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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一個晚上 城區出現一條「打倒共產黨」的標語

六月二十八日,我從貴州獨山回到成都家裡,未即休息,手機就響個不停,對方熱情地說:你是鉄流老師嗎?我在網上看了你不少文章,十分佩服你批毛的勇氣,贊同你的看法:中國一切政治災難,始於毛澤東“階級鬥爭”的歪理邪說。這個歪理邪說不清除,國家永無寧日。我叫李久第,溫江人,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我八歲打成“反革命”,十一歲送進勞教所,在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整整關押了20多年,直到2004年才經溫江區和成都市兩級公安部門宣布徹底“平反”。今天在網上找到你的電話,你在北京嗎?

我回答:在成都。

在成都?對方顯得十分高興:我能不能來拜望你?有許多事想向你請教請教。

我說:溫江距成都20多公里,你能來嗎?

他說:我有車,方便得很,一條高速路,半個小時就能到。於是,告訴了他,我住家的具體地址和見面時間。下午兩點,他和另外兩個朋友如約而來。

現年67歲的他,個兒瘦小,兩眼炯炯有神,說話有條不亂,顯得精明能幹。我們的交談自然從他8歲打成“反革命”開始。

8歲,是個什麼概念?當爹媽的都清楚,說話吐字不清,夜裡還尿床濕褲,能是“反革命”嗎?除非是“天方夜譚”的“天非夜譚”。然而毛澤東治下的““「新中國」””,卻真有這樣“天方夜譚”的“天非夜譚”。

他的爺爺李照甫,是溫江西區的區團長;父親李柏筠,是溫江縣參議會副參議長;二爸李華芝,是國民黨時期一個等級不太高的副司令員;三爸李少康,是成都青羊宮汽車站站長;母親趙淑筠,49年前曾擔任過溫江縣婦女會理事,代表溫江縣出席過四川省婦女代表大會;一個表舅舅,去台灣當了空軍飛行員。還有他父親曾與南下解放大軍對抗過,一直生死不明。

這樣一個家庭,這樣一個出身,在那個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沒說8歲,縱是5歲也難逃此一刼。1954年的一個晚上,溫江縣城區出現一條“打倒共產黨”的標語,“眼睛雪亮”的公安,將他以“現行反革”抓捕,可審去審來,一個不會寫字的娃娃怎麼會寫出“反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關了一個晚上狠心放掉,但李久第的擋案上卻記上了這一條。

四川話“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初十五”。三年後的1957年“反右鬥爭”,11歲的他,一天不明不白地被從家裡抓走,關押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四號收容所,幾天後與一大批右派分子送到峨邊縣沙坪勞改農場大堡作業區“勞教”。一去20多年,失去人生應有的一切,伴隨他童年、少年、青年的,是無邊可怕的飢餓、勞累、折磨,與他歲月共舞的是,記不清的批鬥、捆綁、打吊……

“無產階級專政”對人從無人性可言,“黨國體制”這架絞肉機,總是把人的活力與聰明才智絞殺盡凈。我的勞教第一站就是沙坪勞改農場,對它的殘酷與血腥深有體會,稱它是“埋葬右派分子的天然墳場”。五六十年代那裡有近萬名右派被“勞改”,後來生還的人不足半數。大堡作業區是小勞教改造的集中地,3000多名不足16歲的孩子,在“三年人禍”年間竟活活餓死了2000多人。李久第是經歷者、也是災難的證人。

暴君毛澤東給中國人民造成的大災大難,是任何權力掩蓋不了的。隨著社會的進步,高科技的發展,人性的回歸,歷史真相正在揭開這一層層謊言的面紗。新近,香港鳳凰衛視播出了獨立製片人謝貽卉的《大堡小勞教》,而張藝謀主導的電影《歸來》,通過主人公陸焉識,揭露了一個右派家庭的悲慘遭遇。雖然這只是冰山一角,也觸動了千萬人的靈魂。

李久第告訴我,他被白白關押“改造”20多年,不但無任何法律手續,更無起訴書、判決書,甚至連審訊筆錄也沒有,僅僅是當政者一言半語,而這些一言半語又不記錄在案。到底誰要關押他?又是誰要整他?他十分感慨地說: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藉助階級鬥爭發威,製造出一個仇恨的泥潭。無論誰掉進這個泥潭,生命立刻連條狗都不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又有哪一個中國人能夠躱過這個泥潭呢?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國家主席劉少奇是這樣,“永遠健康”的林副統帥也是這樣,在戰場上叱吒風雲的彭德懷與賀龍也是這樣。

