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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懺悔》出版了 「文革」參與者首次袒露心聲

脫下面具,掏出良心,「文革」參與者首次袒露心聲。

《我們懺悔》前言

一段“文革”已似過眼煙雲,一場浩劫已經事如春夢。但是,一份愧疚依然深藏,一種罪責始終重壓。那就是我們不曾講述的“文革”經歷,不願否定的青春年華。為了珍惜過往的年輕,為了守護曾經的真誠,我們一直掩飾自己,直到掩藏了為害,掩蓋了歷史。終於,公眾記憶中,沒有了我們的罪過;歷史譴責里,只剩下個“王張江姚”。

對“文革”的無知,直接影響對歷史的解讀。剛剛過去三十多年,“文革”便已模糊不清。因為弄不清那血雨腥風戕害了多少無辜生命,搞不懂那大風大浪湮滅了多少人性良知,於是,非親歷者以為那場“偉大革命”有“歷史合理性”,親歷者也有人依舊鼓吹“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如果繼續剝奪對真相的回憶,同樣的真相就可能再次上演;如果從社會災難中找出“合理性”,同樣的災難就一定重複發生。

我們確實有過真誠激情,我們當真以為目標高尚。但是,我們對什麼真誠?我們看什麼高尚?

陽光燦爛的日子,我們忽然敵我分明;青春年少的花季,我們轉眼虔誠迷信。同樣是人,我們分出三六九等;同樣是友,我們撕裂成對立陣營。我們迷信“語錄”,崇拜教條;我們掃除“四舊”,輕侮人權;我們燒毀書籍,蔑視知識;我們破壞文物,褻瀆文明。一個個“敵人”被打倒,編成了我們的光榮花環;一次次謊言和暴力,鋪就了我們的革命征途。父母悲慟於我們的劃清界限,老師嘆息於我們的揭發傷害,親友傷惋於我們的迴避疏遠,同學強忍於我們的咄咄逼人!師長、父老被侮辱被損害時,我們沒想過應該挺身保護;優秀文化被指為“封、資、修”時,我們沒有思考也不去懷疑。抄家虐待“走資派”時,揪斗侮辱“反革命”時,我們可能還去欣賞暴力;你方唱罷我登場時,反認他鄉是故鄉時,我們很少能去質疑荒唐。我們強制鄉親“割自留地尾巴”,無異於給飢餓光景雪上加霜;我們鄙視村中“地富反壞”,等同於在惶惶亂世趁火打劫!

那時,我們真誠地貫徹了“最高指示”,站在了“敵人”之上,卻不知,竟讓無數人蒙冤受屈、忍辱負重。我們高尚地保衛了“紅色江山”,接近了“偉大”目標,卻不料,竟交出了人性的意志和靈魂。

為什麼對簡單誇大的階級鬥爭,我們沒有過懷疑?為什麼對人多勢眾的群眾運動,我們沒靜下思考?為什麼在群體的狂熱中,我們失去自我?為什麼在崇拜的偶像下,我們滿眼敵人?為什麼我們會頭腦簡單、觀念極端,任它深刻而痛苦地傷害親情、友情、鄉情和愛情?面對“文革”時,我們是否問過一句為什麼?哪怕是僅僅一句……

我們為什麼沒有問過為什麼?

喪失思想能力的青年時代,真能有寶貴的青春價值?失去自我意識的群體迷幻,還能值得“青春無悔”?那時,影響我們想像力的,並非事實,而是信念。信念成為斷語,便一夜普及;信念成為迷信,便強大如斯。我們以為揭開了幸福的秘密,其實不過是妄想;我們以為投入進偉大的事業,其實不過是膜拜。我們陷入群體幻覺,對強權卑躬屈膝;我們失去人格意識,對個人唯命是從。我們服從別人慫恿,深信自己肩負使命;我們感覺群體強大,專橫推行簡單教條。一個群體目標,取代了我們的所有理想;一場想入非非,替換了我們的所有幸福!事實上,只要效忠個人,我們便不會辨別真偽,立刻失去個性;只要感情狂暴,我們便沒有推理能力,變成烏合之眾。只要我們的精神統一於一家,我們就一定會拒絕討論,而用言行暴力去傷害別人。那種排斥一切的平等精神,對自由和個人生命價值視如無物,毫不尊重;那種為信念和領導者而戰的大眾民主,只可能對非民主制度五體投地,無限忠誠。於是,我們成為被製造的人民意志。而人民呢?人民在這種意志下蒙受苦難!

我們都幹了些什麼!多年以來,我們沒忘記自己曾為害他人,沒忘掉自己曾愧對他人,在心中一次次否定那些行為。但我們也一直迴避它們,怯於面對,羞於啟齒。然而,人性的原則高於一切。迴避過錯,實際上還是在漠視曾經的人間苦難;不敢面對,說到底還是沒勇氣建立人性良知。誰都不願意咀嚼吞咽記憶的苦果,誰都不情願剖剝撕扯良心的譴責,但以人性反思,我們覺得,每個人的懺悔,都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的經驗。

因此,我們才懂得:應該道歉,必須懺悔。

我們曾問自己:“有什麼可懺悔的?”我們本來就是“文革”受害者,“文革”帶來的無盡惡果,至今無數人仍在承受。“文革”不是我們發動,極左不是我們創始——懺悔,是為自己的錯誤選擇承擔良心責任,而我們只是聽命,無權選擇——他們不懺悔,我們懺悔什麼?

