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中國全國兩會召開期間，被堵絕於國門之外的海外輿論場「不合時宜」地出現了一些陰謀政變論調。其中，在2015年1月被迅速調查和免職卻未公布具體罪狀的新任國家觀光局副局長霍克「躺槍」。儘管傳聞可信度極低，但霍克確實是一個被忽略卻又疑點重重甚或暗藏玄機的人物。他出身軍隊卻得以進入中辦，與令計劃共事並主持秘書局樞要工作，在令計劃落馬之前他被調動至國家觀光局，不滿一月緊隨令計劃被調查。
分析人士認為，霍克很有可能是令計劃經營中辦十餘年的棋子之一。除令計劃外，霍克、夏勇、王仲田等至少3名中辦副主任和4名局長已被外調或被查。與此同時，栗戰書、丁薛祥等紛紛入席。再加上習近平在2014年訓飭中辦要「絕對忠誠」，可以大體由此窺探習近平所率的新團隊在不便對外公開的維度，對令計劃勢力的「滌盪」和對中辦的強力整頓。
霍克或是令計劃麾下干將
北京時間2015年1月16日，霍克被中紀委通報「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僅3天後的19日即被免職。官方沒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根據已有的疑點重重的資料似乎可以推知，在霍克背後很有可能隱藏了一些未知的內幕。公開簡歷顯示，霍克1976年參加工作，曾任北京軍區某部技術員、幹事、教員，後來成為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新聞第學員、北京軍區政治部戰友報社記者、編輯。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明顯軍隊背景的霍克由軍入政，進入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一路升遷為副處長、處長、副局長、局長。霍克仕途上的這幾個關鍵轉折點的具體時間都不得而知，也難以知曉其背後是否另有玄機。但可以發現，霍克與經營中辦十餘年的令計劃存在明顯交集，後者自1995年起即從共青團中央辦公室轉入中辦工作。兩人是長期的上下級關係，仕途存在明顯的共振。這種共振在被查落馬前後表現得更為集中明顯。
霍克在由中辦秘書局局長調任國家觀光局副局長後即遭調查，令計劃也是在被調離中辦擔任中央統戰部長之後落馬。兩人都遵循了先調離後落馬的路徑。顯然，他們所犯之事應當發生在中辦任職之時，那麼就可以認為，令計劃與霍克是目前為止中辦體系被調查的僅有的兩人。另外，他們仕途終點的一系列時間點也前後相接。如霍克在2014年12月離開中辦，緊隨其後發生的事件是，令計劃被調查、被免職、被立案，霍克被調查、被免職。這些都發生在一個月之內。
中辦下設調研室、秘書局、警衛局、機要局、人事局、督查室、機關黨委、國家密碼管理局等13個部門。雖無主事之權，卻因為聯通最高權力而扼守咽喉，令計劃直追政治局常委的「隱形權力」正是來源於此。而秘書局則主要負責中共中央的文秘、會務工作，中央指示、中央領導同志指示的轉達和催辦落實，負責中央文件和機要文電、信件的傳遞工作，負責全國黨政系統的密碼通信和密碼管理，中央重要工作部署貫徹落實和督促檢查等內容。可見，如果霍克與令計劃存在非正常關係的話，無疑會是其麾下干將，將其與令同時拿下也就勢在必行。
令計劃中辦「七星陣」被破
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克被宣布調查的同一天，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同樣被中紀委宣布「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調查。聯想到外界一直盛行的所謂令計劃與周永康、薄熙來的「某種同盟關係」，令計劃為掩蓋兒子死因而與周達成「某種政治約定」，以及收集官員「黑材料」，而恰好掌握相關權力的霍克與馬建在其上級分別落馬後的同時受查，或許證明了這種關係的存在，而他們兩人或許也正是局中之人。
其實，不論是周永康經營的政法國安，還是令計劃經營的中辦，在其曾經的「一把手」被查後都僅僅出現了低烈度的震動。如政法國安方面目前僅有李東生、梁克、馬建等少數幾人受牽扯，而中辦方面甚至僅有霍克一人落馬。分析認為，出現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或許是，這些都是極為關鍵、隱密而敏感的領域，而不是說不大會受周令二人牽連。或許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其直接關係到最高權力的重要性，才需要進行更徹底的清理洗牌以達到更有效的控制。只有少數人浮出水面的背後，其實是有一個難為外界所見卻早已硝煙瀰漫的戰場。
據悉，自令計劃被暫放統戰部後，中辦至少已有3名副主任、4名局長被調離。3名副主任分別是調往中直工委的張建平、調往中國社科院的趙勝軒和調往南水北調辦的王仲田，4名局長分別是調往法制辦的夏勇、調往觀光局的霍克、調往衛計委的陳瑞萍、調往中聯部的丁孝文。雖然不排除這7人中有些人系正常調動的可能，但也存在明顯的邊緣化趨向。7人新就職的單位幾乎悉為遠離權力核心的地帶，而且其中6人擔任副職。
分析人士認為，這7人均在令計劃執掌中辦時獲得升遷，長期的共事合作更容易加深彼此之間的關係。既然可以憑藉中辦主任之名發展出「西山會」與「運城幫」，並且與周薄兩方形成「同盟關係」，那麼就很有可能在中辦內部也能夠形成一定的勢力，這是令計劃能夠長期壓制住於己不利的消息而暗通曲款的必要條件。
不過另一方面，也不能過於放大令計劃在中辦和中共最高權力外圍的邊界，十八大後中辦公有令計劃與霍克兩人受查，固然有可能還有其他人未被披露，但也有可能包括被外調的一些人在內的中辦高層大多涉事未深。因此才僅僅以外調的形式予以懲戒。如曾任中辦副主任和秘書局局長、被指與令關係密切的王仲田離開中辦後當選中紀委委員，在令、霍二人均被查後轉任南水北調辦副主任。這些動向或許意味著他已走出了令案漩渦。當然，目前仍然不可輕下結論。
習近平再造中辦
執掌中辦的令計劃被視為中共「大管家」，這不止是對中共總書記一人，而是對中共領導集體而言的。「大管家」欺上蒙下、狐假虎威、暗通曲款，甚至結勢僭上，這樣一個「如鯁在喉」般人物的出現，說明中共執政黨體制蘊藏著極大的病端和危機。如果不能完全掌控中辦並杜絕令計劃式人物的再現，不但會使身居高位者寢食難安，更有再度陷入「政令不出中南海」困境之憂。
對接任胡錦濤的習近平而言，當深耕中辦十餘年的令計劃被揪出之後，即使未掌握其舊部涉事證據，也需為防止意外發生而進行相當程度的清理洗牌，以實現中辦的純潔和忠誠。有報導稱，習近平在2014年先後三次視察中辦並講話。習近平在2014年5月訓飭中辦要絕對忠誠、頭腦清醒、旗幟鮮明、極端負責、無怨無悔，為中辦工作劃定原則。戒除令計劃案影響的跡象明顯。
人事的替換和遞補也是必要手段。令計劃在十八大召開之前即被調離，與習近平志同道合的栗戰書接掌中辦。曾在上海擔任習近平秘書的丁薛祥同時擔任中辦副主任與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兩職。據悉，栗戰書曾在習近平指示下對中辦展開整頓以「清君側」，數百人員被要求表態。除此之外，中紀委也向中辦派駐了紀檢機構，如此就形成了一種制度層面的制約和保險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