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光誠：新書中的回憶敘事跨度與篇幅*
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回憶錄《赤腳律師》英文版《THE BAREFOOT LAWYER》3月10日由美國亨利.霍爾特公司(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美國出版面世。該書的副標題是：一個在中國爭取公正和自由的盲人(A Blind Man's Fight for Justice and Freedom in China)。
2月初得到書訊後，我於10日、12日兩天，就此分別以視頻和音頻以及提出不相同的問題，專訪了現在美國天主教大學、威瑟斯龐研究所和蘭托斯人權與正義基金會三家機構從事中國人權法制研究的陳光誠先生。根據出版社與陳光誠合約，推遲到今天3月10日發表。
以下是音頻訪談錄全文版。
主持人：「祝賀您的新書出版!」
陳光誠：「謝謝!也謝謝收音機前的聽眾朋友們!」
主持人：「您這是一部回憶錄，能不能請講講在這本書里，講到的事情是從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您所回憶的事情，起止之間有多長時間?」
陳光誠：「從最早，一九四幾年的時候開始談起，當然那內容不多，後來就過度到我的生活，一直到我來到美國的那天晚上結束。這個跨度也好幾十年啦。(笑)」
主持人：「您是出生在1971年，那您從一九四幾年……是講到您的家庭背景，家事的一些事情……」
陳光誠：「對。講到我的爺爺那一輩家庭的那種苦日子，那種不堪回首的經歷。就是在那種家庭背景下，我的父親怎麼成長，後來我的成長，然後就是一直到維權，然後再到中共的迫害，再到來美。」
主持人：「您說寫到來美那一天晚上，具體到……」
陳光誠：「寫到我進了我的公寓，然後公寓裡邊一些基本的準備，思想的活動。寫到那兒。」
主持人：「這本書篇幅多長?多少萬字，當然是英文的計算。」
陳光誠：「按英文的統計數字計算差不多可能十二萬六千多字吧。」
主持人：「多少頁?」
陳光誠：「三百三十幾頁。」
*陳光誠：新書主要章節*
主持人：「您能介紹一下主要的篇目嗎?」
陳光誠：「總共有十三章。
我揀重點的說一下——前言就是我的逃亡。第一章是童年時代。
第二章，我把它稱為『自然大學』或者叫『天地為師』，就是說那個時間我主要是在自然界中成長，在自然界中學習，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
後邊就是我的最重要、也是最想讓大家看到的一章，就是第七章，叫『看到邪惡』。這章我主要是談當時調查中共『一胎化』政策對老百姓的迫害。
還有第八章『綁架』，因為我調查了中共的一系列邪惡，而且都在國際媒體上曝光以後，中共就惱羞成怒，實際上那個時候就對我實施了綁架、毆打等等一系列迫害。還有就是，到了我們在家裡被非法拘禁的時候，那段日子非常非常慘烈。共產黨直接脫掉了它的畫皮，露出猙獰面目。什麼法律，什麼都不要了，所有的公檢法脫掉了制服、把車的牌子摘掉，就到家裡實施打砸搶。
還有就是我出逃的過程，以及我到美國大使館以後發生的重要事情，大使館這個……可能真的是很多很多故事超出大家想像。在那裡我所經歷到的事情，以及我發現的東西，既有令人欣喜，又有令人震驚的事情，這個真的是超乎大家想像。你不親身經歷是沒辦法想像出會是那麼複雜，而且那麼令人窒息。
最後一章就是到一個有承諾的地方，就是我來美。講了整個過程，也是一波三折，裡邊那種複雜的心情，那種各方面之間……怎麼說呢，是感觸很深的那麼一段吧。
大體上有這麼多章節。」
*陳光誠：憶翻牆逃出自家小院，翻過第五道牆時摔傷左腳*
主持人：「外界對您逃離您家，在重重包圍之下能夠翻牆出去，一直到踏上美國土地這一段，非常關心其中一些細節。而您到美國之後，因為種種原因，其中包括跟出版方有合約，在新書出版之前不在受訪中談人生經歷的一些回憶。所以基於這樣一個情況，現在書出版了，我就特別想知道您這本書中那些您以前沒對外界披露過，或者說在受訪中沒有機會能夠談到的事情，能舉些例子嗎?」
陳光誠：「可以啊。可以講當時……其實這裡邊有很多很多細節的故事。在我的腳摔傷以後，我幾乎就很難站起來走了，只能用爬的形式……」
主持人：「我能插一個問題嗎?您的腳摔傷是在哪個時刻?是從牆上翻下來就摔傷了嗎?」
陳光誠：「不是。其實那個最高的牆我在下去的時候雖然摔了一下，但是沒有摔傷。當我翻越第五道牆的時候，我是從西向東翻，但是就在這個牆的北頭不遠處……可能有那麼不到十米的樣子，就有看守坐在那兒盯著那個地方，我必須迅速地翻越那道牆。所以我翻到那邊，牆下邊有很多石頭，我在翻這第五道牆的時候，就一下子把腳摔傷了。」
主持人：「我想再插一個問題。因為我們從網上看到您自己家的院牆已經很高了，差不多有兩個人高，您翻那道牆的時候，沒有摔傷腳，是嗎?」
陳光誠：「對。那道牆沒有，那道牆雖然摔了一下但是沒有摔傷。那個牆吧它是……怎麼說呢，在我們家鄉有這麼個習慣，大家都喜歡蓋一個平房，平房一般都會有一個台階，順著這個台階可以爬到平房頂上去。那麼我，還有我的東鄰居呢我們的家都是這樣一個結構。也就是說，我從下邊上去，上到這個平房頂並不是特別困難。」
主持人：「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這個平房頂上之所以一般蓋的時候就考慮到能上房頂，是晾曬東西方便嗎?還是怎麼樣?」
陳光誠：「是啊，你可以把糧食啊什麼扛上去，都要走這個地方，所以一般都有這樣的地方可以上下。所以我上去倒並不困難，但下去是比較困難。那個地方也非常高嘛。最重要的也不是因為它高，因為我小時候經常翻牆上樹的，這對我來講都是小事情。可是就是因為我在家裡身體的狀況實在太差了，所以這對我就構成了很大的困難。但不管怎麼樣，我從那個四米高的牆上下去的時候，儘管最後掉在地上，還是沒有摔到硬傷。但是到第五道牆的時候就沒那麼幸運了。一共八道牆。」
主持人：「在摔傷之前的這五道牆和您所說的一共翻的八道牆，這中間是包括穿越別人家的院子嗎?」
陳光誠：「對呀，比如說我從我家，到我東鄰居家，就翻越第一道牆。然後再翻越我東鄰居家和第三個鄰居家的這道牆，就是第二道牆。其實看到最高的那個(網上照片)就是第二道牆，我東鄰居家的牆。」
主持人：「最高的那個還不是您自己家的院牆?」
陳光誠：「對。我自己家的那個也就兩米多高。他(家)那個是最高的，第二道。」
主持人：「您翻越那個沒有摔傷腳?」
陳光誠：「對。後來又翻越幾道豬圈的牆，也沒有摔傷。一直就是到第五道牆的時候，因為下邊放了很多石頭，一下子踩在上邊，把腳摔傷了。腳下去，一下子重重的踩在石頭上，這腳就受不了了。
另一個就是不容遲疑，如果我能慢慢的下去，可能還會好一點，哪怕把身子先垂下去再下也好。因為北邊有看守的人盯著，當然之前我已經清清楚楚的聽到他在什麼位置、在幹什麼，這樣我知道我必須迅速的下去。
這時候當然是一個機會，因為他如果坐在那兒盯著我的話，我沒辦法翻這道牆的。