2013年9月2日出版的第29期“人物周刊”,刊登了記者劉洋碩採訪他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說:某些直系親屬在土改鎮反、和社會主義改造中,被殺、被關、被斗者的家屬……可送勞動教養”,可“共產黨的專政機關並沒有說過我是被殺、被關、被斗者的家屬呀!並由此應該送勞動教養。如果是這樣,基本解釋得通,但是這樣一個順理成章而且又有規定的版本,當年並沒有針對我使用。深受毛澤東整人思想影響,以整人害人取樂的某些公安幹警,只胡亂給我扣了一盆屎在頭上,羅列了一些根夲就不存在的罪名,明目張胆的侵犯我的人權,這一點已經被今天的成都市和溫江區兩級公安機關聯合調查所證實。

在中國社會,人們把勞改勞教一律視為壞人,但是很多人並不了解勞動教養的來龍去脈,更不會去注意他的合法性,以至於“大堡小勞教”也成了壞孩子的代名詞,其實,在法制初見端倪的今天,人們己經視它為惡法,它已經成為過去,成為歷史,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勞動教養是毛澤東階級鬥爭的產物,是中國法律的怪胎。2014年初,在習近平從政治上判處了勞動教養死刑。但它存活了五十六年,差一點就成了花甲老人。最終的結果是,非法存在了五十六年的勞動教養,被送進了墳墓。讓我們振臂高呼:“送走瘟神”!

80年代初李久第“清放”回家,他從來沒有放棄過抗爭,幾乎每一天都找相關單位說理,再不就呼籲投書。從區上到市上,再到省里、中央,反反覆復幾十次、上百次,為的討個無罪關押幾十年的說法。到後來有關部門怕了、膽怯了,2004年春,溫江區和成都市兩級公安部門不得不對他作“徹底平反”的決定,一次性補償四萬元人民幣,從勞教之日起計算工齡,為49點82年(即49年8個月另兩天),以50年工齡“退休”。現在他每月可在社保局領到2600元的退休工資和相關醫保,還在溫江區街上開設了一家婚紗影摟,生活得十分不錯。相較而言,比一些右派的日子好過,不少右派每月退休工資才千餘元。這是當政者的“關懷”呢,還是他鬥爭的結果,是乎是個未解的謎?

李久第說,在成都市溫江區的大街上閑逛,他一貫是昂首挺胸,大踏步行進,完全沒有那種曾經置身於“大堡小勞教”行列中的自卑感,為什麼?因為從誕生之日起直到今天,他都是一個無比乾淨的人,沒有任何犯罪犯錯紀錄。他甚至認為:我出身於這樣一個上輩全部是國民黨軍政人員的家庭,並不是我的不幸,而是我的榮光。為什麼?這血統好呵!只不過你得要承認:國民黨打了敗仗,退守到了台灣。啊!什麼叫做命運,什麼叫做天意,你李久第這一下子體會到了吧!我常常想,作為“大堡小勞教”中的一員我有資格嗎?資格我還是有的,儘管當年我什麼法律手續都沒有就到了沙坪農場這個勞教集中營,沒有勞動教養通知書,沒有刑事判決書,沒有我的手指紋印,也沒有我的親筆簽名劃押,就連最起碼的詢問筆錄也沒有隻言片語,我媽媽當年肯定也不可能申請我去勞教,因為我是一個特別聽話的乖娃娃,不然的話為什麼今天我會被徹底平反呢?然而,這一切不都正好說明和佐證了勞動教養是一部惡法嗎?

附李久第對峨邊縣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血腥的控訴書:

“大堡小勞教”的歷史由“大堡小勞教”自己書寫,這部始於一九五九年,由大堡作業區近三千少年兒童充當主要演員的連續劇最終以悲劇謝幕,他們幼小的生命長眠在峨邊縣大堡鎮的荒山中,近三千條小驅殼譜寫並成就了一篇對體制的起訴狀。李久第就是這近三千個冤魂中的倖存者。

大約是在一九六0年,“大堡小勞教”們開始到峨邊縣的紅花鄉運糧,人都走不動了,全身浮腫者,遠看就是一個小胖子,而瘦得不成人形的人就像一枝風擺柳,大堡山間的風如果稍大一點,絕對能將運糧的小勞教吹翻。

