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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抄家記

毛澤東接見聶元梓(前排左二)等人

公元1966年,“8・18”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之前的北京大學,雖然是文化大革命群眾造反運動的發源(不是策源)地,卻還沒有紅衛兵群眾組織。那是因為,以“5・25”“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作者聶元梓為代表的北大“左派”團隊,在6月憑藉毛澤東直接批示,衝垮了北京舊市委支持的以陸平為首的北大舊黨委,7月憑藉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趕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張承先工作組之後,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於8月初通過選舉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國第一個紅色政權”——以聶元梓為首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那時的聶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國上下公認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師生中還沒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權外,能夠再自發建立其它群眾性組織。

“8・18”之後,北大師生才知道毛澤東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貼大字報造舊黨委的反,更支持廣大學生娃娃的紅衛兵組織造舊世界的反!於是北大校園內很快就有些“紅五類”(貧農、下中農、工人、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出身的學生,自發組織各種名稱、大大小小的紅衛兵團隊。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與系的界線)串聯了600多“紅五類”同學參加的“北京大學紅衛兵”。

我當時是法律系二年級學生。那時的法律系是國家規定的“絕密專業”,全系五個年級清一色“組織觀念強、政治覺悟高、階級立場堅定”的“紅五類”學生。“5・25”聶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的大字報一貼出,法律系全系師生一致堅決反擊,堅定維護黨組織的權威。我在那幾天與大字報支持者的大辯論中十分風頭,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報成了毛主席親自支持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我和系裡的同學們著實痛苦反省了一個階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關於工作組問題全校辯論大會上,我“將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學發言表態批判工作組,支持聶元梓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兩頭冒尖”人物。為了響應毛主席號召組織紅衛兵,我多次向聶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師們檢討“5・25”的錯誤,彙報組建紅衛兵的工作,得到了聶元梓和校文革的諒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時在聶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學紅衛兵”總部負責人。時稱“總勤務員”,俗稱“司令”。後來社會流傳很廣的“北大牛司令”稱謂由此而來。

北大紅衛兵成立前後,全國“大串聯”已經開始。雖然北大校文革一再號召全校師生“留校鬧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聯的學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機與兩位不是北大紅衛兵的好友到長江以南去遊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聯”後才返校。抄家事件就發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裡。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學紅衛兵總部值班的同學,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師的一個奇怪電話。電話里說有一夥小流氓在聶元梓家裡搗亂,讓北大紅衛兵去一些人把他們趕走。值班同學是我的好友,歷史系四年級的何本方。老何在轉告我電話時,我們就對此表示懷疑。第一,“現在的老聶是什麼樣的人物?什麼樣的小流氓敢到老聶家去搗亂鬧事?”第二,“什麼人在老聶家鬧事,校文革、保衛組管不了,要北大紅衛兵派人出頭?”同時,我也為要召集人馬去攆人的事發愁。因為所謂北大紅衛兵只是一個鬆散在各系的群眾性組織,集合同學們幹事沒有正當理由,沒人會服從你。於是,何本方便自告奮勇先去老聶家裡偵查一番再做定奪。過了大約一個小時,我正在急不可耐時,何本方回來了。一進辦公室就唉聲嘆氣地說:“老牛啊,幫助老聶去攆人的事可不能幹哪!”接著他講述了自己的偵察結果。第一,這夥人不是什麼小流氓,是一夥大學紅衛兵、高幹子弟。第二,這夥人領頭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人。是老聶現任丈夫的兒子和女兒,男的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學生,女的是北京郵電學院學生。老聶的丈夫也不是一般人,是資格很老的中央一級大幹部。第三,兄妹兩人到北大與政治運動無關,是向聶元梓討要家裡東西的。據說聶元梓拿了老爺子和孩子們的不少好東西。

就在何本方準備繼續向我表達自己看法的時候,聶元梓的秘書、哲學系青年女教師陳寶華來電說老聶要親自到哲學樓來見我。何本方一聽,又囑咐了我幾句不可相信老聶的話就抽身走了。不一會兒聶元梓帶著陳寶華到了紅衛兵總部辦公室。老聶一落座就表揚北大紅衛兵阻止外地串聯學生,保護校門石獅、華表等重要文物的功勞,並借題發揮地說:“你們現在是北大的主人,對學校的一草一木都有責任。對北大的運動、師生們的安全更要負責,你說對嗎?”接著話題一轉:“你知道我今天來有什麼事嗎?”