正是因為早上我在那個豬圈裡躺著的時候，就聽到有一個農村的手扶拖拉機從北邊過來，到那個地方正好一拐彎，他這個看守就沒有辦法坐在那個地方，那樣的話就影響人家車拐彎。他就拿了板凳躲到西邊去。那是個丁字路口，從北邊來的(路)通到一個東西大街上。他躲到西邊，車拐過去他再回來坐上。
到晚上快天黑時，拖拉機從地里幹活回來，然後還要從這個地方走，這個看守還得拿起板凳到西邊來讓路。我就是用他躲開的這一瞬間來翻越這道牆，所以必須要快。只要等到拖拉機過來了，拐彎過去了，他回去又坐在這個地方，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就迅速地跳下去，這一跳下去可能是太高了吧，一下子我(腳)就摔壞了。」
主持人：「當時實際上已經骨折了嗎?」
陳光誠：「我的一隻腳(右腳)上有三塊骨頭骨折。」
*陳光誠：憶在十五、六個小時內翻過八道牆，其間有時躲在豬圈等候時機*
主持人：「您說一共(翻越)八道牆，這是穿越了幾家鄰居的院子?」
陳光誠：「實際上加起來應該算是四個鄰居的院子。還有另外那個牆呢，是我們村邊上一個菜園子的牆。」
主持人：「這些鄰居他們都沒有發現您進去嗎?」
陳光誠：「沒有。我知道他們活動的狀況，所以他們並沒有發現我。因為我躲在豬圈裡，我靠在牆根躺在那兒，一般是發現不了的。」
主持人：「(翻)這八道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到第八道牆翻越過去之後，這個時間是那天……就是(2012年)4月20日的……」
陳光誠：「翻這些牆的時間差不多花了十五、六個小時吧。」
主持人：「從4月20日幾點到幾點?」
陳光誠：「從4月20日(上午)十一點左右，十一點多一點兒吧，到21日的凌晨兩點左右我才完全翻越了這些牆。當然這些時間並不是都用來翻牆，而是在等啊，找時機啊，想辦法呀等各方面時間都耗費掉了。因為那個時候那麼多看守，一層一層的，一旦被他們看見就麻煩了。」
主持人：「第八道牆，那個菜園子的牆翻過去之後，就已經脫離他們的監視範圍了嗎?」
陳光誠：「還沒有。第八道牆翻過去以後，僅僅是出了我們村。因為他們(當局)在我們村外還有兩層崗，就是說一出村，在村子外邊有一層崗;再往外走，快到村邊到河邊之間，還有一層崗。所以說，實際上那時候還是不安全的。只能繞著曲線，最大限度的跟他們拉開距離，所以那時候還不是特別的安全。
第八道牆是比較有特點的，在我們農村你知道地勢都不一樣，高的地方、低的地方差距很大。我從菜園裡翻到外邊來，它那個地方地勢就相差一米多，如果從菜園裡看這個牆比較矮，只有半米高;但是下邊就很高，可能有一米半還高，這麼一個距離。
那道牆只有一個地方可以翻下，就是因為有一個水壩。是河一直通向我們河的一個水壩。差不多有一米半高這麼個水壩，西頭就頂著那個牆拐彎的地方。我只有從牆裡邊找到這個地方，才能踩著這個水壩，然後再從垻上下來，就避免了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那樣的話，那個牆實際上是沒法翻的，因為那個牆就是亂石頭，大的跟茶壺一樣，小的跟拳頭一樣，甚至更小的跟雞蛋一樣壘成的這麼一個牆。只要一翻，它就會倒掉，也沒有任何的水泥，就是亂石頭堆起來的這麼一個地方。所以那也是比較有特點的一個牆。
當然，我在這書里配了一些照片，大家也能看到我翻過的一些牆。」
*陳光誠：憶在東師古村家中被嚴密封鎖下如何告知外界被毒打，再遭徹底斷電*
主持人：「您決定動身逃走的時候，有沒有事先和外界聯繫好?」
陳光誠：「完全沒有。那時候是超乎大家想像，我們家什麼都被搶走，連一個紙、一個小小的鐵絲都被他們搶走。就是什麼東西都不讓你有，你完全沒有辦法去跟外邊聯繫。他們每天都有六到九個看守跟你住在一塊兒，就坐在你屋裡，你吃飯他就坐桌子邊上，他就躺在你沙發上睡覺，那你根本就沒有這個機會。
當然這裡邊也有一個很複雜的……他們一次次封鎖，我又不跟他屈服。他封鎖，我就想辦法往外發信息;他封鎖，我就想辦法。
最後，他們用自己的話說『我們只有瞪眼跟你面對面看著你，才放心。一眼看不到，我們就覺都睡不著』。
所以我能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緊張，就是那麼多年各種各樣的封鎖方法他們都認為是萬無一失的，但最後都是失敗的，所以他們也很不能理解這些消息怎麼傳出去的。」
主持人：「之後有哪些細節是您在書中談到，但是以前很少對外界講過，比方說是怎樣與外界聯繫，然後走上了往北京走的路?」
陳光誠：『我覺得當然最重要的一個是，記得我們完全被封在家裡，(當局)用好多干擾器，家裡完全沒有信號，而且所有的手機都被搶走。後來我們發現只有一個他們沒有弄走，但是手機沒有電了。
怎麼辦呢?我就用一個五號電池的充電器……他們可能覺得這個東西已經壞了，他們沒拿。後來我就把它重新修了一下，用在泥土裡找到的一些鐵絲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記得還包括我母親出去時在地上撿的一個別人裝修房子時的小鋁片拿回來。我就用剪刀剪成一個什麽東西，做成一個人工的充電器，還有兩個小的鑰匙環結合起來。就用它把這個手機充上電，發了個信息給我一個朋友，當然不是做維權的朋友，他又輾轉把那個消息送出來，就說我們在家被打得什麼樣子。
這個消息我以前沒有跟大家講過。當然在書里也有配的照片，就是我做的那個充電器怎麼為手機充電，當然這是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事情，但在那個時候就是開動腦筋都要去做，最後我還是成功了。也是由此，這個消息出來以後，中共就真的瘋了，把我們家的電徹底斷掉。」
*陳光誠：憶在東師古村為我蓋私人監獄——建築與拆除*
陳光誠：「他們覺得實在沒有別的辦法，從此也下定決心就給我在我們村前建了一個私人的監獄。據說投資也是不菲的這麼一個監獄，據親眼看到的人說，這個監獄的設計是相當相當高級的，裡邊用的鋼筋比一般的都要粗很多，標準是完全照著看守所的設計標準來設計的。而且還蓋了好多監室在裡邊，好多房子，當然也有給他們住的，也有準備給我們留的。這個工程從那時開始好幾個月一直在為這個努力，當然最後由於這個事情被曝光，他們就匆匆把那個專用監獄給拆掉了。這些呢，外界可能都不是很了解的」。
主持人：「實際上您並沒有真正被他們帶到裡邊去，就是在建過程中。」
陳光誠：「對。他們幾次威脅要把我們強行弄過去，但是我們始終堅持，後來在外界的幫助、網友的聲援下，他們可能也就……雖然有這個想法，但是也沒能實施。
尤其是最後這事情被香港的媒體曝光以後，他們就很緊張，也有人命令他們『趕緊拆掉!』於是他們就連夜拆。
這個也是很新的消息，外界從來不知道的，就是他們趕緊派了很多重型的挖掘機啊、裝載機啊，去把這個房子整個拆掉。把地里埋的鋼筋編成籠子，全部拆掉而且連夜運走。
剛開始時把這些建築垃圾只運到兩、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後來共產黨說『那不行，你把這些東西放在這兒，將來人家還能發現。於是就命令那些施工人員把這些東西拉到七、八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據說是連夜加班干，幾天時間把它拆光。