運糧工具很簡單,一條單褲把褲腳一紮,兩條褲腳分別放到兩個肩膀上,裝上玉米以後再在褲子的腰部拴上一條繩索,便大功告成,由於營養嚴重不良,下山時兩隻腳直打閃閃,但是運糧被大家視作機會難得,只要是還沒有倒下去的人一般都會爭著去,要知道,抓一把生玉米粒放進嘴裡嚼,那是要多香有多香,要多美有多美。

大堡鎮的山民,有些家庭有做玉米湯元的習慣,把玉米磨成細粉,用水一陣調和,兩手合攏再一陣搓揉就成了湯元,在當時無需加糖,也沒有糖加,要加也只有野菜,但這已經是不得了的了,在小勞教的心目中,這大概應該是神仙才能有的福份。

重慶小勞教李繼光提出了一個心愿:我如果能吃飽一頓大米飯可以接受槍斃!寧願做一個飽死鬼,不情願這樣長期挨餓,讓我李繼光這樣長期餓著,實在難受!

啊!這條命就當真這麼不值錢?只值一頓大米飯?

李久第才不得干!因為李久第飯量小,沒有像李繼光那樣餓得難受。餓著難受,把肚子過度撐飽更難受,一九六0年,已經記不清楚是哪一天,善長打夜戰(指晚上出去偷東西吃)的李功弟不知從哪裡偷了一口袋紅薯,大飽一頓口福之後,因為肚子撐得過飽,在床上疼得打滾翻斤斗,好在一個大通鋪的小勞教都已經死得差不多了,兩邊起碼幾十米寬沒有人睡,任由這個夜戰王翻滾,翻滾進行中他好像說了一句話,意思是,放了兩個屁好像要松活一些了,(四川話,肚皮就沒有原先那樣撐得難受了)翻來滾去,力氣用盡,最終生命還是走到了盡頭。就在那一年,大堡一中隊嚴重減員。如果沒有解放軍部隊派人來,將剩下的“大堡小勞教”背下山,継續這樣下去,整個大堡作業區的五個中隊恐怕都將成為無人區。

在我的記憶中,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初到大堡一中隊的時候,曾經組織過一次參觀,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到了距離大堡鎮最遠的大堡作業區八中隊,這就不是紀錄片“大堡小勞教”中所描述的五個中隊,而是八個中隊了,真相是不是大量死人以後,由八個中隊重新調整,成了五個中隊,我夲人不得而知,因為隨後我離開大堡作業區到了打鑼坪中隊,打鑼坪中隊距離沙坪農場場部不遠,與新墳溝少年中隊遙遙相望,這個名存實亡的打鑼坪中隊當時就已經基夲上是一個無人區,我到那裡一看全隊加上炊事班最多只有十幾個人。

記得到大堡作業區八中隊參觀的主題是:八中隊的大廚房用一兩玉米面就能做出一個很大的發糕饃饃,這裡所謂的很大當然是相對而言,不知道是加了什麼膨漲劑之類的東西,反正炊事員和炊事員之間在互相交流,我年紀小,當時也不懂為什麼一兩玉米面就能做出一個大大的令人囗水直流的大發糕饃饃。

在我永遠不能忘懷的記憶中,當時從一中隊走到八中隊把人真是累得夠嗆,因為身體虛弱得很,經不起累,不過那個時候還沒有開始大量餓死人,到達目的地以後我看見大堡八中隊黒壓壓一大群孩子,好奇的把我們這群來訪者盯著,當時的我,大腦里曾經冒出過一個大大的問號:怎麼會全部是小孩?八中隊的那些小勞教肯定也會想:這麼多小孩是從哪裡來的?當然,隨後他們也就明白了,這些參觀者是大堡一中隊的人,和他們身份一樣,同屬“大堡小勞教”。就在那一刻,年幼的我全然不知,這是中國的執政黨剛剛從共產主義的鼻祖蘇聯那裡,引進的洋玩意,要效仿什麼“高爾基工學團”,還要成就什麼“教育的詩篇”。

今天,歲月過去了五十多年,這黒壓壓的一大群孩子,倖存者能有幾個?恐怕沒有哪一個人能說得清楚,道個明白。教育的詩篇完全沒有達到預想的結果,遭到了最徹底的失敗!效仿蘇聯?為了效仿就拿萬千的孩子開刀?我產生了這樣一個聯想:“大堡小勞教”的悲慘遭遇能被封鎖半個多世紀,其它各個省照樣能封鎖,絕不可能只有四川才有小勞教,當時毛澤東的一個號令下來那應該是全國性的。一夲敘事體小說看著不順眼就讓人靠邊16年。觀點不統一,看法不一致,就掀起一場全國范圍的動亂。稍微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都能看出這個中緣由。