“是不是有一夥小流氓到您家裡搗亂?”我也是明知故問地試探。

“姜同光給你們打電話了吧?其實不是什麼小流氓。領頭的是兄妹倆,都是大學生,還是紅衛兵。自以為是高級幹部子弟,無法無天,誰勸都不聽。”老聶口氣很平和,頗有長者之風。

“是不是要我帶人去把他們趕走?”

“也不是。北大這麼多人趕走他們幾個人還不容易。因為領頭的兄妹倆和我有特殊的關係,所以我請示了中央,讓北大派人把兄妹倆送到中南海去,交給總理和康老負責教育。”

“總理和康老?”我一時驚得脫口而出。心想畢竟是老聶啊,這麼一點小事驚動中央,竟然讓總理和康老出面處理。剛剛受何本方影響的種種懷疑蕩然無存。當然也沒好意思再追問那兄妹倆和她是什麼特殊關係。

“他們是來鬧事的。我現在這個年齡和身份總不能和他們一般見識吧?因為這麼個事,動用公安、保衛、校文革也不太合適吧?想來想去還是由你們紅衛兵小將出面比較妥當。我剛才也說了,你們也有這個責任嘛。他們不讓我這個校文革主任辦公,也不讓休息,從辦公室鬧到家裡,你們北大紅衛兵也有責任幫助我嘛。”老聶沒理會我的驚訝,繼續心平氣和、入情入理地講道理。

“您說的對!我們有這個責任,也應該盡這個責任!您說怎麼辦?”我心悅誠服地趕緊表態。

“很簡單,你帶些人去家裡,不要罵,更不能打,要講道理,勸他們離開北大,由你們護送到中南海交給總理和康老。”老聶交代得一清二楚,便起身離去。

接下來我集合了二十多名晚飯後在校的北大紅衛兵同學到聶元梓家中,幾經交涉,軟中帶硬地帶著兄妹二人乘坐校文革派的大轎車一塊到了中南海北門。沒有想到的是,在中南海北門外通過門衛和傳達室反反覆復聯繫了四五次,根本聯繫不上總理和康生。時間到了半夜十一點多,押送人的紅衛兵們開始發牢騷、埋怨我辦事沒譜。兄妹兩人也挖苦我相信聶元梓的鬼話,說上當受騙、吃虧倒霉還在後邊呢!

正在我進退兩難的時候,聶元梓和陳寶華坐著北大的華沙牌小轎車到了。陳寶華到大轎車上把我叫到小車裡。一見到聶元梓坐在后座上,我就沒好氣地問: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呀?”

“中央今晚有緊急會議,總理和康老都沒有時間。我請示過了,讓你們把這兄妹倆送回他們自己家,交給他們的父親管教。”老聶很有些不自然地說。

“他們的父親又是什麼人哪?”我沒好氣地問。

“彭(德懷)黃(克誠)分子、大黑幫。”

“讓黑幫分子管教?”一下子從總理和康生管教變成讓黑幫分子管教,從送中南海變成送回自己家!我一時還真轉不過彎來。

“不是一般的管教,是要抄家!要嚴令他不準再唆使子女到北大鬧事!”聶元梓也沒好氣地狠狠地說。

這也是個沒有辦法下台階的辦法。我的心中雖然充滿了疑慮,但事已至此,也只好聽從她的指示,由她乘小車在前領路,我們押著兄妹倆乘大車跟在後面向南長街方向走去。那年月的北京大街上燈很少,沒多久兩輛車在黑暗中停在一個大衚衕的口上。陳寶華又把我從大車上叫到小車裡,聶元梓從車窗口指著衚衕里一個亮著一盞燈的門樓,向我交代任務:“這就是彭黃分子、大黑幫吳溉之的家。他的主要罪行,第一,彭德懷、黃克誠反黨集團死黨;第二,勾結安子文叛徒集團迫害幹部,生活腐化;第三,縱容子女迫害左派。你們一定要勒令他低頭認罪!”