那拆光這個地方也不行啊，還得恢復原來的樣子啊，就想盡辦法把它再恢復到原來那個建築的樣子，但是不管怎麼做，怎麼可能一樣呢!所以現在也還有很多痕跡，包括當時他們專門為我建的那個鐵籠子，用鋼筋做的那些痕跡，現在都清晰可見，照片裡都有。
這個就告訴大家，對於共產黨的邪惡，是超出大家想像的。
他究竟有多麼邪惡，你是沒有辦法想出來的，但是它能做出來。
你想想，監獄——我們大家都知道只有國家才有權力建監獄，但是在共產黨的控制之下，他們就可以隨時為你個人建一個監獄。這個對於還指望共產黨能夠守法、還能依法行事的那些人可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陳光誠：從新書中中照片看我怎樣設法用壞掉的五號電池的充電器為手機充電*
主持人：「剛才提到那個自己改制的充電器……然後又用那給手機充電，發出信息，以後暴露，後來手機和充電器都被搜走了嗎?」
陳光誠：「對，就全部被搶走了。」
主持人：「那您說有一張照片，照片是什麼時候留下的呢?」
陳光誠：「照片是我來到美國以後重新做了一個這樣的充電器，把它拍的照片，那個原來的東西肯定找不回來了。那些包括我們家裡的所有的東西……什麼書啊、手電筒啊，全部東西都被他們搶光，到現在都沒還給我們。」
主持人：「那您(書里的)照片就是個示意圖。」
陳光誠：「它那原理大家都能看清楚，看當時那個做法。現在我還帶著呢，我還留著呢，可能到書展到時候，我會拿出來給大家展示，我做給大家看。」
*陳光誠：墨鏡及其它*
主持人：「您逃出去的時候，身上都帶了什麼東西?」
陳光誠：「逃出去時，我身上實際上只有一點點錢，家裡用的，我準備實在不行出來付計程車費的一點點錢，然後……其實就沒什麼東西了(笑)，就是準備好的一些穿得稍微厚一點，我擔心如果我在外邊，在某個地方，也可能在野地里，在哪裡，可能需要躲避，可能需要緩一步，可能需要藏很長時間……基本上也就這些東西。我的眼鏡也在跳下第二道牆的時候摔得稀碎了，也沒法用了。」
主持人：「後來眼鏡怎麼解決的?」
陳光誠：「後來到了西師古村以後，就是劉元成……他附近的一個鄰居，我們就從他那兒拿了一個眼鏡我臨時先用著，在途中就只好用這個看起來不是很合適的一個眼鏡。當然到北京以後，郭玉閃朋友就幫我買了。」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的那位劉元成，名字可以公開，是嗎?」
陳光誠：「對。我覺得這個沒有任何問題，因為像他的狀況共產黨知道的肯定比聽眾知道的要多得多，所以我們沒必要隱諱，因為我們要談的東西共產黨都已經知道了，不會因為我們的暴露而對他有什麼威脅。」
*陳光誠：憶從劉元成家到新泰小鎮，與北京朋友郭玉閃會面，兼憶劉元成夫婦被抓*
陳光誠：「當時他們知道我逃走以後，就把他們(劉元成)兩口子都抓到派出所里，然後就在那裡威脅。他們後來跟我講，威脅他『你也不要覺得他能跑得了，現在已經把他抓到了，在往回帶，已經到天津了』。而且那些公安氣急敗壞地拿著手槍在那個桌子上『啪啪啪』地摔著，威脅『你知不知道他們……怎麼怎麼樣……』共產黨的公安拿著個手槍，去嚇唬一個字都不認識的老百姓——農婦，這是非常滑稽的。
後來他們給我講這個故事，我就覺得，哎呀，共產黨到頭了。」
主持人：「那您和外界……就是與去往北京這趟行程有關的人士聯絡上，是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式?」
陳光誠：「這個聯絡上……當時我是在離開西師古一段距離以後，也就是說差不多兩小時車程以後的新泰那兒一個小鎮。那天晚上差不多十點時，郭玉閃和朋友們過去，才跟我接上頭。也就是說一直到那兒，我才跟外界的朋友真正接觸上。」
主持人：「您和劉元成見面前有機會打手機嗎?」
陳光誠：「沒有。完全沒有。」
*陳光誠：憶翻過八道牆入鄰村西師古，20小時饑渴討水喝之後又找到劉元成家人*
主持人：「從您離開自己家，到劉元成家，這是什麼時候了?」
陳光誠：「這是到了第二天差不多早上六點鐘了。」
主持人：「劉元成後來怎麼幫助您……換句話說您跟郭玉閃又聯繫上，那時候實際上早已經離開了劉元成家?」
陳光誠：「這個也很複雜，說起來話長。當時我到那個村以後其實並不知道他住在哪兒。我去敲另外一家的門，我從離開家到那時候已經20個小時差不多一點東西沒吃，一點水也沒撈到喝，已經渴得非常非常難受。我想不管怎麼樣先找點水喝。
我就敲一家的門。這家出來一個婦女，問我從哪裡來。她肯定是不認識我的，因為我當時渾身除了血就是水就是泥嘛，連滾帶爬的，天又下雨，她完全不認識我是誰，眼鏡也壞了。
我說『我就想跟你要點水喝』。
她就問『你要喝熱水還是涼水?』
我(心)說『這個人很不錯，還想到熱水』，我就說『你給我弄涼的就行』。
那時我想『如果她給我熱水，我再半天喝不進去，那我太難受了』。實際上那時候我腳腫得鞋子如果脫下來，肯定就穿不進去了，所以我站都站不住了。我就靠在她的大門上。
她就給我端了從自來水管(接)的一碗水，給我趕緊喝點解解渴。
我就問她『你知不知道劉元成家在哪兒?』她說『我知道』。我說『你能不能去幫我叫他過來?』
她說『你認識他?』
我說『是。我認識他。』
她說『那這樣的話，也不遠，我領著你過去吧。』
我就跟著她走。結果走了幾步，我就再也走不動了。因為一個是我的腳痛得要命，一個是各方面原因吧，就確實走不動了。然後我就靠在牆上等她，她去到劉元成家叫他們。」
*陳光誠：憶劉元成的愛人描述東師古村崗哨與巡查嚴密，以及假如被發現的危險*
陳光誠：「但當時劉元成好像還沒起床，他愛人起來了。她就叫她過來，說『有人找你』。
我遠遠地聽到她們兩個回來，我能感覺得出劉元成家人其實也不認識我了。因為她在往我這兒走的時候，老遠那個腳步就越來越慢。我能理解她在看到我不認識，在猶豫，在一邊想，一邊往前走，腳步就放慢。
一直走到我面前差不多一米遠的時候就停下來，我趕緊跟她打招呼。
我說『表嫂子，你還認識我嗎?』
她沒有馬上回答，稍微遲疑了一下，說『認不出了，你是誰?』
然後我就告訴她我是誰，她一下子好像是震驚了『啊?你怎麼出來的?哎呀!那麼多人天天開著車在我們村里巡邏，你……你……』
我說『那就什麼也別說了，你現在快點先帶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回家我再告訴你。』
主持人：「她是東師古還是西師古的人?」
陳光誠：「她是西師古的。接下來我就跟她要求，我說『最好趕緊幫我找一個計程車，我先出去，你們村裡有沒有?』以前我記得他們村有計程車。但是現在她說他們村沒有，說『要找計程車得到什麼什麼地方』。
後來我就再三催促她找，但她事實上也沒給我找。到了早上她想去找的時候，吃完早飯，走到村口她又回來了。
據她跟我講，她覺得這樣不行，她說『你不知道啊，你這個事情現在到什麼程度了!這兩天我們村……也就是從你們村到我們村的必經之路這個水漫橋上，這兩天沒有人，以前每天都有八個人坐在這個橋上值班。然後還要求我們村裡的書記村長必須在那兒陪著他們，還得為他們提供後勤支援。像開水啊，什麼東西的。還好，現在沒有那麼緊張了』。
