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國共內戰時，任華北軍區司令員，並與林彪、羅榮桓組成平津戰役總前委參與指揮了平津戰役。中共建政後，聶榮臻掌管中國的國防科學工業，主抓「兩彈一星」研製，故又有「科技元帥」之稱。1992年5月14日，聶榮臻病逝於北京，終年92歲，是最後一位離世的中共開國十大元帥。聶榮臻是文革後較早寫作回憶錄的中共領袖級政治人物。歷時數年的《聶榮臻回憶錄》1983年由戰士出版社出版後，受到鄧小平的好評。其中有關林彪問題及1969年「第一個號令」的詳細介紹，是高級領導人中第一個以個人的名義對林彪及文革期間一些重要事件的評論，因此引人注目，可以說《聶榮臻回憶錄》是一個範本。然而在聶榮臻的回憶錄中，卻有不少瑕疵。
1988年聶榮臻與夫人張瑞華在北戴河療養期間合影
近些年來中國當代史研究風行「宜粗不宜細」，只要某一問題已「定了性」，有人便照著修一段史，然後搜集、引申、移植出一些「資料」加以說明。這種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於歷史科學的治學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
鑽入史學海洋，我對當代革命軍事史情有獨鍾，敬重創造那段歷史的人們——人民解放軍的將帥。
《聶榮臻回憶錄》於1983年發行，是元帥回憶錄中最早出版的，它與後來的《彭德懷自述》在史實上、價值上相差遠矣，但還是引起了我極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殺為代價換來的軍事歷史一定珍貴。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原紅軍一軍團二師政委、49年後首任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牽頭編寫了「紅一軍團戰史(稿)」，參與者多為紅軍老人，是當事人回憶當年事。
而《聶榮臻回憶錄》為二十多年後部隊政工幹部組成「寫作組」集體之作，說它是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教材」也許更為恰如其分，紅一軍團於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路上當先鋒的光輝戰績，還有歌頌毛澤東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頭戲。
一支英雄部隊的戰史融進了其領導人的個人的回憶錄，就不得不提及紅一軍團創始人——軍團長林彪。彼時林彪已經人去事非，回憶錄無論寫史還是敘事，內涵中都是對他「徹底否定」。關鍵的地方自不必說，就是一些無關大局的細節，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說到：林彪從紅軍帶兵時起，身上有個小本子，上面記載著每次戰鬥的繳獲、殲敵數量，並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養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釣譽。
過於政治化是上個世紀中國的思想禁錮陰霾還非常濃厚時該類作品均有的特色，這段描述並沒有引起人們的質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瑕疵盡顯。一篇氣勢宏大的中國元帥回憶錄里出現這樣的「細節」實在不和諧，因為彼時剛23歲的年輕軍團長決不會因為這個「猥瑣」小事就被年長他8歲的政委聶榮臻察覺出他四十年後會有「九一三」那樣的結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寫作組」的捉刀之技。
類似情況還有多處，如寫紅一軍團第一支騎兵連的首任連長梁興初和副連長傅崇碧，對傅某之後加了「同志」，對梁某則是直呼其名(與書中那些後來成為「壞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書時梁興初還在株連的陰影中。這樣強烈的政治化取捨，不像是如實記錄過去的回憶，倒像「專案組」在下政治結論，一時間讓人難以區分這些內容到底是「專案組」在審，還是「寫作組」在寫。
紅一軍團的將領在人們眼裡也許是傳奇人物，可到了我這兒都是長輩至親。我曾有機會走近聶榮臻。「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風暴」時，我的父親邱會作被造反派武鬥打成重傷致殘，在中央軍委駐地西山養傷的幾個月里，倍受住在那兒的聶榮臻、葉劍英關懷。老帥們對造反派的憤恨，對老幹部的愛護，常常露於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飯後，住在西山的人有時和喜愛散步的聶榮臻、葉劍英不期而遇，說上幾句話。情景雖已過去三十多年，至今於我仍猶如在眼前。
但是當讀到聶榮臻的回憶錄時，我已不再僅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而是一個歷史鑽研者，講的是「理」，信的是「實」。我閱讀許多相關聶帥的史料後發現，他和那一輩將帥們一樣，受到了歷史的局限，而這個局限又被「寫作組」充分發揮，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將。
然而，歷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後的「政治評價」(古稱「諡」)，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實。《聶榮臻回憶錄》過頭地褒此，必將過分地貶彼。在筆下，對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觀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願革命，六十年代偽裝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為潛台詞在「回憶」敘述。
「九一三」以後那樣說情有可原，那時誰敢講真話?聽一位老同志說，1972年中央召開「批林整風」會議，全國各地的大員參加，都說與林彪沒有什麼關係。但會議的組織者出了個陰鷙的「絕招」，讓與會人參觀林彪住處毛家灣。那一份份來客記錄、一張張合影照片在那兒，讓各位大員看了發怵，回來後爭先恐後檢討，憤怒聲討批判，誓言徹底劃清界限。
那一幕人為導演的政治劇並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屆十一中會會、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曾對劉少奇、鄧小平使用過。
現在重讀那些記載「共同聲討」的全會一致通過的決議、記載每人發言的會議簡報，還讓人有如親臨其境。雖然那一次組織領導幹部對林彪住處的「參觀」少有人知，但它所體現偉人早年提倡的農民造反「痞子」作風，令人咋舌稱奇。彼時政治氣氛如此，老同志們作任何「揭發」都可以理解。然而，對封疆大員採用如此手段，實為古代帝王治吏之術在重演。但是，如果沒有了合影相片之類的「細節」，怕是誰也無法唱出那出「好戲」。
《聶榮臻回憶錄》留下了遺憾。元帥和他戰友們的功績，我從老同志的嘴裡，從一些部隊的軍史中知道不少，它們不僅詳實，而且生動，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個人的邊」，就沒有人敢採用。誰叫《聶榮臻回憶錄》出的早呢?軍事上的後發制人有時比先發制人要強大，撰寫回憶錄恐怕也是如此。離開思想禁錮的年代久遠一些，會寫得更加真實。評價回憶錄，不在於回憶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於上面對它的宣傳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於史實。且不論你的觀點如何，即便是對素材的選取和捨棄，也要接受這個法則的檢驗。
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為民請命，毛澤東欲置彭於政治絕地。聶榮臻和葉劍英上門勸說彭德懷服軟認罪，吞下那顆苦果。
這段重要的史實在許多參加會議的老同志回憶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終還是再現於世人面前。它來自於李銳寫的《廬山會議紀實》，那是共產黨高級幹部以科學的態度回憶歷史的佳作。正是李銳所憶述的那些細節，才把塵封多年的歷史真相說明。堅持真理有時要付出慘重的代價，彭德懷的悲劇不僅是毛澤東所為，還有幾乎全體與會者的推波助瀾。
1989年廬山風雲三十年過後，按法律規定，其檔案應當解密，但許多老同志懇求中央不要那樣做。因為在已經發表的眾多回憶和言論里，他們稱當初就抵制毛澤東，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懷。若是一旦公布了會議原始記錄，那些兇狠咒罵彭老總的惡語將令他們無地自容。還是「宜粗不宜細」多講政治，把責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慶施等人的頭上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