才，有極豐富的腦力，可惜沒有機會讓他發揮他的才能……他是一個天才的音樂家，無論何種樂器，一學就會。他極喜歡鋼琴，常常叫我教他……我們常常談到西方文明，我很驚異他的對於每一事物懂得那樣透徹」。「夏天我比較空閒，每天能有一個鐘點的時間替皇帝補習英文。他很聰明，記憶力又驚人的強，所以進步很快，然而他的發音卻不很正確。不久他就能夠閱讀一般學校英文讀本中的短篇故事了，而且能夠默寫得很好。他的英文字寫得非常美麗，對於古字、美術字等尤為擅長。太后見皇帝這樣學習，也很喜歡，說她也想學，想來不久也得學會，但是只上了二課，她便沒有耐心再讀下去了，以後也不再提起這件事了。」1905年德齡離開清宮陪父親去上海就醫，與皇帝皇后話別時，「皇帝只搖著頭用英語祝我們幸福。」
三、光緒皇帝在宮廷中學習英語使用過的辭典和教材
學習英語總是需要辭典、教科書或參考讀本，光緒使用過的英語讀本有哪些呢?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1888年來華，當時在北京任匯文書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文科和神學教習，他在《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一書中稱光緒皇帝在選拔英語教師時，他「正和其中一名教師的孫子互教中英文，故對他學業上的進步很了解。他匆匆忙忙地急於開始學習，等不及向英國或美國訂書了，所以官員們訪問了各個學校和宗教團體，以尋找適合學者使用的初級課本。他們來拜訪我們時，我們徹底搜尋了一遍，最後馬科思•L•塔夫塔博士發現了一本漂亮的繪圖初級課本，是他為他小女兒弗蘭西絲帶到中國來的，就給光緒送去了。」
葉曉青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內務府檔案中發現了一份光緒皇帝三十三年(1907)和三十四年(1908)內務府的「呈進書籍檔」，其中有內務府按照光緒皇帝所要的購書單，大多是屬於歷史、地理和憲政方面的圖書。其中不少都出自商務印書館，顯然與當時該館的精神領袖，也曾經是戊戌維新運動重要的活動家張元濟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感興趣的是以下幾種英語讀物。
1、《華英音韻字典集成》
該書為德人羅布存德著、企英譯書館增訂的《(商務書館)華英音韻字典集成》，英文書名為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Pronouncing Dictionary，光緒二十八年(1902)初版，1906年6版，收詞10萬，厚達2000頁。該辭典是在羅布存德《英華辭典》的基礎上增訂的。羅布存德，又稱羅存德(Wihelm Lobscheid，1822—1893)，1848年至香港傳教，1853年成為香港的中國福音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主要負責人。在港期間他編寫過一些宗教雜誌和教科書外，著有《英語文法小引》、《英華行篋便覽》及漢語語法、粵方言詞彙方面的手冊。他在《英華辭典》編纂過程中不僅對先前字典中的漢譯進行了篩選，還添加了各個學科分支的專門術語名詞。該辭典在晚清有很大的影響，曾流傳到日本，經日本思想家井上哲次郎校訂，複印出版，被辜鴻銘認為「大有助於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文化復興」，而商務印書館在增訂羅存德的原書時也是「不吝惜人力物力，使其成為前所未有的呈現於讀者面前的最賅備最可信賴的英漢辭典」。
2、《英華大辭典》
顏惠慶在商務印書館英文部與王佐廷一起合作訂正了鄺其照編的《商務書館華英字典》，該書初版在1899年11月，收詞2萬，英文書名為Commercial Press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修訂版增加到4萬，共400頁。1904年商務印書館廣告稱：「鄺君其照曾輯《華英字典》，頗便學界，顧世人尚欠缺略，茲特增益二萬餘字。全書計四萬言。釋義詳明。注詞嫻雅。並以文字連綴成句，以便選用。附錄減筆字解各種記號。有志西文者不可不手一編也。」