而且說『以前除了固定的人員以外，在幾公里之外的那些車站、高速公路邊』……當然我們村(東師古)的高速公路邊是一直有，『就是幾公里之外也一直有這些人在那兒24小時蹲守。這還不算，還有很多流動崗哨，有人騎著摩托車，有人開著車就不斷地來巡查』。她說『如果那時候你從這個橋上過來，那就太危險了』。
後來我請她找計程車的時候，她覺得不妥，說『你這樣出去……我聽說很多人在來臨沂的車站上就被他們堵下來。有些人僥倖來到離我們這些村可能三、五公里的時候就被他們派去的一大批流氓在那兒毆打，打翻在地，有的人說打得到處都是血。我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你這樣自己出去，那不等於送命嗎!』」
*陳光誠：憶劉元成愛人到我村告訴大嫂我已逃出村，我在劉家躺下感覺再也起不來*
陳光誠：「她說『所以我想了想，沒有去給你找計程車，我就返回頭來又去東師古，去跟你嫂子說了這件事情』。
『哎呦』，我說『你這一去東師古，麻煩了，東師古任何一個入口處，除了有站崗的以外，那兒都有攝影頭。將來發現以後，他們就知道你在這個時候來過東師古，那肯定與你有關係』。她說『沒事兒』。
儘管她嘴上說沒事，我也知道她……當然也沒有好辦法。然後我就問她『發現他們有異常嗎?』她說『沒有異常，那些站崗的還是幾班倒，幾個人還是該在哪兒在哪兒，跟以前都一樣』。
那我就知道，到那個時候還沒有發現我已經逃離他們的魔爪了。這讓我稍微有一點些許的安慰。
但是由於這種勞累，由於這種在路上我不能站著走，有時站起來一下子就摔倒，可能摔了幾百個跟頭。再加上從高牆上下來摔呀，再加上我的骨頭……那天我在他家躺下來就真的是再也起不來的那種感覺，渾身的骨頭節都疼。
哎呀!這段經歷怎麼說呀，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苦不堪言。」
*陳光誠：回憶參與劉元成維權案和與他之間信任感由來*
主持人：「那您為什麼就選定了他家?是位置決定的，還是您對他的信任?」
陳光誠：「這裡邊又牽扯到……就是話又說回來，說到2005年時，劉元成的女兒叫劉清華，當時生了二胎。共產黨……實際上這是允許人家生的，並不是說不讓生。生完了，非得讓人結紮。
當時人家就不想結紮，結紮對身體影響非常非常厲害，那麼就躲起來。結果就把她父親劉元成給抓到『計生委』去了。裡邊分管『計劃生育』的一個副鎮長叫張廷舉，據她和劉元成給我描述，他手上戴著戒指，對劉元成實施毆打，滿頭滿臉的打。他說『手打本來挺疼，他手上戴著戒指，就顯得更疼。後來手打累了，就拿著掃地的笤帚，好幾個笤帚都打碎了。臉上到處都是血』有個人給他個紙，讓他……說『你擦擦吧。他就拿過紙來在臉上擦了一下就扔到一邊，也沒好好擦，也沒去洗』。
這種非法拘禁，這種株連九族的十足的做法……當時正好我回去就了解了這個案子，非常氣憤。後來我就幫他聯繫律師，寫了訴狀，就在我們當地提起了一個訴訟。當然很多以前『計劃生育』這種惡劣的案子有的是，但是共產黨那時候有清楚的一個就是有關『計劃生育』的問題，他們明令禁止公檢法介入，所以說你是甭打算走法律途徑，我們這個當時我覺得在中國可能是首例關於『計劃生育』侵權案子的立案(後獲賠)……
當時因為有這樣一個經歷，我們曾經幫過他，而且當時他的女兒還跟我說『表叔，我跟你說，這個事情我們起訴當然可以，可是我們非常擔心到時候，如果政府來找你，給你很多錢，你如果不管我們了，那我們到時候可就難辦了』。(笑)當時說這話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有意思，我說『你放心，我要是為了錢，就不會管這樣的案子了』。這就是以前……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我去找到他們，他們肯定會幫忙的一個原因。
因為過去打過交道，知道他們為人。」
*陳光誠：親友聞訊設法接力接應，堂侄叫了計程車，到新泰買手機，與郭玉閃會合*
主持人：「後來他們決定用什麼方法把您送上去往北京的路?您在他家就決定要去北京?還是怎麼樣?希望非常概括的講，尤其是一些以前沒有披露過的細節，你們怎麼決定，用什麼途徑……然後在什麼地方跟北京的朋友又聯繫上?」
陳光誠：「當時沒有這樣的計劃。記得那天她去跟我嫂子說了以後，我嫂子就打電話給我大哥。我大哥也知道我嫂子被非法拘禁，那時候稍微好一些，早期時就連上地里幹活也都有人在地里跟著在地頭上。」
主持人：「嫂子打電話給大哥，大哥在外打工還是怎麼回事?」
陳光誠：「對。大哥在臨沂打工，在六十公里以外。打工呢，電話也沒有辦法說，什麼也不能說，因為他在臨沂打工，有時也跟著老闆到外地去。那麼(嫂子)打電話知道
他在臨沂，也就把電話掛了。
嫂子還挺聰明的，她沒敢走路，是從田間越過田地，還得不斷注意看有沒有跟蹤，就到了幾公里以外的村里跟我大哥在一塊兒打工的人家裡。他家只有一個孩子在家，她就軟磨硬泡的把電話(號碼)要來，給我大哥的同事打了個電話，要他把手機遞到大哥手裡跟他說，我逃出來了。
當時大哥很驚奇，覺得不可思議『是真的嗎?』後來大哥就通過E-mail，跟玉閃聯繫上了，玉閃就趕緊往這兒趕。但我當時等不及，我就讓我的堂侄去找計程車，把我從西師古帶到了新泰。我就想，最好我先離開這個地方，然後我再趕緊轉一下，再離開山東。
至於去哪兒，那個時候沒有一個定向。能聯繫上誰，就分析，然後就往哪裡去。當然有很多選擇。」
主持人：「接下來實際走的路線是怎麼樣?到北京之前你們是怎麼打算的，當時是怎麼努力的?」
陳光誠：「到了新泰以後，我也不知道大哥做了什麼。我就趕緊讓(堂侄)陳華去買了一個二手的手機。」
主持人：「那時候陪著你的是陳華嗎?」
陳光誠：「對。是陳華。」
*陳光誠：憶堂侄陳華在送走我後被抓、被刑、被逼說明我的出逃路線*
主持人：「陳華以前多年在整個您的案件中有幾次也是曾經被抓被打什麼的，後來您走了以後他危險不危險，現在能提他嗎?」
陳光誠：「現在能提他，沒問題。後來我走了以後他也被抓去了好幾次，而且讓他帶著人去指認我逃出來的路線。
後來當然我打電話去問他，他跟我講了這些人怎麼把他抓去捆在椅子上，怎麼穿著皮鞋踩他的腳，怎麼逼著他說這個過程。
然後又逼著他領著這些人把我逃出來的路線……他知道的，走一遍。我翻越的那些牆，每道都要問『他在哪個地方翻的?』……他把我告訴他的一些，就告訴他們了。他們就說陳華撒謊『(到)現在了，你還騙在我們?我們是幹什麼的?你看看這個牆，你瞪著眼睛爬，它都會倒，他怎麼可能翻越?而且還不是一道?』陳華說『他(說)就是這麼走的，我怎麼能知道?』」
*陳光誠：說說我們那兒用石頭壓石頭堆起的牆，我從小會翻牆。也拆牆從豁口逃*
主持人：「那個牆怎麼『瞪著眼睛爬都會倒?」
陳光誠：「對呀，它就是石頭堆起來的牆，不像我們這邊的牆都(是)用水泥粘起來的。那個牆就是用農村的青石一塊一塊的這個壓著那個，那個壓著那個……就這樣摞起來的那樣的牆。所以他就說『那樣的牆一爬肯定倒』，(若)不是我小時候鍛鍊所知道的怎樣爬那樣的牆，你扳著它往上爬，它肯定會倒。
所以當時……其實這個爬牆的過程還有一個細節，就是第七道牆當時是沒有辦法翻的。雖然沒兩米多(高)，也差不太多，一米八、九的樣子。那個地方本來沒有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壘起那道牆。我走到那兒以後就沒辦法過去了，因為沒有任何地方可以翻越，那個地方非常非常麻煩。
