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音員薛飛，六四時因同情學生被停止播音工作，六四事件之後離開《新聞聯播》節目組。1992年，薛飛赴匈牙利，2001年回中國經商。現任中華女子學院播音與主持負責人、北京市思達路文化藝術學校董事長。
杜憲決定砸掉自己的飯碗是1992年。這是她在央視的第10個年頭，3年前，她從《新聞聯播》主播的位置上下來，被調到央視經濟部擔任編輯。
「飯碗還真夠鐵，並不好砸，絞盡腦汁，費盡口舌、筆墨，歷時約4個月才算砸下來。」杜憲在1993年出版的《我在美國106天》一書里寫道。她一直保存著1992年6月的一張工資條，那是她與央視關係的最後憑證。
就在杜憲從央視出走幾個月前，同樣從《新聞聯播》主播轉崗做幕後編輯的薛飛也辦好了他的離職手續。1992年2月3日，農曆大年三十，薛飛孤身一人提著行李箱登上了前往匈牙利的飛機。在那裡，他的妻子和一家他與朋友們合開的中國餐館在等著他的到來。
後人眼裡，1992年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年份。這一年年初，88歲的鄧小平舉著改革開放的火把，乘坐火車一路南下，沿途所到之處，一片冰消雪融之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經商潮由此而起，官員、知識分子、文藝工作者、工人……紛紛下海。如今在商界久負盛名的「92」派，是其中開得最大的一朵「海上花」。
在飛往匈牙利的飛機上，薛飛讀到了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印象特別深，」薛飛不久前向鳳凰網回憶，「我當時看時，並沒有完全理解，因為這種東西到事後才能看得見。」但不管他有沒有感受到時代的變化，首先他自己的新生活就要開始了。
脫離了體制的薛飛和杜憲，就像是從冰山上解凍下來的兩個小冰塊，在獲得自由的同時，不得不獨自掌握自己命運的風帆。在滿是碎冰的海域上，他們會漂浮多遠，會不會很快融化，他們並不自知。
薛飛說：「我從未想到過離去，也沒有理由離去，如果不是經歷了那段刻骨銘心的燃情歲月。」他想起幾年前的那個夏夜，他和妻子及電視台的幾個朋友一起坐在北京西單「萬國啤酒廳」暢飲，很多人都醉倒了，其間他朗誦了一首詩：當我的紫葡萄酒化作深秋的露水/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我依然固執地凝望著血的枯藤/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這是詩人食指於1968年創作的《相信未來》，曾是很多人在「文革」時的精神支柱。當時流傳有多種手抄版本，薛飛朗誦的是其中之一，也是他唯一會背誦的詩。
同樣是離去，杜憲似乎沒有太多留念，只是「淡淡的有那麼一點後顧之憂」，但一轉念，覺得「想不了那麼遠了」。
1982年，他們一同入職央視，10年後又同時離開，投身商海，而今又都隱居大學校園，他們的人生軌跡看上去幾近相同，但每個人又有自己不同的波段和頻率。
「皓月」和「天蠶」分別是杜憲和薛飛離開《新聞聯播》後用過的筆名，意味深長，暗暗指向他們的人生。
起點
薛飛和杜憲是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77級播音班的同學，也是「文革」結束後北廣統招的第一屆大學生。當時，北廣只恢復了新聞系的招生，共設播音、編採和攝影3個專業。每個專業一個班，3個班加起來剛好108人。
在此之前，薛飛是一名因為不願上山下鄉而在家躲了一年多的高中畢業生，杜憲是北京人民軸承廠的一名食堂工人，他們都有各自的人生軌道。
薛飛的父親是總政歌舞團的一名職業舞蹈演員，後來又擔任舞蹈編導。受家庭環境影響，薛飛從小就熱愛文藝，高中畢業後最大的夢想就是考取部隊下屬的一些話劇團體，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如願。
16歲就參加工作的杜憲，在工廠的大食堂里一待就是7年，蒸饅頭、烙餅、煮菜、賣飯，什麼都幹過。年輕、端莊、人緣好、辦事利索，是她那時留給人們的印象，以至每次賣飯，她的窗口前都會排起一支長隊。她幾乎沒有想過有一天會離開這個擁有一千多人的大工廠。