所謂「鄺君其照曾輯《華英字典》」，系指他在美國「幼童出洋肄業局」任職時間所編的《華英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1882年11月24日鄺其照完成了對增訂版《字典集成》的再修訂，並將該字典改名為《華英字典集成》，收字約2萬條，1887年同時在上海(Wah Cheng，316 Honan Road，Kelly& Walsh)、倫敦(Trubner& Co.57，and59，Ludgate Hill)、香港(Kelly& Walsh)、美國舊金山(San Francisco：Wing Fung，746，Sacrament Street)出版。1902年該辭典還由香港循環日報社印行。由於社會上英語辭書的需要量不斷增加，商務印書館邀請顏惠慶主編一本簡明合用的字典。於是，顏惠慶邀約了十幾位香港皇仁書院、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如嚴鶴齡、徐善祥、周貽春、曹慶五、俞鳳賓、謝昌熙、徐銑等作為助手。以英人納韜而氏字典(Nuttall' s Dictionary)為藍本，參以美國危伯司德(今譯韋伯斯特)大字典，每解一字，條分縷析，附錄減筆字，華英地名錄等。採錄韋氏詞典里近千幅插圖，分別加以中文注釋。
3、《華英進階全集》
商務印書館在推出《華英初階》後大受歡迎，一版再版。於是謝洪賚按計劃譯註《華英進階》。1899年初版，1901年商務印書館《華英進階》二集跋中寫道：「自中外交涉之事緊而英文日益重，迄今上至朝廷，下逮草野，無不視西學為要圖，未可以一日廢。故即時局觀之，若有人不諳西學，譬諸聾瞽，其何能為?然泰西文字實以英文為最，大抵有淺入深，亦端賴有善本以備揣摩，學者始能獲益。爰前輯《華英初階》一書，又續刊《華英進階》初集，均經淹博中西名士編譯精詳，藉以嘉惠後進。」形式一仍其舊，「英文原本，又加華字譯文句語號，稍涉宏深，註解則務期明確，誠欲使華人子弟精習英文得以步步入勝，用備國家梁棟之材。」《華英進階》的內容較之《初階》更為豐富，全書共五集。筆者所見為二、四、五集;二集共90課，四集108課;五集108課。選錄內容有《伊索寓言》、西哲名言、名人傳記、生活常識、花鳥蟲魚和遺聞逸事等，還注意介紹文法、會話、尺牘和應用文體裁等，並根據中國人的具體情況對書中內容進行刪改調整。
上述三書，在清末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讀物中無疑屬於精品，可以判斷，在選書方面，曾經被光緒皇帝接見過的戊戌變法時期的維新派人物，也是其時商務印書館靈魂的張元濟一定做了精心的安排。
四、光緒皇帝學英語的影響
皇帝學英語，在天朝上國的中華是一件罕見的新鮮事。1891年底京師同文館為光緒送來了教授英語的老師後，曾引起了朝廷內外的不同反應。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認為皇帝沒有「通泰西字義」的必要，「近且洋文徹於御案矣，傷哉!」但李鴻章等稱頌皇上聖明，《萬國公報》刊登「天聰明」的大幅頭條。
由於受到光緒皇帝學習英語的影響，在清末的皇親國戚中曾經有過一個學習英語小小的熱潮，當時學習外語算是一件很時髦的事情。據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的記述，1902年前後，慈禧太后本人似乎也「正在學英語」，1902年3月慈禧接見康格夫人前，後者已經聽說過此事，「見面時我一直在驗證她努力的成果。」也許康格夫人還與慈禧進行過英語的簡單會話，可惜康格夫人沒有具體談到她是如何進行「驗證」的事實。在美國公使館招待皇親宮眷的宴會上，大公主的祝詞則有「一位年輕的中國女翻譯將它譯成英語，舉止優雅、華麗服飾的嬪妃、格格們在道別時都已經『學會清楚地說出』Good-bye』」。
皇親國戚也辦起了學校學習外語，如肅親王在他的府中也為他的女眷辦了一所學校，當時在北京匯文書院(The Methodist Peking University)任文科和神學教習的美國美以美會傳教士何德蘭的太太為肅親王福晉出診時，就親眼目睹了該學校的教學情況：學校占據著府第里的一個大院落，學校顯然是專為教學設計的，南面完全開成窗戶，糊上又白又薄的紙，使光線變得柔和、安詳，把太陽刺眼的強光擋在了外面。地下鋪著厚厚的蓆子，牆上掛著植物學、動物學的圖片和其他圖表。除了裝備精良的教室里通常的家具之外，裡面還有一個取暖的洋爐，裝繡花和繪畫材料的玻璃盒子，以及一架唱歌、跳舞、做健美操時用於伴奏的不錯的美國風琴。這裡的學生由肅親王的側福晉和女兒、肅親王的兒媳，以及原本跟他住在一起而現在已經亡故的他的兄弟的妻妾和女兒組成。「她們每天學五門課，每星期學六天，星期天放假。每天先學算術，然後是日文、刺繡、音樂、健美操，再後來是中文、圖畫、中國歷史。中國歷史是用滿文寫成的，最難了。學生們一舉一動的莊嚴、對她們教師的尊敬以及學習時的態度，看著都極為喜人。她們由此得到的自尊、學習能力以及自我約束能力比所學到的知識更有價值。」