我就想『怎麼辦?沒有退縮的道理，只有前進。牆既然不能翻，那就要把它拆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到臨走的時候花了差不多一小時把那牆拆出一個大豁口，然後我就從這個豁口裡翻出來，還剩一米高左右這麼個豁口。」
主持人：「您這個前提是說，你們那兒的很多牆是用青石板一塊一塊搭上去的，並不是用水泥或者什麼砌的，是這個意思嗎?」
陳光誠：「對。我們那兒的牆絕大多數都是這樣的牆，就是石頭牆，一個一個(石頭)壘起來，沒有水泥，沒有什麼東西……」
主持人：「甚至於沒有什麽粘合物，就把它摞上去……?」
陳光誠：「不是『甚至』，就是沒有。沒有任何的粘合物，當然以前蓋房子，除了真正屋的房子，能用一點粘合物，一般的院牆哪有用粘合物的?就是石頭壘石頭壓起來。」
主持人：「按中國人的說法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是這個意思嗎?」
陳光誠：「(笑)它也就是那麼個牆而已，你說指(望)著它能起防護作用，也可能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吧。一般情況下，牆還都是比較高的，院牆一般用老百姓的話說就是『藏頭』嘛，就是說要比頭高。牆要是比頭矮的話，高個子在外面就能看到，比如說踩塊石頭就能看到你家裡。當然這只是個大致的標準，有很多院牆也真的從外邊就能看家裡。」
主持人：「這也是解釋大家疑問最多的，說您看不見，但是怎麼樣還能翻牆?而且這個地形，就是哪家的院子連著哪家的院子……」
陳光誠：「對。我從小的時候，是很調皮的，因為我們村道路設計不是很合理。比如說我要從我家到村後的話，需要繞一個大圈。先直著向南走到我們村前邊，再向左或者向右拐，繞到我們家後邊去。所以由於這樣一個原因，我小的時候身體也比較伶俐，一般就不走這樣的路，通過翻牆就過去了。
所以對於我來說，翻牆不是問題，這跟我小時候的經歷也有直接關係。另外一個就是對於這些牆，也都摸准了它的脾氣，什麼樣的牆、應該怎麼翻都知道。」
*陳光誠：在新泰買短波收音機。慢慢了解外界情況，郭玉閃接我到北京，*
主持人：「那您終於和北京來的朋友相遇，然後往北京的路上是衝著什麼目標?在這個過程中真正決定您去使館，而且後來使館又來接應，這個過程如果細講會很花時間，我們先圍繞外界鮮有人知的、決定性的細節，比如什麼時候開始有念頭去大使館?怎麼跟大使館聯繫上的?大使館又怎麼來接?別人聽上去很不可思議。」
陳光誠：「這解釋起來可能真的是非常複雜。一方面我在逃出來之前也考慮過這個渠道，有可能到大使館是最安全。當然到大使館的目的就是潛伏，然後把這個消息公布出來。他不能抓到我，然後這個消息會在網絡上、媒體上不斷擴展，然後我又可以不斷把事實說出來，他又不能控制我。這個事情就逼著共產黨來解決這個問題。
出來以後，玉閃他們接我，我當時就問他『去哪裡?』他說『去北京』。
我問他『去北京有那麼安全嗎?』
他說『沒問題，我都安排好了，我們有專門的房子會把你藏起來，他們找不到。所以我們就去了北京。
當然因為我在元成家的時候就聽我嫂子提起過有個人進了美國使館，後來又出來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個維權人士還是什麼人。
當我到了新泰，買手機的時候同時買了個短波收音機。我在河邊等著的時候，就聽廣播，從電台里聽到王立軍的事情，我就理解『原來是這麽回事』。
所以說，我雖然有尋求使館幫助的想法，但那時候我對外界還是不了解，就慢慢的想多了解。」
*陳光誠：憶友人聯絡美國使館，約在五道口見面拍照後發回華盛頓請示，結果同意*
陳光誠：「一直到北京後，在4月25日我跟胡佳見了面，我們分析接下來怎麼辦。
這時曾金燕提出一個想法『可能去使館是最安全的』。當然我知道去使館最安全，但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後來由於玉閃跟他們這些人權官員有聯繫，和他們取得聯繫。這些官員不相信，覺得這不可能，因為東師古的壁壘森嚴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連『蝙蝠俠』都飛不進去。
他們就要求『如果是真的，我們要見一下』，就安排好第二天早上五點鐘在五道口見個面。
所以早早的另外一個朋友就開車過來，把我從那個房間裡接出來，我們就到那個地方等著。
時間稍微晚了一點，他們到五點多過來，然後就上了我們的車，看到我，他們就真的相信了『哦，這是陳光誠』，然後就跟我商量，能不能給我拍張照片發給華盛頓。我提出這個要求(去使館)，他當時說，我們們沒有這個權力決定，要請示華盛頓。
他拍了照片走了，我們就開著車，不敢再回那個房間了，因為那個房間畢竟知道的人比較多了。然後我們就在北京隨便在路上買了點東西吃，然後就在北京繞了一會兒，開到鳥巢那個地方，車停下來等，一直就在等待他們的決定。
十二點鐘的時候接到他們的消息，說他們同意了。(笑)這就是整個這個過程。」
*陳光誠：憶北京大街上的「飛車大賽」，林業大學校園內四車圍成狹小空間*
陳光誠：「後來(約定)仍然在五道口那個地方見面。他們開車來接我們。
結果我們回去看的時候，發現郭玉閃被四輛車盯著，(美國)使館的車就停在旁邊，那也沒辦法啊，避不開。
郭玉閃就上了我們的車，跟我們說了這些情況。一上我們的車，四輛車就緊緊圍著、咬著我們的車，使館的車根本靠不過來。這時候我們就開始開車走。
那四個車就緊追著我們，使館的車被隔在後邊，根本就靠不上。
然後我們就展開一場飛車賽，在北京大街上，到處繞啊、繞、繞……結果就跑到林業大學的西門，然後從西門進去。他們四輛車緊跟著我們也進去，使館的車跟在後邊。
我們走到學校裡邊、中間的地方，開始拐彎向南，打算從南門再出去，總之要找個機會把他們繞開。
但是發現南門是鎖上的，出不去。我們就只好停下來調頭。向左轉調頭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土匪的車就從我們的車子右邊『刷』的抄到我們前邊，它也在向南、向東調頭。
當我們的車調過頭來以後，正好使館的車衝過來，也開到我們車的南邊。也就是說，這樣一個結構就形成了——最南邊是一個土匪的車，也就是共產黨特務的車，他們車頭朝東、車尾朝西橫在那兒。它也沒法調了，因為東邊還停著一輛車是學校的車，南北方向放著。
他那個車頭調到東邊以後，使館的車跟過來，它也沒辦法再動了。使館的車就停在那兒。我們的車跟使館的車……還有土匪的車和停在那兒閒的車共四個車形成了中間一個小小的空間，兩米多寬、可能三、四米長這麼一個空間。」
*陳光誠：玉閃帶我下車到使館車旁，「上車！」公使拉我進車，約一小時後到使館*
陳光誠：「這時候，玉閃下來跟他們打過招呼以後，就把我從車裡帶出來。然後其中一個外交官就站在土匪車的北邊，也就是站在使館自己車頭的左邊。我就從北邊過來向南，越過我們的車尾，然後到了使館車的旁邊。