自古以來,一切製造社會、文化浩劫的權力者,從無懺悔,尚無先例。在他們那裡,不存在懺悔不懺悔的問題,只存在歷史評判的問題。而在我們,懺悔,是良知的自覺,是人性的升華。由此,寶貴的人類文明經驗——寬容和寬恕,才不會失去價值。我們懺悔,社會一定更寬容;我們懺悔,人類可以更寬恕。

個人良心需要我們懺悔。亂世中不是所有人都有過分之舉。在有組織、有計劃的迫害運動中,我們的暴力行為、不齒行為,使我們成為事實上的“文革”積極分子——罪過參與者。而我們更可能從中發泄,出頭表現,“靠攏組織”,牟取利益。我們的更積極,更衝動,造成的傷害更嚴重。捫心自問,我們做不到無動於衷。

社會後果需要我們懺悔。像當年的德國青年服從他們的“元首”一樣,我們投身侵犯自由的客觀後果,傷害了別人,傷害了社會。我們作為“文革”受害者,認為發動者應該負責;我們作為“文革”加害者,自己就無須承擔責任?!道德罪過關係到個人的言論和行為方式,是我們必須承擔的責任。越是受害者不向我們提出責任要求,我們就越是捫心自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心比心,能不道歉?!

政治責任需要我們懺悔。我們曾經狂熱擁戴,支持極權不法,支持破壞制度,因此成為政治行為。政治責任關係著公民賦予政權及其行為以合法性,是每個公民都推卸不掉的共同責任。有了我們原始般的“三忠於四無限”,專斷強權才可以肆無忌憚。捫心自問,作為謬誤的土壤,我們應該追究總結。

文化責任需要我們懺悔。即使是被迫的、無能為力的,我們都對那時的“屈從權力”行為負有責任。因為,我們繼承發揚的,是皇恩浩蕩、感恩戴德、君命如天、血報皇朝、皇權長久、聖壽無疆。這都是些什麼?捫心自問,我們應該為人類文明的進步做什麼?

歷史責任需要我們懺悔。今天,我們有了比較、辨別文明和反文明的能力,也就有了對人類、對後代做出交代的能力。即使罪不在我,但我們曾經經歷,曾經錯誤。災難親歷者的應有責任,是建設一個限制暴力、誣告、陷害行為,抑制群體狂熱行為,能保證每一個人都無法為害的文明制度。懺悔和反思,才能找到並杜絕政治制度、社會價值和文化層面上的災難根源,讓未來不重蹈覆轍。因此,捫心自問,我們有必要對曾被傷害的人們,對曾被玷污的歷史,大聲地說:對不起!

罪過的歷史必然是苦難的歷史,不應該無影無蹤。集體無意識必然犯有集體罪過,不應該毫無罪惡感。我們的青年時代一度失敗,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和人格一度葬身於“文革”。

“文革”中,我們也曾經“懺悔”,但那不是面對人性。“靈魂深處鬧革命”的結果,是為信念的勝利而決心獻身,是群體無意識的自大狂妄。那種面向強人秩序的懺悔,有無知洗腦的感恩,有極權高壓的被迫,也有趨炎附勢的自覺。在任何有違“最高指示”的思想言行都可以成為罪行時,那種懺悔是極權與迷信統治的工具。

“四人幫”審判後,“文革”發動者不用承擔責任了,無限忠於“文革”發動者的我們,也不用對“文革”及其罪過承擔責任了。我們輕鬆地成為了免除責任的無名氏。但是,不會對反文明負責的話,怎麼能學會對文明負責?如果用年輕的真誠為自己辯護,我們就永遠不知自己曾經良知泯滅。如果不用對罪過負責,我們就永遠可能再次擁戴罪過。

懺悔,本質上是個人心靈行為,是敞開胸襟,與靈溝通,是進步和文明。懺悔反思,才能將過去的不堪經歷,變成未來進取的經驗教訓。否則,會在面對社會不公時,從普遍貧窮和“文革”運動中尋找對抗現實的思想資源。那隻能導致以革命的方式解決矛盾,以專制的結果終止衝突,把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再度引向災難。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未來。將我們的個人經歷講給公眾,是靠近良知的大醒大悟,是面向未來的義無反顧。只有今天能得到反思懺悔的權利,我們明天才能得到民主自由的權利。而那,才是改良社會不公、建設文明未來的文化和制度保證。

歷史假相是通往自由之路的巨大障礙。懺悔,就是說出真相,請求寬恕。未來,必將用了解真相的方式清算歷史,用公開真相的方式還原歷史。清算不是復仇。只要有懺悔,便可得寬恕。因為,懺悔是拯救我的靈魂,寬恕是拯救他的人性。

人類的災難多來自人類的傲慢。“文革”精神的本質便是如此,是想通過侮慢人性,成為他人的上帝。懺悔,便是放棄傲慢,向人性謙卑。

我們知道,罪過的反面不僅是德行,更是信心。看似無力卻異常堅韌的文化和文化的最終產品——精神與人格,是我們面向未來的最重要資源。當“文革”懺悔成為全民族的文化行為時,我們的民族精神才可能更理智,更寬容,更崇高,更自由。

如果能由“文革”青年一代引領“文革”懺悔,我們將不枉親歷歷史災難,我們曾經的青春才能有些許價值。我們以為,只要我們做起了這件事,我們就負起了歷史責任;只要我們記下了歷史,它就終將會被人閱讀。

讓我們對孩子說:不要放棄對災難的記憶,否則災難會降臨於你。

《我們懺悔》編委會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新浪網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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