在“大堡小勞教”這一個群體中,每一個小勞教死去的時候都有一段故事,有的難受,有的痛苦,有的在睡夢中死亡,能在睡夢中死亡,小孩,算你走運。大堡的山路不像我家鄉川西平原,爬坡上坎路很難走,從紅花鄉的山間小道爬上峨邊至大堡的簡易公路後,小勞教們都要稍事休息,這個時候需要解下腳上的防滑腳碼,以便讓腳掌放鬆,那已經只是一張皮包著的腳掌被防滑腳碼一擠壓,滋味可想而知,重慶小勞教管昌國就曾親口給我說過“下過雨的山路,如果腳上不掛一付帶鉄釘的腳碼子防滑,一溜倒下去也許就會再也爬不起來”,管昌國還給我說:“山城重慶就有這種腳碼,走山區的泥路也需要這種腳碼”。綁上這腳碼雖然讓骨瘦如柴的我,有些不舒服,並且有壓痛感,但我記牢了這句話,小腳碼經常是隨身帶,瘦得不成人形的孩子已經非常虛弱,如果因天雨路滑,誰能保證他一交摔倒還能再爬得起來?其中的一些人因為腳上綁了腳碼並沒有被腳下的泥濘路面滑倒,但是往往會像中槍一樣的直接倒下去,為什麼?沒有飯吃。

大堡紅花鄉的羊腸小道邊,隨處可見在背糧中走不動的小勞教,嘴裡不停的嚼著生玉米粒,吃得唾末橫流,在這個由生玉米粒給他帶來的高級享受中,許多人吃著吃著就一命歸西。再次到紅花鄉的村落里去運糧的時候,小勞教們已經有了更高級的吃法。董長福,重慶小勞教,據他夲人說他是命不好,而哥哥命好,運氣好,是一位解放軍的空軍飛行員,董長福性格外向,一天到晚喜笑顏開,大堡一中隊這麼嚴酷的現狀好像對他沒有什麼大的影響,臉上還稀許有些紅潤,十來個小勞教和他站在一起的時候總讓人覺得董長福是最壯實的,美中不足是董長福有一點曝牙,但是不很嚴重,有一天在運糧途中,董長福對我說:“我今天身上帶有火柴,還有一個中中”。(搪瓷缸子)這有什麼妙用呢?原來是躲進路邊的一個背靜處,用搪瓷缸子曝炒玉米花,燃料是就地取材的枯枝荒草,這當然就比生玉米好吃多了,許多人爭先效仿。運糧途中對玉米粒的吃法逐步升級,運糧要經過一些住家戶的旁邊,曾經有人將玉米送給半道上的村民,由村民提供石磨,將玉米磨成玉米粉並加工成玉米湯元,這種享受在當時非常不一般,記得我自己也曾經去沾了兩次光,大家聚在一起窮作樂,吃得不亦樂乎,這家的女主人我們好像稱她“楊媽”,這玉米能救命不假。

今天的峨邊縣到大堡鎮的公路,從成都方向過來是過馬嘶溪大橋後右轉一直向前,大約五六十公里以後左轉上山到達大堡鎮,五十多年前需要穿過峨邊縣城,汽車再接著往山上爬,那是原先的老公路,八十年代中期我騎一輛70型摩托車從溫江到大堡時仍然走的是這條老公路,路碼錶顯示峨邊到大堡的老公路是三十五公里,走老公路必須經過解放崗,這是大堡一中隊的小勞教到紅花鄉運糧的必經之路,停下摩托車後,思緒萬千的我,站在解放崗向紅花鄉的方向眺望,搜尋著曾經的記憶點,給小勞教們提供過石磨和玉米湯元的那位中年婦女“楊媽”應該就在不遠處,我走下老公路去尋找了一大圈,人沒有找著,連房屋都不見了,這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是不是把這善良的一家也一囗吞了進去?‘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這不正像謝貽卉導演說過的那句話嗎-“歷史消失得真夠乾淨”!解放崗的公路邊,那一片曾經是大堡一中隊的小勞教,最喜歡仰面躺下休息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舊地重遊,返大堡的時候,依然存在,景物依舊,只是那些當年運糧的小勞教,你現在在哪裡?也許已經死去,不死也早已過了花甲之年。形如枯骨,面如尖嘴猴,滿臉菜花色,青春年少之際的皮膚像老頭子一樣,這就是一九六0年“大堡小勞教”的真實寫照。