他們(使館人)就告訴我『上車!』我就趕緊上了車。然後那個王公使就在車裡拉著我的手，一下把我拉進去坐在他旁邊。然後另外的外交官也上車關門。王公使就趕緊說『馬上開車回大使館!』這時候我們就開始開車走。
另外兩個共產黨特務的車就緊咬著使館的車。
在整個路上我們那個司機還是非常好的，那個車也非常好，是那個大的相當於大越野車，司機技術非常非常高。開始看他們跟得那麼緊，就試圖把他們甩掉。一踩油門，那車速『蹭』就上去了。當然在北京嘛，跑太快了有問題，後來王公使就命令他『你就正常開』。
主持人：「這時候車裡坐著幾個人?」
陳光誠：「五個人。我的左邊是站在下邊要我快上車的那個外交官。我的右邊就是王公使，他始終拉著我的手。還有一個司機。還有一個坐在副駕駛座上的外國朋友，我不能確認他的身份。
就這樣，我們經過差不多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到了美國使館。」
*陳光誠：憶在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的幾天*
4月26日——
主持人：「您剛才講到書中已經披露了一些細節鮮為人知，而且很複雜，如果您簡要的把這個脈絡歸納一下，進了使館以後經歷了怎麼樣一個過程，一直到您坐上飛機來美國，踏上美國的土地?」
陳光誠：「我剛進使館時，能感覺所有人都很興奮。他們似乎都是在為做一件非常正確的事情……一直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而興奮，那種興奮溢於言表，包括從公使到那些所有知道我們這件事的人員。
他們親自給我鋪床、弄這些東西……而且找醫生來給我看病。甚至有的外交官高興的說……因為他們使館裡沒有(設備照)X光片，就說『需要的話我們可以買一個，因為我們知道華盛頓會非常支持』。這個話就代表他們那種興奮、高興，那種支持。當然這是剛剛去了，26日的事情。
4月27日——
後來到了27日晚上，他們說華盛頓白宮要召開一個緊急會議，早晨很早他們都必須去參加。總的來講，這個會議就有一個驚人的透露，這個我在書里也都講了。當然這個消息到目前為止還是屬於不具名的消息。
我很快就知道，就在這個會上，歐巴馬非常清楚的表明一個態度，不能因為這個事情影響中美關係。而且說有的人員表露出一種態度，說中國民主化了並不有利於美國的利益。所以在整個那天早上很早開的這個由國家安全部門參與的一個會議上，當時據說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我們應該捍衛我們自己民主自由人權的立國之本價值』。
當時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真是目瞪口呆，而且跟我講的這個人我感覺就是幾乎都快要哭了，非常非常的消極。一下子就跟剛剛把我帶進去(時)那種興奮完全完全不一樣了。
當然在此之前我似乎也有預感，因為下午他們問我有什麼需要時，我說需要上網，需要了解外邊的信息，需要收音機，需要聽廣播。他們就拿了一個iPad給我上網聽廣播，記得那天下午我聽的是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後來在那兒照顧我的一個楊先生說『我出去一下，我一會兒就回來』他說六點多就回來。可是他一直到快九點鐘才回來。回來後我就要求說『楊先生能幫我上網看一下嗎，發生什麼事情了?』因為這事情據我所知那天消息就走漏了，外邊就知道我進了使館。
他說『哎呀，太晚了，我得回去陪我太太了』。我一聽這話，就知道形勢有變，就知道問題已經不是那個樣子了。
很快我就知道了這樣一個會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會議。
4月28日至29日——
當然儘管有這個會議……坎貝爾28日到了中國，29日中午我們有一個會議……這個過程至少他們還是試圖在解決問題。但是到30日情況又有了變化，華盛頓可能又有了新變化。然後在那時候他們就希望快點把我送出使館，來避免跟共產黨的關係搞糟，這也是出乎我預料的。
接下來就是他們給我施加各方面的壓力，想讓我接受他們的沒有任何條件的條件，整個過程可以就這麼說吧。」
主持人：「這些都寫到書里了是吧?」
陳光誠：「對。」
主持人：「那外界都說在這段時間內您始終堅持說您想留在國內，並不想去美國，而且沒有提出過這個要求，甚至於問您的意願時，您都是表示留在中國，到底當時是什麼情況?另外……」
陳光誠：「這個當時確實是這樣。他們問過我好多次『要不要去美國?』我就說『我不去，因為我們即使要去美國也需要先解決問題嘛，因為不解決問題怎麼能去，我的家人還都在魔爪之中呢，我一個人去美國嗎?』
所以我說『我不去，我需要在中國繼續努力』。我當時想，他們如果這種事情……我們也看到山東這種惡劣的形勢，人人去都被打，然後記者問外交部發言人的時候，他(她)就胡攪蠻纏。那麼我們就把這個問題帶到這兒，至少我們可以問你中央『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是真的被下邊蒙蔽了，還是本身就是一群壞東西?』至少我們把這個問題擺到面上，他總得解決吧?
我就想，希望在國際的參與下，能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掉。所以在之前我的確就是這樣一種心態，沒有想離開中國的意思。」
主持人：「那當時使館希望您能夠離開使館，後來又作出了去天津一個大學的決定，這中間還有一個細節就是怎麼樣安排您和太太、孩子見面，然後一直到事情有轉折，您又提出要離開中國希望到美國，您能簡述一下這個脈絡嗎?」
陳光誠：「這個脈絡比較複雜。事實上有個誤解就是大家都認為後來……其實在坎貝爾去中國的時候，他就已經帶了一封紐約大學校長親自簽名的對我的一個『邀請信』，在29日中午我們開會的時候他就當面唸給我聽了。這個可能也都是出乎大家預料的，或者說是沒有想到吧。當時這封信清楚的跟說，邀請我到上海分校讀三年書，然後去紐約大學本部讀書等等，談的時候他們都跟我說的很清楚。
儘管在紐大的事情出來以後，他們一再說一開始就是一年，這顯然不是事實。
後來……他們當時曾經就在這一天，坎貝爾就跟我說『我需要你幫忙』，我說『幫什麼忙?』他說『我需要你給家裡打一個電話，告訴他們我們要去接他們，如果中方同意的話，我們馬上就會開使館的車子去接他們。你要讓他們相信我們』。我說『這個沒問題』(笑)，所以後來他們就去跟中共談，再後來那實際上沒什麼進展，那就是讓我離開使館。
我……那離開使館怎麼辦呢?他們就說『你不要再回東師古了，你可以選一個城市，在山東。我想『這不是在哄小孩嗎?這種事情發生了，你怎麼可能還是……還是村裡的事嗎?這是想把事情推給村里嗎?不可能』。所以我就拒絕。
後來他們又去跟中方再談，中方就開出一個條件『那就不在山東了，在其它地方』就開了七個大學，天津是其中之一，當然沒有一個是北京的。還有長沙的，河南鄭州的，還有南京中醫藥大學……當然這只是個方法，他們就讓我接受這個條件，『你不接受，可能就沒有別的更好的條件』之類，各種各樣的說法。而且說『如果你答應之後，你到了那兒，回頭他們會把你家人接來』，那我怎麼可能相信?