突然恢復的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薛飛記得他們那一級學生年齡差距特別大，最小的是應屆生，比他小兩歲，最大的要比他大6歲，甚至有人還帶著嗷嗷待哺的孩子來上學。杜憲比薛飛大4歲，出身於書香門第，父親是清華大學教授。
當時正值中國電視事業起步時。央視只有一個頻道，每天從下午6點半開播，晚上10點多結束，節目類型偏文藝，直到1978年元旦《新聞聯播》問世後，內容才漸趨多元。薛飛和他的同學們幾乎都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作最理想的歸宿，很少有人會想到畢業後去電視台工作。
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屆畢業生最終沒有一個人進入中央廣播電台播音部。薛飛認為這與恢復高考後首屆大學畢業生整體被輕視有關，一些招聘單位覺得十年動亂期間人才基本損失殆盡，重返教壇的老師少有實踐經驗，帶出的學生可想而知。
「這個狀況從78級之後就迅速改變了，因為他們發現該專業大學畢業生工作能力很厲害，這才意識到自己早先的想法是有失公允的。」薛飛回憶。
1982年，大學畢業後的薛飛和杜憲一同選中了前來招人的中央電視台。進入央視之初，兩人即開始承擔《新聞聯播》20分鐘的國內新聞錄製工作。後來隨著老一代播音員趙忠祥、劉佳、呂大渝等人淡出一線，薛飛和杜憲開始挑起了《新聞聯播》的大梁。
受當時的社會環境影響，1980年代的央視異常活躍，銳意改革。這從《新聞聯播》頻繁改動的片頭即可管窺。從1982年到1990年，《新聞聯播》使用了6種不同版本的片頭，最早的背景主畫面是一座發光的信號塔，後來是經緯線鋪成的地平面，再後來是中國地圖，然後是轉動的地球……1988年開始，《新聞聯播》有了延續至今的片頭曲。
《中國電視報》原影視部主任張斌告訴《博客天下》，那時的央視環境要比現在簡單、寬鬆，人的思想觀念也更純潔，個個懷揣一腔熱血，追求上進。《中國電視報》是央視旗下的一份報紙，因為工作關係，張斌對薛飛、杜憲很熟。在他的觀察里，1980年代的央視雖然也要求「講政治」，但意識形態色彩進一步加強則是在1990年代之後。
薛飛在年初出版的《薛飛自述：我在匈牙利的日子》一書中，對當時的工作氛圍亦有提及：「那個年代，國家各項事業剛剛轉型，人們工作中既帶有計劃經濟時代習慣性的紀律，又帶有對未來的殷切希望，所以利益與心態上的矛盾也少。」
1980年代是薛飛和杜憲人生中最為耀眼的時期。藉助《新聞聯播》，他們成了「文革」後最早的一批大眾偶像。張斌用「近乎一種完美的神話」來形容杜憲。為了採訪她，張斌沒少跟她及她的丈夫陳道明周旋。一次，張斌悄悄順走了杜憲少女時期的一張照片，第二天就接到了陳道明的電話，他大為光火，要求張斌趕緊歸還。
至於薛飛，張斌留存至今的印象是：「他是那種話不多、老老實實，但是非常聰明的人，大學裡應該很招女孩子喜歡。」喜歡攝影的薛飛家裡有一個暗房，可以沖洗彩色照片，張斌曾整宿整宿地跟他在一起洗照片。
薛飛和杜憲的播音生涯同時結束於1980年代末。兩人不再擔任出鏡主播後，杜憲被調到了經濟部當編輯，薛飛則被調到專題部《神州風采》節目組做紀錄片。為了便於工作，兩人都起了一個筆名，杜憲叫「皓月」，薛飛叫「白墨」。張斌認為，這實際上是單位對他們的一種保護。
1992年2月，杜憲從央視辭職前夕，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學術期刊《國際新聞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今日杜憲》的短文，其中記錄了杜憲當時的狀態：「今天的杜憲，留起了長發，人也胖了一些，在屏幕上看慣了她的人們，猛然間還不太認得出來。但是細看去，那淡淡妝、天然樣，純樸、自然的風姿，仍叫人回想起那個當年被譽為『中國女性典範』的漢家姑娘。」
下海
Tata是距離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66公里的一個小城，僅有3萬人口，寧靜，安逸，按匈牙利的發音，薛飛稱之為「陶陶」。這裡是他新生活開始的地方。