當我起身準備去執行老聶的指示時,她又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小聲地說:“你要注意,他家書房的桌子上有一部紅色的電話機,你進去先要掐斷它!防止他家的人向外通氣!”

其實,老聶這句話不如不說。因為我聽說過,那年月中國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家中都有俗稱“紅機子”的電話,是直通中央的。也是當時高級幹部家庭身份、地位可以“通天”的標誌,並非是隨便向外邊通氣的。所以,我腦子裡很自然地閃過了一絲嘲諷的念頭:“是怕人家向中央報告吧?”更引起了我對這次抄家合法性的懷疑和警惕,也就堅定了我在抄家過程中一方面虛張聲勢應付聶元梓,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敢傷害吳溉之家人的想法。

我回到大轎車上留下了四五個人看管兄妹倆,便帶著其餘人員去抄家。我們採用從電影、小說中學來的“上房壓頂”、“居高喊話”各種辦法才打開了吳家緊閉不開的大門。又在三進三出大四合院的外院與警衛軍官和工作人員們進行了一番唇槍舌戰,才由工作人員引領,在二進院的正房客廳見到了一身睡衣、一臉病容的吳溉之老人。那老人十分沉靜,沒有一絲恐懼慌亂地上下打量著我和我身後的紅衛兵們。用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道:“小同志,你們是什麼單位的?”

“北京大學紅衛兵!你少套近乎,我們和你不是同志關係!”我想盡量表現出合法抄家的氣勢。

“噢,那就是聶元梓同志派你們來的嘍?”

“我聽不懂你說什麼!”看到老人神秘的笑容,特別是聽到那個年月從毛澤東到黨政軍最老資格、最高級別幹部才有的那種口音和口氣,我這個北方土八路幹部子女一時心慌,竟沒有聽清老人把聶元梓說成“泥丸子”的話是什麼意思。

“首長問,是不是聶元梓同志派你們來的?”扶著老人的工作人員自動當了翻譯。

“我們是奉了中央首長的命令來抄家的!”

“噢,是哪位首長啊?”老人仍然是面帶神秘的笑容。

“總理和康老!”

“噢,是聶元梓同志給你們傳達的吧?”

“用不著你問那麼多!現在是北京大學紅衛兵奉命來抄你的家!輪不著你來盤問我!”老人話語和表情中的嘲諷讓我很不舒服,一時火氣上沖。

“小同志噢,別動火氣嘛,抄家也得向我說明個理由吧?”老人很機警,立即收起笑容,很平和友好地說話。

“那,我來問你,你知道不知道聶元梓同志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大校文革主任,是毛主席支持的全國第一左派?”由於我從心裡已經不相信聶元梓信口所說的中央首長指示,底氣不足,不敢把聽老聶說的什麼彭黃分子、安子文黑幫之類的話說出來。

“怎麼會不知道呦。元梓是我的愛人,我們是夫妻嘛。應該說我比你知道得多呦。”老人一口一個“丸子”,一口一個“夫妻”、“愛人”地解釋,突然讓我感到有些滑稽。心想人家派我來抄家,您老爺子還一副恩愛夫妻的架勢?便不以為然地反問:

“那你為什麼還要讓子女去北大迫害她?”