5月1日——
後來在5月1日的時候，我就拒絕了他們這個要求，非常清楚的拒絕了。他們好像都準備好了，也很著急。
(4月)29日的時候坎貝爾就提出來24到36小時內解決這個問題，到了好像是29日的晚上九點，他們又有一個會議，又是白宮主持召開的。那麼這個會議根據後來形勢發展，原則很清楚，那就是快點把我送出去。
這時候能夠看得出來，他們非常非常著急了。所以到了後來，他們提出這個要求讓我接受他的條件，我拒絕。
到了(5月)1日上午，我記得有幾個人包括駱大使到我住的房間裡問我說『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你願意跟我走嗎?』我能清楚的感覺到這時候背後是有攝影機的，跟著他們。我就告訴他說『我不。對我沒有任何的益處，只是讓我出去，中方沒有做任何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我不接受』。然後他們就走了。
後來中共的外交部著急了，就打電話到美國使館說『怎麼樣啊?』然後(美方)他們就說『陳先生不接受你們條件』。
『為什麼啊?』(中方)他們當時就是這種口氣，在(美方)他們轉述當中就透露出這種口氣。
(中方)他們立刻就急了。然後使館的人就告訴他們……當然那時候可能已經不是使館的人員，就是華盛頓的代表團……就告訴他們『很簡單，陳先生不相信你們中央政府了』。
『那我們馬上把他們家人接來行不行?』馬上中共就往後退了一步。可見那個談判不是那麼成功的，對方很多很多空間都沒有被擠出來。
我當時一想，不管怎麼著先把家人接出來先脫離虎口再說，然後我就說『那就先去接，以後我們再商量』。
本來他們跟我說好，是他們派使館的車去接，但是到了第二天我就問『你們去接了嗎?不是說好了去山東了嗎?去了嗎?』
(使館人)說『中方不讓我們去』。實際這樣的推脫之詞……當時在他們逼我出來的說『你如果出去，現在跟以前不一樣了，你現在有一個美國老大哥，你的美國老大哥會始終跟你站在一起，我們會不斷地去看你。我們會怎麼樣怎麼樣，歐巴馬也會怎麼樣怎麼樣……』說了很多很多這樣的話。
其實我當時心裡很清楚，那時候就可以問一句話，當然我沒有這樣說，問他『如果你現在讓我去……比如說去天津大學，我在那兒住下了，你們再去看我，他就是派人攔著你不讓你進，你怎麼辦?東師古不就是個樣子嗎?』。當然我沒有說『你當時就說中方不讓你去，你們就不去了，那我有什麼辦法，我找誰去?』我沒說，可這個我當時很清楚。
(美方)代表團的一些人員好像覺得我……就像小孩子一樣吧也許，他們拿我當孩子了吧。
總之這個事情後來中共就安排人，要求山東人員把偉靜和孩子們送到北京。」
*陳光誠：憶5月2日被送出大使館進入朝陽醫院，從偉靜處得知家中情況*
陳光誠：「接著我們後來就去(朝陽)醫院，當我走進病房以後，那些人就都不見了，他們給我發了一個簡訊。因為這個手機也是玉閃當時我走的時候給我的……就發了個簡訊說『我們走了』。
因為本來他們要我出來的時候，其中有一個條件就是『你在朝陽醫院期間我們會跟你在一起，住在你隔壁房間裡』。那麼這樣一走，我就覺得很奇怪。然後我就打電話回去給他們……收到簡訊以後，怎麼打也打不通，幾個人員的電話全部都打不通。
那這個時候我就覺得這些共產黨行事又發生變化了，一直也不給我們送飯，而且我們的窗外也都開始在架設工程、安裝一些東西，我就覺得這又是另一個東師古，接下來的情況很危急。
再加上偉靜跟我講了我走之後家裡發生的事情。共產黨直接就瘋了，然後把她綁在椅子上，並且準備要對她進行毆打。後來從29日就在我們家裡安攝影頭，很多人就去測量，29日就開始安攝影頭啊，電網啊等等這些東西，都開始了。
但是安上一天以後，可能是因為我們在北京談判的時候提出了要求的緣故，到了4月30日就開始撤，把攝影頭啊、電網啊什麼東西又開始撤。到後來據我所知，當(當局)他們一聽說我從使館出來了，5月2日共產黨又開始在我家裡把撤掉的這些東西再次安上去。很顯然他們以為『這回可出來了，這回肯定就會把他弄回來』。
但是2日開始安，安到3日，3日晚上又開始撤。這裡邊有很多複雜的過程。至於山東又聽了誰的指示又在那兒安，後來又從哪兒指示又撤，這個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是周永康和別人的較量?還是他們自己覺得會這樣?等等，這個都無從得知，總之是這樣一個形勢。」
*陳光誠：憶後來為什麼公開提出希望離開中國來美國，其中有哪些主要因素？*
主持人：「後來怎麼樣提起要來美國，然後到成行，這中間有哪些因素是主要的?」
陳光誠：「一系列的因素……我就知道中共實際上作的任何承諾都沒有意義。當時我在使館時，為了騙我出來，他們承諾說他們承認他們早已知道並且開始調查，知道我的公民權利受到侵害，他們會展開調查，會作出處理，通過美方傳話給我。
當然在傳話的過程中也有威脅，就是我要不出去『那我們就要以叛國罪來處罰你』等等之類，這些東西很多。(笑)所以後來在我們簡單的作了分析，看到醫院這種形勢以後，我就說『我們必須想辦法走』。
想辦法走，靠什麼?我不能再讓老婆孩子掉入虎口。然後我說『那現在可能唯一靠的只有一條，那就是媒體』。所以，我就想，媒體呢，我們現在也記不了多少人的電話，我說『那還得跟朋友說這個事，不要直接跟他說我們要走，考慮一下，兼聽一下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就開始給滕彪打電話，滕彪單刀直入當時就說我(出使館)的做法是錯誤的『你快點回使館!』我當時就苦笑了一下，我說『還回使館呢』(笑)。給他打完電話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又給曾金燕打電話，曾金燕接通電話第一句話就埋怨我，我聽得出來，她說『你知道你這樣做意味著什麼嗎?』我當時也清楚的告訴她『我當然知道，但是金燕妹妹，我真的沒有別的選擇，在那種情況下我只好這樣』，所以後來她就告訴我『那這個事情只有靠媒體』。
後來我就接受媒體的採訪，把我要離開中國的想法清楚地表達出來。
在之後的十幾天時間裡，還有很多來自各方面力量的打電話勸我要留下來怎麼樣……其實，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了。因為在這樣一個時候，共產黨是沒有任何的可信了，沒有任何公信力可言了，所以說不要再對一群土匪抱任何希望。
所以，那時候我就決心一定要走。當然後來好多人打電話勸我的時候我也不直接跟他們爭論，但我知道該怎麼做了。基本上大致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陳光誠：中方官員至今沒有兌現的承諾*
陳光誠：「在這個的過程中，郭守松——中國國家信訪局人民來訪接待司副司長，被派來有過幾次見面，當時說的也很好聽，說他們會對山東展開調查，做出公開處理。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想的，他告訴我『你別看我的官不大，我這次來是中央直接授權的』，說了好幾遍。所以我就把這個事情跟他說，他們就表示『肯定會調查，但是需要時間。如果我們匆匆的去調查，可能不會調查出什麼結果來』。
後來我再找他時，他就說『反正你就知道一點，調查是肯定的，但是需要時間，至於說中紀委誰參加、最高檢誰參加，我就不一個一個的告訴你了』說的是非常好。去的時候還帶了一個大大的果籃，還有一束大大的鮮花。
但是說人話，沒辦人事啊，到現在為止這個調查也沒有，家人反而被送進監獄了。但是在那個時候，用咱們中國的一句話也得『假戲真唱，讓他們至少放鬆一點警惕』吧。」
*陳光誠：到達美國的第一天——回憶錄《赤腳律師》的結尾處*
主持人：「您的這本書最後是怎樣的一個結尾?」
陳光誠：「結尾就是說我到了這兒以後，我的身體狀況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天晚上真是……從機場下來一上車，頭痛的像裂開了一樣。
(書中)最後的結尾我就說『到這兒以後我就想起我的家人，我的媽媽這個時候可能也該起床了，所以我就想辦法要給她打個電話，報一下平安。然後我就說『我要好好休息一下，睡醒了明天還要繼續戰鬥』，這就是書的結尾。」
主持人：「下一步您會不會寫續集?寫到美國後的情況?」
陳光誠：「會的，會的。有這個打算。」
*陳光誠：回憶錄《赤腳律師》最想向讀者傳遞的信息*
英文版面世後，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日文版近期將相繼面世——
主持人：「現在《赤腳律師》這本回憶錄英文版面世，您希望向您的讀者、英文世界讀者……現在已有其它幾種文字——德文、西班牙文、法文、義大利文、日文近期會陸續面世，還有在準備中尚未落實的中文版本，您特別希望向您的讀者傳遞什麼信息?