1990年代初，隨著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大批中國人湧入當時與中國互免簽證的匈牙利，以求在該國經濟轉軌之際，大撈一筆。這也便是當時流行歌曲中唱到的「北京的倒爺震東歐」。
薛飛回憶，當時每周都有兩列從北京開出的國際列車將一批批中國人連同他們攜帶的貨物，經莫斯科轉到匈牙利。最後湧入的中國人太多，匈牙利政府不得不臨時做出決定：封閉邊防，禁止中國人入境。
薛飛的妻子及其家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很早就在陶陶開了一個中餐館。後來，薛飛在國內的幾個朋友通過追加投資也加入了進來，共同註冊了公司，以便做大宗貿易。薛飛趕赴匈牙利時，正值公司各種矛盾叢生。一邊是家人，一邊是朋友，毫無商業經驗的他很難維持平衡，不久也陷入了矛盾的漩渦。最終，飯館被關閉，朋友撤股，落在薛飛及其家人身上的是一大筆債務。
最困難的時候，薛飛帶著家人一起在「陶陶」的集貿市場上辛苦地練攤。曾經的「國家喉舌」，這時不得不為生計發出個體戶的吆喝。
「第一聲叫喊實在不易，它所衝破的不僅僅是我心理上的防線，而是將全部的虛榮心徹底打碎，使我重又走上了一條實實在在的生活之路。」薛飛說。
杜憲的商海生涯相對要少很多波折。1992年離開央視後，杜憲先是在國際新聞廣播電視交流中心(即「梅地亞中心」)做了一段時間的主持人，拍攝電視片《中國小城鎮》。直到1993年夏，她才真正開始下海，擔任「今日新聞廣告有限公司」藝術總監及「常州先奇影視製作中心」董事長。
張斌說，像杜憲這樣的名人當時很受商家青睞，她本身就是一道招牌。張斌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見到的下海之初的杜憲：「像往日一樣衣著樸素、提著個菜籃子走進『梅地亞』豪華大廳時，杜憲對立正拉門的服務生還是如往日般地隨和，而不是那種大老闆的禮貌或氣派。只是，幾聲『蛐蛐叫』後，她會從菜籃子的籃底，摸出一隻BP機。然後到服務台掏4角錢換成硬幣，排隊去打公用電話。」
離開央視後的杜憲差點還參演了《北京人在紐約》。那是1992年底，她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接到了導演鄭曉龍和馮小剛的邀請，請她出演女主角「郭燕」。當時，陳道明已經被定為劇中「大衛」的扮演者，和姜文等人已經進組。但由於各種原因，最後杜憲、陳道明一起離開了劇組。
作為1990年代最成功的電視劇之一，《北京人在紐約》也給遠在匈牙利的薛飛提供了靈感。通過練攤、開商店等艱苦創業，薛飛的手頭寬裕了起來，他和家人一起在陶陶小城建了一座占地約700多平方米的別墅。擺脫了生計之憂的薛飛開始關注他更感興趣的文化事業。他認為無論從電視市場還是文化道義講，自己都應該拍出一部旅匈華人的電視劇來。
一部名為《多瑙河·黃太陽》的20集電視連續劇由此誕生。薛飛對這部電視劇的期望值很高，從籌資到拍攝再到最後的剪輯，他全程參與。出於市場考慮，他還邀請了陳寶國等明星加入。當時類似的電視劇題材還有《上海人在東京》和《別了，莫斯科》，賣得也都不錯。
可等到《多瑙河·黃太陽》1997年發行時，恰好趕上一些電視台推出限價政策，被薛飛預估為10萬至20萬一集的電視劇，突然變成了一兩萬元一集。最終，薛飛落下了80多萬元的債務。這在當時不是一筆小數。薛飛至今都很嚴重的菸癮便是在那時候犯下的：「一根接著一根，每天從早到晚都停不下來。」
拍攝電視劇慘敗後，薛飛決定回國發展。他把教育培訓當成了再出發的起點。最初，他只是利用自己在播音主持方面的特長，純粹地做技能和職業培訓。但隨著市場轉向，他意識到人們對學歷的看重，開始和學校合作。現在的薛飛，是中華女子學院藝術學院講座教授。
2000年，就在薛飛回國前後，杜憲受鳳凰衛視之邀，重返螢幕，擔任《只有一個地球》、《穿越風沙線》、《尋找遠去的家園》、《永遠的三峽》等專題片主持。然而兩年後，她再次從公眾視野消失。直到2013年，一位網友在微博上曝光了一組杜憲回到母校授課的照片，外界才知道她現在的身份是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副教授。
回歸