“你呀,說你不知道嘛,你還不服氣,你到現在還沒鬧清楚我讓孩子們去北大幹什麼嘛!”這位曾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是民主人士沈鈞儒老先生)的老人,抓住機會立即用長輩的口氣駕馭場面。

“那你說你讓他們幹嗎去了?”我沒好氣地頂了一句。

“你看看你,做事沒有調查清楚很不好嘛。兩個孩子不是和你們在一起嗎?叫他們進來當面問一問,不就清楚了嗎?”老人一旦駕馭了局面便開始批評人、指揮人了。

沒辦法,我只好讓人去叫兄妹倆來。兄妹倆一進房門便撲到老人身邊,一邊攙扶,一邊上下打量,關切之極地問:

“他們沒怎麼樣吧?”

“放心吧,我看這位帶隊的小同志也是幹部子弟吧?很講道理,很有水平呦!”老人真到位,努力拉近雙方情感,又不失時機表揚人。老人不理會我有些不以為然的態度,又用埋怨的口氣對兄妹倆說:

“噢,你們把我寫給聶元梓同志的信給小同志看一看嘛!你們真是不行,連個事情也說不清楚!”

兄妹倆從身上拿出老人的信交給我。老人的信寫在紅色豎格淺黃色宣紙信箋上,書法很是講究,信的大意是:

“元梓,很希望你能回家來住。我還是很愛你的。如果你對我們的婚姻不滿意,我也同意辦理離婚手續,絕不拖累你。但你拿了孩子們的東西請還給他們,孩子們多次要去北大找你,我都勸阻過……”

我反覆看著信箋上的濃墨書法,想著來以前何本方說的別管人家的家務事,感到老大沒意思。便轉向兄妹倆:

“你們去要什麼東西?”

“那是兩年前空軍從香港捎回來的一隻女表,很貴重。是劉亞樓叔叔送給我結婚時用的禮物。”當哥哥的那位不無自豪地告訴我。

40年後的2006年,當我開始撰寫自己的“文革”回憶錄時,一位朋友告訴我,吳溉之曾在1946年時奉中央命令在東北創辦中共軍隊的第一所航空學校,那就是中共空軍的前身,吳溉之應當是中共空軍的元老。劉亞樓那時作為東北民主聯軍的參謀長,參加了創辦航校的工作,解放後被任命為空軍司令。所以,劉亞樓不僅與吳溉之是湖南老鄉、紅軍戰友,而且有組建新中國空軍的工作淵源,交情匪淺。我才真正明白了吳家何以那麼看重那隻女表。

接著兄妹倆又向我簡單說明了去北大的經過。原來老人家和聶元梓結婚時,兄妹倆和身邊工作人員都堅決反對抵制,關係一直緊張。當他們發現聶元梓不斷從家裡拿東西到北大,竟然拿走了劉亞樓送的表,就堅決要去討還。老人家沒辦法才寫了那封信……沒想到聶元梓交給他們的手錶竟被摔壞了!兄妹倆氣不過,便與聶元梓鬧起來。兄妹倆越說越氣,當著我們大罵聶元梓:“這個壞女人,太毒了!她困難的時候找關係來巴結我們家,現在翻了身又來糟害我們家,迫害我爸!”

“好了!我們不是來聽你們家的控訴會的!”我發覺滿屋子的人都在靜靜地聽兄妹倆的控訴。突然覺得抄家要泡湯!老聶就在大門外的車上,回去怎麼交代?我趕緊打住兄妹倆的話頭,轉向老人家:

“告訴你,我們這次來的任務,一是要抄家,二是嚴令你管束子女不能再去北大鬧事!”

