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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樹言: 試圖讓中共破產的「曹破產」

只要在中共一黨統治之下,就不可能允許經濟私有化、土地私有化。

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六時三十分,著名憲政學者和民間智庫思源社會科學研究所創始人曹思源先生在北京三○一醫院病逝,終年六十八歲。在他不漫長的人生旅程中,最黃金的時間獻給了他所熱愛的民間修憲活動、經濟私有化(參與起草《企業破產法》)和憲政研究事業。由於長期為地方政府和企業提供破產法律諮詢及參與起草中國首部破產法故被尊稱“曹破產”。今年他還在網路上公布了獨立起草的未來中國憲法草案,結果還沒等到當局允許在公開場所進行討論,他就帶著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

曹思源被監控近三十年及其局限

按照中共慣有的語境,修憲是它自己的事情,黨內的秘密,是禁止公眾討論的。民間的所謂修憲,圖謀是讓中共的執政地位“破產”。因此,中共對有“曹破產”、“曹私有”、“曹憲政”之稱的曹思源監控了近三十年,把他與有“吳市場”、“厲股份”之稱的中共自己人吳敬璉、厲以寧區別對待,說明特別不放心他。

曹思源這一代政治學者,成長在中共建政後六十餘載的紅色恐怖期間,對中共的專制體制必然有深刻的反思,但又因常年棲身在中共體制內,所言所行不可能沒有中共的痕迹;比如他獨立起草並公布的新版憲法草案,名稱為《中華共和國憲法》草案(第八稿),除了民選總統制度、法院獨立外,幾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翻版,囊括了明顯從蘇聯憲法克隆而來的“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制度”和“政協制度”——而不是民主國家議會的上院和下院,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制度、檢察院制度、民族地區自治制度等等,甚至還把“義勇軍進行曲”、“五星紅旗”、“共和國”等名詞嵌入其中,是典型的“中共特色”。筆者曾與曹先生互通郵件時明顯提到這一點,也很難認可這一草案,但他禮貌地回復,並未能對此進行深入談論。

筆者認為,未來的民主中國一定是民主法制政體,一定要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鼎立,相互制約,而民主政體的雛形早在一九一一年就已出現,那時稱“中華民國”,將來中國的正式名稱最直接最簡單就是恢復“中華民國”名號,將來的憲法也只能是“中華民國憲法”。還有,曹版草案中雖然提到總統制,但又同時提到總統兼任“中華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甚至由中共內部提名總統候選人,可以是中共黨員,那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當然是中華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這就更不妥當了。因為總統制一定不能以黨代政,一定要有多方提名和公開競選,而且由全民直選,或者類似美國的由選舉人制度選舉產生。總統就是當然的國家武裝力量總司令,沒有必要設置什麼帶著中共烙印的軍事委員會這一奇怪機構;總統內閣設有國防部,具體負責武裝力量各部門,沒有必要像中共在設立軍委之後,還設立國防部、總參、總政、總後、總裝等多個重複機構(民主國家禁止軍人參政)。

再有,草案中還設置了檢察院、軍事檢察院。中共的檢察院制度純粹照搬蘇聯模式——中共憲法同樣照搬蘇聯模式。司法制度強調司法獨立,包括獨立的審判,獨立的上訴和駁回制度,獨立的終審法院,獨立的最高憲法法院,獨立的司法解釋,獨立的辯護,獨立的陪審團制度,獨立的檢察官制度,等等。不必單設檢察院,其職能歸入司法部,由司法部選派代表國家行使指控職能的獨立檢察官,同時司法部也可就具體司法操作過程中的不符合法律、非法和違法的案件,進行獨立檢查或獨立審查,實現司法部與法院相互獨立又相互監督。所以說,曹版憲法明顯帶有中共專制烙印和蘇聯模式的痕迹,這可能是因為他考慮到中共在走向民主化過程中避免動蕩,給中共考慮下台的台階,便於其順利過渡,便於“和平演變”。但這確實有點不倫不類,如果真的要實行民主化,中共的那一套肯定要推倒重來,只有徹底否定中共的制度,才能意味著中共已經徹底“破產”。這一點,曹思源先生恐怕還沒有想到那麼遙遠。