教師是一位不會說英語，漢語也很勉強的日本女性。「教算術時教師把例題寫在黑板上，學生們在石板上演算，這之後一個個被叫起來解釋，用的都是日語。課堂上正在朗誦時肅親王走了近來，問我們是不是來做做健美操。他顯然認為我對做操會比對算術更感興趣。看著滿族女士站在那裡和著外國風琴演奏的活躍的進行曲扎紮實實地進行形體鍛鍊，真是有趣得很。日本人是體育訓練方面的大師，在我所參觀過的學校當中，日本教師那種平靜的端莊、潛在的力度和她們的親切可愛使我很有好感。看到口令下達之後那種動作的準確與一致，我又是驚訝又是喜歡。這些學校一切都好，除掉一塌糊塗得令人苦惱的唱歌。中國人的嗓子生來清晰、甜美，有小調音色的傾向，若加以恰當的訓練不無完美發育的空間，但日本教師卻是帶拖腔並用鼻音唱的，而學生們也就跟著她這麼唱，顯然以為西洋音樂就是這個樣子。」肅親王的五妹嫁給了並不過遊牧生活的蒙古郡王貢桑諾爾布，她在北京參觀了女子中學，並在離開北京時請來了一位日本女教師，回到蒙古後為那裡的女孩子創辦了一所學校，據查這位女教師就是1902年在上海務本女學堂擔任日語教師的河原操之，因為教學效果很好，1903年受蒙古喀喇沁王府之聘，在王府創辦的女子初等教育機構—毓正學堂中繼續擔任日語和日文教師。
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也有類似的記述，她稱這位嫁給了蒙古王子的肅王府的格格，「為蒙古的婦女和女孩子們創辦了一所學校，她把其中的15個人帶到北京來，作為對她們的一次實踐教育，這位高貴的王妃不顧自己和一般百姓之間巨大的差別，把這些孩子帶到一所美國民教育會學校，並給這些孩子打氣、鼓勁。孩子們唱歌，她伴奏」。康格夫人說自己碰到當時許多名媛貴婦都曾對她說：「我們希望自己的女兒學習英語，但我們的傳統又不允許她們進學堂。我們能否通過您找一位老師在我們家裡開一個班呢?能不能找一位美國傳教士?」由於那些傳教士都忙於傳教，未能滿足這些貴婦人的意願。康格夫人稱：「細心且準備充分的日本人捕手了這份工作，給這些上層社會的中國人教授英語，介紹新興的國外思想。但是，如果我們竭盡所能地完成我們力所能及的工作，情況就會更好了。」
五、結語
中國歷史上有學習與了解域外語言的傳統，明朝和清朝都曾設立過「四夷館」和「四譯館」，但對於域外語言的態度，朝野均秉承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即將域外語言視為蠻夷所用的「低俗語言」(low variety)，直至明末清初西學東漸，很多著名的西學家，如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都沒有認識到學習西方語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康熙時期雖然也曾設立過俄羅斯文館，康熙本人也推動過拉丁語的學習，但均沒有真正把外語視為可以和漢語和滿語等量齊觀的「高雅語言」(high variety)。而到了乾隆後期直至道光年間，學習外語被一律禁止，隨著中外商貿的日益擴大，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英語被列入用於正式和莊重場合的外交語言，甚至規定一旦中文與西文發生歧義時，竟要以西文為據。於是就形成了朝野對待西文，特別是英語的態度的急劇轉變。
光緒作為一國之君，其英語學習實例，其實也是清末中國向西方學習一波又一波的熱潮中，求學西方的先進中國人的突出事例。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上行下效」。光緒皇帝個人學習英語的成效未必有多麼大，但作為一個天朝上國的君主，在他的宮廷授讀師傅還抱持著嚴夷夏之分的氛圍下，能夠放下架子，主動學習傳統士大夫認為不屑學習的四裔之「鳥語」，成為努力學習西語的楷模，符合了歷史進步的潮流。他以其學習英語的熱情，不僅帶動了皇族群體中的外語學習熱，而且改變了清朝以往不僅不允許外國人學習漢語，也不允許中國人學習外語的規定，推進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學習外語和學習西學的熱潮。
《清史研究》2009年8月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