“小同志,我來告訴你,我是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常委,我家裡的所有文件都是絕密!你可是動不得呦!”老人家也是立即制止了還想說話的兄妹,轉向我十分嚴肅地宣布紀律。

“抄家又不是抄文件。我動你的文件幹嗎?不過你倒是提醒了我,我們抄家沒動你的文件也得有個手續憑證。凡是放文件的柜子一律封存,你要簽字!省得將來說我們動了你的絕密文件,吃不了兜著走!”我因進門之前已經有了絕對不越軌的準備,老人家一提醒,我馬上回應。

說辦就辦。吳家工作人員找來了紙張和北大紅衛兵們一起裁出紙條,寫上封條年、月、日,再加蓋我帶來的“北京大學紅衛兵”公章,按老人家指點的文件櫃、辦公桌,看也不看,一一封存。然後寫好字據,老人家和我簽了字。一件對我來說可能影響一生的政治事件就這麼圓滿地解決了。40年來,每每想起這一幕,就慶幸萬分!別說當時20歲的毛頭小子抄了老人家的文件,就是沒動文件,但沒有雙方簽字的手續憑證,後來的麻煩可就大了!幸虧我當年讀書的法律系是絕密專業,腦子裡好賴還有個絕密的概念。也幸虧老人家心存對娃娃們的善念,及時提醒。

封了文件櫃,總得還抄點什麼才算得上抄家。我在老人的客廳和書房中草草看了一圈,沒收了一副木盒子裝的麻將牌(涉嫌賭博),一個木製類似八卦模樣的古董(涉嫌迷信)。拿起那個放在桌上早已掐了線的“紅機子”,心想抄家的東西少了點,份量輕了點?猛地想起聶元梓還交代要把老人家的那輛吉姆車開走。哈,那可算是個大物件了!

“你車庫裡的吉姆車,你已經沒資格再用了,我們要開走交回國家!”

“汽車本來不是我個人的,國家配給的。我的身體不好,也不出去,你們開走吧。”

“還有一盒麻將牌、一部紅機子、一個木八卦,需要你在抄家清單上一併簽字。”

“都是些沒用的東西,應該拿走。”老人很爽快地邊說邊在清單上簽字。

這時,陳寶華進來把我叫到屋子外邊,低聲傳達:“老聶讓你們把吳溉之拉到西單的中組部門前批鬥……”

“這都後半夜了。哪裡的街上還有人?批鬥給誰看?再說了,這個人年歲這麼大,又有病,萬一出個事,誰負這個責任?這事我不幹!誰干讓誰干去!”這時的我,心中充滿了對聶元梓為人的反感,覺得她做事太過分了,明明是夫妻,老人家還說愛她。因為這麼個事,利用我們把人家往死里整……我越想越氣,說話嗓門就大起來。陳寶華一看勁頭不對,趕緊走了。

“抄家結束,全體撤離!”我帶著氣回到屋裡大聲宣布完,轉身就走。

“小同志,希望你再來。”這時的老人追了一步,在我身後十分親切地說了一句。我不由得回頭一望,老人家的子女和工作人員都是一臉友好。跟我來的北大同學們竟然也一句多餘的話都沒有,隨在我身後頗有風度地快步順序穿過兩層大院出門上車。這時聶元梓和她的車都已不在門外,估計是聽了陳寶華彙報我的態度,就離開了。

“司令,坐吉姆回學校怎麼樣?”我正準備最後一個上大轎車,跟車來的北大中年司機拍了我一下,很是江湖地說。在回北大的路上,中年司機給我大講了一通汽車經:

“這可是部好車啊!副總理級的大幹部才配給呢。咱們國家領導人的車都是蘇聯人送的,最高級的是吉斯,送給毛主席、劉少奇、朱總司令,下來就是吉姆了。咱北大最好的車是陸平那輛老別克,還是遼瀋戰役繳獲國民黨熊式輝的。和吉姆比可差老鼻子了……”

那次抄家之後,我又和同班好友牛泰生、吳金岳一起兩次回訪吳溉之老人的家。老人和他的子女及秘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並向我們講述了與聶元梓相識、結婚、反目的全過程。