沒有公權力制衡監督、民主自由憲政，不管誰掌權，對老百姓都好不到哪裡——
陳光誠：「我想跟大家說的是，其實中國只要是這種政治體制沒有根本的改變，就是說這種公權力沒有制衡、沒有監督、沒有民主、沒有法治、沒有憲政的話，不管是誰掌權，對老百姓來講，可能都不會好到哪兒去。
要想真正捍衛好自己的權利，就要通過自己的切實努力，在中國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夠最大限度去制約當權者的這種濫權行為。
當然，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個百分之百完美的制度，它也有它的不足，也有它需要發展的地方。可是，它能把社會公正、社會的文明最大限度的提高，提高到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這比起專制之下的叢林原則、草菅人命要強的不知道多少倍了!
對民選政府也要始終瞪大眼睛，只要有機會它也會騙你、會違背民眾利益——
我想即使在民主國家……咱們生活在民主國家的，尤其是英文世界的朋友們，對於民選的政府也要始終瞪大眼睛，只要有機會，它也會騙你，也會去做一些違背民眾利益的事情。這是我想讓讀者清楚了解到的。
還有一點我最想讓聽眾了解的是，其實人在這個社會上會遇到非常非常多的困難。不管你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在你的念頭裡就不應該有『停下來』，或者是『不可能』這樣的想法。你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要想辦法解決面前的困難，那麼這個困難就會解決。當然這個前提就是，你做的必須是正確的。這就是所謂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你做得對，你肯定能找到方法來解決你面前面臨的困難，那只是暫時的困難。所以在任何情況下，在任何看似沒有可能的情況下，其實是有很多可能在那兒，只不過需要你去想、去找。
這是我最直接的感觸。
中共完全用暴力維護專制政權，一段幾次故意播放的錄音疑似動員令——
我想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中共完全用暴力來維護他的專制政權，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想強調，我在第八章里寫到，他們派人到北京去綁架我的時候，在他們把我按在車上、一邊毆打一邊把我胳膊擰起來以後，其中有個政法委的副書記叫夏大田(音)，騰出右手伸到他褲子口袋裡，我感覺好像是一個收音機大小的東西，或者是手機大小的東西，就按了一下，然後它就在用那個中央廣播電台很正式的聲音在播放(大意)說『要維護我們的權力，只有靠武裝鬥爭，離開了武裝鬥爭我們的權力就不存在了，這樣一段煽動性的，或者說動員令性的錄音。
主持人：「記得前兩天您提到過，警察給您放的那個東西您後來在網上找到了，您現在還方便找到那段東西嗎?」
陳光誠：「我現在還能找到，現在在網上已經比較容易能找到了。但是當時是非常不容易。當時……我為什麼確認這個是共產黨的動員令呢?因為後來他們在綁架我、非法拘禁的過程當中，尤其是把我關到黑監獄的時候，有兩次他們還放，在那邊突然一下子按了出來，結果(錄音剛)說了一句，他們就趕緊關掉了。
因為這是出自不同人的，是書記當時在車上播給我聽，另外這些人是從公安那兒(播)放出來，這幾件事情就讓我知道，這是共產黨一個從上到下的總動員。這不是一個小範圍的，也不是什麼偶然。完全不是。」
主持人：「現在有沒有機會把它找出來，放一下，我把它錄下來。」
陳光誠：「(找到這段錄音播放)『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陳說)就這些。
其實我能想像得出來，那時候開始在家裡對我實施非法拘禁後，我逃脫他們的拘禁，跑到上海，又跑到北京，肯定這是讓共產黨非常惱火的『動用了這麼多人，他就跑了』。其實我逃跑也不是第一次了，從2005年開始對我實施圍困算起，應該至少算是第三次吧。那次逃跑讓他們非常惱火，所以據我所知他們就組織起來開一個動員會，我估計在這個動員會上，就是拿這個作為動員令，要赤裸裸實行暴力，沒什麼道理好講。
那次據說派了兩、三百人去北京準備綁架我，綁架以後就發生這樣的事情。
竟然不僅綁架你，不僅要做，而且堂而皇之的把這個東西放給你聽，以示他的淫威。所以這個我也想特別告訴現在還在國內、還指望中共能夠講理、講法的那種所謂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朋友們，我知道你們的想法是很好，但是這是一個不能實現的願望，也是不可能走通的一條道路。你面對是一群沒有道德底線的邪惡的惡狼，怎麼可能跟你用文明去說話?這個不要指望!這一點也是我想特別強調的。
中共用對內對外不同的兩種方法，欺騙了中國內外許多人——
我想讓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什麼樣的狀態，中共是多麼邪惡，這種邪惡外界可能還是不得而知的。因為中共也向來是用兩種方法，對外界總是說『通過對話解決爭端』，但是對內卻是赤裸裸的暴力。所以這樣欺騙了世界很多很多人，也包括一些國內的人。可是事實上他在維護自己的專權時，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在中國尋求正義自由很艱難，大家有明亮眼睛，都站出來努力，民主自由早到來——
所以在中國，你去尋求正義、自由，所面臨的艱難是超乎大家想像的。我希望大家通過這本書能夠讀到一、二，能了解一點兒，但是當然這還遠遠不夠。對於中共作的那些惡來講，這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吧。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去做這樣艱難的一個議題，而且我是一個盲人，我的經歷是這樣的。
我就想跟大家說，大家都有著明亮的眼睛，大家如果做的話，肯定會比我有條件。所以我想跟大家說，其實我一個盲人站出來說話的時候，中共武裝到牙齒的這麼一個強大的集團都如此恐懼，如果大家都能站出來為此而努力的話，那麼我們的民主自由就很快會到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