“李久第,你碰上那個年代了”!這是宣佈對我平反那一年,成都市溫江區公安分局的局長候建川在他的辦公室轉角處碰見我時說的一句話。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呢?套用一句現在的流行語:“你懂得”!九十年代初,我再次騎著一輛70型摩托車來到沙坪農場,直奔當年的新墳溝少年中隊,沿著盤山小道,摩托車一直爬到了當年只有一個簡易藍球架的小操場,搜尋著兒時的記憶,我步行一直往上走,記憶中的新墳溝少年中隊的構成是一個操場壩,一個用稀泥糊的牆壁,上面蓋有茅草的大通鋪宿舍,操場的正中上方,是人稱呂幹事的呂興龍辦公室,加上大廚房,小廚房,還有新墳溝少年中隊的中隊長,張忠志的辦公室兼住房,趙姓獨眼龍事務長的住房,分隊長的住房,這便是新墳溝的全部家當,小廚房的炊事員由家住雙流縣擦耳崖的陳麻子擔任。

五十多年前的往事如今還留在我的記憶中,要讓它消失不是一件容易事,這歷史太刻骨銘心,這種不尋常的黒色記憶,它必然將隨我的生命直到永遠,直到進入墳墓。

留下這記憶你又能怎樣呢?!……有人說“你能搬個石頭打天嗎”!

氣喘虛虛,爬上了昔日的新墳溝少年中隊,在我的眼前,新墳溝少年中隊的遺址已經根夲不存在,隠約可見當年的大輪廓,操場上,那塊岩石依舊,整個新墳溝少年中隊早已經是林木參天,和原先背後的原始森林連成了一片。

一種莫名其妙的心態,讓我簡直不能自己:林朩可以參天,李久第只能入地。漫步山林,有我認識的野酒菜.豬必拱.灰灰菜.紅耔.泡生.還有許多叫不上名的野菜,這正是當年救命的東西,像見到親人一樣的親切,我用我的手掌將這些認識和不認識的野菜一一撫弄一番,人是情感動物嗎?確實如此。

大堡作業區有人吃人肉,這不假,一九六0年下半年我就聽說過,但是小小的我根夲就不敢去挖屍,要去挖,要吃人,你得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有足夠的膽量,我不像十字坡賣人肉包子,開黒店的孫二娘,肯定沒有這個膽量。第二,飯量很大,比任何人都餓得慌。我膽子小,個頭小,飯量也不大,自有一套我自己的活法,我隨身代有一把類似於“木匠專用工具“的鉄片,走到哪裡都能使用。洋芋挖過之後,由於許多人預先打了埋伏,故意留了一些在地里,我身上的小鉄片這時就要派上用場。紅薯挖過之後也要預留一些在地里,以便在適當的時候取用,洋姜夲是泡菜類食品,但是洗凈後放在搪瓷缸子內煮熟,一樣能填飽肚子,就在最為緊張的一九六0年下半年,當我在大號搪瓷缸中煮芋頭紅薯的時候,那上面的泥土一如既往,我照樣要把它洗得乾乾淨淨,不像其它小勞教,生紅薯用手抹兩下就要生吃,耗子肉用火燒得半生不熟也在吃,至於有人吃活老鼠,並把它咬得“吱吱”,叫,並不是普遍現象,就算捉住一隻老鼠,那肯定也是開膛破肚,用火烤來吃。曲膳拿在手裡,兩頭各卡掉一截,用手把裡面的稀物擠出,直接吞下肚,甚至有毒的菌類不進行仔細識別,也敢用搪瓷洗臉盆煮著吃,整個大堡作業區隔不多久就會有人被野生毒菌毒死,小勞教們只為填飽肚子,總想要一個肚子已經吃飽的感覺,這感覺真是害死人。

大堡一中隊的上面有一個彝胞坪,我經常上去採摘一些野菜和紅籽,還有豬必拱丶泡參之類能填飽肚皮的東西,認得一些彝胞,曾經有一次還幸運的用一條舊褲子換了一個大大的玉米烤饃,那玉米饃烤得焦黃焦黃,好香啊!其實在當時我那條舊褲子是換不了這個大玉米烤饃的,人家是可憐我這個遠離爹娘,嘴巴又乖的小勞教,成年之後看了林彪的部隊打長春的報道,這才知道彝胞換給我的那個大玉米烤饃的價值:長春被圍困之時,國民黨軍隊里有人用金條才能換得一些零星食品,一根金條還換不來一個大玉米烤饃,這玉米烤饃的價值可想而知。