原來聶元梓也是行政十二級的抗戰老幹部,到北大之前在哈爾濱市委宣傳部當處長。她那時的丈夫也姓吳,是市委副書記。因政治和生活上都犯了嚴重錯誤,聶元梓與其離婚後通過關係找到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陸平對她一直不錯,先安排經濟系副主任,又出任哲學系黨總支書記。1965年“社教”運動中,高教部駐北大工作組認為陸平黨委有嚴重問題。聶元梓跟著工作組充當批判陸平黨委的積極分子。不久中央書記處決定撤走高教部工作組,改派北京市委工作組。早已恨透了忘恩負義聶元梓的陸平黨委一班人立即對她進行清算和批判。成了整肅對象的聶元梓度日如年,又千方百計找關係調離北大。認識了吳溉之老人後,聶元梓便把調離北大給老人當秘書作為嫁給老人的條件。當老人帶著她回湖南老家結婚度假(婚假是中組部長安子文在老人家中當著聶元梓的面給陸平打電話要的)後又回到北京時,已是1966年的過年後了。當聶元梓從老人那裡得知彭真和北京市委受到嚴厲批判,垮台在即的消息後,她就預感北大陸平黨委的日子也不久了。不僅再不提調離北大,而且天天住在北大觀察風向。不知當時在北大做秘密調查的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給了她什麼消息,就有了毛主席後來親自批示支持的“5・25”大字報。大字報廣播後,好心的吳溉之老人還在北京飯店請了自己的親朋好友(包括湖南文壇名宿李六如老人)慶賀“愛妻”成了全國第一左派。此後,聶元梓每天在北大忙運動,偶爾回一趟老人家,便要一些、帶一些筆墨紙硯、古董、古玩等值錢的東西。老人的子女對此反感之極,偶然發現她向老人借走了劉亞樓送的那塊珍貴手錶去“玩幾天”……終於發生了那天的抄家事件。

我和同去的同學,及我們在北大紅衛兵總部的好友同學們,因此認為聶元梓是一個品質不好的人,在北大再不能跟著這個人參加運動。1967年初便趁著解放軍進校搞軍訓,發表聲明解散了北大紅衛兵,去當逍遙派。不久,北大以哲學系幹部教師為主體的,“社教”運動中反陸平的“左派”隊伍內部發生分裂,影響到一部分高年級同學成立了“反聶”派的群眾組織。本來我們這伙低年級的學生是置身於外的,但聶元梓擔心我把抄家的事情抖出來對她不利,惡人先告狀向江青報告我是與“聯動”關係密切、攻擊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壞人”,導致江青在北京市委擴大會等場合點名說我是“壞人”。憤怒之下,我們一夥也加入了北大“反聶”一派的鬥爭,最終成了北大“反聶”一派的核心力量。

當1968年北大分裂為對立兩大派群眾組織時,反對聶元梓一派群眾組織的核心人物是“孔、楊、周、牛、侯”。孔繁是哲學系資深“左派”教師;楊克明是哲學系青年教師,“5・25”七人大字報主要作者之一;周培源是周總理點名支持的北大副校長、世界級資深流體物理學家;侯漢青是“5・25”時支持七人大字報的圖書館學系研究生,都曾是聶元梓“校文革”的成員。只有我一個低年級學生。這已是抄家事件的後話了。

這世上的事無巧不成書。40年後的2006年,我看到了聶元梓在香港出版的回憶錄,果然有抄家一段,果然把責任推到了我的頭上,說是我逼著她領路去抄吳溉之的家。我也是一笑了之。沒成想,過了不久就在北京一位朋友的公司里遇到了已經八十多歲,還很健康的聶元梓。老聶已經認不出年屆花甲的我。當我自我介紹後,老聶的第一句話是:

“牛輝林啊,我的書還在修改,你將來寫書可不要罵我啊!”她並沒有問我是否看過她的回憶錄,但一定猜到我一定會看過。一位歷盡政治滄桑,坐了十多年大牢的耄耋老人仍然如此機敏,如此看重自己的名譽,真讓我感嘆、唏噓不已。

《炎黃春秋》2009年第一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吳量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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