和20多年前每晚在萬眾矚目的電視上為國家播音不同，現在的薛飛和杜憲更多地在校園一隅默默為自己發聲。棲身大學校園，使他們身上多了幾分傳承的意味。
薛飛的老朋友張寶瑞告訴《博客天下》，這些年薛飛其實有很多機會重返電視台，他都拒絕了。張寶瑞是中國懸疑小說開山之作《一隻繡花鞋》的作者，他記得7年前北京電視台搞改革時，廣納人才，曾力邀薛飛去做主持人，但薛飛在飯局上當場就婉拒了。
「他不想太張揚，也可能包含著他的一些心酸吧。」張寶瑞說。他聽聞中國傳媒大學也曾邀請過薛飛回去當教授，但薛飛最終還是沒有同意。
教書之餘，攝影、書法、朗誦等都是薛飛的愛好。網絡上流傳著很多他以「天蠶」為名朗誦的作品。張寶瑞還收藏著多年前薛飛送給他的一張CD，裡面燒錄了薛飛朗誦的一首詩。
「詩的名字我忘了，很抒情的，朗誦中帶了很多他經歷的歲月的心酸，聽得我眼淚都下來了。」張寶瑞說這首詩是薛飛在匈牙利的時候朗誦的，「他很思念自己的故鄉，所以最後還是回來了。」
在學生隋偉凌眼裡，薛飛在中華女子學院藝術學院是男神一樣的存在。一方面他很「酷」，「似乎沒有什麼拘束他的靈魂和思想，想去哪兒了就會去，想干點什麼就會去做」;另一面，他又很隨和，「就像一個鄰家大伯，跟你有什麼聊什麼，講一個笑話給他聽他能笑上半天，有時候自己也會說個冷笑話，同學們其實都聽過了，沒有什麼反應，但是薛老師自個兒卻笑了起來。十分的親切，讓你都不好意思不認真聽他的課」。
現在的杜憲也一樣埋首課堂，低調、沉默。以前，人們提到陳道明時，會說他是杜憲的丈夫;現在，剛好反了過來，而杜憲似乎也樂意隱藏在陳道明的光環背後，如同那些流失的歲月，寂靜無聲。
除卻一些八卦新聞，能搜索到的媒體最近一次對杜憲的公開報導，是2007年她與清華大學簽署「杜慶華獎學金」協議。杜慶華是杜憲的父親，也是中國著名力學教育家，1997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杜憲遵從父親遺囑，以父親所獲「何梁何利獎」為基礎，首次籌款55萬元人民幣，設立清華大學「杜慶華獎學金」，以獎勵那些品學兼優的學生。
去年，陳道明的影迷聚集地「明閣」轉發了一段杜憲寄語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藝術學院2010屆畢業生的短片，這是近些年來杜憲少有的一段公開視頻。鏡頭前的杜憲恬淡從容，一身素色衣服，外加一頭燙得略卷的短髮，讓她在一如既往保持著不變本色的同時，多了幾分時代賦予她的優雅。
雖然遠離公眾視野多年，但薛飛和杜憲並沒有被時光湮沒，任何一丁點兒關於他們的動態，最後都會成為新聞。偶爾還有人在網絡上貼出自己與他們中某個人的合影，以表達某種情懷。
對於往事兩人則都刻意不提。兩年前，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策劃出版「傳媒記憶」書系，曾邀請廣院77級播音班全班同學撰文。負責此書的該社編輯趙麗華在博客中透露，全班學生的回憶稿件中，薛飛和杜憲的文章顯得別具一格：薛飛全文不著一字，內文共3行，以問號和感嘆號為主，逐漸加強，題目同樣是一串標點符號;杜憲則寫得很長、很認真，但也僅僅是回憶了自己後來在鳳凰衛視工作時一次採訪途中的落水經歷，以及瀕臨死亡的那種生命體驗。趙麗華告訴《博客天下》，出於多種考慮，這本書後來是內部印刷的，沒有公開發行。
私下裡，薛飛和杜憲一直保持著深厚的友情。「幾年前他跟我說，他跟杜憲一個禮拜見好幾次面。」張寶瑞轉述。正直，善良，行事低調，不愛說話，也不愛聊往事，喜歡抽菸——這是薛飛給他留下的多年不變的印象。
除此之外，張寶瑞最大的一個感覺是這些年薛飛蒼老了很多：「他以前在中央電視台的時候是一個英俊小生的形象，現在是一個非常滄桑的中年人了，身上有很多歲月的痕跡，受苦的痕跡，但是他很堅強。」
張寶瑞曾到薛飛家裡去過。那是位於北京東四的一座老舊的大雜院，裡面住了很多人。薛飛的家靜守一角，面積不大，布置得很典雅。屋子中有兩樣東西讓張寶瑞記憶猶新，一是帶有佛教色彩的裝飾和擺設，還有就是客廳的牆上掛著一張很大的照片，是薛飛跟同學們的合影，其中有杜憲——那是一個屬於他們的年代，如今被微縮、封存在像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