太陽出來了,小勞教想感受陽光。

大堡一中隊的小勞教凡是還能爬得動的都無一例外的要出來晒晒太陽,這時的大堡,說得確切一點是一九六0年的大堡,給人的印象仍然是像今天一樣山青,水秀,蘭天白雲,一中隊正對面的三座尖尖山,能清楚的看見山腰偏上的那一條雪綫,雪綫以上的積雪在陽光的照射下發出一種只有雪山才會有的光芒,在畫家的眼中,這一切呈現的是大自然的美。

不需要旅遊季節,大堡任何時候都美景依舊,她,像一幅巨大的山水畫將五十多年前的罪惡包裹得嚴嚴實實。

今天,當任何一個外鄉人來到大堡的時候,眼前如畫的山景和良好的植被都會給他留下美好的記憶,呵!荒野中的小勞教已經在這裡沉睡了五十三年!

小勞教在陽光下爬行,像枯枝一樣的手臂,大腿骨被一張皮包裹著,屁股尖尖的成了V形,什麼叫不成人形,不成人形的人就是一九六0年大堡的小勞教。大堡作業區,沙坪農場,還有甘肅的夾邊溝,這三個地方是右派和小勞教們這一輩子的傷心之地,尤其是沙坪農場,她同時還是一個巨大的右派集中營。我去過兩次重慶的渣子洞和白公舘,實話實說,規模只能相當於沙坪農場的一個中隊。

像狗一樣趴在泥地上曬著太陽的小勞教,一邊沐浴在陽光的溫暖中,一邊用鼻子在空氣中嗅著,呵,那是大廚房的發糕饃發出的誘人香味,想吃嗎?每人只有一小塊。糧食不夠吃瓜菜代,有足夠的瓜菜當然很好,在那個年代,足夠的瓜菜?你做夢去吧!人,一般都不會坐在那裡等死,當然要去尋找一些野菜,那年月連野菜都不好找,整個大堡作業區不可能只有你一個李久第在找野菜,幾仟個“大堡小勞教‘都在找,大堡的村民和彝胞也在找,肚子沒有吃飽的人全都在找,這是一番怎樣的景像啊,人們滿山遍野搜尋著能吃的東西,骨瘦如柴的小勞教恨不得掘地三尺能挖出一個紅薯來,人過之處,形同蝗災。“紅薯好吃,我很愛吃”,這是毛澤東說過的一句話,皇上都喜歡的東西,小勞教們當然就更喜歡,但是那要看你今天的運氣如何,還要看你夠不夠賣力,走路打偏偏,小勞教們已經無力可賣。那些連床都起不來的小勞教,最後的命運是可想而知。

一九六0年的大堡作業區,餓脬遍地,滿目凄涼,提倡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毛澤東在這一年講不下去了,整個大堡作業區沒有任何形式的階級鬥爭,甚至連一丁點階級鬥爭的氛圍也沒有,晩上不學習不開會,小勞教們的半工半讀更是名存實亡,批評和自我批評也行不通,因為沒有任何人感興趣,人,連坐都坐不穩了,還搞什麼階級鬥爭,一九六0年,整個大堡作業區只有極個別的中隊開過鬥爭會,起因不外乎是哪個小勞教去偷了廚房一棵菜,或者是一個饃,被當場捉住了,僅此而己,在這樣的場合,往往是小勞教連站都站不穏,鬥爭會只好草草收場。

由於全民餓飯,一切都亂了陣腳,好不容昜由個人崇拜祭起的神壇也險些落地。

曾經的大躍進和大鍊鋼鐵,搞得來民不聊生,到處是小高爐,據說一九五八年這偏遠的大堡山區也不例外,大搞人海戰術,超英趕美,到處都是畝產萬斤的水稻田,有許多地方甚至放了高產衛星,達到毎畝幾萬斤。

作為一個生在農村,長在農村,祖祖輩輩都是農民的毛澤東,難道不知道一畝地能打多少糧?

畝產幾萬斤,遍地餓死人,這一奇特現象足已讓世人稀噓不已!我不想讓“大堡小勞教”這段歷史就此消失,作為當事人,希望這篇回憶錄式的文章能刊登在“人物周刊”上,成為記者劉洋碩“重返大堡1960少年勞教往事”的姐妹篇。

李久第

二0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於成都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zhongkang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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