當面贈江澤民“私有化”著作

看曹思源先生後半生的言行,他對中共還是有期待的。一九九九年他在上海利用國際財富論壇的機會把自己公開出版的著作《破產風雲》和在香港出版的《人間正道私有化》及個人名片,當面送給了江澤民。江拿著第一本書時說了一聲“哦,曹思源同志”——彷佛是蘇聯老大哥的口吻,然後又看第二本書的書名,臉色就有一絲可以輕易覺察到的變化。他不可能接受曹思源的“私有化方案”,正如他和後任一貫抵制、反對“西化”和普世價值一樣。江與曹後來也沒有任何聯繫。

就曹思源個人經歷而言,中共僵化的極權制度不可能接受其民間修憲和人間正道私有化建議的,也不可能接受真正的市場經濟制度。曹思源的早期成名除了修憲,就是力推全國人大常委會一九八六年制定並通過《企業破產法》,以期打破計劃經濟吃“大鍋飯”的“鐵飯碗”制度。可結果這部法出台後為學界所詬病,因為在實際操作中“企業破產法”淪為保護企業“不被破產法”,表面看是允許企業破產,其實是保護企業不被破產。一九八八年生效一年來全國僅“允許”三家企業宣布“破產”,後這部法律幾乎被凍結,理由是不利社會穩定。如今也是一樣,涉及國有經濟體制的所有制改革,幾乎都以失敗告終。那些集舉國之力的壟斷行業,幾乎都是“重點保護企業”,在“穩定壓倒一切”的大帽子下,不可能會破產,只能由中共自己內部的利益集團實行另一種“私有化”。這種名義上的國有化、公有制,可以公開合法地把國家的財富都集中在“中共黨庫”里,集中在幾百號權貴家庭里。這種特有的制度,只能保障中共內部自己人的權力私有化,名義上又沒有任何“道路、旗幟、理論”風險,因為中共一貫堅持這樣的國有制主導,實際卻是以革命為名的“搶劫”,以改革為名的“分贓”(胡平先生語),這便是中共真正的“立國之本”。

中共擔心私有化後倒台“破產”

歷來,只要在中共一黨統治之下,就不可能允許經濟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因為中共的制度已經僵化,一旦真正實行經濟私有化和土地私有化,中共必然被迫下台,被迫“破產”。所以,中共堅持自己的“老大哥”式公有制和國有化,堅決反對曹思源提出的人間正道私有化。這種“老大哥”式的“社會主義正道”便是將權力私有化進行到底,即堅持既得利益集團對全民財富進行瓜分和掠奪,沒有別的什麼新花樣。

就曹思源先生對中共的認識而言,他從黨校畢業而後又在中央黨校工作過,其言行談不上與中共決裂,但也談不上類似有“吳市場”、“厲股份”稱謂的吳敬璉、厲以寧等經濟學家的“小罵大幫忙”(吳、厲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員,提出的理論也是便於既得利益集團加速分贓),他的後半生的標籤應當屬於“改革派”——力倡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同步改革。但因中共一九八九年以來就堵住了所有改革的道路,所以,改革派的下場都是不幸的,這是必然。話說回來,若進行真正的政治制度改革,不從“去中共化”開始,也是不徹底的。

看憲政學者曹思源的後半生經歷,自一九八一年起就開始向中共提出修憲,又獨立起草憲法草案——在中共看來向其呼籲實行憲政就等同於讓中共“破產”,此行為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恰如西西弗斯式的經歷:無休止地往一個連人爬起來都很費力的山上推一塊大石頭,每當這塊特別沉重的巨石只差一步就要被推上山頂時,突然滾落下來,又再往上推上去,如此無休止地重複。中共始終不放心他。言外之意,中共若不真正“破產”,改革派的這點努力就將有如此不幸的結果,所謂建立憲政制度也不會有真正的開始。

《動向》2014年12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動向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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